毛泽东苏区被架空原因：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人心

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0年底，蒋介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奉命于12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荫蔽集结，待机歼敌，同时严密封锁消息。
　　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通，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12月29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8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红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10时许，对敌第十八师发起总攻，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该敌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我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逃窜。
　　龙冈、南团两仗，打得敌军丧魂落魄，丢盔解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反攻，将敌军全部逐出了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文昌、宁都、乐安、永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毛泽东有首《渔家傲》词的上半阕，就是描述这次反“围剿”的情况：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词的下半阕，是写准备反第二次“围剿”的情形：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旋即将其处死，割下其头颅，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1931年1月，第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患病住进后方医院，上级调我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休整部队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教练学员如何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之后，便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训练队办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我调离第四师而停办。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后，我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第三师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肃反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
　　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兵暴。在这次兵暴中，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口号和主张。后来，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而且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他被挂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起初，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而无可奈何。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等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其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我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由于有前一次的沉痛教训，我对打“AB团”由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团”分子，我拒绝执行。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我获益匪浅。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做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