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文：企业家是改变中国人基因的人

朱慧憬             　　和牛文文确认采访时间非常困难，因为他永远在不确定的工作场景中转换。他也爱用“不确定”形容他的报道对象——“企业家，就是一群每天都在面对不确定风险的人。” 　　牛文文是那种所有记者都喜欢的采访对象，时常有些惊人之语冒出来。上次和他对话，他拿着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名单，一时兴起，“那10个人不用我点评么?不行，我非要说一下施振荣，我对他有感觉……”。 　　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记者出身，加盟《中国企业家》近十年，牛文文的职业经历极尽单纯，他似乎永远在和中国的财富阶层打交道。作为曾经的文艺青年，牛文文喜欢用感性的语汇表达他的想法：“有些央企寡头是非常漂亮的人物，企业家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中国企业家是改变中国几千年灾难史的英雄、救星。”同时，作为一本杂志的操盘手，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中国30年的商业历史，要有本土媒体来梳理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未来商业趋势，需要中国自己的媒体来向全球发布”对于他而言，职业的快感有幸运的成分含在其中，毕竟，他赶上了那段中国企业家群从无到有的历史，“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激发国人的创业冲动，能减少国人对企业家这个财富阶层的误会，走出对财富圈理解的误区。” 　　 　　中国仅仅作为“世界工厂”的历史应该完结了 　　 　　郭广昌们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奇迹还能延续20年。和他一样抱有同样想法的民营企业家人有人在。但事实是，到去年为止，中国企业界基本走完了从实业到资本，从本土到国际化的尝试，这一轮，很多人的梦想都遇挫了。 　　入世5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之路更加波折，所有人在积极中部透露出紧张，他们遵循着全世界企业的自然升级规律。于是，民营企业开始整合，开始从轻化工业领域进人国企领地的重工业领域，开始从实业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疯狂购买国企，而国企们都走出去买很多国外的公司，所有企业都在让自己努力快速强大，这一时期的努力激进而缺乏方向。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从企业家每年的不同状态和人员组成中，就能看到企业界的无情起落。“曾经雄心万丈的唐万新、顾雏军、李焜耀……人多了去了，他们梦想进入垄断行业，重化工行业，梦想并购外国企业，结果，要不坐牢了，要不就是消沉了。他们是梦想在WTO这段时间，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生产能力，向全领域输出自己的管理能力。那些民营企业家们期盼，一旦中国制造业整体民营化，那么世界工厂的奇迹还能延续20年。” 　　而去年，在冯仑的一篇文章中，他阐述的是大家终于明白的道理——中国央企的资源是不可撼动的。于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深根于消费领域继续创业而旧有企业也终于明白，走出前要先守住阵地。 　　牛文文看好去年，“去年是中国资本市场革命性的一年，过去，只有GDP的25％证券化了，大部分好公司没有上市，资本市场充满丁欺诈，资本市场让分散的钱集中起来的功能是一句空话，股市是一个死的股市。去年股权分制改革，金融市场和制造业两个轮子在并行走，如果理想地走起来，那么我们就走过了‘世界工厂’的这一步。如今银行改革完成了，资本市场改革基本完成了。中国为制造业发展的下一步提供空间。” 　　在下一轮的发展周期中，牛文文冀望企业能建立新的商业伦理。“基本上，一个企业有5种要素，分别是企业家、投资人、员工、客广、社区和政府，它们组成了企业的主要关系。不同国家，文化禀赋不同，看重不同关系，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商业价值观。过去20年，中国是温饱时期的穷人商业模式，只看重顾客上帝。于是最低价格，批量生产，这种生存哲学很可怕。住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我们为中田本土创造了基本温饱的产品之后，也为全世界消费者创造价格最低的产品，然而中国企业的形象却差得一塌糊涂，被人看作蝗虫或产业公敌。因此我们要倡导的是新的商业模式，不是求大，而求创新和高附加值。” 　　 　　国力的未来在于企业家 　　 　　企业家“原罪”的说法流传甚久，牛文文非常反感这个说法，“原罪是一个血淋淋的概念，如果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何原罪的，那么是我们这些分享了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人的健忘，如果要清算所谓的原罪，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是没何未来的，又会回到几千年不患寡患不均的恶性循环。” 　　不可否认，第一代企业家都是从边缘、泥潭边走来，他们有的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在当时不公平的商业环境中，他们用也许不合规则的手法获得一些资源，于是，原罪诞生了。而牛文文质疑正在于此，“美国和欧洲最初几代资本家都被称作强盗资本家。所有世界商业在萌芽状态都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这些企业家原始积累有问题，但是不能说他们有原罪。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因为财富不均，而把这个清算在企业家头上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原罪，中国每个阶层都有原罪。 　　和民间的声音不同，牛文文始终认为他的报道对象——企业家们只是一群没有安全感的弱者。“中国没有连续的商业史。商人的人格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低下的。李嘉城说过华人商人都要像范蠡那样，时时刻刻想着成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范蠡成功3次，3次散尽家财，带着西施归隐求得太平。中国企业家呢?”在他看来，陈旧的环境是企业家无法撼动的阻碍：“中国人恨富仇富，企业家这个群体生活在商业文明的沙漠里，这片土壤是商业的负土壤，还不是零土壤。” 　　1980年代初，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企业家举步维艰。“如果以某些的视角，个体户起家都是‘坏人’，国有企业创立者是边缘人，民营企业建立者都简直就不是人。他们背负着传统和计划经济的压力在做企业。而做的过程中，还像柳传志说的那样‘眼睛一黑坐在地上’的事情常有。”直到今天，牛文文仍然认为中国还不是正常的商业社会。“中国没有正常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任何人都能骂企业家，他们没有还手之力。” 　　牛文文比任何人都期待企业家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主流人群。“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正常的国家，商业是最重要的事情，商业要成为国家的正统和主流。国力的较量在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企业家。这个三段论一缩减就是国力的未来在于企业家。”从这点可以看出，牛文文是商业文明的拥护者，他也毫不避讳地歌颂着商业的发展带来的财务自由、迁徙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他发掘着点滴“商业”生活，从便捷的电话采访说起，说到桌上的“汇源”果汁，最后，开始上演《手机》一幕一一“你知道当年打一个电话多困难么?中国任何人生活的一点便利都是商业带来的。” 　　商业文明的载体是企业家，这群人的出现改变着牛文文的世界观，也改变着中国。“企业家应该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用这个脑子来改变这个世界，创造巨大的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可以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他们和邓小平站在一起，使得今天的中国被大家作为正常的国 　　和牛文文确认采访时间非常困难，因为他永远在不确定的工作场景中转换。他也爱用“不确定”形容他的报道对象——“企业家，就是一群每天都在面对不确定风险的人。” 　　牛文文是那种所有记者都喜欢的采访对象，时常有些惊人之语冒出来。上次和他对话，他拿着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名单，一时兴起，“那10个人不用我点评么?不行，我非要说一下施振荣，我对他有感觉……”。 　　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记者出身，加盟《中国企业家》近十年，牛文文的职业经历极尽单纯，他似乎永远在和中国的财富阶层打交道。作为曾经的文艺青年，牛文文喜欢用感性的语汇表达他的想法：“有些央企寡头是非常漂亮的人物，企业家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中国企业家是改变中国几千年灾难史的英雄、救星。”同时，作为一本杂志的操盘手，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中国30年的商业历史，要有本土媒体来梳理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未来商业趋势，需要中国自己的媒体来向全球发布”对于他而言，职业的快感有幸运的成分含在其中，毕竟，他赶上了那段中国企业家群从无到有的历史，“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激发国人的创业冲动，能减少国人对企业家这个财富阶层的误会，走出对财富圈理解的误区。” 　　 　　中国仅仅作为“世界工厂”的历史应该完结了 　　 　　郭广昌们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奇迹还能延续20年。和他一样抱有同样想法的民营企业家人有人在。但事实是，到去年为止，中国企业界基本走完了从实业到资本，从本土到国际化的尝试，这一轮，很多人的梦想都遇挫了。 　　入世5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之路更加波折，所有人在积极中部透露出紧张，他们遵循着全世界企业的自然升级规律。于是，民营企业开始整合，开始从轻化工业领域进人国企领地的重工业领域，开始从实业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疯狂购买国企，而国企们都走出去买很多国外的公司，所有企业都在让自己努力快速强大，这一时期的努力激进而缺乏方向。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从企业家每年的不同状态和人员组成中，就能看到企业界的无情起落。“曾经雄心万丈的唐万新、顾雏军、李焜耀……人多了去了，他们梦想进入垄断行业，重化工行业，梦想并购外国企业，结果，要不坐牢了，要不就是消沉了。他们是梦想在WTO这段时间，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生产能力，向全领域输出自己的管理能力。那些民营企业家们期盼，一旦中国制造业整体民营化，那么世界工厂的奇迹还能延续20年。” 　　而去年，在冯仑的一篇文章中，他阐述的是大家终于明白的道理——中国央企的资源是不可撼动的。于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深根于消费领域继续创业而旧有企业也终于明白，走出前要先守住阵地。 　　牛文文看好去年，“去年是中国资本市场革命性的一年，过去，只有GDP的25％证券化了，大部分好公司没有上市，资本市场充满丁欺诈，资本市场让分散的钱集中起来的功能是一句空话，股市是一个死的股市。去年股权分制改革，金融市场和制造业两个轮子在并行走，如果理想地走起来，那么我们就走过了‘世界工厂’的这一步。如今银行改革完成了，资本市场改革基本完成了。中国为制造业发展的下一步提供空间。” 　　在下一轮的发展周期中，牛文文冀望企业能建立新的商业伦理。“基本上，一个企业有5种要素，分别是企业家、投资人、员工、客广、社区和政府，它们组成了企业的主要关系。不同国家，文化禀赋不同，看重不同关系，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商业价值观。过去20年，中国是温饱时期的穷人商业模式，只看重顾客上帝。于是最低价格，批量生产，这种生存哲学很可怕。住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我们为中田本土创造了基本温饱的产品之后，也为全世界消费者创造价格最低的产品，然而中国企业的形象却差得一塌糊涂，被人看作蝗虫或产业公敌。因此我们要倡导的是新的商业模式，不是求大，而求创新和高附加值。” 　　 　　国力的未来在于企业家 　　 　　企业家“原罪”的说法流传甚久，牛文文非常反感这个说法，“原罪是一个血淋淋的概念，如果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何原罪的，那么是我们这些分享了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人的健忘，如果要清算所谓的原罪，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是没何未来的，又会回到几千年不患寡患不均的恶性循环。” 　　不可否认，第一代企业家都是从边缘、泥潭边走来，他们有的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在当时不公平的商业环境中，他们用也许不合规则的手法获得一些资源，于是，原罪诞生了。而牛文文质疑正在于此，“美国和欧洲最初几代资本家都被称作强盗资本家。所有世界商业在萌芽状态都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这些企业家原始积累有问题，但是不能说他们有原罪。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因为财富不均，而把这个清算在企业家头上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原罪，中国每个阶层都有原罪。 　　和民间的声音不同，牛文文始终认为他的报道对象——企业家们只是一群没有安全感的弱者。“中国没有连续的商业史。商人的人格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低下的。李嘉城说过华人商人都要像范蠡那样，时时刻刻想着成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范蠡成功3次，3次散尽家财，带着西施归隐求得太平。中国企业家呢?”在他看来，陈旧的环境是企业家无法撼动的阻碍：“中国人恨富仇富，企业家这个群体生活在商业文明的沙漠里，这片土壤是商业的负土壤，还不是零土壤。” 　　1980年代初，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企业家举步维艰。“如果以某些的视角，个体户起家都是‘坏人’，国有企业创立者是边缘人，民营企业建立者都简直就不是人。他们背负着传统和计划经济的压力在做企业。而做的过程中，还像柳传志说的那样‘眼睛一黑坐在地上’的事情常有。”直到今天，牛文文仍然认为中国还不是正常的商业社会。“中国没有正常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任何人都能骂企业家，他们没有还手之力。” 　　牛文文比任何人都期待企业家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主流人群。“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正常的国家，商业是最重要的事情，商业要成为国家的正统和主流。国力的较量在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企业家。这个三段论一缩减就是国力的未来在于企业家。”从这点可以看出，牛文文是商业文明的拥护者，他也毫不避讳地歌颂着商业的发展带来的财务自由、迁徙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他发掘着点滴“商业”生活，从便捷的电话采访说起，说到桌上的“汇源”果汁，最后，开始上演《手机》一幕一一“你知道当年打一个电话多困难么?中国任何人生活的一点便利都是商业带来的。” 　　商业文明的载体是企业家，这群人的出现改变着牛文文的世界观，也改变着中国。“企业家应该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用这个脑子来改变这个世界，创造巨大的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可以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他们和邓小平站在一起，使得今天的中国被大家作为正常的国 家来尊重。中国是因为经济发达而备受尊重，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精神而受到尊重。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这么多人在创业。这种商业精神、创业精神是中国从来没有的。商业，在改变中国人的基因。如果说中国要清算原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发展现代工商业、注定要承受漫长历史上每几十年一次的饥荒。因为只有农业社会，是不可避免遇到天气周期，50年一次的天灾人祸。而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商业社会，战争、政治与商业周期都不会打乱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才有长久的国泰民安。” 　　当郎咸平在长江商学院做老师的时候，牛文文正就读于长江商学院，他与他的师长是如此交流的——“和郎教授不同，我们这些人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知道贫穷是什么，知道没有企业家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们现在享受着商业文明的一切便利。大众自己也在变成富人，怎么还能仇恨富人呢?” 　　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催生了第一代企业家。鲁冠球、步鑫生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他们往往是农民身份，从承包做起，从乡镇企业做起。 　　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催生了第二代企业家。张瑞敏、倪润峰、陈伟荣等几乎所有的家电业代表以及一批IT界、地产界的大佬。他们通常60岁左右，经营着如今20年左右历史的企业。他们不是农民，基本是机关干部，早年利用了资本市场。如今他们的公司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品牌企业。他们创建了所谓中国企业的形象、文化，他们尝试了中国式管理，比如价格战、现场管理、流程再造，他们走过了所有的管理历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催生了第三代企业家。所谓的“十年企业”，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陈东升、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田源、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信用评级公司的毛振华、“万通六兄弟”……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企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经营的企业通常扎根于服务业，他们的企业是股份制，不存在企业改制的问题。 　　1996年到1999年前后，围绕互联网催生了第四代企业家。新浪、搜狐、亚信等。他们通常是海归企业家，他们在海外留学，没做过生意，带着美国的感觉和资本回来，做出了全球影响的公司。 　　2000年人世前后，催生了第五代企业家。江南春、李彦宏、沈南鹏、邓中翰等。他们都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未来产业，基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开始经营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企业。包括那些企业家海归如朱敏、邓锋，在海外做成功企业后回国投资，投资的第一要义是要基于普通中国人的消费品行业投资，关注中国人的品牌，中国人的市场、中国人的成长。 　　每一代企业家，都突破了一个领域或者一点东西，丰富了中国经济与商业。越了解他们，越觉得不能忽略他们。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是我们的师长，我们尊敬他们。我个人最喜欢江南春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因为这一代人是未来，看看他们的市值，看看他们做事情的方式，很让人觉得兴奋。他们的未来有漫漫长路要走，他们还会犯很多错误。 　　 　　企业家都是值得同情的“病人” 　　 　　1996年，《中国企业家》第二次创业是从研究企业家的失败开始的。2000年，《中国企业家》转型开始研究成功企业家。 　　也许这是一种大环境的无奈，毕竟没那么多失败的故事，愿意像以前那样袒露给人看。而同时中国的媒体通常不研究失败，爱揭黑幕，媒体的话语体系能杀人。因此企业家们对媒体心生警惕。 　　可是不间断地，《中国企业家》还是在做一些失败的故事。“我想把那些人当做失败的英雄来看待，我们要探究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们要描画的是他的商业轨迹、人性轨迹。” 　　TCL李东生做了11年企业，突然亏了，跨国收购后原来预计18个月扭亏也没有实现，那时候牛文文见到了李东生，写了篇《逆境中的企业家》；2006年，明基李焜耀宣布放弃刚收购1年的德国西门子手机邵门40天后，没有对台湾媒体袒露心声，还是选择了《中国企业冢》的采访；2006年，牛文文在新加坡见到马上面临审判的中肮油的陈久霖，陈对他吐露心声。 　　“我这些年，已经很少去第一线采访，除非是难啃的骨头。有时候是20出头的记者在做采访，而让一个50多岁男人向一个20岁的小男生倾诉失败，他是开不了口，他会认为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理解一个企业家的人生，是需要阅历的。 　　曾经，牛文文在自己的随笔中为中国企业家作出素描——“一群在商业世界呼风唤雨，在公众面前沉稳坚强的大老板，竟然围坐在一起，相互倾诉自己的病痛、睡眠、孤独、恐惧……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有着每个普通中年男人差不多的焦虑感。” 　　牛文文觉得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不值得羡慕，他们值得同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病人，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那些企业界的伟大人物可能处于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之中。他们在人前风光，可是背地里他们觉得无比得孤独、无助。” 　　“他们要不是病人就怪了，整天背负着这么多骂名，这是他们的安全风险，此外，他们每天都在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所谓企业家就是经营风险的人。每天都可能破产，每个企业都有N多的股东，数万名员工，还有供应商、消费者，企业家就是天天充满责任，被一系列的契约和合同捆住手脚的人。”那是企业家的一个人生悖论，他从办企业的第一天，他想要更多的自由，可是一切注定他必须被捆绑住，在确定的契约下承担不确定的风险，他唯一的出路是面对风险，获取利润。“全世界这群人都是压力最巨大的。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得了忧郁症、有的人有焦虑、狂躁，强迫症、自大狂……其实他们就是人，他们就是比我们承担风险更大的人，压力更大的人。” 　　“也许美国企业家们比中国企业家活得高兴，因为单纯商业的压力不是压力，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选择了经营风险的职业。但是在中国，对企业家来说，非商业的压力对他们影响巨大。” 　　“我更愿意说他们是一群个性张扬的人，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不愿意当官，不愿意被雇佣，热爱自由，想去开创一片天地。商业成就人性，天性中被忽视的一面在创业中被激发出来，让他们显得非常有魅力。这些人真实，不虚伪，不害怕本来面目示人，敢于公开反思。个性透明、人性健全。白手起家，有智慧，能担当。我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