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途秋恨：极简香港经济史

题记：香港也确实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1065平方公里的狭长半岛，一共700万常住人口，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

世界所有的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是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或许香港也不例外。

(一)平民的香港
这些日子以来，身边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开港股通账户了没有?”感觉大家不是在买港股，就是在买港股的路上。一时间，内地人民和香港人民同气连枝，创下了港股历史上的N多纪录。
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几乎是带着“乡愁”的一个词语。发哥、星爷、Beyond、劲歌金曲、庙街、古惑仔、永远的古(龙)金(庸)江湖，还有义顺的冻奶、尚兴的螺片、陆羽茶室的南北杏猪肺汤——至今仍是我的最爱。虽然这两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难免伤了些内地民众的感情，但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我们的周星星”，也还是爱着曾陪伴我们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那些人物故事。
说起来，香港也确实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1065平方公里的狭长半岛，一共700万常住人口，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香港是个平民作风浓厚的城市，有很强的商人文化传统。从中环大楼里走出的衣冠楚楚的金融才俊们，转个弯，出现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茶餐厅里，却也不乏和谐感。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
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即使是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吧，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天朝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南蛮之地的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些渔民和村夫。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从1842年到1898年间，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被英国租借，开始了百年的英租借地历程。
19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在香港合创了汇丰银行。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埋下了种子。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流动。和绝大部分天朝管辖下的王臣不太一样，“香港人”这个概念是开埠以后才形成的。开始涌入的多是南蛮之地流落至此的渔夫乡民，难得有几个识字的，“士农工商”的礼教传统观念本就不浓厚，大家都是为果腹而来，进洋行那是最高理想，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餐饮、休闲娱乐之类)也算得体面。所以说，“香港”的市民气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
为什么“个人主义”盛行之地，金融业的发展会显得更加自如和顺畅呢?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可能各藏机抒，我个人觉得，也许因为“金融”是最依赖于“信用”的行业。而“信用”体系的培育和完善，很难以集权的方式完成——集权可以指导借贷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不反映“信用”。良好的社会信用是一种均衡的状态，需要一种相对平等的制约关系——而这种制约，或许在扁平化个人化的社会中，更容易形成吧。
(二)历史的翻云覆雨手
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双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
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其实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风云际会，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发展，又得益于身处长江三角洲的天然优势，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到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中华民国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当时的北平迁往上海。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受到日本侵略而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上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去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商界大佬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与外资能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香港不少殖民地式的文化割裂。
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与正在急速变化的“外面的世界”从此隔绝。“大上海”渐入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而这样的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正成为了香港的繁荣起点。
战争的动荡给香港带去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上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芜杂沉沦。
旧上海的支柱工业——纺织业，成为了香港的第一桶金。1953年，美国允许香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从业人员达到60多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20%以上)，纺织品和成衣占香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香港，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在作家亦舒的好多部作品中，这种场景一再出现——无论是独立上进的新都市女性(《流金岁月》蒋南孙)，还是艳光四射的淘金女郎(《叹息桥》李平)，都是成长和浮沉于香港“大堆乱糟糟的布板、面料、样品”之间(忽然想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去港)。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速为12.7%。到1969年底，香港的人均GDP从1961年的412美元上涨到了829美元，和内地1992年(417美元)到1999年(865美元)的上升水平相当。和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史一样，对财富的渴望化成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港人的勤奋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标杆。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和细腻，加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式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小人物”的自我奋斗、自我调侃和自我救赎，始终是香港文学影视作品(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的灵魂。
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也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用来养家糊口的。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不是“接地气”的高手。

香港的客途秋恨
香港的时钟在1996年以后慢了下来。可能生于1990年的香港居民都只能在电影小说和父母的回忆中念想那轻歌曼舞的年代。
数据不会说谎。从1997年开始算起，香港人均GDP从27170美元缓慢上升，到2010年达到31758美元，14年间只增长了21.4%（这还是名义增长率）。这期间的确有几次不可控的外生冲击，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在1998、1999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5.3%、-2%），人均GDP下降到24716美元。2003年再遭SARS疫情影响，当年经济增长为-3.3%。
对比一下同在“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难免让人有唏嘘之感：新加坡在1997年时的人均GDP为26158美元，略低于香港地区的27170美元，到了2014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4776美元和37777美元。两地这个83%的差别有很大部分可能来自汇率（从2004年到2014年新币对美元约升值30%，而香港地区实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对港元被锁定在7.8。因此新加坡的美元GDP显得更高）。不过，即使扣除掉汇率“溢价”的部分，新加坡这些年的经济增速超过香港地区应是不争的事实。
再回头看上海。从1992年浦东开放以来，良好的历史沉淀，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上海的“满血复活”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20年间，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上海，2010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之后在总量上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人均差距则逐渐缩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强使得人民币对港元的相对购买力上升。此消彼长，一直保持着优越姿态的香港忽然有些迷茫。
香港，香港，怎么没有那么香了？
这个话题说起来太过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的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是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或许香港也不例外。
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上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复苏的大潮，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城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乏，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有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租借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上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港英当局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而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的高速经济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会，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然而，时代的变迁往往向前。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为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时代，到2014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即使只从城市角度比较，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相继超过香港——虽然香港的人均富裕程度仍远超过内地。
就拿老百姓现在最关心的证券市场来说吧。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专业化程度毋庸置疑。而金融市场的起伏也直接关系着香港的经济状况和港人的就业水平。即使在这个充分国际化的市场上，“内地资本”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截至2015年2月，中资股（包括H股和红筹股）在香港主板的数目为347只，市值占比为43.24%，交易量更占到55.15%，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系数（2003~2015年2月）高达0.78。而仅仅20年前，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数字都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虽然我个人并不太认同“港股A股化”这么标签化的词语，但从中长期来看，尤其在内地放松资本管制后（如2015年证监会开始“允许公募资金投资港股”，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干扰，香港资本市场的“中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就是历史造就的现实。1996年以后，随着内地对“进出口权”的放宽和调整“出口配额制度”，香港的增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本世纪初更是历史转折点——中国加入WTO，与世界不再保持着“一臂间隔”，这意味着香港特殊地位的就此结束，转口贸易的下滑不可逆转，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趋势也不可逆转。
除此之外，金融、航运、贸易等几乎所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外，都背靠着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自深圳和广州的竞争（尤其是深圳）也日趋激烈。对“外”而言，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外，在“软实力”比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成熟的投资者构成等方面，也完全不逊于香港。
香港仍然是香港，然而世界已经不是昨日的世界。
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这首歌时，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真叫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在听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南音来叙述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吧，“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你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