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易谋君

范易谋的辞呈在业已辞去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长职务，但是还要在达娃的和谈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日子——1月15日发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达能向宗庆后真正伸出了橄榄枝”。范易谋出生于法国没落贵族，在亚太地区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从1999年开始成为达能集团CFO（首席财务执行官），2005 年7月1日出任达能集团亚太区总裁，2007年08月被达能任命为两位联席首席运营官之一，其在达能总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达能对中国战略日趋重视，达娃纷争急需寻求破局，这位位高权重并且年轻“有为”的范易谋提出辞呈，从形式上作出些让步，当然应该在将走未走的日子公开为适宜。 达能的如意算盘
    合资公司由达能控股，由宗庆后之后负责管理，在中国市场继续享受利益分成，这是摆在达能面前最明智的选择。尽管范易谋称达能全球饮料这一块业务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娃哈哈的产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合并到合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当中，使得达能饮料业务的增长速度在2007年有所放缓。另据了解，达能中国酸奶业务已经陷入市场窘境。2007年初，达能乳品华南区市场占有率是40％，现已跌到10％。尽管达能曾有过单干的念头，并在全国各地寻找代工企业，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根基，自立门户很不容易。于是达能不能不反思“强行低价并购”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做法，如果能够使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回到时下流行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模式，毫无疑问能够弥补上诉缺憾。达能的如意算盘恰好暴露出了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软肋，正如一位广州光明工厂高层评价达能时说的那样，“达能就像一位富有而迷人的法国女人，但却过于依赖中国‘大款’发展”。
    可是，一则达能在过去8个月的达娃纷争中为了揭对手的短，无所不用其极，显示了资本的无情，在华信誉跌落；二则达能一方面标榜规则意识，一方面在不断寻求与宗庆后的妥协，使人们看到了在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在争斗中，达能所谓的规则意识其实就是显示资本强势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三则，这是主要的，人们通过达能的爆料虽然对宗庆后个人财富累积提出了质疑，但是达能在其中的姑息也难辞其咎。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达能能否在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中控股显然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影响到在原有合资企业中控股地位的保持，迫使达能集团不能不考虑放弃大规模诉讼强势的可能，希望通过和谈解决纷争。
    达娃纷争是以范易谋与宗庆后的矛盾表现出来的，范易谋作为后来者似乎没有此前谋求个人利益的嫌疑，而宗庆后则不同，达能可以直指宗庆后的既得利益。商标归属之争与对宗庆后妻女在美国等地的起诉在同时进行，后者更具有杀伤力，达能庞大的律师团欲与宗庆后决战到底。然而，国内的败诉与国外诉讼征途的漫长，使得达能不能不考虑现实的利益，避而不提不正当妨碍与不正当致富的指控，转向考虑依靠宗庆后之后的和谈方式。
   
    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无论是从达能的全球战略还是在中国的战略都是一样。达能低估了宗庆后们的意志和能量，中国“大款”已经达到了足以和他们抗衡的高度，中国式管理的威压迫使达能集团不宜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反对不正当管理，而只能对此采取合作的政策。正如宗庆后所说，达能不能不“改变一下他们的思维，改变一下他们的工作方法，是否该尊重一下中国人，尊重一下自己的合作伙伴，否则我看达能告别中国之日为期亦不远了。”
   
    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的争斗
   
    对于达能强调的“契约”怀着幻想的善良的人们，不要忘了达能所指控的宗庆后的种种罪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一场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的争斗。其中达能对管理强势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赎买后倚重；（二）让其在诉讼中度过余生；（三）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首席财务官的妥协。既然达能在中国独立经营还有待时日，摆在面前最明智的路，就是与娃哈哈回到原来的合作模式，即采择第三种方案，与管理强势进行妥协。
    为什么放弃了前两种选择呢？这是因为管理强势已经强势到软硬不吃的程度。其实， 在“过去的十年”中，达能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案；而在“过去的一年”中，达能对第二种方案又进行了尝试。范易谋认为：“对过去十年的合作，我们没有任何的遗憾和后悔，但是对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遗憾。”只是在前者的纵容下，管理强势强势到达能不能容忍的程度；而在后者的尝试中，结果又不是达能所左右的。
好办法，达能坐庄，宗庆后出人，替达能在中国继续赚钱，这实际上就是宗庆后们早已为它设计好的路子，不过此时管理强势已经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管理层强势绕不过去，还要在为与他们以后的合作中付出更大的代价。达能在仗义执言时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又到哪里去了？规则意识在“理论上”是妥当的，但是强调“契约”并不等于真正体现“契约精神”。当达能与宗庆后们媾和的时候，能否遵守“合同规则”、“契约规则”呢？“回顾起来”，达能以那种面目出现也是妥当的。因为达能本以为那样做起来能够将管理层强势压下去。达能对于“仇富”情节的利用实在有兴趣，主张正义的形象“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没有达到那样的效果，没有人买帐。替天行道，不是范易谋——达能集团——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如孔雀开屏，本想炫耀毛色的美丽，殊不知在炫耀美丽的时候，自己丑陋的屁股暴露无遗。还有政府的斡旋精神（这点没有说）不许可，达能不得已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迷信“引进外资”的人们听着，宗庆后在给你们上课了。宗庆后是全世界最廉价的CEO，他如此直言不晦地说出了管理强势的真理：达能只是扮演了利益掠夺者的角色。面对达能的凌辱之所以没有大量反击，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因为政府有压力。

    那些迷信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人们听着，范易谋在给你们上课了，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文明，在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的争斗总是要服从于利益的角逐，所谓规则意识就是资本强势与利益最大化的妥协。不是吗？你们能在范易谋的辞呈里找到对于管理强势职业道德一丝一毫的谴责吗？
   
    达能确实有实力，管理强势的确不可忽视，可惜他们之间的争斗与妥协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公司治理的新进展，在这个堪称行业领先的合资企业中至今没有象样的公司治理机制。资本强势的“掠夺”固然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对于管理强势的嗟来之食同样不可饥不择食，否则吃下去肚子同样要痛的。
   
    个人财富累积的质疑
   
    管理强势是有骨气的，他们在资本强势面前站起来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般的管理者，已经完成了个人财富的累积，也具有了相当的资本强势。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可以握手言欢， 但是他们在争斗中所抖露出来的事实却无法尽数收进“潘多娜的盒子”。宗庆后曾经不领达能的6千万美元的“好处费”，大打民族感情牌，先声夺人。娃哈哈商标的确属于民族品牌，至于它是如何被MBO的，国有股东为何在归属探源中缺位，尚不得而知。只是达能在国外的诉讼中涉及宗庆后的妻女时，宗庆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拍案而起，横眉怒对，愤然表示：范易谋对他个人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以一定会抗争到底。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宗庆后在《魅力访谈》中面对全国电视观众坦言：“我是承认，我欺骗了国家，欺骗了政府，而且我以串通去欺骗来的。”此言即出，既不必向公众道歉，也不担心受到任何追究，我们还希望他怎样呢？一个敢串通外商欺骗自己国家的人，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陈词，还有不敢干的事吗？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毛泽东提议写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我们现在应该写宗庆后颂，“颂”他的在企业独揽所有大权，欺骗国家。
    多少一点麻烦怕什么。个人财富的累积有哪几个没有一些原罪，而企业“变通”做法在新旧体制并存时更是屡见不鲜。根据个人财富的累积，宗庆后完全可以抛开一切去享受，“在诉讼中度过余生”也不乏体面的生活。不过，达娃和解仍需时日，“阴阳合同”、曾经持有双重国籍、在国外注册离岸中涉嫌伪造签名、私人控股公司对知识产权中国有成分的无偿使用、在收购乐百氏上得到回报，这些问题会多少留下一点遗憾，人们对个人财富累积的质疑不可能烟消云散。贫富差距加大，荣辱观念淡薄、公司败德行为屡禁不止之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要想解决这样的课题，难道不应该针对个人财富累积的质疑，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吗？
   
    依靠资本打击不正当管理的幻象
   
    范易谋辞去董事长的职务，却又不肯放弃原副董事长的宝座，坐着不动，继续对与娃哈哈的合作、和谈负责。显然，这不是为了更好地规制不正当管理或者个人财富的不正当累积，而是为了达能的利益。而宗庆后们并不为范易谋辞职的示好所动，在他们看来，当初范易谋当上董事长就是他自己任命的，现在辞职也是他自己要辞的，这只是达能自己的演出。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准备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管理学者和其他人对打击不正当管理存有幻想，以为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任务能够以资本为导向的情况下能够自行解决。达娃之争的潮起潮落告诉我们，资本强势与管理强势的制约并不能解决公司治理中的败德问题：当两者利益均沾的时候，他们会相互姑息；资本强势固然可以对管理强势的不正当管理来一个下马威，但是为了资本的利益，仍然可以对后者进行招安。后者能否有所收敛，完全取决于外部利益内部化的程度。我们应当明白，公司治理不能作为“看不见的手”中的玩物，必须有社会正义的力量做支撑，对竞争中胜出者同样不能姑息。否则，象朗讯在华贿赂千万美元，牵连千名中国“官员”，“拔出萝卜带不出泥”的现象就无法得到解决。
    范易谋辞去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长职务了，宗庆后又可以去人大开会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