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皎皎：我父亲说顾准是大人才

话几句。那天，顾叔叔翻阅完报纸，感慨地对我说：“你父亲和我吃的都是草，挤出来的都是血。”我很懂这句话的份量和含义。作为“黑五类”子女，我们就是在这种政治、经济的迫害和株连中逐渐认知了一切。
此时虽已入冬，天空却很明朗。在一个阳光洒满了病房的午后，顾叔叔忽然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我的女儿”。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对他腼腆一笑，以示回答。那一刻，我为我有两个令我骄傲自豪，并使我受益无穷的父亲而高兴。难过的是，顾叔叔的亲生子女却不能在身边，后来听说他女儿请假回京未获批准。人该享有的权利他都没有，连亲情都被剥夺了，顾叔叔已经被迫害的一无所有了。
这期间，父母都为顾叔叔而忙。父亲千方百计想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不断给顾叔叔鼓信心。顾叔叔自病重后就吃不下饭，母亲每天想方设法采购可口的东西给他吃。那时买食品实行票证制度，北京市民每人每月仅几两肉，肉票金贵，有钱都买不来；每家每月只能凭副食本限量购买鸡蛋、白糖、麻酱等，就连花生、瓜子都只能逢年过节时凭副食本供应每人几两。母亲开始攒肉票，只要能买到肉，就为顾叔叔包饺子或馄钝，让我带去医院。母亲把我家副食本上供应的鸡蛋也都买来给顾叔叔吃。有一次，母亲意外买到了几个不要副食本的松花蛋，让我给顾叔叔带去，还带了一小瓶拌松花蛋的酱油。顾叔叔很爱吃，但很快就吃没了，当顾叔叔还想再吃时，我只能很遗憾的告诉他，松花蛋不是凭副食本买的，难得碰上一回，顾叔叔很失望。在那个年代，一个临终的病人连吃个松花蛋的愿望都不能满足，都不敢奢望，每当想起这段悲怆的往事都令我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能忘怀。
不久，顾叔叔的病确诊了。当我得知他患的是癌症后，天真地以为，他受岁月的流逝不会使人淡忘难忘的往事。在童年中经历了反右斗争巨大变故的我，更不会忘却一次次政治运动带给善良人的悲剧。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生死之交
我父亲林里夫于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天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1934年，中共中央为配合红军第5次反围剿，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我父亲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武卫会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组建武装力量（即新四军主力），领导江南抗战，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使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得以在抗战后方的陕北休整壮大，但这段党史至今尚未公开。
此时顾准叔叔经朋友介绍与我父亲相识。父亲很器重顾叔叔的人品与才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命他为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和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互相掩护，互相帮助，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为了工作需要，顾叔叔住过父亲家，父亲也曾住顾叔叔家躲避特务的追捕。
然而这两位曾为创建中共政权披肝沥胆的老一辈革命家、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屡受迫害，最终奋斗成为真正的“无产者”。他们饱受沧桑，但真情和友谊却永不泯灭。他们的友谊体现了那个不幸时代、不幸人生中闪光的人性。
二、童年往事
1954年，父亲因康生爪牙迫害，拒任东北局党校校长，从此失去官职，调到北京与狄超白伯伯接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创办《经济研究》杂志，并任经济所党支部委员、研究员、研究生导师、《经济研究》副主编，常务编委。1956年，顾叔叔从上海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不久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任副主任兼研究员，直到1965年又重回中国科学院经济所。自此命运把他们再次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叔叔调到北京后，我们两家分别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的甲楼和特楼。这期间，父亲将他最珍爱的一套英文版《资本论》赠与了顾叔叔。晚上闲暇时，父亲常带着幼小的我和哥哥去顾叔叔家串门。我们每次去顾叔叔家，顾叔叔的夫人汪璧阿姨（也是武卫会成员）、母亲和子女，一大家人都出来迎接我们，很是热闹。每次顾叔叔夫妇把我们安顿在一个褐色的皮沙发上，很慈爱地看着不安分的哥哥在沙发上颠来颠去后，就与父亲进入另一个房间交谈。他们谈很久，哥哥颠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每次回家，父亲都抱着熟睡的哥哥，由顾叔叔夫妇从后门把我们送出来。有一次，顾叔叔刚从新疆考察归来第二天，父亲即带着我和哥哥去看望。汪璧阿姨立刻将顾叔叔带回来的、在当时很稀有的新疆葡萄干拿来招待我们，还送给我家很多。
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顾叔叔家洁白的墙壁、明亮的灯光、褐色的皮沙发、温馨的大家庭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我快乐的童年、父亲的书房、父母的睡床，以及我们孩子们的每一间卧室，都随着反右运动而消失，成为了永远的回忆。在经历了政治运动给我家带来的巨变中，这段短暂而又美好温馨的童年记忆成为我日后成长、认知世界的精神飨宴。
三、命途多舛
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对地下党问题下达了重要的指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我父亲和顾叔叔，以及大批在白区工作的干部从此被“逐步淘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成了藏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学者的院所，比如在我父亲、狄超白、顾叔叔被迫害之后调入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法学所的张友渔等，这批被“淘汰”的革命老干部多达几十人。
父亲早在延安时期就遭康生迫害，1958年又被打成“右派”和“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简称“狄、林反党集团”），凡给父亲打过字、说过话、支持父亲的人都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父亲一夜之间由共产党的革命老干部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了享受工资待遇的权利，只给最低生活费维持生存，我家也由甲楼搬到了丙楼。为了不牵连别人，父亲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来往，也不再到顾叔叔家去。尽管如此，顾叔叔还挂念着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们，派与我们同龄的女儿到我家给我们送来儿童读物。
1957年，父亲在《经济研究》第二期上批准刊登了顾叔叔撰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一文。顾叔叔只不过是提出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在社会上被批“放毒”，是修正主义。不久，顾叔叔也被打成了右派，1965年再度被扣上右派帽子，囊括了老一代经济学家狄超白、林里夫、顾准、孙冶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到处武斗杀人，破“四旧”，砸庙宇，停产闹革命，全国一片混乱。顾准夫妇处境很艰难，顾叔叔为不牵连妻子和子女，被迫离婚。在他们夫妻不能相见的日子里，父亲常去看望逆境中的汪璧阿姨，带给她生活下去的勇气，并为他们夫妇互递信息。但汪璧阿姨的境况越来越糟，此时父亲也身处险境，汪璧阿姨担心父亲被人告发，为了父亲的安全，她叫父亲不要再来了。父亲也为不给汪璧阿姨添麻烦而终止了看望。
1967年11月7日，造反派到我家抄家，抄走了父亲几十年革命生涯所涉党内机密和文稿。不久，造反派通知我父亲晚上八点到经济所去。父亲凭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危险来临，决定立刻离家躲避。但造反派已派人监视我家，父亲无法脱身，派母亲假藉买东西、倒垃圾出去探情况。母亲三出家门都有人监视，终于在晚上五点等到了机会，父亲迅速离家出走。他们计划未遂，第二天迫不及待地闯到我家公开绑架。
那天，天刚蒙蒙亮造反派就到我家砸门，母亲开门后，他们气势汹汹地喊：人哪儿去了？母亲说：去医院了。他们闯进我家，到处搜查，还趴到床底下去找。父亲生命难保，紧急请求毛泽东给予保护。在焦急等待中，1967年12月2日夜里，两位军人来到我家。其中一位出示介绍信说：“我叫王金岭，北京卫戍区派我来保护林里夫。”母亲喜出望外。军车在楼下等候，王金岭让母亲带路去接父亲，并去造反派头子家，命他将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