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的生意：李嘉诚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

李嘉诚终于对喧嚣已久的“撤资风波”作出正面回应，但是这已无法阻止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下行，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李嘉诚家族，仍将是未来万众瞩目的焦点。
    从2013年以来，李嘉诚旗下企业频繁抛售内地资产，引发撤资质疑。与这些有据可查的商业交易相比，蕴藏在资本运作背后的生意逻辑，更值得审视和探讨。
    任何生意的成败，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李嘉诚的资本运作也不例外。
    李嘉诚的崛起，首先在于对时机的把握，在“逆向思维”的指引下，进入价值低估行业。1973年香港股灾，百业萧条，刚刚转入地产行业的“塑胶花大王”李嘉诚逆势收购优质物业和地块，为地产业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1981年长江实业收购“百年洋行”和记黄埔标志着李嘉诚代表的华商力量的崛起，1980年代李嘉诚联合包玉刚狙击九龙仓、收购青洲英坭、香港电灯等老牌洋行，在英资退潮留下的资本真空中趁势腾飞；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李嘉诚开始投资于内地；1997年香港回归，和特首董建华私交甚密的李嘉诚在长江实业年报中表示“本人对内地及香港的经济前景充满信心”，照片上一副踌躇满志的笑容。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为李嘉诚旗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地利之便。
    商人虽有国籍，资本却无国界。收购和记黄埔等老牌英资企业，李嘉诚获得了进入全球市场和多元化业务领域的“敲门砖”。对港口、零售、电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控制使得李嘉诚得以掌握全球经济数据，利用香港资本市场的资金优势寻找全球资产错配机会。
    通过收购和记黄埔及一系列并购，李嘉诚进入港口、零售等多元化业务领域，并开启了国际化进程。截止香港回归前的1996年，和记黄埔在香港、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开展业务，其中，香港地区贡献70%的营业额，与之相比，中国大陆所占的务比重显得微不足道。（长江实业1997年年报）

    30多年后，李嘉诚对长江实业、和记黄埔进行“世纪大重组”，将地产之外的其他业务剥离到于开曼群岛新注册成立的长江和记实业。在长江合计实业2015年上半年财报中，中国大陆地区所占的业务比重已经上升到14%，香港下滑到5%，而欧洲地区所占业务比重则高达53%。数据表明，李嘉诚的资本天平从“大本营”香港向因债务危机导致资产价格缩水的欧洲倾斜——水务、燃气、电讯、港口、能源等基础性资产仍然是其收购的重点。

    应该看到，李嘉诚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收购的同时，万达、安邦、复星、平安等企业纷纷跨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在中国大陆资产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寻求全球投资机会带有商业的合理性，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万通地产撤离世贸中心应该不是孤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嘉诚有计划地出售中国内地的物业，内地仍然是其地产业务的最大市场。截止2015年6月31日，承载地产业务的长江实业地产拥有1490万平方米开发土地储备，其中1380万平方米位于内地。随着中国经济的低迷，告别高增长的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政策选择的晴雨表，如何处理沉淀庞大现金的土地储备，将成为李嘉诚下一步动向的焦点。
    人脉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李嘉诚崛起的第三要素。然而，随着政商环境的变迁，人脉资源成为最大的传承障碍，年逾80的李嘉诚不得不考虑新的政商关系界面下的继承问题。
    香港商人热衷搭建政商关系，港英政府也乐于利用华人进行分化统治，在20世纪前半叶，许多富商直接担任议员等重要职务，勋爵、博士等头衔更是如数家珍。这是政府表彰有特殊贡献的商业人士的常用手段。李嘉诚在汇丰银行主席沈弼的支持下，成为1980年代收购英资的主力，随着声名日隆，一生至少获得了12项重要的勋章奖章。如今，在长江合计实业的官方网站上罗列着李嘉诚的重要荣衔，其中既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特别荣誉大奖，也有比利时、巴拿马、英国、法国的表彰，可见李嘉诚在全球各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5年长江和记实业的半年报上，李嘉诚和长子李泽钜肖像并列，传递出强烈的子承父业意味。早在1992年，年仅28岁的李泽钜获得李嘉诚在汇丰银行的董事席位，香港回归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香港政府担任多个职务。然而，随着中国内地进入政商“新常态”，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对内地业务意兴阑珊的李泽钜能否接过父亲手中的人脉，面临极大变数。也许，这才是推动李嘉诚剥离大陆资产，向欧洲倾斜的一个难以言说的因素。
    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李超人”，三者叠加即为时局，时局的转换，左右着李嘉诚的生意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