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 曾经“消亡”的资本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晓波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资本复兴的时代，却肇始于资本消亡的岁月。这是资本成长的回环，也是国家成长的历程。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提审了最后一个被告——当时国内最大私营企业主荣德生的四儿子荣毅仁，起诉理由是“军粉霉烂案”。
荣案是一个“乌龙案件”，从1946年11月起，荣家为粮食部代购代储军粮，并负责运输到北方战场，辗转中各经手官员上下其手，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烂的面粉。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起诉荣毅仁。
彼时，因为蒋介石采取的“统制经济”政策，国有资本大肆攫取财富，而民营资本已经奄奄一息。同样连基本的流通资金都已无法筹集的荣家，百口莫辩，只好等待法庭审判。而解放军进城，才使荣案不了了之。
但或许当时的荣毅仁也没有想到，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几次微妙而剧烈的态度转变，他依然会处于漩涡的核心。
“回国的资本家跑回香港去了”
1950年6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族资本的接收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同他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不过在国民经济的产业安排及政策制定上，民营资本似乎还是被日渐的边缘化了。
以所有制区分的方式来治理产业经济，这种独特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了下来。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中，就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建制进行了规划，其中要求，在中财委内分别设立中央计划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这些机构的职责便是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给予不同的政策管制，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策安排。
而1950年初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充分体现了不同所有制的政策区别，国营经济获得了税收的优惠，这一总体逻辑延续多年。
事实上，尽管没有被彻底“消灭”，然而随着证券交易市场的取缔、商品流通领域的国营化管制、税收上的所有制倾斜，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矮化，民营资本集团早在1950年就已经非常虚弱了。
当年5月，华北局对石家庄、大同和张家口等14个城市的企业情况进行调查，在专门报告中概括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公私企业的实际状况：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品已经“有垄断一切的现象”；价格政策上打击私营工商业，批发价格与零售价不分，“私营零售商无利可图”；高税收使私营工商业“难以承受”；天津私营纱厂只被允许采购次品棉花，太原私营铁厂必须以高价从国营单位购买钢筋……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私营资本的“退出通道”
1951年12月，“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
这种心理反应是前所未见的。经济学博士桂勇在《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资本家的口述，“五反时，工人开始看不起老板了，我们自己也觉得做老板不好。做老板有什么意思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坐牢的。有人被抓，有人被枪毙，这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我周围的老板没有直接坐牢的，但我听到过很多人的事，这使我很害怕。今天钱没了，明天老婆跑了，后天自杀了，那老板还有什么心来搞好这个企业？”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大多数人心理崩溃了。“一五”计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计划经济体系确立、国有资本迅猛扩张时，私营经济被给予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资本家所期望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保全他们现有的资本及投资收益。
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同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这意味着，私人所有者将基本上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和管理权。
直到1955年，陈云终于主持制定了“赎买定息”的方案。
根据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百分之五。”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从此，私人所有者对企业的财产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资本家作为企业所有制的身份失去了意义，他们只是一个“银行存款者”，与企业营运本身再无任何财产权利关系。资本的实质已经消失，仅存一个躯壳。
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大多集中在沪津等几个大中城市。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人，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每年可得定息48.7万元。
“资本主义15年后基本绝种”
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所有者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
1953年，他第一次提出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不过，他当时给出的时间表是15年。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后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很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划，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消亡时间是1967年。
两年多后，时间表提前了。在1955年10月的《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或许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11月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任委员、前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执委会在《告全国工商界书》中写到，“我们工商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同日，毛泽东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他对时年40岁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新华社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报喜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第二天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大会在诵读完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后，人群立即欢腾起来。无数气球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宛如五彩缤纷的海涛。鞭炮的青烟在蒙蒙细雨中凝结成一片片云雾，久久挥之不去。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由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诸多年老的资本家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向周围的群众欢呼招手。从这一刻起，他们及其家属将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的报纸描述。
人群中，荣毅仁大声朗诵：“社会主义改造，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
在天津，盛大的游行队伍第一排是一群资本家的太太们，一年后的《人民画报》对其中的7个人进行了追踪采访，一位名叫龚锦的太太成了天津市第四医院X光部的护士，沈恩秀进入天津人民造纸厂当了文化教员，张玉英成了社区托儿所的一名老师，岳东平进入夜校学习，蒋恩钿大部分时间在做翻译工作，另两位也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私人资本集团从此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消失，它的重新出现将在28年之后，而“企业家”这个名词在公开传媒上的“复活”，则要到1987年。
（作者系知名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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