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的钱究竟该怎么花？

赌城澳门尽管赌业收入持续大降，但特区政府依然慷慨大方，今年又宣布了与往年类似的现金分享计划，即微信圈人们所熟知的“打赏”。只是“打赏”的金钱远远高出了微信红包最高200元的限额，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可获得现金9000澳元，非永久居民每人也可获得5400澳元。


澳门特区政府向市民“打赏”已持续多年，对于这种让人高兴的举措，国内有学者甚为不满，认为普惠式的“打赏”是一种懒政行为，并非长久之计，抑或只能在澳门这样地域不大人口偏少的地区可以实施，对中国内地各省市区而言，没有任何借鉴意义，也不值得学习。


中国内地各省市区有没有借鉴意义并不重要，这种懒政行为还是令内地人特别是上亿低收入阶层民众所企盼或羡慕的，犹其是内地一直都视共产主义为唯一目标，何谓共产主义？在很多内地人看来，澳门频频向市民“打赏”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向全民“打赏”总比在海内外盲目撒钱，或者说比搞形象工程比官员肆意挥霍要光彩很多吧。


按说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一！论财力中国政府也是当之无魁的世界首富，2014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高达14万亿，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4.26万亿，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4万亿，还有各种名目不清的罚没收入。截至2014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约25万亿人民币）。2014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6.66万亿，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47万亿！


如何将庞大的财政收入政府基金用于民生，是全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对政府的期盼，也是国人审视政府公共惠民政策是否公平的一个标志。仅以政府的行政支出来看，中国就有很大的压缩空间，政府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20%，是日本的10倍。而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明显落后，2014年全国财政支出15万多亿，真正用于民生福利社会保障的资金有多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52.96亿元，教育支出为4133.55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3038.05亿元，几大项加起来还不到财政总支出的20%，而同一时期，美国这一比例高达60%。


在我的家乡农村，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全年从政府领取的低保费只有720元人民币，纵观全国，除少数东部发达地区外，多数地方都是参照国家每年公布的贫困标准确定农村低保标准。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年人均低保标准为857元，其中，标准最低的省份是600元（甘肃），最高的省份是2560元（上海）。


国富并不意味着民富，每年15万亿财政支出，民众能得到什么？政府每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不过是按月提高15元、10元不等，这样的低保水平，实际上在城乡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而在中国，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无户籍大学毕业生，既使生活居住工作在城市，其子女也不能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高达6000多万留守儿童仍然与父母分离，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餐宿问题也没得到全面解决。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贫富分化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数据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


基尼系数困扰着中国，然而，现实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人们却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与其说基尼系数困扰中国，不如说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中国。造成今日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其结果是，一方面，分配不公催生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快速敛财捷径。


分配不公造成的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稳定，即经济问题转化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中国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其主要根源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所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稳定。


中国出台的很多公共政策，事实上加剧了贫富差距。税收被公认是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如英国的基尼系数在收税和再分配之前大约是0.52，但在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数就只有0.35左右。中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差距并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中国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穷人的税负比富人要高，所得税在中国就沦为“工薪所得税”。


中国的贫富差距背后暗含着巨大的社会不公和腐败，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经济在快速增长，利益大多只归于富人，穷人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经济越增长，富人就越富，贫富分化也更严重。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多拿多占也有理由，但如果长期没有公平没有监督约束机制，政府对全民的掠夺就会变本加厉。澳门政府年年向市民“打赏”派发红包，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了政府公共资金黑箱操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内地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健全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很有必要向澳门学习。内地更应该大力削减居高不下的行政开支、固定资产投资开支、维稳开支，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向国人身上倾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激发国人的爱囯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