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农：为法家哲学正名

1、法≠法家，法家政治≠法家哲学，尤其 恶法≠法家哲学。我所认识的法家哲学是一个主张人性无差等，人人皆利己,因而，人人受约束的哲学思想体系。恶法的出现决不是法家哲学的罪过，因为，恶法的出现早于法家哲学的产生这一客观事实可以证明。法家哲学的产生与出现不是助长了恶法的发展，恰恰相反，法家哲学的产生与出现却为从根本上消灭与杜绝恶法创造了条件，为其准备了理论的根基。至于，中国几千年恶法不绝反长，恰恰是抛弃法家哲学运用儒家哲学的缘故，有人说什么儒表法里，实在是概念不清，思维混乱。若云“儒表而恶法里”我倒基本赞同。其实，儒与恶法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鱼水关系，中国的恶法怎么能不发扬光大呢？西方的恶法之所以能被根除，他们的指导思想与法家哲学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其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制，即法制。


    2、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有善有恶，人性≠无善恶，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行为，换言之，人性观是一个主观性的认识。但这种认识甚至是潜意识却决定着每个人的行为以及每个人对其所处的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的期待。具体言之，如果你认为人性为善，那么对善人的行为加以限制显然就是画蛇添足了，进而，“唯仁者宜在高位”即专制独裁也是顺理成章的了。相反，如果你认为人性为恶，那么你自然会对人的行为加以限制（法家）甚至希望人们不要作为（无为——道家），而如果有人总在高位（即其行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那么在性恶论者看来他不就是一贯作恶了吗？而有人所谓灭绝人性其实就是灭绝善良的意思，看来这位老兄是一位性善论者无疑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和哲学流派都是这样认为的，提请诸位注意。
狂醉卿卿：读《盐铁论》论古今
作者：[狂醉卿卿] 来源：[本站] 浏览：[36]   
公元前210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秦始皇死于沙丘。次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反秦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汉民族完全没有察觉，就在这一年，西北遥远的草原上，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冒顿单于，他统一了北亚细亚的游牧世界，更给汉民族带来了近一个世纪的威胁。

到了公元前141年，汉代出现了一位英雄君主——汉武帝刘彻。他的出现使得汉民族与匈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匈奴有民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番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证词。

但是从汉武帝二十四岁到六十七岁，几乎年年与匈奴作战，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战争消耗中。这极大地影响了汉帝国的社会经济，也左右了汉政府的经济政策。汉武帝不得不起用商人来做官，以商人的经营才能为国家取得财源，司马迁的《史记》里称他们为"兴利之臣"。这也改变了汉初商人备受歧视的局面。

"兴利之臣"中以张汤、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代表。其中桑弘羊最重要，他本身也是商人出身。兴利之臣为汉武帝制定了各种经济政策，例如增加商人财课税、政府控制盐铁、统一货币、买官赎罪等等，飞将军李广一次军败当斩，家里出了5000金赎了罪。这些手段有效的取得了财政收入，使得汉武帝军事上的开拓得到了支持。当时有句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来说桑弘羊。

不过，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的。虽然田赋一直没有增加，但国家增加的收入来源，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负担的。经过长期筹措战费的政策，汉武帝初期民间丰足的情况不再出现了，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汉武帝晚年，国家实力大不如前，社会动荡，百姓苦不堪言。


公元前八十七年，一代雄主汉武帝在长安病逝，八岁的儿子刘弗陵即位。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以及匈奴人金日磾（如果今天的政治局中出现个日本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成为托孤大臣，不久之后，金日磾也病逝，朝廷中大将军大司马霍光独揽大权，御使大夫桑弘羊成为唯一与霍光对峙的人。

霍光对社会形势体会非常深，有改变政策方向的意念，而桑弘羊参与政策的制定推行时间长大六十年，资格比霍光老的多。霍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策划了一场著名的发生在汉昭帝六年的"盐铁财经大辩论"。

争论大致分了八个方面，主要集中在几个焦点问题：重商还是抑商、对商鞅变法态度、儒家思想的争论、国家军事政策的争论。

辩论由文学首先发难开始，文学认为，商业存在危害社会道德，应该取缔商业措施。其中讲到，百姓如果朴实节俭，社会财富虽然不多也会够用，百姓如果奢侈浪费，社会财富再多也会有人挨饿。而桑弘羊开始反驳，如果废除这种经济制度，那么军队谁来养？匈奴骚扰我们怎么办？接着文学反驳，一个行仁政的君主在世界上是没有对手的。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实这是不对的，从秦朝开始，政府是很重视商业的，因为一本小说而出名的"乌氏巨富"、"寡妇清"都是秦朝商人的代表，秦王还给她造纪念台，商人在秦国的地位就很高，吕不韦就是个大商人。一般重实利的国家政府都是重视商业的，在汉武帝时期，就积极与西域通商，寇可往，吾亦可往。汉武帝不顾一切的要求与西域通商，改良马种，改良练铁技术，甚至不惜动用军队来做通商的保证，柏杨说：汉匈战争实质就是宝马争夺战。试想，当今国家如果需要石油，会不会动用军队来做保证？如果感觉到当今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不敢轻易下保证的话，那想想汉武帝当年决定对匈奴用兵时难道没有巨大的压力吗？换一种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是处在文景的积蓄阶段，此令人稍微感到宽慰一些。那么文景时代的黄老之治是文学所期望的吗？根据记载文景时代积蓄多的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其实中国最富有的王朝恰恰是短命的隋王朝，那种富庶是难以想象的，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外国人显示富足。但与文景之富的区别在于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政府，虽是巨富，但后者直接导致了强大的隋王朝瞬间土崩瓦解。

中国人现在也有钱了，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可以达到200多块钱每个月了。但我听说央视的新大楼就要花掉纳税人60亿人民币，这不知道是不是向外国人显示中国人的富足。我听说汉文帝舍不得花1000金，而把造一个宫殿的计划搁置了。那么，我就不明白当今是文景时代的积蓄时期，还是武帝时代的薄发之际？没钱造航母，几个小岛都要靠鱼船去保卫，却有钱造被国人唾骂的大工程。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这样的政府，挪用军饷造园子，办生日酒的。本来看了一点历史，觉得可以使人明白一些治国的道理，但现在我却感到越来越不明白和困惑了，一些政府的政策，诸如"中国人暂住中国"怎么看怎么像是个讽刺笑话啊。话扯远了，打住。

文学后来说：一个行仁政的君主在世界上是没有对手的。这话如果放在春秋时期，那么还有些道理，如果是汉昭帝六年说出来，那就太迂腐了。我依稀还记得曹操孙子序中的话：恃文者灭，恃武者亡，偃王夫差是也。偃王就是东夷的徐偃王，实行仁政，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徐子诞"僭越"称王，"逾制"建都城。周穆王十三年（公元前988年），据《史记》载：周穆王使造父御车，征讨西戎，乐而忘归，惊闻徐偃王反，急乘千里马，日驰千里归周。同时，周穆王遣使往楚国，命楚国发兵，攻入徐国。在周楚联合攻击下，徐偃王率兵回徐，途中徐偃王被杀。这样的例子还是有很多，例如宋襄公便是有名的仁义之国君。其中的辨证思想早在战国时代司马穰沮就有高度概括：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军事落后，就会挨打，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任何国民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国防教育教育什么？就是这个。即使在和平年代，当外交官在进行政治谈判的时候，军事实力就是决定你讨价还价的资本。
　　
如果说当今中国应该实行怎么样的政策，我以为是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国家统一，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应倾覆任何国家的霸权，促使国际外交权力结构走向多极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争取最大的空间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盐铁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商鞅变法。桑弘羊先充分肯定了商鞅的贡献，秦国任用商鞅变法，使其走上强国的道路，成为并吞六国的统一帝国。如果空有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圣君，而没有周公、吕尚这样的贤臣，伟大的事业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学这个时候反对：只重视利益，不讲道的人，崇拜强权讲求效果，不是不能开拓国家的领土，但是好象人已经患了水肿，给他更多的水只能加重疾病。秦朝灭亡的道路也是商鞅种下的苦果啊。我们现在内政用商鞅的政策，外事用吴起的军事；运输线上士卒忙碌着，居民家里去一无所有，老母哭他的儿子，妻子担心他的丈夫。

辩论进行到这里，双方都是有道理的，抉择似乎很难。当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我看到一篇文章的一段话，摘录了下来：

"一次，见到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家伙。这厮很崇尚日本，让人讨厌。但当我揶揄地说："你说日本好？日本连续10年经济增长减缓！"他说了一句唯一让我感到感慨的话："日本的经济还是可以高速发展的，但是凭我的观察，他们在以牺牲一部分发展速度来换取全民福利保障的提高。"最后他也揶揄地说："好像挣了好多钱，没有多少花到老百姓身上，和没有钱时没有区别，这种增长还不如下降呢。"他的话，我不喜欢，但是我必须承认其中有些东西是真实的。

如那位作者所说，必须承认其中有些东西是真实的，可是选择真的很难，国家与敌人的差距很大，需要快速发展，同时人民也需要生活保障。苏联当年重工业极其发达，国家发展很快，经济发展往上窜，但是人民生活都无法保障，最后亡国了。苏州，这几年的中国的明星城市，去年城市国民生产总值是全国第一，可是苏州的老百姓不要这个称号，因为苏州的老百姓腰包鼓不起来，鼓的是那些开发商投资商的腰包，我现在不敢说苏州是泡沫经济，但是如果市长以这个为荣而沾沾自喜的话，那他比几千年前的桑弘羊一点都没有进步。要知道在汉武帝后期，桑弘羊这个人是多么讨人厌，尽管他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一次天旱，很久没有下雨，当时就传开，把桑弘羊丢到锅里去煮，天上就会下雨。可见百姓是多么恨这个"兴利之臣"。

最后讨论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军事政策。首先在要不要开拓疆土的问题上，文学首先说：大禹平定水患，划分了九州。中国有万里的肥沃土地，山上水地的资源都很丰富，足够让百姓过上充裕的生活，不需要占领外邦民族的土地，取得远地的物资才能够供应。显然这是中国儒家和为贵思想的副效应，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皇帝们在国土方面的意识没有还在茹毛饮血的俄罗斯沙皇们有远见，包罗雄才大略的康熙帝。试想，如果今天海参威港还在手中的话，那就是第二个深圳啊，黑龙江也就是第二个广东啊。本来有可以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的实力，却苦于没有一个港口。如果还有西北的巴而喀什湖等一系列大湖泊在，现在还需要大费周折的搞南水北调吗？新疆不是第二个江南吗？我们从小被教导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也不想要别人的一寸土地。历史上的国土你来我往，有个阶段属于你，有个阶段属于他，凭什么一下子这么大方就都放弃了呢？正确的做法是在一切场合坚持使用"海参威"、"库页岛"、"汉城"......这样的提法，而不是"夫拉地窝斯脱克"、"萨哈林岛"、"首尔"......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坚持，国家历史上失去的东西不是不要，而是时机未到。关键在于双方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自陈水扁之后，韩国也开始去中国化了，要求把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之名由 来已久，因为它建于汉江之北而得名。在古代又称为汉阳，都有一个"汉"字，一眼观之 ，就知道与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有无法分割的关系。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史上，有几个朝代，朝鲜半岛曾是中原王朝的版图或附属国。直至晚清，袁世凯有一段很长时间是清廷派驻汉城的总理。直到1895年甲午战败，清廷才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但是，实 际上朝鲜此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汉城被改名为"京城 "。 二战结束后，是蒋介石在雅而塔会议中主动放弃了接管朝鲜，而是让其自主建国，也是这次会议，中国失去了外蒙古。

当话题转到对匈奴的战争的时候，桑弘羊说：贤人不会忍受别人的侮辱。匈奴公开挑衅，侵略我们的边境，欺负我们的百姓，我们难道就不采取行动吗？有了文景之治70年的厚积，就应该有薄发，不爆发就灭亡。连菲律宾、文莱都敢侵占我国岛屿的情况必须要改变。以楚庄王说"南方有大鸟，叁年不鸣，叁年不飞。虽无飞，一飞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回首中国现状，我们国家忍辱负重，期待的是厚积薄发的一刻。穷兵黩武的政策决不可行，前有希特勒之鉴。但一味守拙的政策也是不适应国家的需要的。诸多问题中，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如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各种问题便迎刃而解。我认为除了要拥有以雄厚经济实力做支撑的强大武力外，还需要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调谐利用国际局势。其他人不足效，应当好好研究一下俾斯麦一力打九球，完成德国民族统一大业的历史。

"盐铁大辩论"说到底也是为政治服务的棋子，辩论结束后，桑弘羊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第二年，大将军大司马霍光找到一个理由把桑弘羊处死了。但即使是利用辩论打击桑弘羊的霍光，在桑弘羊死后也不肯放弃为政府带来大量利益的盐铁制度。多年以后汉的经济制度一直笼罩在桑弘羊的阴影之下，直到王莽篡位建立新朝，为了改变混乱的社会，这个迂腐子又搞起了复古，这当然注定会失败，只有改革才是历史的火车头。但"王莽种树，刘秀乘凉"，王莽之乱却成就了一个"光武中兴"，这当然是后话了，行文到此也就该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