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金融逻辑

陈志武

   

     如何从金融、金融交易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变迁？换言之，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究竟跟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何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人“家”的概念开始理解。

　　

    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有这样几句话：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其中，“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就是中国人对家、对婚姻理想境界的一种理解。传统的家，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单位，就像我们原来计划经济的合作社一样，丈夫和妻子各有分工；而另一方面，“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则是出于利益交换或互相规避风险的目的，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家和婚姻的定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和目的：一是“家”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二是“家”和婚姻是实现情感交流的一个场所。但实际上，当今的中国人，对“家”的理想境界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么，传统意义中“家”的概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儒家文化又是如何诠释“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它背后承载着怎样的金融学逻辑？



　　从生产单位角度所理解的家，过去30年正以飞快的速度在解体。比如，无论是沃尔玛，家乐福，还是国美电器，或苏宁，超市等等，这些不同的公司化连锁店正在中国的各大、中城市，甚至小镇，慢慢挤掉原来的夫妻杂货店的经营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更多的大生产公司、制造业公司，或公司化运作的连锁酒店、连锁餐馆和连锁超市等，这些都对中国“家”这一生产单位的解体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的新版《四世同堂》，其背后表达了很多愿望。但从另一角度来讲，重新恢复传统儒家的“家”，或“四世同堂”的境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而从金融交易、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学的角度来分析，儒家文化及儒家的家，它所形成的背后的金融逻辑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儒家文化，或“四世同堂”背后的金融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不仅速度之快，而且要想再建“四世同堂”模式作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无论是管理还是经济上的安身立命，或其它方面的愿望，实现的概率可能都不会太高。



　　众所周知，只要是人，不管是古代之人，还是现代之人，或21世纪的人，从出生之日开始，就会面对许多未来的不确定性，如生病、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或是老了没收入，等等。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为了防老养老，为了生老病残之时有所依靠，我们要推崇孝道文化，更具体来讲就是养子防老，通过生儿育女，让孩子好好读书，花尽钱财用以保证孩子未来能有出息，以保证将来很好地抚养老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的目的就是为实现不同时期之间的收入，或价值以进行跨期的配置，或跨空间的配置。



　　具体来讲，养子防老就是一种金融交易，只不过实现其金融交易，实现跨期、跨年龄交易的方式是通过儿女，以人格化方式来实现其价值交换。像这样的一种跨期价值交易或经济交易安排，必然要求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上要有相配的制度文化，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则。传统中国家庭比较典型的境况是，儿女小时不能在父亲讲话时还嘴，即使跟父亲说话，也不能声音太大，基于辈分的等级差距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子女还嘴，就表现出非常个性化的人格，那么以后的孝敬保障便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三纲五常”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是兄和弟、夫和妻。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出生开始，就已固定其在整个家庭、家族，以及社会层面的位置。而之所以儒家文化以这种形式把每一个人的位置固化下来，就是因为如果每个人所选择的空间太大，太自由，那最终就会威胁其父母、兄长，还有社会上其他人的经济安全。



　　而现在除了通过儿女人格化方式实现经济安全外，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另一个实现经济安全保障的安排，那就是金融市场，人们可以通过买保险，买股票，以及其它投资产品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些现代金融产品，具有非人格化特征，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这些金融产品，也可以达到养子防老，实现生老病残的风险交易，以及达到价值跨期配置的效果。当然金融市场发展，又有其相应的配套制度架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提及要依赖金融市场达到个人安全、生活安全，以及未来生活安全的保障。同时，法治也必须相应发展，否则，金融市场本身无法健康而深入发展。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种方式可以达到价值跨期配套效果。一是实现个人经济保障的方式是通过家族、成家、嫁人或娶媳妇生孩子来实现，即人格化途径；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保险、股票以及其他投资产品来实现；三是通过社团组织实现。而人格化的养子防老方式来实现经济安全，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也延伸出其它的许多风俗、传统与习惯。



　　比如说休妻，共有七条。唐朝休妻的第一条原因是无子，这也是最重要的休妻理由。大概算来，所有七条休妻理由中至少有五条是跟养子防老的经济安全、交易、风险交易安全有关。我们知道，中国原来有纳妾传统，也有娶几个媳妇或妻子的传统。因为如果一男人只有一妻的话，那这个妻子有可能不能生孩子；或能生小孩，也许只是女儿，而那时只生女儿的话，嫁出去就属别人家，那整个家族，老的少的，生活安全无法保障；或即使生儿子，也许只能生一个，也很麻烦。就如今天人们买股票，做投资，很多股票专家会说，千万别把所有钱，都砸在一支股票上，打个比方，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篮子砸下来，所有鸡蛋都砸掉了。一句话，就像买股票分散投资一般，为什么中国人说“多子多福”，实际上是从降低风险，即风险最小化的角度来讲此事。



　　从金融逻辑的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2000多年前出现了儒家文化，尽管五四运动很多先知先觉轰击儒家文化中非理性、或不合理的安排，也呼吁打倒孔家店。但到后来我们发现，即使今天，即使把孔家店打倒了，如果外部金融市场没有发达起来，或没有发展起来，那么“孔家店”还是可以给中国人提供安全保障的需要。



　　事实上，“夫妻双双把家还”还体现出“家”和婚姻作为生产单位，作为风险交易单位，其功能使“家”的含义越来越被解体，但作为爱情的家，情感的家，在中国社会正以非快的速度重新上升，或者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情感交流，定义在爱的层面上。那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子？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对很多中国的大城市，省会城市，地区城市，县城，村庄，做了众多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不同地方，由于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或者说金融进入的程度不同，对不同地区人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举例来说，在“为什么要生小孩”问卷中，调查提供的答案有：第一，爱小孩，出于爱，出于感情；第二，养子防老（经济原因）；第三，传宗接代（非经济，非情感原因）；第四，其它原因。调查结果是：北京，大概62%的人会说，因为感情，因为爱孩子，所以生小孩；省会城市56%的人作同样的回答；而地区市45%，县城约50%的人作此回答，但农村大概只有20%的人说是因为感情。



　　而在回答养子防老问题时，因为经济功能，防止经济风险而生孩子的比例，北京16%，大中城市比例在18%到30%左右，县城30%，农村正好相反，62%的农村人认为是因为养子防老这个经济关系，所以去生小孩。



　　由此看来，如果从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意义来理解，现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城市、县城，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其生活条件和收入越来越高，保险、养老方方面面安排都已安排好，他们不像原来中国传统的父母那样，看到自己儿女便想到未来的生活安全。实际上，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国的子女，特别是城市子女，已经从交易工具中解放出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最终可以解放个人，具体到能把中国的子女从交易工具、交易目的中解放出来。



　　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家庭正在从原来的垂直金字塔式的名分等级，辈分等级次序的结构中慢慢转移到更加偏平，更加水平，人人平等的家庭结构中，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交易功能、利益交换的功能已将中国的家庭剥离出来，由金融市场来取而代之。新型的中国家庭，更多的是以情感交流，以爱情来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转型带来的是更高的离婚率，让人们感到结婚以后，也没有太多安全感，但从另一角度讲，爱情终于在中国社会，能够成为婚姻的最主要基础，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给中国人带来个人解放和个人幸福的象征。



　　所以，现代金融产品，以其非人格化的特征达到中国传统家庭养子防老、实现生老病残风险交易、价值跨期配置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四世同堂”的交易体系无法再形成，它有可能让我们从家庭家族伦理责任中，把一些传统功能剥离出来，这或许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中，推动产生一种刚性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