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的评价

Chimerica一词的源起是Chimera，希腊神话里的怪兽，有着母狮的身体和头，尾巴是条蛇，脊梁中间长出来一只朝后看的公羊头。涵义很明显，面对挑战，中国和美国如果有智慧有远见，就能引领世界，赢得尊重；否则，变成不伦不类的怪胎，也并非没有可能
去年以来，国内对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做了许多回顾，主要的依据是统计数字、案例分析、政策历程以及对人——有民众也有关键决策者——的访谈。有一种方法，我以为，同样有效但却被偏忽，那就是中国的竞争者对我们的真实评价。
环球化供应链的深入加剧了国家之间博弈的互动，既有合作更是竞取，所以“竞争同行”对中国发展的“观感”非常值得关注。了解它们，对我们发掘合作的潜力，预防可能的摩擦，制定明天的方略，都有帮助。但怎样才能把握这类“观感”，哪些是真实的、综合的、有代表性、会影响博弈的条件及其结果，则不容易。
主流媒体里权威期刊可以作为这类“风向标”，比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和美国的《财富》。相对其他媒体，它们更关心趋势和内在驱动力的探索，比较不迷失于逐日的波动；它们有能力做长期的观察和策划，事实上也作出了不少有深度的专题报告。比如，《财富》最新的主题故事“中国并购世界”，和《经济学人》上一期的专门报道“中国和美国——怪异的一对”，就展示出这种功力。
这两份期刊，广为英、美乃至各国的工、商界和政、学界领袖所倚重，其对象未必是中国人，但大可以为我们所用。两者均以严谨著称，有其固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视角和方法，所以它们的“观感”在时间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对我们衡量自己的进步，起码是一种可靠的“旁证”。
综观这三十年来《经济学人》和《财富》对中国的深度报道，人们不难觉察到如下的进程，大致分几个阶段在演进：担忧——漫无所谓——怜悯——鄙视——蔑视——惊 讶——认 真 对待——刮目相看——称许及合作——羡慕及妒忌——？
开放之初，美、英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主要为二：1.发生大规模饥馑怎么办，十亿饥民不能自救的话其谁能救？行将崩溃又拥有核武器的社会，其动乱会不会殃及全球？2.是否会受意识形态的逼使，重归苏俄怀抱，打破世界战略平衡？
当看到中国的社会秩序趋稳，倾覆的可能性很小时，其态度变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只要相安无事、不添乱就好。对经济合作的期望甚低，看到商机勇于投资的在当年多半是海外华裔。当中国在稳定和开放的环境下经济和社会迅速活跃起来，发达国家的“观感”变为同情，就像看到一个有残缺的人正试图奋发自立起来时的反应，有加以援手的冲动。
但当他们看到中国表露出再度雄起的自信心，尤其是有她自己的想法，不全听命于美英等替欠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时，他们的观感便转向鄙视，如同一个自命的大导演，看到一个穷小子不肯演分派给他的小角色；“大导演”很快地发觉，中国不惟不肯就范于跑龙套，而且在自编自导时，就断定中国很快就会遭到“不听大人言”的报应，带着自以为正当的鄙视之情。尽管两三年间，预言中的“报应”不会应验已很清楚，他们还是在惊讶和错愕中多挣扎了好几年。在那段时间，不妨回看，自相矛盾的报道和评论频频出现。
然后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积十五年的辛劳中国开始起飞，两刊看到并明白无误地发出信息，让它们的客户群体正视中国的发展，认真对待浮现的合作机遇之前，大小商人已率先几年抢滩到了大陆。跨国公司不乏成功的案例，诸如肯德基炸鸡、安利、IBM、沃尔玛，等等，但运作最有成效的还是数以万计的海外华裔资本（主要是台、港）的风险企业，彼等的经营，或多或少，是以华人传统中的关系价值为依托的。这迫使两份期刊去琢磨他们所不熟知的“非规范的”运作方式，包括政府机构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
愿意放下身段来“刮目相看”欠发达国家的“非规范”发展经验，对于向以西方社会经济产业界的眼、耳、舌自居的权威学者和传媒人来说，并不容易。这反衬出中国不但做得出色，而且经久地经受住了检验。这段时期里，两份刊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最值得我们分析，因为它们评论中出现的认可甚至称许，是真切的而非浮于外交辞令。从他们“观感”的演变可以看出，后来者大可以居上，中国也可以为世界提供新鲜经验。
在此之前，西方的媒体是如此执迷于“华盛顿共识”。建筑在“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的假定之上的“华盛顿共识”甚至被认为是TINA，即惟一的发展路径（TINA是撒切尔夫人的口头禅 ，“There is no alternative!”译成中文，就是“除此之外，别无分店”的意思）。
如果说“称许”是一种肯定，那么真正的肯定却是“妒忌”。在经济博弈，一如在体育赛事里，对竞争对手的高度褒奖是对他的“妒忌”。当然，人们或许更乐意看到“羡慕”——褒奖的温和版本，不过那总是和“妒忌”混杂在一起，而难以分别的。从另一个角度，竞争对手“妒忌”的观感，要比“漠视”、“鄙视”好得多，比“同情”也强得远。“妒忌”明白无误地表示，竞争正充分地展开，而你已经在领先。
近两三年，我们在《经济学人》和《财富》的报道和评议里频频看到“妒忌”的讯息，尤其是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拯救，中国不但能迅速走出低迷，而且能够用开放以来积累起的辛劳，资助美国“脱困”。对于中国三十年来的开放政策，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肯定吗？有的，那就是“尊敬”。虽然还不太看得到两份期刊对中国应有的敬意，但我们深信，中国若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致力实干，它对世界经济甚至文明的贡献将赢得“尊敬”。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先来看《经济学人》的长篇专题报告“中国和美国——怪异的一对”，其中处处流露出“妒忌”，如前所述，这不是件坏事。《经济学人》已经把中国提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并认同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互动是今后世界发展和稳定的主轴。但是同时，《经济学人》没有忘了提出，两国的“联姻”是怪异的（the odd couple），从价值、理念、体制、环境，到个人消费、生产组织、资源禀赋，两者大相径庭之处极多，摩擦龃龉甚至纷争冲突的可能性所在多有，不容太过乐观。
10月份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也谈中美的合作，名为《超级聚变》（Superfusion，副标题为“中国和美国如何融合成为一个经济体，而世界的繁荣将有赖于斯”）。作者Z·Karabel则乐观得多，征引了许多实例和数据来推销他的论点。作者显然有迎合时势的意向，希望能够引起“热销”。他是个中国通，但非“老手”，其见解和数据也是转引的居多，第一手的认知不足。他明显地引用了S·罗奇的论证和数据。
罗奇的“老辣”不可置疑，他对世界及亚洲经济市场走势的论断也是屡试不爽，在国人中可信度相当高。为此，他被任命为大摩的亚洲区董事局主席。罗奇对中国发展的观感相对《经济学人》的要达观，“妒忌”和“尊敬”兼而有之，但不及《超级聚变》的乐观。罗奇把他几年来对亚洲及中国的观感评述积集成册，题为《亚洲明日》（The Next Asia），于9月在美国出版。书中最末尾一篇，曾发表于今年2月15日，代表罗奇的最新观点，题目为“醒醒吧，美国和中国——共生关系的压力测试”，告诫了两国在过去二十年融合成的“共生系统”，仍需大幅调整，才能应对更艰巨的挑战。除了美国透支和借贷消费和中国超额出超和储蓄的互动模式不再能够持续之外，其他必须进行的改革还很多。
在《超级聚变》的结尾章节里，作者用了Chimerica（意指中国+美国聚合而成的共生体，不妨直译成“中美利加”）来表示世界经济将来发展的主轴。 Chimerica一词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家N.Ferguson　在他的《货币的兴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里铸造出来的。它的源起是Chimera，希腊神话里的怪兽，有着母狮的身体和头，尾巴是条蛇，脊梁中间长出来一只朝后看的公羊头。涵义很明显，面对挑战，中国和美国如果有智慧有远见，就能引领世界，赢得尊重；否则，变成不伦不类的怪胎，也并非没有可能。（待续）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6906

在内需成为总需求主力这个坎还没过、良性循环还没形成之前，如果发生产能严重过剩、失业陡升、居民收入锐减，中途熄火煮出夹生饭，是人人畏惧尴尬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财富》最近一期的专题报道“中国并购世界”所传递的讯息：封面图画用一只有五星的红色购物袋把整个地球给装了进去，观感的表达没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
在他的《亚洲明日》里，罗奇再三批评，过去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互动的主轴模式——美国的超级透支消费+中国的出口导向及消费内抑导致的出超——断无可能再继续下去。
和《金融时报》的主笔马丁·沃尔夫不同，罗奇的观感颇友善并具建设性。他的先见今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单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入超国，中国更于2007年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贸易伙伴，去年越过日本握有最多的美国国债。比规模更严重的是，美国支付入超欠债的是她自己印制的美钞，而中国的美元债权绝大部分为官方所有。
罗奇盼望，这次经济-金融市场的世界性崩塌能够成为中国发展导向转为内需的契机，推动两国做根本性的结构改造。然而他失望了。
中国经济迅速走出阴影恢复增长，依靠的是政府提振，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出口刺激的投入，居民的内需并无根本改善。目前的状况，在他看来，好比一个烟民被怀疑得了肺癌，表示决心戒烟；但严重的喘咳稍缓，初步诊断也认为即使有癌症也在早期，于是吸烟依旧，病患酿成绝症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罗奇（其他的“医生”也一样）并没有就如何取代目前不可持续的互动模式提出什么高见和步骤。美国的问题在于改革的空间狭窄：由奢入俭，谈何容易！拿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为例，他们的难题是不再能找到每小时60美元（薪资+福利）的就业机会，却不愿为时薪25美元再工作了，即使同样的工作在西安或广州的报酬还不到5美元；中国的问题同样深刻，居民的消费水平逐年下降至目前占GDP的比例低于40%，虽然转变的可行性要大，由俭入奢总容易些。
至于两国的政府精英，殊途同归，都面临最为挠头的问题：怎样充分动员国民的潜能，使国力得到综合提高，然后国民的潜能可以持续发挥和充实？中国的战略调整事实上已经开始，政府仍唱主角。博弈的两个方向：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供应；建立并扩大亚洲的人民币通货区。
两个方向的战略出击，是环球经济竞争发展到现今阶段中国必需采取的反制举措，金融海啸的冲击催生了出击的时机而已。对于中国下阶段的进展，它们将影响深远。不要说这类反制战略是国家的主权行为，只能自上而下；即使是民众的消费转型，没有占据战略主动的大环境的支撑也很难成功，而且耗时。在内需成为总需求主力这个坎还没过、良性循环还没形成之前，如果发生产能严重过剩、失业陡升、居民收入锐减，中途熄火煮出夹生饭，是人人畏惧尴尬的。
“中国并购世界”专题报告比罗奇有远见，可能是《财富》几年来最到位的对华分析。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间中国并购海外资源的1150亿美金里，2007-08的两年占其四分之三以上，2008年的海外投资又超过2007年一倍，这个势头将扩大。它例举的122个大项目（金额超过两千万美元，中位值为1.59亿）中，矿产项目36个，能源项目32个，金融项目18个，超出总数的70%，而且超大项目均属此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投资越来越移向发展中地区。如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在2008年上升了45%，达到1070亿美元，中国在伊朗、巴西的资源合作增幅更加迅猛。对照鲜明的是，中国问津发达国家的投资收购项目，要么受阻于对方的行政干扰：从中海油并购洛杉矶的尤尼科和中远并购加州长堤港的计划，到中铝增持力拓的尝试，都是夭折于对方政府的限制；要么受挫于交易对手的“高明道行”：如入股黑石或摩根士丹利导致的亏损。这说明在评判投资项目时，对投资对象的法规环境和“制度成本”，我们必须有知己知彼的清醒认识。
环球竞争及合作的形式不管怎样翻新，经济生产的结构其实并没大变，每个国家主要扮演三种角色之一：要么贡献自然资源，要么贡献劳动力，或者贡献资本（技术）。按生产要素的提供来划分，很明显，中国、印度等主要贡献劳动力，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非洲诸国等贡献的主要为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则主要贡献资本（技术）。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似乎身兼两任，但它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组织文化方面，资源在其优越的制度保护之下，价值倍增。
同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和美国发展前景很不一样。美国的资源丰饶、空间广袤，有纵深的内需市场，借此广揽人才，使制度建设更有弹性，从而能长期进退裕如。日本则不然，匮乏于资源，人员也高度划一，受挫时容易陷于困顿。由此来看，加、澳、美等相对有制度优势的国家，甚至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前景都更为宽阔。毕竟，自然资源才是恒久的禀赋。反观个人的信念行为，以及人群的制度安排，相对容易重塑和提升。有了这层认知就不难理解，中国在全球购买能源和矿藏资源会引起对手如此的关切。
在中国人越过小康的门槛进入富裕的自我良性循环之际，必须认明，发挥亿万劳动力的潜能要结合充足的自然资源供应。这次经济危机的重创之下，发达国家资产减值、信用枯竭、资本萎缩，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许多矿产和能源收购机会才出现在市场上。若能抢先一步，在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之前进行收购，价格再不理想，在战略上也是非常值得的。
至于并购完成后怎样有效管理这些海外资源，又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我们下期来探讨。
（待续）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73

■局内局外 身后身先
“一胎化”政策执行了30年，压制解除后，弹得回来吗？即使从来没有过刚性约束的地区，如伊朗、孟加拉之类，文化价值的变迁以及经济收入的上升，育龄妇女是否有意愿恢复多生子女，已然大成问题。在世界范围显示出来的这种人口变迁的趋势，正在敦促我们的人口政策改弦更张。
国家之间合作-竞争的利弊，往往取决于战略制定的高下，对于决策者极具挑战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如一百三十年前德国名相俾斯麦所告诫的，“切记要当骑士，切忌沦为坐骑！”这对环球竞赛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格局新旧。赢得普法战争后，德国就野心勃勃要翻身上马，但经过两次大战反被掀翻在地；英国虽然惨胜，却在美国的压逼之下交出了殖民疆域（如印度、东南亚等），首席交椅也不得不让给了后者。新格局之下，博弈文明了许多，也更有效果——竞争不再靠武力征服，而是集中在经济附加价值的分配上面。
上期我们提到，怎样充分发挥我们庞大人口的潜力，对于中国这样以贡献劳动力为主的大国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整合自然资源的供应，和建立区域性的人民币通货区，是两个不可少的战略举措。至于能否产生成效，则端赖我们的管理能力。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眼下在国内巴菲特已是名闻遐迩（1995年我在《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上连载评论介绍时他还鲜有人知），让我们引述他2003年11月在《财富》的寓言式的文章“贸易赤字使美国沦丧”，文章传递的信息极为丰富，值得反复研读。其中有三个告诫充满着睿智和远见：1.巴菲特在1987年开始就呼吁，美国透支消费的风气不可持久。贸易赤字逐年巨幅递增后，他2003年再次大叫“狼来了”。他确信美元将会随即贬值，于是剑及履及，在72岁（2002年）那年平生第一次炒汇。2.巴菲特把美国和它的贸易伙伴比作两个岛国——“靡费岛”和“勤俭岛”。“靡费岛民”好吃懒做，大量进口“勤俭岛”的产品，欠下的巨债用债券支付。终于，“勤俭岛”感到“靡费岛”的债券风险过高，就拿债券买“靡费岛”的地产和物业，最后“靡费岛”的资源尽为“勤俭岛”所有，岛民及其后代不得不重新苦干来抵还欠债。3.巴菲特以日本为例对美元的前景作了预测。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巨额出超，得到的对价只是美元而已，美国人的损失不会大。除非抑制它对美国出口，日本消化美元的出路只有两个：a.　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者b.　购买美国的地产和资源。若采用b，则形成上述2里面描述的情况。若日本购买第三国比如巴西的资源，以美元支付的话，那么美国的债主就从日本变成巴西，债主换了，但还得持有美元，除非从美国进口。
这三个告诫的内涵，要比繁复分析和长篇议论还能说明当前问题的症结。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控股集团在2003年就从外汇买卖上获利8亿美元，证实这位哲人警告的美元贬值就在当下，远非杞人之忧。他批评美国人借贷消费，把债务推向后代。至于美国的资源是否会逐渐落入“勤俭国”手中，以至于美国人不得不打工还债的警告，要过久远才会成为可能。因为，美国人的欠债是用美国印制的美钞来偿付的。结果如巴菲特所言，债权国除了购买美国的东西之外，无法摆脱美元。
将这三个告诫合在一起来考虑，就不难得知，收购发展中地区的资源要比贸然进入发达地区运作要安全。日本就曾被很好地上了一课。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横扫美国市场，巨额的出超，加上国内房市股市一片腾涨，使得太君相当陶醉，他们急欲用手中的美元来购买纽约、洛杉矶等的地产。哪知道金融这行门道深奥，日本人就像学柔道，刚刚拿到黄带，就要和华尔街的黑带柔道高手过招。洛克菲勒中心收购案的例子说明，华尔街可比电影《地道战》里面的“高家庄”要厉害得多，太君陷了进去，三两下就被踢将出来，身价还被“腰斩”有余！收购发达地区的其他企业，管控也不容易做到有效。比如，台商“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业务，被德国的劳工法规就搞得灰头土脸。
不能以为购得资源就能获取预想中的附加价值，产权说到底是一种法权，法律名义上的拥有，并不就能保证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环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在以前被解释成“禀赋的不同”，现在则被含混地解释为由“比较成本的差异”造成。而“比较成本”的核心部分正是“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收购了发展中地区的资源后，更需要切实具体的管理来降低这些成本。有效方法之一是向这些地区移民，传输组织文化和价值认同，并建立配套的企业和设施。只有与当地的民众凝聚成共识，被收购资源的长久效益才能稳定分享得到。要达到这个境界，移民需要携带大量资金前往。为此，国家应该提供低息或免息的长期信贷助其发展。对于发达地区，则应该派遣学生，学习彼等在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经验，这些软技术是无法靠惯常的进口来获取的。为此，国家有义务全面资助，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就专门领域展开学习。中国拥有大量勤勉、好学、迫切希望改变自身境遇的优秀人力，提升这部分国民的潜质，是收益率最高的长期投资。同时，这类投资不会引起太多的摩擦，而且成本低，尤其能消化美元，避免坐待美元贬值的风险。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国家长程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人口的增减趋势。经济意义上，大致来说，人先是“人口”，然后是“人手”，然后才是“人脑”。上述的投资移民及留学生派遣的建议，是变“人手”为“人脑”的策略。
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时，“手”（生产者）的生产仅能维持“口”（消费者）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暴增终将被饥馑、瘟疫、战争、灾难平衡掉。人类组织经济生产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几乎为零，在0.01%左右。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与牲畜无异的悲惨境况，直到1750年左右才有了转机。
英国发轫的“产业革命”的成因为何，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解说，以“口”与“手”的比率为基础，认为英国的庄园主终于明白，多子女的大家庭是对持续富裕的诅咒。虽然英国实施“长子继承权”制度由来已久，但富裕的家庭后代较多，且活得更长些，导致“口”超过“手”的积累。财富积聚屡起屡扑，始终无法超过原始积累的临界规模而起飞。当这个至关紧要的认知深入人心后，文化选择就取代基因的自发扩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富裕家庭的子女数开始一反常态，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结果用了130年，英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800年的5个减至1930年的2个。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衡量一个社会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的平均值。人类社会（常以国家为单位）维持其人口规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是2.1（比2略高，是对早夭及男婴的自然出生率略高于女婴的补偿。欠发达地区的补偿要大些，简单替代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要求在2.33左右）。当今的发达国家纷纷追随英国的前导，在百余年间完成同样的过程。和马尔萨斯的预言正相反，经济资源丰裕家庭的子女平均而言，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个效应，给了欠发达地区人民强有力的文化示范。比如韩国，只用了 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把总和生育率从5人减到2人。
中国接受“总和生育率”的观念的过程相当艰难曲折。早在“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强，然而人口更其庞大，人均生活水平仅及欧陆的60%。一般民众活得非常困苦，几同猪狗一般。然而，传统伦理以“孝悌”为上，助长了大家庭的“非经济理性的”持续。而意识形态的历史之争，更使情况复杂化。建国之初，受到批评中国的贫困乃由人口过多造成的刺激（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白皮书”），更加强调只要搬掉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的“手”就足以供应人的“口”。在台湾，人口政策同样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例如，柏杨先生在当年被陷狱的罪责之一是提倡节制人口，在蒋介石看来，这无异阴谋减少兵源，损害“光复大计”。
终于，人们明白“口”太多，什么都成白忙时，“一胎化”政策就水到渠成了。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进展，“人口红利”的贡献最为显著，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功不可没（据联合国的估计，中国的人口控制有效减少了3亿-4亿的人数增加）。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幸运地得到了中国人口的“黄金时期”的支持：全体人民的中位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社会的“抚养率”很低。但是“黄金时期”正在迅速消失中，下一代人——独生子女居多——进入工作年龄时，将发觉他们要抚养的人群非常庞大。这是“一胎制”长期执行的代价，怎样缓解，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立即进入研析和决策的程序。
问题的紧迫性，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数据间接看到：
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总和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个降为3个。总和生育率的锐减甚至发生在印度南部；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在1984年还高达7个，2006年惊人地降为1.9个，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个。
经济统计分析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下跌从人均收入1000-2000美元开始，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我们先前以为低于2.1的总和生育率只会发生在欧洲和日本（美国例外地维持在2.1附近是由于它的大量移民），没想到现在竟成了韩国、台湾、香港等许多地区的主要忧虑。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加重了忧虑的紧迫性。
即使立即松绑，总和生育率回调的经济效果也要隔一代才能体现出来。“一胎化”政策执行了30年，压制解除后，弹得回来吗？是否有弹性疲劳的问题？即使从来没有过刚性约束的地区，如伊朗、孟加拉之类，文化价值的变迁以及经济收入的上升，育龄妇女是否有意愿恢复多生子女，已然大成问题。
在世界范围显示出来的这种人口变迁的趋势，正在敦促我们的人口政策改弦更张。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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