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与红塔：国企改革一面镜子

哀牢山下对话83岁褚时健。保外就医后的褚时健在哀牢山下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图为2010年6月15日，83岁的褚时健站在自家果园

“所有听过褚时建发自肺腑之言的人都有无限的感慨，他的一生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也让我们对过去中国国营企业一把手所走过的路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褚时健的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一切尽在不言中。毁誉参半的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人物做一个评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公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历史依然是公正的，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

--杨锦麟

撰文：陈芳

5月15日，傍晚，与褚时健接触两天后，离开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的褚时健果园。大片乌云在山间流淌，坐在车里，任这山里的风吹拂，不时有雨点打进车窗。车在山间盘旋，远处的哀牢山在云雾缭绕中肃穆安详，回头张望那一大片绿油油的橙园，以及山头那几间白房子，褚时健最后的印象在脑海中浮现：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一个人站在房前的池塘边，静静地望着果园，抬头望一眼对面的哀牢山，陷入深深的沉思，满头白发在风中倔强地立着。旁边一个小姑娘走过来，他忽然回头，对小姑娘露出和蔼的笑容……

车里忽然响起腾格尔那“刀割般”的歌声，“每一个降生的婴儿，都带着你的血性；每一张牧人的脸庞，都有你的轮廓；每一座毡房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这歌声在此时响起，忍不住再次回望哀牢山以及山下的褚时健。两天的接触中，他首次敞开心扉回首在红塔集团的最后岁月，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身陷囹圄。他说现在已经看淡了，过去都忘记了，这一生已无遗憾，“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但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他在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嘴角蠕动着却吐不出字来……那一刻，悲情二字从心底涌出。

晚年褚时健：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已经75岁。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唯一的姑娘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成为褚时健一生的痛，亦对女儿心怀愧疚。好在姑娘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也已经做了母亲。

一个人远远走在前面，两手搭在身后，身体挺得笔直，一件旧T恤，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一双灰色袜子。一步、两步……五十多米的走廊上，他却始终不曾回头，径直走到包房，落座，菜已经上齐，待众人到，动筷子大口吃饭，没有任何客套与推杯换盏。他吃饭很快，早早吃完，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等着其他人。

一个小时前，在距离玉溪市区不远的一个小镇，找到了褚时健的家。小镇安静祥和，几乎家家是独栋别墅，这里的人大多因烟草而富，与红塔集团的辉煌在时间上几乎平行。褚时健的家是一栋二层别墅，他的律师马军告诉我们这栋小楼是镇上的人专门留给他的。

随马军律师来到储时健家中，他正坐在沙发上正与人谈话，白发朱颜，声音低沉。83岁的老人、曾经叱诧风云的烟草大王、涉嫌贪污入狱、保外就医后承包荒山……关于褚时健那些固化的概念在脑海中飞转，此刻他就站在面前，只是一个硬朗的老人，笑容间透着一丝亲切。谈话间，褚时健不时拿出手机接听或拨打电话，时而靠在沙发上，时而正坐，并不因外人的到来而刻意讲究。他起身到厨房叫老伴儿马静芬与客人打招呼，老伴儿也已80多岁，身形瘦小，走路却稳当得很。

环顾整个房间，墙上是一幅褚时健夫妇的合影。两位老人相互依偎着，笑容灿烂。还有一幅四世同堂的全家福：马静芬的老母亲、褚时健夫妇、儿子、孙子、外孙女……儿子如今远在国外；女儿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后留下一个女儿，与褚时健老两口一起住，前不久外孙女刚刚做了母亲。此时的褚时健与老伴儿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他们却说自己是闲不住的人，闲着反而受病痛折磨，褚时健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马静芬则患有癌症。现在承包果园有事情可忙，两位老人精气神儿和身体反而较闲着的时候好许多。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和老伴儿来到新平县嘎洒镇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储时健被打成右派后，曾在新平工作十几年，又从老家华宁县带来果苗，在荒山上种起了橙子，并注册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马静芬是董事长，外孙女做销售，褚时健负责果园经营，他称自己是给老伴儿和外孙女打工。这一年，褚时健75岁，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5月15日，天刚蒙蒙亮，玉溪的空气中泛着丝丝凉意。走出酒店，看见褚时健已经坐在车里等候，昨晚约好6点钟出发，此时刚刚6点。昨晚吃饭亦是他先到，在那里静静等候。他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这一点马军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体会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约定下午三点半，但那天突然下起瓢泼大雨，马军担心从玉溪赶到昆明的褚时健会困在路上，可等他到了约定地点，褚时健已经坐在那里。

褚时健要带我们上山去看果园。果园地处深山，大部分路段为石子路和土路。一路上我们睡了被颠醒，接着再睡，来回变换坐姿。每一次醒来看着坐在前排的褚时健，几乎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专注地望着窗外。这条山路，自从2002年承包果园开始，褚时健每个月至少走上三次。每次天不亮出门，在山路上颠簸四五个小时，到果园查看果苗，与作业长、技术员、农户交流，在山上住一晚，第二天原路返回。而开荒之初，山里连路都没有，很多路都是褚时健修的。

将近5个小时的颠簸后，终于来到果园。漫山遍野的橙树，硕果累累，一眼望不到边，不远处的哀牢山烟雾缭绕，宛若世外桃源。褚时健一下车便与作业长交谈，不时走到果树前掐掉吸收营养的新芽。褚时健以前从来没有种过橙子，8年来，经营这2400亩果园亦是波折不断。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大部分时间呆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褚时健说，那时他常常很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专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他自己通过翻资料找到了问题所在。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二年、第三年……每年都有新的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应对等等，直到第七年方才步入正轨，也是在那一年，他将承包果园时借的1000多万全部还清。现在果园开始盈利，褚时健觉得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他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种果树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整不好会倾家荡产。”

2400亩的果园种植与管理全部由褚时健一个人负责，他管理果园的方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最重要的是能让农户获得颇丰的经济收益，一个作业长一年可以收入5万来块，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能挣2万元，还可以在山上养鸡养猪，这远比在其他地方打工赚钱。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激励机制尤为重要。经营果园也是这种管理哲学，而早在红塔集团这种管理哲学已经被验证，那时红河烟厂职工的工资甚至高过管理层，烟农也获益颇丰，在这种激励下，褚时健收到的是最好的烟叶，烟厂的效益也大大提高。而他的管理哲学早在60年前就已经形成，一句很普通的话：“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这也是褚时健一生坚守的原则。


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副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的合影，颐养天年的快乐。陈芳翻拍

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

“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1927年出生的褚时健，在少年时便已形成自己的人生观。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就在这里出生，并度过自己的童年。83岁的褚时健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这也直接触动了年幼的褚时健，“要把书读好才行！”

忆起儿时的那段时光，褚时健露出轻松的笑容，小时候捉鱼的情景挥之不去。后来去昆明读书，抗战结束，内战打起来，在“反对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口号中，根本无心读书。“到高一就熄火了，不读了，打游击去。”这一去便是8年。

部队领导认为褚时健是个有骨气的书生，便给了一个指导员的差事。时值清匪反霸运动，几十万大军没有饭吃，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那时褚时健总比别人征得快，别人要三四个月，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任务。褚时健觉得是自己的工作方法跟其他人不同，因为他理解农民，能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征粮虽说是政策，但收粮农民总会不高兴的。”在褚时健看来，绝不能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一定要给农民留下一部分。而其他人为了完成任务，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农民当然不干。褚时健不但顺利完成任务，还与农民交了心。“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如果单要自己好，干什么工作、接受什么任务就搞大指标，会让大家很反感。”60多年后，忆起当年，褚时健如是说。

褚时健做事情自己顺利，一定也会让工人、烟农过好。所以在今天的玉溪烟农中，褚时健仍被不断提起，在他们心中，褚时健依然是一个神一样的人，在玉溪市以及褚时健所在的镇子，随便问一个人，无人不知褚时健。当年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出事后，上面派人调查，更有不少村民直接说，“他欠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凑，你们不要抓他了。”

“成也红塔，败也红塔”。如今的红塔集团，早已与褚时健没了关系，以前的老厂房如今只有一间小破屋，偶尔经过，褚时健和老伴儿说早已心平气和。

红塔集团：巅峰与折戟

1996年，是褚时健最难熬的一年。那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老伴儿马静芬亦关在那里，而他自己也已经基本失去自由。“我只考虑我姑娘……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再搞她了……”多年后回首这段最难熬的岁月时，褚时健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拿起水杯喝水。

红塔集团（前身为玉溪卷烟厂），是褚时健人生达到巅峰的地方，亦是褚时健折戟的地方。效力红塔18年中，褚时健将一个破败的地方小厂打造成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缔造了红塔帝国，18年为国家贡献利税至少1400亿，造就了无数的百万富翁，也造福了玉溪一方众多烟农。而他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元。

1979年，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52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除了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还有另一个选择--去山里的矿上当厂长。褚时健倾向于后者，“我倒是蛮想干，但老伴不同意，说孩子跟着我们受了那么多苦，再跟着你到山沟里干一辈子，要去你去，我不去。”褚时健开始考虑玉溪卷烟厂，但依然有顾虑，因为文化大革命后两派在烟厂遗留的问题很多，造成烟厂产品卖不掉，发展很慢，两派摩擦很厉害。褚时健找到地委书记，“你可怜我一下，我这一辈子实际上被整了十几年，我再倒一回你们怕不忍心嘛。”直到地委书记表态支持褚时健，此时老伴儿马静芬也在背后鼓劲，他硬着头皮去了。

但褚时健也明确告诉地委书记，“叫我去当厂长，存在的生产问题和烟的质量问题都不怕，但不要在地委内部这边支持一些，那边支持一些，闹得我中间不好办。今天既然明确了态度了，我去干，我尽我的力。”褚时健就此开始了在玉溪烟厂的18年岁月，开始了人生中又一轮跌宕起伏。

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褚时健到来之后首先要处理这件事情。他找到厂里人问修好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伙子告诉他，之前的厂长在时，坏过一台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40天对褚时健来说是大问题，肯定等不了。他之前也搞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三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在全国还没有引进设备意识的时候，褚时健为玉溪烟厂率先争取到了一台进口设备，随之而来的是烟厂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褚时健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大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

18年，褚时健缔造了红塔传奇，也缔造了一个属于他的烟草王国。1986年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所有的大权全部集于褚时健一人身上，但这也可能为事后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褚时健追忆时称当时的考虑只有一个--控制原料，包好质量关，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褚时健自己也说从进入烟厂的那一刻，个人的安危与利益都已经不顾了，只想着企业的效益，他也没想过有一天终究是要退休，终究是要离开红塔的。

对于当年创造的红塔传奇以及为国家创造的千亿税收，在4个多小时的聊天中，褚时健只字未提。他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无论让我做什么我一定能干好，这观念早在少年时便已植入褚时健的脑海。

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以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结局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集团，这一年，他整整70岁。在回忆那段往事时，他说其实最难熬的是1996年。那一年，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老伴儿马静芬关在那里，他自己也已身陷囹圄，基本失去自由。“我只考虑我姑娘……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再搞她了……”说到这些，褚时健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拿起杯子喝水。访谈中，褚时健念叨最多的就是他女儿：被打成右派，女儿跟着妻子受苦；在山里带着女儿一起去野餐；听到女儿自杀，不禁老泪纵横……

马军给我们讲了1996年的一个情景：“1996年中秋节，我去看望褚时健，当时烟厂放假，偌大的厂子空空荡荡的，保卫科两个人坐在一楼看电视。我在厂长办公室见到了他，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沙发，他缩在沙发里，身上盖着一个毛毯，对面放着一个小电视。那一刻，我心里真是难受，老伴儿关起来，姑娘死了。”

对于这些，今天的褚时健说自己早已忘记。他说自己承受多大的委屈都没关系，但自己不会去害别人。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曾经被打成右派，整整22年才摘帽。


负责反右工作 自己被搞成右派

1959年，担任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反因反右不积极被打成右派。“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上面给他们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要达到4%-5%……就在这个过程中，褚时健从反右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罪状”是同情右派。

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了15%，甚至20%，而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右派，说他反对共产党，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右派了。”褚时健哭笑不得，这一年是1959年，褚时健正值而立之年。

被打成右派之后，褚时健感到的不是委屈，而是困惑，这个工作到底要怎么做？回忆起做反右小组长的那段经历，褚时健说太压抑。成右派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比起在机关那种压力大的日子，来到这里反而觉得轻松了。别人一天能做多少事，我也能做多少。最后他们让我去做工副业，制糖、种菜、酿酒，供农场人吃。我觉得这个倒轻松了，也不要哪个再论长短。”如今再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已能谈笑自如。

烧酒、种菜、轧糖，这些褚时健都能做得很好，“一百斤甘蔗轧出多少糖？出多少酒？还要比别人高。当时我心里已经有谱了。”“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叫我做什么，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这就是褚时健。不过有一项工作褚时健说自己确实做不好，那就是政治工作。“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照你们说的做，我觉得不大合适，心里头想不通。”

1959年，去农场报到时，只有褚时健一个人。妻子马静芬一路相送，送到玉溪柏田，再送到沅江。当时的马静芬被单位劝退，身体又有病。“她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姑娘褚映群，在昆明日子过得很艰难，就去给人家打毛衣，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打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还是维持不了生计。”最后马静芬提出跟随褚时健一起到农场，说起老伴儿，褚时健说：“她也是坎坷得很。”一年多以后，全家一起来到新平县，褚时健先是在农场，后来又去了一个畜牧场当厂长，养牛养羊。“叫我养牛养马养羊，我也觉得舒服，比在机关大家凑到一起搞什么事情舒服。”

一年后，新平县有一个2000多人的厂子快倒闭了，上面要褚时健去当厂长救火，“我去的时候只有300人了，我对这300人说，'你们别跑了，我们一起过后半生算了'。”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1979年，被再一次派到玉溪烟厂救火。

淡忘过去 却依然心忧天下

对于那段艰难的时光，褚时健选择了淡忘，几乎从不提起。他说都忘了，“每次在情绪上受到很大冲击，但很多事情我觉得问心无愧，我已经看得很淡。”偶尔有北京的人通过省里领导问候褚时健，褚时健说所有的委屈就全都抛在脑后了，“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淡忘谈何容易？这也许是褚时健不愿意闲着的原因。现在的他每天对着自己的果园，看着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显得乐呵呵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这样想来，遗忘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除了忙果园，每天他都会看新闻。83岁的褚时健依然心忧天下。“总书记、总理，尤其总理头发都白完了，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奔波，但他们所提的东西，下面很难贯彻，很难。”他朴素的情感，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那个投身革命的少年，还有因无法完成反右指标任务自己被打成“右派”的28岁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