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注译

孙雍长

前言
    一、老子其人与其书
    老子是我国古代哲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精神与思想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观念发生过并一直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学说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老子》一书文约义赡，言辞隽永，是一部不朽的哲理诗集，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光辉巨著。
    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记·老子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归纳起来，司马迁告诉我们的有这么几点：第一，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人，生活在东周季世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可能年长于孔子，曾担任过周王室的图籍管理工作。第二，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老子则以顺时而行、盛德若愚、去骄气、去多欲、去态色、去淫志等修身养德之道相告诫，孔子为之感叹，将老子比为不可羁致约束，高深莫测的龙。第三，老子致力于自隐(不自我表现)、无名的个人道德修养，他见东周季世道德衰微，不愿生活于该社会，便出关西隐，世人莫知其所终。第四，老子著书，是他出关西隐之时应关令尹喜所请。其书分上、下篇，核心内容是对“道”和“德”的阐述，共有五千多字。所以后世称其书为《道德经》，又称为《五千言》，或直称为《老子》。
    司马迁是位严谨的史官、学者，他的《史记》记叙殷王世系，也曾为人怀疑，但后来的考古材料完全证明了其记载并非传闻臆测之言。我们认为，司马迁关于老子的简略介绍不无事实依据，应基本上是可信的。在《史记》之前，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等文献中都曾提到老子或老聃的名，或称引过老子的言论行事。应该肯定老子是确有其人的。至于《史记·老子列传》中还曾提到老菜子与太史儋两个人，那只是记叙“或曰”罢了，太史公本人是并不相信老子即是老莱子或太史儋的，这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明确地以“老子”与“老莱子”为二人可知。
    老子确有其人，《老子》一书为老子本人所著，这两个基本事实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后世有人怀疑老子是否真有其人，又进而怀疑《老子》是一部伪书，都缺乏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林语堂先生说得好：“有些学者对‘是否有老子这个人的存在’抱着极大的怀疑，导致这项怀疑的主因，是清代批评怀疑主义的盛行，尤其梁启超的评论，更使老子的书遭到致命的打击。他认为：老子的书是在西元三百年由某些人所杜撰的。这许多没有依据、意欲惊人的言论，使得一般人几乎无法区别何为伪书?何为真著?因此，如果听到某位学者说那本《老子》或《庄子》是伪书，却又无法提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时，我们还是不轻易直信。这种随意批评的风气，带给人们许多不便和反感。”当然，正因为《老子》成书甚早，所以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难免有后世如战国时期的某些内容或词句羼杂进去，这也是应当看到的。
    司马迁说老子是楚苦县人，苦县原来叫相，春秋后期属陈国(或以为属宋国)，因为“相县荒虚”，所以楚灭陈后被改称为“苦”。老子出生和年少时期，陈国还存在，所以有些学者说老子是陈国相人；老子晚年和死时，楚已灭陈，相县已改名为苦县，所以司马迁说他是楚苦县人。古代的相或苦县与汉代的沛郡相近，大概在今安徽亳州河南鹿邑之间。
    老子姓“李”，叫李耳，外字聃(外字如同外号、诨名)，何以又叫做“老子”呢?有些学者认为，古代早先是只有“老”姓而无“李”姓，“古韵‘老’属幽部，‘李’属之部，二部音近，古或不分”，“‘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但《史记》明说老子姓“李”，如果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错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李耳长寿，外字“聃”，所以人们称他为“老聃”，“老”是寿老之称，不是姓氏之称；出于崇敬，后来又在“老聃”称呼的基础上不称其外字，而缀以“子”这一尊美之词，所以便有了“老子”之称。
    《老子》一书在后世流传的版本很多，现在通行的是魏王弼的注本。关于《老子》的版本流派，朱谦之先生评介说：“《老子道德经》旧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逆州碑本号敦煌本，多古字，亦杂俗俚。王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晓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多善属文，而参错己见，与古《老子》相远。自开元御注本出，因时世俗尚，依违于河上、王弼二本之间。今所见正统《道藏》中者，非从开元御注如强思齐、杜光庭、李约、刘惟永辈，即从政和御注如李霖、邵若愚、江徵、彭耜诸本。若明太祖，则上承吴澄，下开《大典》，其皆非六朝旧本，固无可疑也。然则言旧本者，严遵与傅奕尚矣。严遵本与河上本相接近，傅奕则为王弼本之发展，此为《老子》旧本之两大系统。……以河上本与王弼本相较，《唐书·刘子玄传》称《老子》无河上公注，欲废之而立王弼，为识者所讥。实则即据宋刊河上与王本对勘，其优劣可见。一、河上所用文字较古：如二章‘长短相形’，王本作‘长短相较’。毕沅日：‘古无“较”字，本文以“形”与“倾”为韵，不应作“较”。’三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模’，‘模’字河上本作‘朴’，景龙、敦煌均作‘朴’。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竣作’，王本‘竣’作‘全’，‘全’字误。二、河上本于义为优：如三章‘使心不乱’，王本‘心’上有‘民’字，赘。九章‘功成、名遂、身退’，王本‘名遂’二字缺。五十一章河上本‘成之熟之’，王本作‘亭之毒之’。……三、河上本合韵：如十五章‘俨兮其若客，毕沅日：‘河上公作“俨兮其若客”。王弼作“俨兮其若容”，非是。“客”与“释”、“朴”等字为韵也。’四、河上本与严遵本、景龙碑本、遂州碑本多相合；至敦煌发见之六朝唐写本，则为河上本之古钞本。五、河上本较王本为早：如五十五章，河上本‘毒虫不螫’，王本作‘蜂虿、虺蛇不螫’。案，此六字乃河上公注，王本误以河上公注羼入，此为王本后于河上之铁证。六、王本多脱文：如四十六章，河上本有‘罪莫大于可欲’句，严本、傅本及《韩非·解老》同，王本无此句。四十九章‘圣人皆孩之’上，河上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句，王本误脱。由上各点，可见河上本与王本较，以河上本为优。但同在河上本之中，又有北方传本与南方传本之不同。宋刊本介在南北两本之间，盖在王本盛行之时，曾据王本妄改经文者，此可以中间本称之。北方本以敦煌发见之六期、唐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南方本则以日本奈良圣语藏镰仓旧抄《卷子》残本及东北大学教授武内义雄所藏室町时代抄本为代表。就中北方本又优于南方本。”当然，王弼本也自有其优点，并未尽如朱先生所论，这是应当看到的。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为老子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帛书《老子》甲本字体在篆隶之间，用字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其抄写年代当在汉之前，最晚也在汉高祖时代；其乙本为隶书，用字避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推算其抄写年代当在惠帝或吕后时期。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至今所见到的《老子》最古本。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后世通行的王弼注本正相反。甲本文字残缺尤多，某些段落有圆点标识，段落分合与通行的王弼本有一定差异。乙本不分章。两本的章次完全一致，有几处则与王本不同。凡字词之相异者，寻绎文义，帛书本见优者为多。
    研究《老子》，现在大家都渐渐注意到了属于民间系统的河上本及景龙碑本、敦煌抄本的资料价值，帛书本的珍贵更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后，在《老子》研究的资料运，田方面，应当把通行的属于文人系统的王弼本与属于民间系统的帛书本及河上本、景龙碑本、敦煌抄本等结合起来使用，使《老子》一书尽可能更多地接近其古本原貌。
    ——截选自《前言》

后记
    本书对《老子》正文的点校，以中华书局《诸子集成》中的王弼《老子注》(华亭张氏本)为底本，以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本及其他古本参校，并广泛吸收以往各家校勘成果。凡王弼本讹、误、衍、倒之文字，均以()标出，而以[]表示所乙正或增补之文字。注释、今译主要参考了魏王弼的《老子注》、唐陆德明的《老子音义》、清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余编》、俞樾的《老子平议》、今人高亨的《老子正诂》、于省吾的《老子新证》、许抗生的《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卢育三的《老子释义》、任继愈的《老子全译》、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等；韵读主要参考了江有诰、姚文田、邓廷桢、刘师培、奚侗、陈柱、高本汉、朱谦之诸家之说，按王力古韵三十部分韵析读。限于体例，凡所吸收诸家成果，或不能一一交代，非敢有心掠美，敬乞原谅。
    《老子》多古字，多异文。不同古本之所以多出异文，一条重要原因便是后人对古字的改易。异文中凡属具有形体相承关系的古今字(如“立”之与“位”、“兹”之与“慈”、“出”之与“拙”等)，可以说大都是各家据自己的理解而以今字易古字的结果。所以笔者于是书的注释，本着高邮王氏“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的原则与方法，寻文究理，实事求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必待揆之文义可安，验之故训有徵而后可也。
    以往读《老子》，每每自感于训诂、义理、韵读不无心得，但等到对此书需要从头至尾认真进行点、校、注、译等系统工作时，便发现确实有不少问题仍未可遽尔而定，值得反复斟酌。因此，所谓个人的心得，如读“使民不为盗”(三章)之”为“为“伪”，以“盗”为衍文；读“动而愈出”(五章)之”出“为“屈”，与“虚而不屈”之“屈”相对而同义；读“不如守中”之“中”为“冲”；读“宠辱若惊”(十三章)之“辱”为“蓐”，“蓐”者厚也；读“贵大患乃身”(十三章)之“贵”为“遗”；读“我独闷闷”(二十章)之“闷闷”为“汶汶”，以《老子》“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犹《楚辞·渔父》“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皆与“察察”对举而言者；读“是谓盗夸”(五十三章)之“盗夸”为“盗魁”；读“是以圣人方而不割”(五十八章)之“割”为“害”，犹“处前而民不害’，(六十六章)之“害”，谓妨害也，等等，及韵读中诸多通韵、合韵之说，便难免不是一己之见。谬误之处，必在所难免。谨祈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雍长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于革城天河德埔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