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

新型帝国

　　本书的主题是，人们不应从公司部门，而必须从美国政府对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施加的压力，寻找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源。早在“一战”结束后，但尤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中央银行的政府间借贷和债务关系已完全压倒了私营部门资本的推动力。

　　这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一国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和控制政府间资本的多边机构，而不是通过私营公司谋求利润的行为，实现对其他政府的剥削。将传统帝国主义转变为超级帝国主义的关键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借助于它占绝对优势的债权国地位支配了国际组织，而从60年代以后，它又借助于其债务国地位做到如此。

　　面对战后经济关系的这种转型，非共产主义世界似乎束手无策，只能走向防御性地管制对外贸易、投资和收支。这一目标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要求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但是，美国主要依靠增强其军事力量，挫败了它们的努力。

　　1990年前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开始主张它们需要自立时，美国撕下了所有伪装，绝口不提它在“二战”后坚持创建的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要求。相反，美国要求“有序销售协定”，在国别基础上具体说明纺织品、钢铁、汽车和食品的市场份额，而全然不考虑国外的“自由市场”发展和经济潜力。欧洲共同市场被告知，为美国农民留出历史上在欧洲谷物市场中所占有的固定份额，除非美国自己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就如同1973年夏天所发生的，当时外国不得不遭受美国强加出口禁运的后果。美国废除了私人合同，为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而破坏了外国经济的稳定。

　　简言之，美国的外交家迫使外国政府管制它们的国家贸易和投资，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目标。外国经济体被构想为一种次要市场，服务于美国国内需求满足之后的美国产品输出，一旦美国商品出现短缺，美国就不会强加这些需求。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粮食和木材价格超过美国国内价格时，美国政府要求其农民在国内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出口。

　　因此，世界商品价格上升时，美国就实施出口控制，降低国内价格。为了保持国内价格表面上的稳定，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承受物品短缺，并使它们的经济通货膨胀。结果是两者间的分歧，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的价格和工资，另一方面是全世界的价格和收入。最大的分歧产生于美国政府实施世界外交的动力和其他政府寻求保护其经济自立的目标。由于将华盛顿共识内含的双重标准坚定地置于首位，美国以其外交快速、老练地挫败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当美国资本品和其他原料的价格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时，美国又会采取另一套做法。例如，世界银行被要求（该要求未得逞）根据美国对世界银行认缴的25%份额，分配它对美国资本品和原料的购买。日本被要求针对美国木材、旧金属和植物油的进口实行“自愿控制”，并限制对美国出口纺织品、铁和钢。美国的政府机构、州和市也要遵循“购买美国货”的规则。

　　所有这些的走向都与雅各布-维纳、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以及其他战后初期理想主义策划者所预期的恰好相反。回顾过去，他们就像“有益的愚人”，没有认识到谁实际上从表面上的全球自由主义中获利。在这点上，只要考虑到美国外交，当前的自由放任和货币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在学术上扮演了有益的愚人之角色。回顾1945年关于如何建设战后社会的辞令，人们就会发现，正是美国提出了如下的理想主义主张：开放的世界贸易将如何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没有实现。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提高接受援助的债务国赢利清偿其债务的能力，而且使这些债务国更加依赖于其债权国，原材料出口和粮食依赖程度的上升，恶化了它们的贸易条件，阻碍了它们实施土地改革、累进制收入和财产税等必要的社会现代化。

　　甚至在“二战”后美国的外交家主张其他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和投资开放门户时，美国政府却在扩大对本国市场的管制。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违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收紧了乳制品和农业配额，提供农业补贴，而美国的谈判代表后来却批评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同样的补贴。如今（2002年），几乎一半的美国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补贴。

　　世界贸易受到政府计划空前干涉的指导，这些计划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所称的华盛顿共识协调。其目标是，为美国提供足够的石油、铜和其他原材料，造成足以压低这些商品世界市场价格的长期供给过剩。这种规则的例外是美国出口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可以预期这些产品有相对较高的世界市场价格。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外国仍然能够维持国际收支顺差，就如同石油输出国，它们的政府将被要求使用其收益购买美国武器，或是投资于流动性差、最好不在市场上交易的美国长期国库券。所有经济倡议都应由华盛顿共识策划者做出。

　　“二战”后瓦解了英国的英镑区以后，美国官员建立了美元区，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战前的政府都严密地控制了其经济。正如上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融资直接是由外国而非美国的资金所承担，它们的红利分配政策同样也受到凌驾于外国国家主权原则之上的美国政府规章的控制。海外分公司被要求遵循美国政府对其总部的规章，而不是遵循这些分公司所在国的政府规章，而这些分公司可是其所在国的合法公民。

　　这些分公司的国际贸易同样受到管制，这既不会考虑世界市场的动力，又不会考虑当地政府的政策。美国子公司被禁止同古巴和经济哲学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针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抗议，美国政府无动于衷，没有撤回任何对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施加的压力。

　　金融领域的情形也大体相似。虽然外国的利率经常超过美国的利率，但外国政府不得不将其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库券。其效应是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使其低于外国的利率，美国的资本投资从而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得到融资，这是外国公司所不可能做到的，而美国的股票也维持较高的性价比。

　　因此，美国经济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美国政府介入全球市场，获得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政府介入全球市场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介入，二是通过其控制的布雷顿森林机构间接介入。介入的目标通常是促进美国公司的利益，但根本的动机是认识到，管制这些公司的行为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国际收支平衡而言，美国首要考虑的是冷战外交的地缘政治利益。

当今的金融不稳定与20世纪20年代情形之比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遭受流动性短缺。各国都寻求出口商品和服务，而不相应地进口。目标是挣得美元。到70年代，事情变得如此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几乎流入每个经济体的巨额美元所产生的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国政府无限制地花费美元，而美国的私人投资者收购外国公司，美国的进口比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更多。

　　为了增加进口，甚至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试图维持贸易逆差。如今，欧洲和东亚努力以最小的代价处理它们的盈余美元，而当它们将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再投入世界资本市场时，这些美元由此最终又回到美国。其结果是全球金融泡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改变了其控制世界经济的战略，从债权国战略转变为债务国战略。这一转变颠覆了贯穿20年代的全球关系。那时，正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绑架了世界经济。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绑架了世界经济，美国的赤字最初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海外军事支出。五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有国际收支逆差都是由美国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

　　大多数经济模式都忽视了，美国海外军事支出及其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在20世纪世界金融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程度。起初，美国从1950—1951年朝鲜战争开始在亚洲的军事支出，激化了全世界的美元过剩。正是这些军事支出，将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迫使其在1971年宣布与黄金脱钩，并引入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抗的债务国导向的国际金融政策——外国经济体就是至今也未能摆脱该政策。

　　新的赤字战略伴随着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管制，这与贯穿于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哲学恰恰相反，战后初期哲学的残余影响依旧存在，粉饰着如今许多过时的经济辞令。政府间谈判和外交，塑造了一个经济体接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是半个世纪前所不能预料到的。甚至连俄罗斯的私有化也是美国外交压力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演进的发展。

　　美国海外军事支出的意图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和扩大私营部门的出口和投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系列恰好相反的优先目标。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管制，以为美国的全球军事和外交体系融资。为了东南亚冷战的融资，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对外放贷和投资行为都受到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近于崩溃，关贸总协定被重创，美国在“二战”及随后与苏联和中国对抗的冷战中显然为之而战的自由贸易体系被搁置一边。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依然正在破坏世界，但其特征已经从军事焦点转向另一个焦点：坚持外国经济体供应美国国内经济因为后工业化和泡沫经济不再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并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和其他过剩产品。在金融领域，外国经济体的角色是，支撑美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制造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通胀，尽管美国的工业经济正被掏空。

　　20世纪20年代，为了限制其国际收支顺差，美国试图将其利率调整得比英国的利率更低，吹大了于1929年破灭的股票市场泡沫。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抽取东亚和欧洲的中央银行的美元，将它们重新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制造了一种新型金融泡沫。1985年的《广场协定》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迫使日本央行降低利率，吹大了日本的泡沫经济，致使它于5年后破灭，留给日本一场金融灾难，再也不能像80年代美国战略家所担心的那样对美国构成挑战。

　　20世纪20年代和当前都出现美国国际收支失衡，两者的程度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将世界经济撕裂成碎片，并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实行国家管制主义的应对措施而达到顶峰。但是，如今，美国政府的规划者和华盛顿共识最终控制了其他政府的政策，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通过其支配的国际组织强制推行的。自由贸易和外国债务美元化的要求实质上就是美国政府对其他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其他政府仍然被动地应对，而不是主动地采取美国式的市场管制。

　　讽刺性的是，美国只用了那么多的时间，仅仅25年，从1945年到1970年，就推翻了其宣称的战时理想主义，为世界“市场”建立了一种双重标准。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坚持西德重估德国马克，并将其美元储备重借给美国财政部，以此作为保持美国在德国驻军的成本。同样的经济高压发生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朗之间，美国迫使这三国用其石油出口的美元收益购买美国武器。类似情形还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甚至在面对苏联时，美国政府也开始进行双边协议的谈判。苏联要花100亿美元的预期收益专门购买美国产品，这些收益来自对美国的天然气出口。这些协议让人想起了雅尔玛-沙赫特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德国提出的货币冻结协议。

　　推动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显然是促使政府退出经济事务的举措——是美国政府向债务国施压（通常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日益通过世界银行）的结果。在这些国家，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领域被甩卖，如此破坏公共部门的倡议，在美国国内政策中根本看不到，并恰恰与美国国内政策相反。这正是美国政府在1972—1973年所反对的政策，当时，欧洲、欧佩克和其他债权国寻求利用它们的债权国地位，购得美国主要公司和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并期望至少在限制美国在全世界肆意挥霍的程度上规范美国政府的政策。

　　债务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被移交到全球金融资本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它们已被纳入由华盛顿共识控制和塑造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养老基金、信托基金、风险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投机者已经开始支配欧洲的股票市场，而且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侵吞远东的股票市场。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股票市场现在已经被公共领域的股份所支配，而这些股份迄今已大量地售给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收支顺差经济体的机构金融投资者。这些销售收益被用于支付这些国家所承担的债务利息，债权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的银团。该银团承担了这些国家的建设计划，而那些计划结果证明并没有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能够实现债务自我分期清偿。

　　因此，我们又被带回到如下问题：这样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促成的。建立该体系何时变成了一项蓄意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外交博弈中特别的官方投机行为？

　　首先，美国要求在它可以加入的任何多边机构中被授予否决权，为上述政策铺平了道路。该权力使美国能够阻止其他国家采取共同措施，声张它们同美国的经济动力和目标截然不同的利益。

　　我相信，开始时，美国利用国际收支逆差不劳而获，这是出于不得已而行的善事。但是自1972年以来，美国日益有意识地运用其国际收支赤字作为一种蓄意的剥削性金融杠杆。

　　这种新帝国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其新颖之处是美国抽取着所有的经济盈余。各央行成为美国以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剥削的工具，这是通过当前的美元本位制，而不是私营企业实现的。将这种基于关键货币本位的金融帝国主义转变为真正的超级帝国主义的是，只有一个国家，而不是每个国家，具有维持不受限的国际收支逆差的特权。只有这个信贷创造中心的央行及其外交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才能够创造其自己的信贷，收购外部的金融卫星国的资产和出口品。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苏联控制了制定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的机构，以剥削其在经互会的伙伴国。苏联在卢布不可兑换的条件下控制了贸易的定价和支付体系，从而获得了中欧的经济盈余，这就如同美国通过发行不可兑换的美元剥削其资本主义伙伴国。苏联以一种对自己高度有利的方式，确立了同其卫星国的贸易条件，这正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所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而美国出口粮食和高科技产品。但是，若将它们抽象地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各自诉诸的政府间手段上，似乎正互相走近。与美国一样，苏联也向其盟国挥舞军事高压之剑。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国家因政治的、战争的以及其他更高的理想和‘进步’而招致债务。……假想未来将会给予这种关系永恒的荣誉。国家已经从商人和实业家那里学到如何利用信贷；这将阻止国家再次走向破产。现在，在所有骗子的身边，国家作为骗子的首领站立在那里”。（雅各布•布克哈特：《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波士顿：1958年版），第171页。）

　　一个世纪以前，民族国家被许可通过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能剥削其公民。当今新体系的独一无二之特征是，欧洲、亚洲、第三世界以及前苏联地区现在都可以窃取其公民的财富，但它们窃取的财富又进而被作为帝国主义中心的美国所窃取。美国公然挑战世界债权国的央行，看它们是否有意志引爆国际金融泡沫，并让众多最开放的经济体陷入破产。美国经济仍然是最为独立自主的，因此能够随时将自己同任何欧洲和亚洲的崩溃隔离开来，但是，金融部门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一样，仍然具有最高的杠杆作用。八九十年代，日本和欧州大陆已经对美国建立起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权。如果它们就像美国在20年代作为债权国对英国和其他一战盟国所做的那样做，那么日本和欧洲会坚持要求美国以跳楼价甩卖其主要的制造业公司，甚至其美术馆的馆藏。这正是美国要求英国所做的。它是债权强国的传统特权，也正是60年代戴高乐将军出的牌。

　　但是，除法国以外，不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没有打金融牌。综观日本的行为，就如同它才是债务国，它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在1984年和1986年人为地降低利率，为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做贡献。结果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高度的负债，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灭最终迫使日本向美国甩卖其制高点，尽管美国还是日本的债务国。因此，美国很好地扮演了债权国和债务国这双重角色。

　　打破这种金融依赖的途径是，做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债务国时所做的：违约（拖欠债务）。欧洲在1931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第三世界（追随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和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它们而是同意甩卖公共设施、能源和矿产开采权以及其他公共领域。它们正根据传统的债权国规则出牌，而美国却根据针对欧洲和亚洲的新债务国规则出牌。欧元创建后，并没有担当一种政治储备货币的角色，而仅仅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成为美元的卫星货币。俄罗斯的卢布也同样被美元化。

　　结果是建立了如下的全球体系，在其中，美元得到各国央行资本流动的人为支持，正是它们填补了私营部门的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反而成为日益不稳定、头重脚轻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产物。正是这些资本流动，主要是很多国家的债务清偿，而不是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当今世界的各种货币价值。从而，华盛顿共识使传统的利率和价格变动调整机制已经失效。

世界脱离美元化走向金融自主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将其不劳而获投资于生产资本，通过资本适得其所，产生未来的利润，华盛顿共识就不会如此令人诟病。不幸的是，美国实施了较少从事生产又维持帝国军事和官僚上层建筑的政策，这种政策加强了美国的代理国的依赖而非自立。这就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寄生性的原因所在，它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体系是不同的，批评者和支持者所描述的“一战”前的私营企业帝国主义，注重生产和追逐利润。马克思、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设想，在他们所在的时代，推行殖民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将成为发展的引擎。而美国远远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发展引擎，在榨干了美元集团的工业盟国的金融资源之同时，阻碍了负债的第三世界原材料出口国的发展，最近，又阻碍了东亚“四小虎”和前苏联地区的发展。美国剥削来的果实没有投资于新的资本形成，而是挥霍于军事和民用消费，投资于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早期的国际体系被认为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强化，直至它在武装冲突中达到顶点，但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区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如今华盛顿共识的趋势一方面是通过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使几乎各国经济都不堪重负，从而阻碍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以美国的美元债务作为结算各地区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其结果是耗尽了整个国际体系，各地区经济体迟早会声张其主权，而不管后果怎么样。

　　在当今的世界，崩溃很可能发生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越南战争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了常规战争的外汇成本。尽管最近在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美国还是以军事行动控制着边缘区。教训在于，各国政府只有拒绝为负债日益加重的帝国强权的军事和其他无节制融资，和平才能得以维持。

　　然而，自1972年以来，欧洲、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仅做出微弱的努力，来重新掌握其经济命运，自1991年以来，甚至俄罗斯也将其能源、矿产、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公共领域交给私人经营者。在过去的10年，俄罗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代价是，每年高达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许可它们的国内债务以美元标价，而不管国内收入是以本国货币标价的。这制造了由私有化的甩卖所带来的长期的国际收支外流，私有化的甩卖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硬通货，来保持其具有大量美元恶债的账面平衡，但这些美元债务的预期利息和红利是必须支付的。与此同时，国家对劳动力征税，而不是对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征税。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国际体系。但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如果外国经济体要取得金融独立，它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管制机制。它们会否这样做，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彻底地成功使隐含于华盛顿共识及其意识形态的超级帝国主义不可逆转。

　　金融独立是以政治自主，甚至文化自主为前提的。经济课程需要抛弃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理论和哈佛式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就是建立于前者之上，而后者使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合理化。

　　货币与信贷一直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度性产物，而不是客观的、自然形成的。货币主义政策是技术专家治国理论的应用，这一伪装掩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的金融紧缩计划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目标的服务程度，从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来看，还掩盖了为西欧和东亚的债权国的服务程度。

　　华盛顿共识得到推广的一大有利因素是，它是中央银行家和外交家在进行理论培训时的主要内容，这样，在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分析时，政治现实这一角度已被排除在外。比如，经济学家假定，贸易收益是完全地、平等地共享的。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称，美国经济必须在所有交易中都得到最大好处，这与学院派贸易理论家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假设所描述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国际协议的前言都包括贸易互惠的承诺，但美国政府一直迫使外国减少关税壁垒，与之同时增加美国自己的非关税壁垒，从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不平等的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华盛顿共识基于货币主义，其提出的贸易理论无视世界银行掌舵其发展计划的那些国家已陷入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无力自拔。经济学者寻求解释该问题，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几乎得不到帮助，因为这些教科书的逻辑忽视了过去30年全球事务的决定性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经济学称理论是科学的标准，仅仅在于其假设的、抽象的立论是否内在一致，而不在于其是否符合现实。【我在如下著述中阐述了这几点：《贸易、发展与外债：世界经济分化与趋同的理论史》（伦敦：普卢托出版社，1992年版，2卷本）和“数理经济学的应用与滥用”，载《经济研究杂志》第27期（2000年），第292—315页。】美国政府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是高度机密的，美国的金融外交家毫无兴趣宣传之。但是，如果不在学术课程中将这样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就会被一种狭窄的金融观所诱导，而看不到国家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的失败、外国经济美元化的危险和关键货币本位制的不劳而获特征。

　　这种必要的研究将表明，“一战”前存在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帝国主义已被取代，现在只存在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与霍布森和列宁时期帝国主义维持对国外的金融顺差不同，美国财政部吸收外国资源，同时，美国投资者收购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加拿大、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最近私有化制高点的公司控股股份，其中以收购俄罗斯的公司做的最为成功。

　　以上关于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观点，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又不同于反经济的理想主义（或国家安全）理论。经济决定论者容易忽视世界外交中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将它们局限于与出口商和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直接相关的动力。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注意到，国家军事和总体经济力量作为一个行为系统的动力，可能与大型国际公司各自增加其财富的目标相冲突。

　　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作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A.A.伯利（A. A. Berle），等等］仅仅满足于证明国际外交中的一些非经济动机。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能够说明美国政府经常受到许多非经济动机的推动，那么就可以说，并没有经济帝国主义或剥削发生。

　　但是，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动力，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自主最大化（不论这种自主是被简单地视为“国家安全”的表达，还是被视为更具有扩张主义特征的某种行为）。正是美国的这种欲望，导致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工具，创新了它对世界经济的寄生性窃取方式。美国利用军事引起的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并吸收外国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了国内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所有权。这些外国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它们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为代表。这再次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观点恰恰相反，后者主张，帝国主义经济体寻求对外输出其国内的过剩产能。

　　理解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该体制已经成为基于美国财政部借条的债务本位制，而不具有以黄金形式存在的资产的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和其他债务国实行债权国取向的规则，而对美国却实行另一套标准。它已制定规则，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积累的国际收支逆差货币化，而美国的赤字主要是美国政府借自于外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世界银行也实行双重标准，它要求外国的公共部门私有化，同时资助外国提高依赖程度而非自给自足，这首先体现于粮食生产领域。美国政府向欧洲和东亚的中央银行积欠巨债，而它的投资者却收购债务经济体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要求这些无助的国家实行金融紧缩，另一方面推动美国国内的信贷扩张，制造了真正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这没有受到日益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的任何约束。

　　21世纪初期正在见证一种新型全球性中央计划的形成。该计划并非如“二战”结束时所预期的那样通过所有政府，而主要是通过美国政府做出的。其核心和控制机制着落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与“二战”结束时所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不同，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正通过如下方式促进金融投资者的利益：它将外国的贸易收益转移到美国，而不是提高全世界的劳动力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