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经济学博士对经济学的创新

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研讨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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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

主题：探讨开创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时间：2005年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9：00——12：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号
主办：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
协办：北京乌有之乡书社
网站：www.wyzxsx.com

简要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过程的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是学习美国版本的西方经济学。进入新世纪，我们有条件看到两个阶段的利弊得失，总结中国经济学理论演变的成果和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年轻一代经济学人可能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版本的经济学理论，这应当是我们的抱负。为了推进此项工作，我们将举办系列研讨，期待经济学界的先辈和年轻同行们积极贡献于此，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以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主持人：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是怎么回事：2004年10月28号，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成立，这个组织是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下面的一个分论坛，我们通常叫它小论坛，把首都经济学家论坛叫大论坛，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机构。这个小论坛主要由青年博士--包括博士生和已经毕业的博士--组织起来的一个论坛。相对来讲，它的年纪比较小一些，这是基本的一个情况。
博士论坛从去年10月28号成立以来，先后搞了四次活动，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成立大会，我们在成立大会召开的同时，搞了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第二次活动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网开通一周年的时候，跟网站联合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那次重点讨论了价值转型问题，这是在人民大学组织的一次活动。第三次也是在人民大学，请海派经济学负责人程恩富教授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会，那是在人民大学一个人文社科论坛的2005年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搞的一次活动。
这个博士论坛是首都经济学家发起的一个研究机构。每个大学有一个主持人，我是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主持人，人民大学是孟剑博士，北京大学是余斌博士，清华大学是赵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是杨春兰（同音）博士，国防大学是卢周来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韩德强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张春敏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是杨思远博士。每一个大学根据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的要求设立一个秘书，一个召集人。这次正好余博士跟孟博士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根据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的要求，我跟孟洁博士直接负责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的日常活动，在我们之上还有一个中央党校的王天意（同音），他是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的副秘书长，他直接领导我们的学术活动，这是整个组织的情况。
我们希望每次召开学术活动，我们这些联系人、秘书，在本校范围内联络更多的博士、博士生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基本上不分学术倾向、学术背景，只要经济学大类的就可以。每次活动有一个主题，对这个有兴趣就可以来参加，也不需要专门找谁报名，来了就可以参加。我刚才念的名字在网上也有，它是挂靠在首都经济学家论坛有一个网站，可以看到。我们通过网站宣传自己的一些活动。
今天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我跟孟洁博士、余博士还有韩博士商量的。前一段时间，刘国光先生做了一次比较重要的讲话，涉及到西方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当中，有一统天下之势，他做了一次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现在上上下下非常关心，讨论也很热烈，但是，年轻的一代还没有正式表态，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博士论坛搞一次活动呼应一下这个讲话。
今天自由发言，没有太多的准备。我们初步安排有这么几个：我做一个发言，韩德强博士做一个发言，张春敏博士做一个发言，北师大的周宏利，清华的高淑娟、赵准，其他的自由讨论。我们的主题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下面我们先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博士做发言。
韩博士：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上次成立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是在外地。这一次有机会和各校的博士们交流交流看法是非常地高兴。我对理论创新是特别有兴趣，我个人的经济学思想不属于西方经济学，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是讲矛盾论经济学、整体论经济学。我的整个思想在基本范畴上对于资本的解释和货币的解释都跟现有的两套体系不一样。我是从整体的角度看：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甚至政治和思想也不好分割。在我看来，价格水平的波动，不简单是交易双方的直接博弈，或者一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还要探索供求关系背后的政治力量的变化、法律力量的变化和思想力量的变化。这些是影响了我们实际交易的高层因素，在交易者看来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前提，而在社会研究者看来这些其实是可变的参数。所以我基本上形成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有很多地方和大家平时印象不太一致，我今天只是这样点一下，我思想上和在座各位可能有些差异。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农科院的博士后张春敏博士做发言。
张博士：我原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做博士，现在算是农科院的学术秘书。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背景》，先举两个使我最有感触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我山西农村的老家，我同村的同学死了两个。我和我弟弟做了一个统计，改革十几年以来，就我们能知道的，我们一个村子死了十几个人，全是煤矿压死的。这是一个事情。另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出现这么一个案例，兰州一个卖淫女被杀了。人们有感触：闹了半天，卖淫女也有感情！
我这里面提这个例子就是说，煤矿的工人，是农民里面的男性，而卖淫女是农民里面的女性，也是农民工一个种类。为什么说？这就展开了我今天讲的问题。
第一点讲一讲当前阶级分化问题，阶级分化的第一层面无非就是农民。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路使得农民总是在土地上。改革的本身把农民排除了，所以农民的出路农村本身解决不了。我做了大量的农村调研，发现官方统计数字和实际有差距。举个简单例子，承包制实行的初期农民生活不错，这种背景是什么？一个很大的背景是当时的市场化成本不够，或者刚刚有市场。比如，没有市场的话，没有别的交易，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费用低。他的孩子上学，生病，包括自己买卖商品，以及跟亲戚交往，费用非常少。这种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占有粮食这种资料生活就不错。问题就在于这种内涵面，也就是这种生产方式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还是种地。但是市场化越来越严峻，外在环境的成本如上学、医疗等等迅速扩大，这时农民的净收入可能是负数。
农民进城之后，男性的劳动力，由于文化素质低，不可能去IT企业做软件什么。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多半是建筑业、维修、服务业。女性呢？一开始也是在服务业，最基本的理发、饭店，但是这种行业容纳的劳动力必定还少，另外，收入极其低。我觉得，卖淫的产生跟改革的路径有关系，不是个人的原因，是社会带来的。没办法，只好卖淫。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文化素质本身就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好了，我们知道，既然这样的话，你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提高教育，起码对农民的教育。我们又做了一个考察，改革之后，对农民的教育投入比例，跟改革前相比是下降了。
我看到一个数字，全世界128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排名处在第97位。一个国家核心的事业就是教育，可是教育成了问题，所以这种逻辑下去的话，农民将来怎么生活？
农民工，尤其是下煤矿的，他明明知道可能死，还是要下，为什么？一个逻辑就是他可能不要命。现在这个社会秩序包括抢劫、黑社会，都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我这次回老家晚上走在路上被人抢了，我喊了一声说："把钥匙留给我！"，结果那两个人听见了真地骑着摩托车回来把钥匙扔还给我。我就想这两个人一定是新手（笑）。他们人不坏的，多好的人那！（笑）人性有什么错？任何人到了吃不上喝不上的地步，都会去抢劫。我总结就是农民现在的状况是严峻了。而且，他所占有的，甚至低于马克思所说的必要生活资料，低于这个的话，下面一个逻辑就出来了：可能通过别的方式获得生存，而这个别的途径，目前政府是不给的。也没有给。你的各种社会保险从来没有给农民――中国最主要的一部分人。
工人呢？中国的国企改革很多年了，第一个结果就是改到个人的手里，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工人下岗。产业工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就是下岗的，毫无疑问处于社会最低层，甚至不如农民工的地位。没有工作，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前几年有这种例子，有时候晚上出去，看到有的人在菜市场捡白菜，就是那些工人。前年，有一个讲座说，去东北调研发现，春节的时候，工人尤其是石油工人过年吃饺子觉得很幸福。我去辽宁阜新煤矿，工人生活特别难有保障。一个老师讲了一个例子，现在只要是改革，最直接的就是裁人，工会空了，工人利益什么保障不了，很多的国有企业都成厂长他们家的了。工人如果不接受买断工龄等等，学会计的就叫你去搞技术，定的指标是绝对让你完不成要不下岗，怎么办？作为个体的人没办法，只能顺从。工人每天面临这种危险，或者是买断或者是失业，没有自己的发言权、领导权。无非是因为改革的主导者不是他们。
　再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要分，一个是体制内，一个体制外。体制内说白了就是可以依靠某些东西来做些什么，依靠官方。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外的。现在的社会基本没良心，我觉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没良心的多，不是个人，这个是社会背景。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要看中国目前改革的主导者是谁？危险在哪里？目前这种状况，是什么背景和情况。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基本思路没有以大多数劳动者为主导，下面一个逻辑就是经济学的创新也好，改革也好，必须要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坚持这一点就不是改革了，制度可能都发生变化。这是我谈的第一个层面，实践层面，必须要改革。
第二，理论方向。为什么刘国强现在谈话？其实有个大背景就是我前面讲的，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一定程度，不得不说。现在大家可能都很明确知道，中国的改革到现在剥夺了大部分人的福利，工人农民都排除在体制之外。但是谁为这些人说话？站在劳动者角度来说话的人，做理论的人，搞研究人在官方处于弱势。但是，我们做这些研究的人有群众基础，群众是支持的。比如网络就很有意思，一个人在官方出面比较高，在网络上却经常被人骂，但是网络上被人欢迎的人就不会在官方出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说明主导的东西和群众需要是相反的。目前的群众基础，包括社会基础这块已经具备，大家都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但是官方是不表态的，或者以中立的态度说话。网络媒体跟纸介媒体的区别就在这里。
要做的话怎么做？我的导师刘永佶先生十几年来一直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说郎咸平谈国有企业引起了郎顾之争？我的导师前几年写的书早就说透了，比郎咸平说得深得多。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大陆人说的没人听。郎咸平要是大陆人，他就说不出来，因为不让。现在整个思维的走向上，不是理论对错问题，而是理论让不让说的问题。很多人已经在做，我们的海派论坛，包括我们自己创立的劳动主体经济学派，都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就不能说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无非是　四个词，一个主体，一个总体。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集中不成一个力量？就是目前上升不到主体，你坚持自己的思路，主体到了一定的觉悟，通过主体分析面对的矛盾，分析将来要什么，这是一方面。但是，你分析这些东西，上升不到总体，得不到群众认可，也不行。怎么才能上升为总体，就是你的分析要透彻、科学，你要服人。
西方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特点，就是让人们知道你是人，不是教会的奴隶，这种非常重要。可是，中国包括苏联的道路直接从集权官僚制度建立起来。所以，严格来讲，我们现在做的，包括我们这些为中国劳动者为我们自己做理论、研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做一个启蒙运动，不是启蒙别人，就是启蒙自己。所以，最基本的在把主体性确立为前提之外，还要上升为总体，这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努力，做很多的工作。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清华大学的赵准博士发言。
赵博士：很高兴今天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我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明确、非常坚定的判断，听到各位的很羡慕。到今天为止一直想这个问题没有得出很好的结论。
首先因为既然没有提前准备，我就先回忆一下刚才的发言，顺便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说一下。确实没有达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坚定不移的那种感觉。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马经、西经，这是一个核心的争论。我在琢磨，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两个学说对改革到底哪个有解释力，再一个，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由这个问题，我非常认同韩老师。他是从这两种理论走出来，形成一种全面、综合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人情、事故、文化在内的经济学。因为现实的经济学问题确确实实太复杂了。所有的基本概念，比如说，价格怎么决定与货币数量有关，货币数量什么的，不得不谈总需求，总需求是人的各种收入，比如说工资、利润、地租，但是，这三方面同时又形成成本。一方面是供给，成本形成供给，一方面是需求，所以你但凡想对经济学问题想深究，最后就会发现绕进去出不来，所以我感觉西方为什么有一个一般平衡理论，再不得不发展成动态平衡理论，因为走不出去。
我根据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研究，我发现以前我们理解劳动价值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其实还有很多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原意。比如说，真实劳动跟社会必要劳动根本不是一回事，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其实，到头还是整个社会分配问题，货币持有问题，市场谈判讨价还价问题，结合起来是一个一般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价值理论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长期问题上是完全认同的，西方经济学的长期成本问题就是劳动问题，所以它也并不是一个效应问题。
还有，效应这个概念，其实考虑了一个需求。维克塞尔说，单独两个人讨价还价谈效应没有用，所以实际上看大家的思想，他们在最重要的著作中都不用数学，都是描述的办法研究整个实践。于是我发现其实经济学是处在炼金术状态，没有达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真正让大家认可的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说得清的问题，结论是远远达不到。这就要看如何体现马经和西经。
我刚才谈的东西更多是体现了马经那种宏观、开放、动态的思维方式，它生命力在这里体现。那么西经这么多年的成就怎么看，怎么借鉴，我琢磨西经的成就在于什么呢？第一是在于一个社会实践的背景，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在天然的、认可的私有制度下，得到一种制度确认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背景已经不存在大的道路之争，和中国很不同。西方整个社会的主流已经一体化，在道路问题解决之后，他向技术化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方向。这第一个原因就是时代的背景。第二个原因，纯粹从学理来说，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争论，已经可以大体上使人认识到你要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拿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是不可能的，你研究不出来。就像中国的哲学，它太博大精深，出过老子等，超越不了。所以你想研究经济学还以这个作为研究对象，也超越不马克思，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选择就是，别人说过的话我不说了，智者才能做的难题我不做了，我就做点技术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导向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他们探求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能够得出定量、定性、固定的决定，让大家以理服人。这么一条道路，这是整个的趋向，当然发展的障碍、遇到的问题很明显。
比如第一个它的前提假设能不能服人，不服你就没法进行研究，但是这些人会说，我们不做这个假设怎么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总不能看着这样一个世界无所作为？物理学家嘲笑经济学家说明明知道前提不对有什么用呢？经济学家就回答他们说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试着理解这种状况，假定一些变量不变，我们研究别的，这种发展极端就是微积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本来是连在一起的概念，但是最后强制分开，实际上它都要变。在这种状况下，你可以设想一下数学上的微积分有成就，把那个东西微到极点，在某个一瞬间，某个变量不变，积分求函数这个非常有效，经济学上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就不知道将来这样的事情前途怎么样。但是人家有200多年发展，咱们要不要学，学了有没有用？我还在想西经中到底有没有几个特别好的例子，真的把数学用进去，而且解释了现实问题。听很多教授的课感觉这个西经不是没用的学问，这些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缺陷在哪里认识也很深刻，也反对这种没有意义的研究。但是这条路非常困难。所以西方经济学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西方有种理论认为市场能达到社会主义最大化，但是一个小孩子可能就能想出来，最初的货币分配是不公平的有人有生产资料，有人没有生产资料，如何是公平的呢？，建设出来的东西跟解决的问题一样模糊不清，难解，这就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关于马经和西经，是关于韩老师的一个回应，对他复杂、多面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首先表示同感和认可。这条路探索可能比较艰难，但是，我的回答可能跟西经有点类似，你不这么干又能怎么干？现实在这里，你不这么就没别的选择，除非经济学家不做事。你说，价格是波动的没有规律。但是你还要找规律。
第二，我回应一下张博士的话，我觉得他和中国目前的现状结合得很紧，对中国经济学怎么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谈了看法。
他的发言我取了三句最有典型意义的话：第一句就是说叫做大家活得很艰难，他看到了我们今天社会上这么多人苦难，非常艰难。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这么多苦难怎么办？第二句话说他政府不给活路，这么艰难，又没有活路，政府不给活路，这句话意思更复杂，意思就是政府能做什么，怎么给活路，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第三，理论方面的声音能否被听到，好的方法还是有的，好的建议也是有的，但是让你话说不出来，有话不让说，这是第三层意思。
这三层意思怎么回复？我觉得他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也很正确，结合我们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的改革实践怎么办？面对这么严峻的情况，我想第一个问题是从封建的中国，半殖民地落后的中国，走向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绝不可越过的必经阶段？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了肯定答案了，在邓小平理论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转而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自己超越苦难，告别旧制度，告别小生产，奔向现代化、高技术、高生活质量，富强生活的一条路。现在我就要问，市场经济规律是什么？市场经济有哪些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学家、学子是不是得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只有把这些东西找出来，才能想出一些切实的东西帮助穷人，包括国家。
还有怎么能够把市场经济好处拿来，又把资本主义世界曾经经历过的坏处抛掉，这应该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圈地运动从13世纪到19世纪经过600年抵制，这样不受人欢迎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莎士比亚女王非常痛苦地说，满地都是穷人，国家从来没有这么穷。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认为这是一个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社会，人群分为商人和雇佣阶级，当时的统治者不懂得把这些小生产、分块土地上的人变成社会上的人的进步意义和用处，而用各种严酷的刑法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其实经济规律就是把他们变成自由流动的工人，他说，自由流动工人对英国很有作用。
我分析两个，一个是雇佣制度的进步性，已经形成一个收入逐渐提高，技术逐渐改进的中产阶级，如我们看到今天的英国、美国。第二，那些坏处是可以避免的，不让这些人像当年的一些人那样受罚，有一个快乐的转变，更人道的转变，可能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谈到中国目前的情况，我姐姐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我也在，当西方学者问到她，中国怎么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姐姐说，农民是集体所有制，我们的农民有保障，进到城里打工不高兴可以回去，比如南方有了民工荒是因为农民有退路回去了，不像西方有那么残酷的圈地运动。这是问题一个面。
另外一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清华大学蔡敬明（同音）教授谈到农业问题，他坚决主张私有化。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够多的，在各个场合里发表演讲，他坚决反对对农民实现国民的歧视待遇。户籍制度不让中国人自愿成为各地公民，这其实是对财富、地位、经济、权利自由的一个扼杀。他用很多办法证明，如果对农民实现土地私有，农民可以把土地变成财富，可以开业、自由解决，还可以解决征地价格偏低，农民失去土地没有合法补偿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能促进城市化过程，中国的城市化是大有前途的，有潜力可挖的，城市化起来以后可以工业集中发展，污水集中处理，等等，家庭承包制和大的集约化经营，土地集中。马克思在资本论24章里谈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代替资本主义之前的小生产的私有所有制的进步意义，马克思用了一大段排比句，说明这是一个进步。第二个进步就是未来的公有制，叫做重建个人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他说原来的私有制，排斥土地集中，排斥人们的分工，排斥协作，排斥生产力的发展，排斥人对自然的控制，只能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容纳很低的生产力。中国除了下岗问题，最大就是农民问题。其实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出路，但是这个社会怎么认识到市场经济中的规律，怎么给他恰巧需要的权利，他没有意识到，但是可以变成自己新的生活的起点，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研究。到底谁对农民好，顺应这个历史的规律。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透。这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应，对中国实践，刚才只是举一下农民的例子，相关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如何我们认识到这个规律，就会把市场的好处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把资本主义的苦难尽量地避免掉。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中央民族大学刘博士做发言。
刘博士：今天咱们的主题是理论创新的探讨，前面几位博士都说创新的背景，包括清华大学的博士。她谈到这些问题，我不想从大的面谈，就想从一个比较小的点谈一下。这个小点就是关于劳动的发展。为什么选这个题？我觉得从古典经济学以来，包括西方经济学一个范畴就是劳动范畴，尽管现在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劳动的这种研究，并不像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内容上比较多，但是从来没有抛弃劳动这个概念。而劳动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同样是构成一个基本范畴，从马克思来看，他的立意点在于劳动者的主体出发，第一，劳动的主体性，作为基本概念，作为整个论述的基础。所以对劳动的总体性的认识是构成当代经济学演变核心的范畴。我的题目主要从三个层次讲一下。
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总体性质的认识的历史考察部分，第二，马克思对劳动的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缺陷，第三部分就是涉及从已经发展的劳动形式这个现象出发，从总体劳动者的实际出发，来看待劳动总体性的规律问题。
作为第一个层次来看，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总体性质的历史考察，实际上强调了一个异化劳动。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准是劳动，而劳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是，恰恰因为当时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之前关系的异化，使劳动性质呈现一种异化的东西。劳动本来应该自由，但是恰恰不自由。从这点来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概念，既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概念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分工现状，但是这个概念又有一个相对缺陷，就是它不能把握中间环节，不能直接把握从劳动到价格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另外一个意义，这个异化劳动放到资本主义也行，放在前资本主义也行，因为这样，所以在他第二个阶段中，就对劳动性质做了一个进一步规定。马克思意识到劳动和它的历史性相关，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总结的。
第二个层次和资本对立的劳动并不是偶然的劳动，而是所有劳动的总体。
第三层意思就是他的核心意思，他认为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来看是一种生产性劳动，这个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动，他认为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就是生产性劳动，这是他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他一方面要用生产性劳动涵盖所有劳动。另外一方面，把这种总体劳动体现这个阶段劳动关系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在这里体现了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认识基本是从产业工人出发的，他自己就明确讲了，服务劳动，演员对于观众是艺术家，对于企业主是生产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生，从整个生产来看是徽不足道的。他认识到服务劳动也可能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就整个社会生产这部分很小，所以没有包括进来。所以从生产性劳动概念可以看出，他基本停留在生产过程，其他的生产过程可能创造价值，但是在整个生产中比重不大，就扔了。
到第三部分，抽象劳动这一块，马克思几个手稿里面，他大量引用了这个概念，在每一个里面都涉及到。但是，资本论里面几乎没有。也就是他这个里面，把抽象劳动替代了生产性劳动的基本概念。是不是从手稿中对生产性劳动概念的解释在资本论中就没有？从资本论中可以看到，他资本主义劳动性质的认识，总体上的把握，继承了他在手稿中关于生产性劳动的认识。咱们可以从他的对管理劳动、商业劳动的认识可以看到，他一方面认为管理劳动有二重性，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就是管理劳动、生产劳动是相关的，而且，论证时也是从生产的观点，指挥的角度看，这一点的话，从他的起点也好，论证点也好，关于商业劳动和管理劳动论述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用整体劳动，用抽象劳动表述，他指的劳动还是在手稿中所提到的生产的角度来判断。因此如果咱们把马克思对总体劳动者的分析归结一下可以看到，他讲的无产者及产业工人，劳动者三个词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这种抽象劳动概念，体现了他那种时代的劳动发展的状况，到咱们现在，无论从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看，劳动形式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新的劳动形势在不断呈现。如何从既定的现实出发，重新规定这种劳动的总体性，把所有新的东西，作为一种总体下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这个我觉得是当代抽象劳动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所以从马克思对抽象劳动概念的研究来看，这里面我觉得有三点需要确认，一点就是他坚持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规定劳动。第二点，就是他是从现实的劳动形式出发规定劳动的。第三点就是马克思在论证抽象劳动的时候，从他的出发点来看，他的这种抽象劳动的概念，和他早期的异化劳动这块有一个变化，早期的异化劳动是从人到物到劳动，但是在资本论里面，先讲物后讲劳动，这是一种变化。正是这样，导致了他在对商业劳动、管理劳动的认识上有差异性。这是马克思在他那个阶段的局限。
　从当代劳动者角度理解，我前一段看一篇文章，说服务劳动能创造价值，所以要有服务价值论，知识劳动可以创作价值，所以要有知识价值论。就是一种观念，每一种新的劳动出现，都可以创造价值，有好多这种劳动价值论，这实际上有一种只分不合的逻辑上的错误。前几年有对劳动价值论的争论，这几年实际上这种争论还在延续，但是我看了这些文章，总体感觉，大家在每一个个体劳动的角度来看待劳动，都抓小点看劳动，并没有从整体劳动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每个个体劳动，因此形成这么一种各说各有理的情况。而从当代劳动的角度来规定劳动总体性看，首先要强调所有的社会劳动都是总体劳动的合理部分，只有从这个合理部分出发，才能进一步界定它的总体性。
对劳动总体性的认识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应该就是说吸取马克思在这种劳动总体规定过程中，他的一种历史性的一种错误，或者是一种遗憾，他说这种异化的时候，从人到劳动这个角度规定劳动，到《资本论》里面又从物再演化劳动，这就把论证劳动的东西放在论证物的背景中，所以理解时容易造成逻辑环节上比较绕的东西。从现在来看，首先结合手稿中对人的角度规定劳动总体把握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站在当代劳动者发展的角度，对这种劳动总体性的重新认识。重新规定当代社会劳动的总体性，需要有一个从方法上对这个东西进行重新的梳理。并不是说劳动发展了，有新的劳动，就出现新的劳动总体。应该看到所有的劳动形式的发展都是总体性的发展，那么咱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它的规定应该把这个已经发展了的，和原有的东西，重新做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他们都是一种劳动的特殊，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所以我的导师刘老师认为，当代社会劳动的总体性质就是交换劳动，他说的交换不是交换环节的劳动，而是各个劳改形式之间，是以一种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为依据，相互之间的劳动是一种交换性质。从这个角度理解，对当代社会已经发展的劳动形势，重新对劳动形势的总体性进行一种概括、探索性的东西。具体到交换劳动这个词，听起来，一提交换劳动往往认为是一种交换环节的劳动。但是我觉得从方法来看，这种探索起码从现有的国内对劳动价值论探讨中，对劳动总体性质的认识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也是开放性的探索。
如果以他这种探索作为一种出发点，再看商业劳动和管理劳动他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只要他是社会总劳动一部分，他就可以形成价值，也就是总体劳动的一部分，不存在商业劳动提供不提供，是不是服务，因为服务就不创造价值的问题，管理劳动也是这个意思，就把以前所谓关于商业劳动创造不创造价值，管理劳动有没有二重性，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把劳动作为个别的东西看待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起码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主持人：下面请北师大的周博士。
周博士：大家上午好，自己要说的别人都说了。
刚才赵博士说自己学了多年的经济学，但是为什么对现在的问题还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我今天的发言主题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首要任务，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建立谁的经济学。我首先说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经济学的主体性。我们的主题是理论创新，言下之意是中国的经济学太陈旧了，不符合现实，要创新。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
现在中国经济学存在两大派，一个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一个是西方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来源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主，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主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两派他的思想来源不一样，观点也大相径庭。但是他们有一点，都是把一个国度的特殊的经济学当成一种普遍的真理，拿它们来直接演绎中国的问题，就有水土不服。苏联教科书研究的是苏联的问题，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美国的经济学，还不是美国所有的经济学，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用它研究中国问题怎么可能说得通？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像马克思批判的德国经济学界的问题，资本论里说得非常形象。马克思说："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中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继承，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精神去解释。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内，于是就企图用的文史的美光和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我觉得这说得非常形象，很像现在中国经济学的整体情况。但是，我认为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学从苏联和美国输入、进口的，中国经济学家不是用多种文史来美装，而是用悬乎的数学模型，由于忽略了经济学的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的经济学家用这些进口的教条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发现这些经济学对中国的问题缺乏解释力，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确实到了应该创新的时候了。中国人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中国人也不是一个整体，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是中国人，但不是铁板一块，我们需要建立谁的经济学？中国人的主体是谁？劳动者。刚才张博士已经论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是劳动者，社会生产的主体，人口的主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但是中国这些劳动者在几千年来，受到剥削的分化，压制，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体，一直就是社会的底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弱势群体。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需要建立的就是劳动者的经济学，说白了就是弱势群体的经济学。经济学它很明显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我做一个简单的论证，现在我们看到特别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它表面是一种科学，但是存在很多庸俗的东西，比如边际生产力理论，要素分配理论。要素生产力，是一个虚幻理论，事实上它就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你得到了工资，每个人得到报酬是生产力决定的，谁也没有剥削谁，根本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所以说，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明显具有阶级性的学科。
现在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地来抹煞，或者说掩盖、掩饰经济学的阶级性。因此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建立我们劳动者的经济学。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也是很重要的劳动者，新京报全年有一个统计，中关村高脑力劳动者平均寿命53岁，这些人都是累死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走到十字路口，左边是劳动社会主义，右边是权贵资本主义。向左走还是右走？这是一个问题。决定中国未来经济走向因素是什么？主要是劳动者集团和剥削者集团力量的消长情况。对劳动者来说，力量增长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劳动者的启蒙和他的组织。毛主席在革命早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剥削的人数很少，统治者的人数很少，为什么可以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毛主席得出一个结论：统治者人虽很少，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联合起来，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被统治者虽然人很多但是很分散，而且统治者也要通过各种手段分化和打压被统治者，不让他们联合起来。毛主席这个非常深刻。
你看，他在以后的军事斗争中，非常完整地贯彻这种思想，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掉一个，损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取得了完美的应用。我们要说劳动者虽然人数多，但环境对我们很不利，大家处境很惨。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反抗？整个社会对劳动者不利的地方是因为劳动者没有权利，没有社会势力。现在西方工人阶级福利的普遍改善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生产力提高了，错！这是工人通过100多年的斗争来的。这种斗争和资本论的出版有直接的关系，资本论严格论证了工人的权利，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剥削的掩饰，对工人是一个很大的启蒙。工人一旦认识这个问题，就可以联合起来斗争。所以我坚持一个观点，西方国家工人的福利得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现在需要中国的资本论。就是通过建立劳动者的经济学，中国人的经济学，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学，让中国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统一起来，统一认识，形成一股势力，改善我们社会的环境。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没有绝对的路径，它是各个社会主体搏弈的过程，现在谈西方，好像把西方的发展路径当成一种必然的路径，这是一种误会，我们仔细看当时的历史就会知道，所谓的社会发展路径有多种多样，美国不同法国，法国不同德国，有不同的路径。
所以我主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包括我们在座的博士，我们要建立什么经济学，我们建立劳动者经济学，用这个思想武装大家，改善整个社会的进步。如果我们劳动者占人口95％以上的劳动者社会地位提高了，福利提高了，无疑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人民大学的张建君博士发言。
张建君博士：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我觉得今天探讨的这个选题很好。这个题目好在两点：一点，就是刘国光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全国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给中国经济学界一次理性反思的机会。这个机会恐怕对于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中国经济学人，走什么道路，哪一条道路，给了一个启示。另外一点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走哪一条改革道路，走什么样的改革道路，给了一次重新反思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探索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有价值。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可能讲以下几点，有些不太礼貌的地方，我认为前面有些博士的发言可以有个别商榷的地方，因此首先指出来大家讨论。
一、对上述发言的四点回应和商榷
第一点回应，就是赵博士讲西方经济学实践的背景，说西方经济学不存在道路之争，这一点是不确切的。因为大家知道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爆发过一个世界经济学的大论战，首先是米塞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论战，这场论战在我国经济学界有很多介绍。同时在西方还有一场大论战，叫做十年论战，是罗宾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这个论战在我们国内理论界长期被忽视了。我推荐大家看哈耶克传，大家了解一下，20世纪20-30、甚至到50年代，整个充斥西方社会的大论战主题就是西方社会走什么道路，学谁的经济学。当米塞斯到美国去时，没人理他，大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所以这个自由主义大师很受冷落。这场论战是极其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学走什么道路的论战，而这个论战被中国学者忽略了。所以说，西方经济学有论战，有道路之争。这个道路之争一直到1974年以哈耶克获诺贝尔奖和1990年前后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划上句号，这是我对赵博士观点的回应。
第二点回应，讲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问题，不能持简单否定的态度。我建议大家把1900年到2000年的《美国经济评论》都翻一下。大量数学的运用在美国经济学界也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才出现。数学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面也非常多，是代表当时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最高成就。凯恩斯有一个国民收入公式，还有一个国民收入的平衡公式，这个公式从哪里来？完全是从马克思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理论里面推导出来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数量上怎么补偿，价值上怎么实现？这是马克思的国民收入公式。大家看两大部类怎么平衡，第一部类是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消费部类，消费和生产怎么平衡？马克思也提供了一个基本平衡公式，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加入一个思想，哪个思想呢？就是加入把消费转变为社会投资这个思想、观念的话，这个基本平衡公式就完全可以简化成凯恩斯的公式I=S。大家具体可以看我最近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从这一点来讲，说马克思的经济学里面没有数学，是我们发展不够。我们自己要承认这一点。
第三点回应，对刘博士研究的相关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刘老师关于交换劳动的概念，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西已经讲到了，怎么创新是个问题。
第四点回应就是，周博士把马派和西派作了一个划分，说马派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这是一个典型错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什么是中国经济学，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把这几个概念加以区分。一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是有本质差别的。我做的区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有重大区别，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内，在中国还特别包括一些中国化的经济思想。是在主义的旗帜下，以立场、观点、方法、根本结论统一为特征，围绕社会主义体制形成的学说体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马派就是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这显然很不科学。我们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研究的成就就是给教科书里面加了一个很小的东西。以上是我听到大家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这个问题探讨的几点回应，我的意见不一定很准确，和大家作为信息的一个沟通。
二、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要正确对待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正确认识上述关系，必须把握好四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认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它们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先不讲差别，讲共同点。我认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的东西挖掘出来，再看差别，恐怕更加科学。我个人认为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大量共同的东西。比如，价格理论、市场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的理论、供求原理、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和竞争理论、市场失灵理论、资本周转理论、资本循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货币金融理论、国民收入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平衡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基本上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同样存在。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再生产，表现出来的社会总需求、总供给理论，以及社会的总平衡，就是我们说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其实在西方经济学就表现为凯恩斯的宏观的国民收入理念，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主体，所以我认为长期以来对共性把握不足，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局限。
第二个层次的关系就是认识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的关系，我们接触经济学时从来没有一个人想把经济学当成意识形态，或者骗子的占星术，我们都是在科学的旗帜下研究经济学。为什么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当作科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结果？这就必须认识西方经济学经常讲的假设前提。西方经济学的演进有过四次革命：第一次是萨伊1803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次是1848年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次是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第四次是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这四次创新大家应该很好的加以研究，可以看到最初他们和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学上的论战发展过程中，西方经济学逐渐把他们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私有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转变成了"科学"的基本假设。所以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对立是基本假设的对立，所以大家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有几个前提，第一个经济人，第二个产权（私有制）等等。其中产权是什么，就是"特洛伊木马"。为什么呢？在中国讲这个词，居然写入了党的文件和决议里面。这个词准确含义是什么？大家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于产权这个词条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阿尔钦写的，他是张五常真正的老师。阿尔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产权就是私人财产权，而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被这个词汇搞得模模糊糊。产权就是在所有制基础上依托物权而形成的一组权利，就是说这个物所有权是我的，产生相应的权利，即我对物的实际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权利，而且与物权相关还会产生质权、抵押权、相邻权、采光权、通行权……等一系列法律权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概括为所有制基础上的所有权，是很明确的概念。但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了宣扬私有制用了一个很滑稽但没有实际含义的词就是产权，来忽悠中国人。搞得法律学界的人也不清楚这个产权究竟是什么。其实产权就是私有财产权。我曾经写了几篇文章来分析这个概念。我1995年获得律师资格到2002年，在法律界有6年的时间，当然是兼职，但是我认识了这个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后来我就没有再做下去。我的法学和经济学双重背景，再加上实践中的反思。我搞清楚了究竟产权是什么词。萨缪尔森等西方主流学派都对产权这个词充满了鄙视，说那是垃圾，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现在产权这个学派的研究越来越走进死胡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在于基本原理，而在基本假设。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破也应该在完善基本假设上下功夫。因此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经济学很多挑战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些精髓范畴和精髓性的原理奋起对抗，比如劳动者作为社会制度建筑的理性基石这样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来对抗。他们说这是意识形态，因此这涉及到什么是经济学科学。我想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交流的是我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但是这个科学得加了几个字的限定，是人文社会科学，它不是自然科学。当然自然科学里面研究物质世界也是有假设的，他什么时候知道假设行不通呢？那就是用尽可能方法都不能证明问题，假设就会抛弃。在社会科学里面，也会尽量地采用各种可能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但基本假设从来不会被抛弃，也不可能被抛弃，最多是自我扬弃。
第三个层次的关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个第三者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叫它第三者？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应该学在各自的国别和假设下，还是科学的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肯定不能被称为科学，这与它们狭隘的思想基础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们国内很流行，派别很多，第一个代表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宪政经济学或者公共选择经济学。汪丁丁把它叫做新政治经济学。还有以科斯和阿尔钦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或者进一步分化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等等。包括很流行的威廉姆森、张五常、诺斯、德姆塞茨等这些我们国内吹得很凶的人，都是新制度济学。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美国的旧制度经济学是很有意思的。美国的旧制度经济学受到罗宾斯这些人的臭骂，美国的旧制度经济学做的工作和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就是想搞一个美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第二个代表就是弗里德曼，他的派别是货币主义，其实是贩卖庸俗货币数量论的反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其过人之处就是曾经忽悠了中共领导人，好在中国公共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建议发展。第三个代表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现在这个学派主动归化到其他的学派中去了。它的产生很有意思，和前面这些学派紧密相连的小圈子。还有几个老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比如说，芝加哥学派、伦敦学派等，极端性的代表就是这几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精神领袖哈耶克的思想实际上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学说根源。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搞一个东西，就是否定、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有一个结社活动，出了10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个结社叫做朝圣山学社。这个学社的宗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以往只认为凯恩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挽救者，其实缺了新自由主义则资本主义不可能战胜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可能是"不战而胜"。苏联的解体演变，以及社会主义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说产权这个词写入国家的文件，与他们的理论指导是紧密相关的。第四个层次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当前发展里面第三种可能性，即中国经济学在这两派之间，怎么来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不可能有什么比较明晰的认识。但是有以下四点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三、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这个命题的四点意见
第一点，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必须吸收马克思的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制度假设作为理论出发，因为我们不能否定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这是首先的出发点，没有这个，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就是难以成立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以后，我觉得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里面，要大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吸收哪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把大量真实客观的东西介绍到我们国内，现在国内我们熟悉的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悠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朝圣山组织是1944年成立，到了1974年他们的精神领袖哈耶克获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此后，他们的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莫里斯·阿莱斯此后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他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诺斯、公共选择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等。一共十位，都出自同一个学社，而且恰好这前后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都被解体了。哈耶克的理论证明说社会主义是纳粹主义的思想基础，大家看《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这么讲，而且他们获奖就是这一段。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定要区别开，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发现，西方经济学有很多问题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研究的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所以大量运用数学方法。这就是他们的科学研究，一定要加以借鉴。不要说是西方经济学的我们就排斥，我觉得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划分开以后，再来对西方经济学里面一些科学的东西加以吸收和借鉴，这是我们形成中国经济学第二个重要的理性渊源。
第二点，形成中国经济学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经济思想做基础。中国和西方这两种文化在传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西方经济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色诺芬，一开始他就在探索一个问题，什么是财富。凡是读过色诺芬《经济论》的人都知道色诺芬书中就研究和界定什么是财富。他说，如果朋友对我有用，朋友就是我们财富。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说的话，财富就是对一个人有用的一些东西。他既从物的角度考虑财富问题，又从有用性的角度考虑财富问题。开创了西方经济学两种价值理论和以财富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渊源。一个就是劳动价值论发源的可能性，一个是效用价值论源的可能性。后来大家熟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其经济学成就就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思想渊源。我要讲的是大家去发现、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中国的经济思想里恰好没有看到什么是财富的研究。胡寄窗先生是我国研究经济思想比较著名的。他认为《礼记·大戴礼》中"慎之劳，劳则富"的观点，就是劳动价值论思想在中国的萌芽，事实上这里"富"仅仅是指"富裕"而不是"财富"，关于财富和价值的思想后来在中国始终没有以范畴、以基本原理，以研究方法，以学说体系的形式得到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对劳动价值论、财富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出来今天的体系，我们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创立的话，必须反映中国的人文理念和中国的经济思想，中国有很多经济思想，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就经济学体系？我介绍给大家思考。
第三点，与中国经济学创立相关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现在有一种说法，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最早的《周易》里有一卦，叫《噬盍》。字面意思是说鱼吞水进来叫"噬"，吐水出去叫"盍"，孔子在解释这一卦时说，这就是市场交易。大家去查。我所要阐述的是《周易》中的市场经济思想。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传》中明确提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盍》"。可见，市场的地位作用以及运动规律通过上述言简意赅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行为也有说明，"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养民、便民、市场经济、无为而治，这就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治国大法。这就是中国有典可考的市场经济思想和文化理念。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市场经济、放任自由的思想有很多一致之处，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汲取中国的文化理念和传统，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能够站在世界的前沿。这是我们古人在2000多年前对市场的思想解释。而大家再进一步看，汉朝就是典型的小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读谁的东西？读司马迁的东西《货殖列传》。司马迁说市场就是什么？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子的治世理想，尽管老子的治世理想往往因为其"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被苛责为小国寡民不足效法。其实谬也！老子可以说是最得周朝乃至上古治国方略的思想家。我们往往在苛责时忽略了老子不相往来的前提是"至治之极"，否则老子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何以能够？就是现在的美国虽然还没有达到"至治之极"但其国民生活之中不也基本上是不相往来，我们仅仅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情冷落恐怕是不够的。因此，司马迁以之所指出的正是一种当时时代所能想象的治世。这种治世的实现途径是什么呢？他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所谓的"因之"就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其实就是司马迁对于老子"至治之极"的理论阐释。这里所反映的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思想："人各任所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香港的经济学家扬格甚至指出这里的"低流之水"其实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货殖列传》这篇不可多得的经济宏文中，司马迁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市场经济生活的实质。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研究中国经济学。这时候我需要引一个人的话就是哈耶克，他讲到，我们和这些社会主义的，或者马克思的主义的这些学者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不是观念的冲突，而是一场知识的较量。大家注意，他用了一个很精辟的词"知识的较量"。因此我在文章里面讲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学者在这场知识的较量里还没有取得可观的成果，中国知识界还在被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所继续忽悠。因此希望从司马迁这样的人书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梁启超曾经指出亚当·斯密的很多思想其实来自中国的老子、司马迁等。大家不要觉得梁启超胡说，看亚当·斯密的传记，当时的确有两个中国使者到答法国，而且把他们翻译的史记、老子这些书献给了当时的主流社会，而英法国家的交流很便捷，这有证据可查。亚当·斯密书里面大量讲到中国，说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很富强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发展。似乎是它的法律制度，束缚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法国年鉴派著名学者布罗代尔在其名著《资本主义动力》一书中更是明确的讲1400年以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发达。因此我认为，不要把市场经济当成某一个国家的，或者某一种制度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生活方式是长期存在的。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第四点，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我们研究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就是我讲的四本西方革命性的教科书里面，有过四次不同的界定。但影响最大的定义是罗宾斯的，他并不是在教科书革命性创新中形成，但他是对马歇尔定义否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基本上被萨缪尔逊所继承。这仍然是在我国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影响最大的观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罗宾斯和哈耶克是不一样的，他是西方的主流学派，哈耶克是异端学派。但是在哈耶克是年轻人的时候，罗宾斯就把他拉过去了，罗宾斯看到这个人和凯恩斯论战骂得很好。哈耶克最初是倾向社会主义，他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学人，并接受马克思的东西。后来不幸的是他遇到米塞斯。米塞斯改变了他，他成为米塞斯衣钵的继承者。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就是在稀缺资源和人的需求之间进行有效率化配置的一个选择过程。这个定义在西方并不被看好，因为它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而是经济学丧权辱国缩小领地的概念，因此一直受到批判。罗宾斯的界定不是科学的，但是这个不科学的定义影响了我们一大批人，影响了中国人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我们要建立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上面，大家一定不要说接受某一派，就一定盲从哪一派。要注意研究詹姆斯·穆勒对萨伊经济学定义的否定，马歇尔对穆勒经济学定义的否定，罗宾斯对马歇尔经济学定义的否定，这都是随着需要和实践在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萨伊、穆勒的教科书中，基本上把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为物质财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领域。马歇尔为了和马克思主义论战，把这个定义又改了，说经济学既研究的生产问题，也研究人的问题；而且对经济人做了大量的论证。人既然是经济人，怎么让他搞社会主义，就这是张五常说的，一句话就能批倒社会主义--人是自私的。但这不是张五常自己说的，而是马歇尔在书里讲的。而且他为了适应于对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否定。他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不再只研究财富的创造问题，也研究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到罗宾斯又重新回去了。因为在那个时代，20年代、30年代，正是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走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不研究其他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问题无关，只研究资源配置。现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大家对这个研究对象千万不要狭隘化。
我仅介绍以上观点。
主持人：我们博士论坛因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年轻，我们在大论坛下面为什么搞小论坛？大论坛，首都经济学家的论坛，他们年纪比较大的，都是搞经济学的，他们很少能坐到一起讨论问题。他们观点不一样，就不在一起开会。他们要是在一起开会，说的基本上都一样。所以我们搞这个小论坛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观点，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经过文革，可能涉及到一些个人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在一起开会。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没有什么厉害冲突，所以没有这个概念。所有的观点在我们这里应该是畅所欲言。我们谈不上百花齐放，没有100个人，有10家齐放就可以。
下面我们请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袁江天博士发言。
袁博士：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研讨会，感谢给我一个机会，听到大家发言非常受启发。我随便说说。
我自己思考问题比较多的是国企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今天的主题是经济学创新问题，我谈一些具体的问题。我自己思考国有企业改革，思考了很长时间，一直做这个工作。国企改革很多理论的切入点就是从西方经济学来的，比如说，两权分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立。为什么想说这个问题呢？当然几个博士发言，他们提出建立劳工经济学，我自己为什么，这个问题记忆比较深？我自己在一个企业也干了一段时间，并且在不同的企业、国企、民企都干过，我看到企业里对员工的压榨，非常痛心。员工的利益，职工的利益，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今天扣工资，明天换岗位，没有办法。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一个是确实我们的工会没有什么工会，工会组织被利用，没有什么工会组织，没有一个发言的地方。还有，现在在国企改革中，两权分立的国企改革，分立以后，厂长负责制，总经理负责制。实际上，最后搞成企业搞成什么？搞成很强的内部人控制。这个企业里面，如果你不是这个企业的核心层，小团体，你就很难主张你的利益得到保证。所以在企业里面很多人搞小团体，一换领导，肯定下面人换了，一朝天子一朝臣。
为什么？我觉得很大的因素，企业也是搞成这个利益集团，小利益集团，没办法，总经理负责制嘛。如果不作为这个利益集团，你就走人。不走，大家势均力敌就斗，把企业斗烂了。进一步谈到郎顾之争，我同意这个说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其实以前说得非常好，但是他的声音发不出来，他不是洋人，没有人们关注，媒体也没有关注。
关于MBO讲一下，它是一个舶来品。我们很多改革举措、方式上，好像非要拿一个洋词来忽悠。或者说，言必有据，找一个东西说说，找了一个范畴、依据，实际上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深入的研究，它怎么来的？到底属不属于国企？MBO是管理层收购。这个企业要MBO，现实的情况下，很多人做MBO就是现任的管理层通过一定融资方式把这个企业的股权拿下来，实现了对企业的控股，这就是MBO。他已经做了一个改革的举措，曾经做了改革的举措。实际上你说现任的管理层，凭什么买他？那么我员工去买行不行？为什么不允许我买？我愿意出高价，我愿意找一个金融机构给我融资，为什么不行？实际上不行。为什么呢？不卖给我。为什么是现任的管理层呢？我们国家在产品市场上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但是在生产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我们劳动力市场化了吗？好点。
企业家才能市场化吗？都是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我们的国企领导，怎么任命的，还不是程序的厉害，现在国资委还搞一个全球招聘，这个工作还有很长路要走。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才能上并没有市场化，也就是说改革在产品市场化以后，要素并没有市场化。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就是回到刚才说的问题，管理层收购这个国有企业，那么，显然了解这个企业吗？帐是你做的，企业是你经营的，最后，你肯定是，所以，贱卖肯定是当然的。如果我是管理层收购的话，我是个经济人的话，也肯定低价买过来。并且，我还找一个信托机构给我融资，我还不出面。企业的董事会也是我控制的，我现在融资，下一年就分了红，因为我有股权，把贷款还了。
所以现在MBO已经被叫停了。大的企业被叫停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我们在引进西方或者是相关的经济学概念来指导这个改革的过程中，确实要想清楚，不论是经济学家忽悠了社会，还是企业家忽悠了经济学家，要搞清楚它的应用环境。不管是哪个学派，研究现实问题最重要。把现实问题描述清楚，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再说一点，无论西方经济学也好，数学模型也好，我对这个问题体会蛮深。我以前是首都经贸大学硕士，后来到了天津大学攻读博士，我到天大的经济金融做发现他们天天做模型，刚去时压力特大，连他们开会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天大的老师说，没有数学模型硕士都过不了。他强调这个东西，所以在这种研究问题的氛围下，我自己学习，也有思考。我觉得我们现在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本身在变革，所以他的数据分析，或者叫数据挖掘，是从数据中发现规律。它没有什么限定的东西，就看数据，通过运算，在数据里面发现规律，那么OK，是这样的，就说发现了规律，发现了经济发展规律，或者一些市场运行规律。在数学中发现。但是，我觉得不要忘记的前提是我们制度在变革，在不同的制度下，本身是变化的。不同交易制度下产生的数据可能不一样，不一定有可比性，这时候的结论要三思。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方法一变结论变了。我很多师兄弟都说，我用的方法变了结论就变了。不管什么方法、流派，我觉得探寻所谓的真理，抱着这种想法研究问题，就OK。每一种方法都有应用的局限性。关键是我们怎么用得恰如其分。
还有一个数据分析，大家知道，它的一个理论的前提，就是历史可以重复的。比如说，根本不管什么理论，就拿数据说话，数据显示什么，得到什么就是什么，它认为历史可以重复，我用昨天的数据产生的规律，可以指导我后面的。那么如果制度变了，市场可以重复吗？历史可以重复吗？也不是纯粹地排斥这个东西，要正确地看应用范围，在哪个时间范围内应用，哪里应用这个东西，应该最后追求真理，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会议往下进行，下面我们请中国改革报吴亚光先生做发言。
吴先生：非常感谢组织者提供这个机会。有几个想法简单说一下。我不是一个博士，是一个学者，爱学习，我感到很佩服各位博士。
首先，我比较赞同张博士关于市场经济在中国早就存在这种观点。我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经济学很多东西有中国的司马迁的观点，亚当斯密一些观点，可能吸收了中国的古代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第二，关于郎贤平，他的一些讲话以后，能够引起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而其他的国内专家，是没有发出来这种声音，还是没人讲到这个问题？我在基层实际部门工作多年，也在媒体工作多年，实际上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好多问题，无论是参与实际工作的，还是在理论研究部门，跟实际接触过的人，早就发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早就存在的问题，而且，不少专家学者在很早以前就说过，讲话也讲过，但是不能引起广泛关注、高层重视。为什么？这是既有社会原因，还有当前的一些所谓主流的一些东西。跟政策各方面都有关系。
比如我在编辑稿件，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很明显地感到：凡是可能和中央当时方针政策不符合的时候，即使讲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很深刻的问题的时候，你的观点、理论，文章就发不出来。这就是现在的一种实际的状况。
再一个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当前造成资本和劳动这样的地位原因，由于在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基于这种目的，咱们搞改革开放，原来是搞的计划经济，发展公有制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发展了私营企业。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来说劳动者可以说基本上无限供给，工人，基本上处在这种状况，而资本相对稀缺。特别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目前在中国的存贷差几万亿，资本整体、总量来说不算稀缺。但就某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是资本相对劳动者来说是稀缺。由于这两个初始原因，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里面，资本和劳动力他们力量、地位不对称。由于这样初始不对称，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局面以后，因为剩余价值和欲望，资本肯定会想方设法尽量剥削工人，占有财物，地位会越来越强化，这是一个剩余价值规律造成的。
再一个谈一下关于目前社会制度问题，主要是回应张博士讲的一些问题。涉及的现实问题比较多，他讲的很多问题我是深有感触。下面我说的不少方面，跟他讲的有联系。
现在分析一下当前的社会制度，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的社会制度比原来社会主义，咱们认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已经是大大不同。首先我声明一点，我的观点代表个人的短浅的认识，不代表报社、其他的方面。
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制度，是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是一个两者混合的制度。目前来说。只有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在产业等各方面相对比较强制的，比较符合当前发展的企业里面，可能保留一部分社会主义因素。在大多数企业里面，从经济基础上说已经是夕阳产业，变成了少数管理者、经营者他们家族的、个人、几个人的情况。当然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里面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因素了。
目前大型国有企业按国家直管的100多家，160几家吧，还有180几家，占的比例很小。还有一些不是国家直管的还有一些，总共大概几千家。整个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由于大型国有企业总资产、控制率各方面比较大，现在我估计大约可能占30％。加上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等，这些总共下来可能占到40％。由于这样一个社会的现象，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接近边缘化，不是完全边缘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以及直接代表公开的代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一些人在激烈地斗争之中。
第四个方面就是关于工人的地位，以及农民的地位问题，权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重点研究理论问题，我觉得理论跟实践是紧密结合起来的，仅仅研究理论问题，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哲学家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里面，工人的状况、他的地位，有的是不顾死活的，有的是包身工，有的是工作本身的原因，断指造成残废，砸死等。直接的人为的，像过去马克思写到的，或者其他在中国解放前的，很多对待工人的手段，可以说在从90年代初期，92年以后，我就是直接了解到的。现在可以说越来越严重。工人，还有农民，当然主要是农民工，农民明显剥削的情况比较少，有的书里面也有。农民工悲惨的状况，在沿海的，包括北京、天津等郊区的私营企业里也有很多的例子。他们这种状况，光有理论的解释，说、讲，我觉得还不够。你不去组织、不做实际工作，他们这个状况是不可能改变的。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当然现在一谈阶级斗争很敏感，这些东西不能拿得出去，只能在小圈里面说说，拿出去社会接受不了，但是现实就是这样。要组织谁组织？挑头？做这些工作？我觉得现在需要知识分子、工人，包括政府机关的党政机关的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给民众说话的人。现在也不能把整个政府、党看成一片黑也不对。实际上经过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愿意，并正在代表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级的利益。要看到这一点。当然要看占没占主导地位，关键是领导权在谁手里。从大到小都是这样，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都是这样。当然谁做组织者，可能意味着牺牲、坐牢。这就是现实。
要是仅仅从理论上论述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到现在现实中的刘永佶老师的一些著作，等等，都写得很明白，理论阐述很明白。谁应该掌握领导权，谁应该占什么地位，一入现实就没用了，关键是组织起来抗争。抗争达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像原来说的马克思，或者像咱们没有解放的那时候，那种方式，把资产阶级彻底消灭。我的观点，现在中国，好像正在补从封建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的一段。我看现在要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不现实并不等于不能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不能改善农民的地位，当然农民主要是农民工。在联合斗争中，提高他的收入、资本家在人格上平等，收入改善，达到这样一个经济权利、民主权利提高，跟中国发展比较合适的对等的地位，收入状况。这样我觉得不错。我就说到这里。
主持人：本来还有一些安排，还有一些发言，因为时间不多，简单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论坛的活动。
围绕中国经济学创新的问题，我们上午有不少的博士发言，归纳了一下，主要涉及到这么几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在这几个重要问题上，方向都是非常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讨论当中，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中国经济学为什么现在到提出创新的问题？背景把握比较准。第二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中国经济学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经济学，有人提出了劳动者的经济学，我觉得这个发言非常好，因为经济学，刚才张建君博士说得非常好，有两个特点。经济学一个是不同阶级，属于社会的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注意它的阶级性，我们能够坚持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好，劳动者的经济学，再一个就是历史性，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有自己的经济学。第三个问题，我们讨论当中，涉及到一个中国经济学创新的理论来源问题，我觉得归纳大家的发言，我觉得主要现在提出主要有这么三个大的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一些基本立场观点，还是应该吸收，这在发言当中，大家都坚持这一点。
第二个就是要注重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经济学的数学化的问题，经济学和数学关系问题，应该吸收这些，一些有益的东西。特别从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看，一旦我们的经济制度相应比较稳定，恐怕那是一个发展方向。第三个，特别注重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这里面吸纳、吸收我们创新中国经济学的营养，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讲中国经济学，中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古代、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们题目叫做开创现代中国经济学，应当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所以，提出从中国经济思想史，我记得韩博士最近写了一个材料，提到管子的思想，那个时代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时代，今天张建君博士提到司马迁的思想，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因为我们过去大多数硕士、博士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在学校里面学的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但是很少接触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材料。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作为开创中国经济学重要的理论来源，非常有新意。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今天我们讨论当中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方向，特别注重于把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现实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来提供解决的方案，解决的思路，同时又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当中开创中国经济学，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好。还有一点，我觉得刘国光的谈话，我理解重点是破旧，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着眼于破，我们今天更多着眼于立，就是我们不能搞西方经济学，我们到底搞什么？从这个角度，尽管我们刚刚开始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整个经济学界，所有的中国的经济学人，可能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研讨会当中谈到的一些成果，我概括可能不完全。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自己做一个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标题一半是套用毛主席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感觉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界，赞成刘博士的发言，始终是外国经济学的小学生，始终充当外国经济学的派出所，人家有经济学，我们有派出所，博士从国外留学回来，把自己的老师思想介绍一下，就来了不得了。考察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了大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苏联经济学，主要是以苏联教科书，引入进来。在中国的大学里、讲坛上占了一统天下的地位，苏联版的经济学，其中我们从一个统计数字看出，苏联版的有中国版，现在一共是27000多个版本。从50年代斯大林讲话以后，一直到今天，有这么多版本。基本的思路是苏联经济学占支配地位，大致来讲，在80年代中、后期以前，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供批判，后来逐步就不是供批判，到了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因为在西方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所以叫美派经济学，一个苏派经济学，一个美派经济学占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刘国光的讲话是对新自由主义发表的言论，我觉得更多针对美派经济学而来。
直到今天，整个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不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基本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国占了支配地位，先后占了，无论在教材、教科书、著作、讲坛上、讲台上，包括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受这两种经济学的影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用这两派经济学指导中，刚才赵博士提出非常好。解释力，我觉得不光是解释力，解释力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经济学出来是做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强调有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注重科学性，也注重阶级性，而且他把科学性和阶级性统一在阶级性基础上，以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达到无阶级的经济学，是这么个思想。所以，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到了中国，先后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对农村、国企改革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两种经济学，为什么今天提出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就是因为苏派、美派经济学在中国的破产！我讲破产，可能很多人不大同意，现在西方经济学在我们中国很吃香，为什么破产？这里讲破产有一个标准，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非常赞成不少博士的发言，提出劳动学派，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说，从维护劳动者利益出发，实际上就是破产。我们先看苏派经济学怎么破产。
首先，苏派经济学在他母国就是破产，苏联的解体，产生的并不是说许多的私人资本家，他产生许多的官僚资本家，官僚资本占了支配力。此外就是世界500强收录了不少前苏联的企业，以苏联经济学为指导，整个苏联的变化我想是什么？就是对官僚资本有利，对西方资本有利。官僚资本从来有买办性，所以，对官僚资本、西方垄断资本有利。但是，对劳动者不利，美派经济学在指导中国改革，大家更有切身的感觉，他先后否定是劳动者的利益，铁饭碗被砸掉，还骂我们是养懒汉，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侮辱，福利分房也没了，免费教育、公费医疗都没了。所以，美派最终导致私有化。私有化跟苏派经济学留下来的官僚化是相辅相成。在中国的改革中，现在人认为苏派经济学不行，相反，现在主导的还是苏派经济学，这一派直接衍化成官僚资本。再一派美派衍化成私有化，因为中国的私有化不是形成一个类似于美国的这样西方国家的私人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官僚资本，从苏联解体看得很清楚。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谈中国经济学，中国自身的经济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我介绍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学为什么存在，根据是什么？我认为是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是中国经济学存在和能够取得一定发展的根据。实际上，无论是苏联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为什么用苏联、美国的概念，我把它当成一种国度性的经济学，而不当成世界经济学。就像李斯特批判亚当斯密一样，没有世界经济学，经济学都是有国度性、阶级性。国家本身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经济矛盾有一个矛盾是国度性的经济矛盾。在这个观点下，我想说中国经济矛盾本身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不仅贯穿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你用苏联经济学解释中国，有一个解释不通。中国哪来封建社会？可是从秦朝到清代这么长的2000多年历史，一直叫封建社会。包括毛泽东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强调反帝反封建，反帝、官僚资本没有问题，但是，反封建？秦始皇一开始的口号就是废封建，立郡县，为什么我们把秦以后一直到清之前的时间叫做封建社会？就是套用苏联经济学。苏联经历了5种社会形态、农奴制企业，接着就是封建社会，中国哪来的封建、农奴。提到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矛盾，历史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集群官僚制社会，从秦朝到清朝都是。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是集群官僚制衍化成近代资本的一个官僚时期。国际资本实际上作为官僚资本统治中国的工具，今天也要从这个角度把握现实的矛盾，正因为中国历史特殊，所以，刚才张博士提到，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吸取我们开创中国经济学的思想渊源，素材。我觉得他的前提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因为对中国经济历史的一个概括，在头脑中的反映，如果历史本身没有特殊性，脑子里的东西也不会有的特殊的东西。
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也就造成了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我不大赞成说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争，我不赞成，也不赞成公有制、私有制之争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不是中国的真问题，中国的真问题是姓官还是姓民的问题。官民矛盾，官僚资本，和劳动者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所以是官有和民有之争的问题，这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无论从苏联还是中国改革来看，都有这个特点：企业改革，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民有，全民所有，就是劳动者所有，全体劳动者所有。但是，全民所有在我们国家不一定，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就讲，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国家是有阶级的，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你全民所有变国家所有，就变成某个阶级，国家是谁？国家就是代表国家的，就是现在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又是谁说了算？在我们这个官僚体制下，实际上是行政首长。行政首长实际上就是官僚主义，如果这个行政首长有革命精神还代表人民，如果没有就是官僚资本。所以，毛泽东思想，我们建立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可以叫做初级的民主制度，但是采取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官僚体制。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灵魂是思想改造，思想上入党，为什么？在体制不行的条件下只有改变人，但是这条路线是失败的。所以，必须改变体制，建立一个民主体制，这是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的方向，主攻方向就是民主。经济上的主攻方向就是公有。这个公有就是人民所有基础上的公共占有，是马克思讲的，这是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的经济矛盾和现实经济矛盾的特殊性，这就产生了中国经济学它的根据。
第二个观点我讲的是中国经济学所以能够存在、发展，是以苏派、美派的破产，在他们的危机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个我不多讲。提三个问题。就是在当前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这些改革当中，最重大的问题上，美派、苏派经济学最后破产。一个在国企改革上，一个三农问题上，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个关键问题，美派、苏派都不能解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结果？所有的左派、右派斗来斗去，其实他们的观点一致，坚持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现在还有这种观点，这是变相说了一下。
我们人民大学有一批老师就坚持这个观点，只是现在不这么说，还有一种，坚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个我们国家有相当一批多的就是这样。市场经济没有姓社、资之分，市场多一点，计划多一点，这种观点，实际上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客观的结果一致，我们讲站在官僚资本立场上，私人资本立场上，必然有这个结论。剥削，剥削的对象必然是劳动者。相反在劳动的立场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不是什么很抽象。坚持公有制，可是我们的公有制是什么呢？一国有，二集体所有，这叫公有制吗？国有，其实就是行政首长所有制，行政首长所有制不是官僚资本，但是离官僚资本不远。如果行政首长本人，有三个代表的精神，久经考验有革命精神，可能维持这种集权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维持下去。如果不行，就转换成私人制。我们国家现在电信部门谁统治着？电力部门谁统治着？这样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都是官僚资本统治。所以，无论用苏派、美派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后都是失败。三农问题也是一样。
要坚持苏联派的经济学，实际上把基本体制、集体经济坚持下来。按照美国经济学就是搞私有化。刚才张博士讲得挺好，他讲，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我们讲实际上是总的祸根，这个所以会形成这些状况，我觉得跟美派经济学的引入是有关系的。我们讲双层经营、统分结合，实际上，集体经济已经不存在。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开创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新运动的需要，面向未来怎么走，没有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没有站在劳动者立场上来创建一种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始终用苏联和美国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新运动，这是没有希望的。胡耀邦谈到理论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实际上，现实的发展，社会主义现实的革新运动也是呼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这个相互结合还应该坚持，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