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
作者：王思睿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26期

  2010年8月25日，谢韬先生走完了他璀璨而又坎坷的一生，享年88岁。在这一刻，我正在撰写与顾准、李慎之等有关的一篇文章，而且恰好在写有关谢韬的一段，甚至可能正在写“谢韬”这两个字。这或许是我与谢伯伯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吧。
顾准（1915－1974）、李慎之（1923－2003）、谢韬（1922－2010）这几个名字，是何家栋先生所说的“‘一二·九’一代”的骄傲。他们都曾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在“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中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先后成为新中国创建者队伍中的一员。然而，他们又陆续被自己参与创建的新中国所抛弃。

最早是顾准，落难于1952年的“三反运动”；其次是谢韬，落难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随后是李慎之，落难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反思，他们最终都告别了青少年时代的乌托邦理想，并在思想上脱离了自己曾经的归属。

在上述几位长者中，谢韬先生是唯一一位与我有私谊的长辈。在谢韬先生因病丧失思维能力前，我也是有机会聆听他最后“政治遗言”的一人。我认为，谢韬先生的一生，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代表。

学生时代，深受新民主主义影响

谢韬先生在《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一文中写道──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

他(慎之)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

谢韬、李慎之他们读书的时代，是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国民党统治当局虽然想要推行“党化教育”，但他们做得并不到位和有效。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影响没有压倒新民主主义的影响？或者用李慎之的话说，为什么“革命压倒民主”，这是一个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谢韬、李慎之等过来人的回忆，是特别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谢韬先生说——

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

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

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谢韬当时跟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现今大学生为了报考公务员参加共产党是不一样的。谢韬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为了躲避特务，从成都躲到自贡，又从自贡躲到重庆，最后，不得不随着共产党机关撤退到延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革命干部”。

秦城坐监，大彻大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著名作家胡风撰写长诗，为之欢呼雀跃。李慎之在《风雨苍黄50年》中写道——

“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5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

但是，不论是胡风，还是包括谢韬在内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还是李慎之，都没有料想到，接下来的会是以饥馑、苦难为标识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各阶层民众，历史上空前的寡廉鲜耻、丧失天良、“不说假话没法活”的日子开始了。

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谢韬先是在华北大学然后是在由前者改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马列”课，1952年起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30岁刚出头的谢韬，俨然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权威教授了。

他的老朋友李慎之当时也“是个走红的干部”。李慎之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数据》和《参考消息》。《参考数据》一天要出3大本，而且一定得在08：00、13：00、19：00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

谢韬先生说——

这样“一日三参”，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与李慎之)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当时我们议论了些什么？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

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作为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仅仅过了3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1953年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样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很快，让谢韬更不能理解的事情来了——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但即使是在这个时候，谢韬仍然没有放弃他在青年时代的信仰。1960年，谢韬被公安部安排在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国民党被俘将领关在一起，负责给他们讲解马列主义。

谢韬的“大彻大悟”，可能要比顾准、李慎之等人略晚。因为在“大饥荒”期间，顾、李是在基层，亲身体会到挨饿的滋味和由此所导致的道德沦丧，而谢韬这时恰好是在享受特殊待遇的秦城监狱，对于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严重危害，了解得比较少一些和迟一些。

创华夏研究院，开民间智库之先

毛泽东走后，谢韬获得平反，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等职务。

我与谢韬先生相识，是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当时，我的朋友闵琦也在哲学编辑室。1980年，杂志社按照上面的部署组织全体编辑讨论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明可以畅所欲言，“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闵琦发言不赞成《决议》中关于反右运动的表述，认为对“右派”应该“平反”而不是“改正”。

闵琦的发言被一名前“右派”汇报了上去，中央书记处因此发下红头文件，要求杂志社将其清除，送到工厂劳动。当时闵琦的顶头上司谢韬与总编辑黎澍等人，认为这不符合“三不”的承诺，一致反对这样做，顶着极大的压力把闵琦保了下来。

由此，我得以了解到谢韬先生的高风亮节。

谢韬先生去世后，我与夫人送的挽联是——

上联：创建华夏研究院，开民间智库之先河

下联：倡民主社会主义，树党内异议之大旗

下联所说的事，大家都知道，上联所说的事，了解的人则比较少。在我看来，这是谢韬先生在1980年代所做的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大事。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受到严重摧残，社会学等一批学科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缔。谢韬复出后，在他先后担任的几个职务上，为恢复、重建和繁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即将离休的时候，又着手创建一个大型“民间智库”。

谢韬联系了张友渔、钱学森、陈野苹、李锐、曾志、马洪、于光远、钱三强、钱伟长、王惠德、曾德林、石西民、胡绩伟、谢冰心、傅继泽、黎澍、廖沫沙、千家驹、温济泽、杨守正、杨显东、卢良恕、张黎群、刘顺元、王子波、陈沂、张岱年等200多位老干部、老将军、老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华夏研究院，谢韬自己担任院长。在1987年1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谢韬先生说——

我们华夏研究院的特点，简括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间性；第二、开放性；第三、综合性；第四、高智力型；第五、柔性、轻型的结构。

其所谓民间性，指的是民间的、自愿结合的学术研究组织，是国家科学文化教育的补充。发挥民间办科学的积极性，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家发现、培养更多人才。

所谓开放性，是指接收研究人员除各类在校学生外，不论学科、年龄、学历、职业、职称、性别、民族，只要有开创性见解和一定的成果，都可申请为本院的研究员。

该院拟实行基金会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聘请顾问指导本院决策，设学术委员会领导本院学术活动，设院务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院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谢韬还发起筹建华夏实验大学。

该大学的性质“是民间集资筹办的高等综合性大学，是国家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

其办学方针“系所与专业设置以横断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为主，建立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学科群的新型教育体制。重点在于填补国内大学教学与科研中的空白与薄弱环节”。

然而，华夏研究院生不逢时，它成立之际，正是胡耀邦下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刮十二级台风之时。谢韬想要办的基金会没有获得批准，他已经开办的研究机构大多也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矢志不渝的“救国派”

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7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先在网上披露，然后又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在《炎黄春秋》的2007年2月号上发表，引起社会的轰动与争论。对于此文，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

海外有些人把谢韬等人称为“救党派”，这种说法是源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谢韬一代人的思想演变过程。从青少年时代起，谢韬就是“救国派”，他们加入中共地下党是为了救国，救国是目的，入党是手段。当谢韬人到中年乃至进入晚年，当他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过去信奉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是误国、祸国的理论，他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它们。许多谢韬的同辈人指出：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其中的政党指出了一条自我更新的生路，而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和不断进步。谢韬在他那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抛弃旧理论，提倡新学说，是为了一生孜孜以求的——“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