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先生和吴敬琏先生

顾准先生和吴敬琏先生

——有感于《读顾准笔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06年2月11日）

    这几天看了《凤凰周刊》第208期上陈敏之先生的《读顾准笔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想起一些往事和近事。

一

    知道顾准先生其人，已经很久了。但是真正对他的故事略知一二，还是2001年春天的事情。那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看了吴敬琏先生的一些书，其中有《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书中有《我与顾准的交往》一文，谈到了他和顾准先生的关系，患难之交，生死相托，其情其景，真挚感人。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顾准先生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且对顾准先生评价很高，说：“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我看了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后就去找顾准先生的书，想看一看他的文章，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所以顾准先生的文集包括其《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都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一书完成以后才作为补课的内容去看的，时间大概在2002年底到2003年春。也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一书的“参考书目”中没有顾准先生的书，这是我后来略略有点内疚的，责备自己应该早一点看他的书。这样至少不会让一些很重视学术规范的人嘲笑我说连顾准先生的书都没有看就在那里高谈阔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大概由于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一书完成以后才看到顾准先生的书的缘故，我对这一类的书（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书）已经有了自己的成见，或者说评价的坐标。就《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来说，我相信吴敬琏先生在《我与顾准的交往》中的说法，也认为一个在1957年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无疑是思想健康的，是人格健全的，从而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伟大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之外，顾准先生的其他文章我也看了一些，关于他的文章也看了一些。总的看法我曾在看完《顾准文集》后写过几句话，但现在找不着那本书了，大概的意思，是说这是浩劫时代的思想奇葩。不过顾准先生的一些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这一点，在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也和一位朋友谈过了：“我敬仰他的人格，也佩服他的思想。但是他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他们那一代的思想者毕竟是悲剧性的先锋人物，真要讲思想的全面与逻辑的严谨，是很不够的。”

    事实上，顾准先生之外，还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党的一批领导同志，都是如此。这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悲剧，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试图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开拓出一条活路，这条路走到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顾准先生的幸与不幸，都在其中。我赞同2005年6月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纪念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的节目中引用的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也同意刘吉先生2006年1月在《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一文中说的一段话：“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是做出卓越贡献的。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为此，孙冶方、顾准等经济学家不仅遭受‘左’的路线批判，而且被整得家破人亡。中国经济学家为了国家，为了真理，是付出血的代价的。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孙冶方、顾准的学生和朋友吴敬琏教授，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20多年来顶住来自‘左’的和右的指责和批判（只要看看1991年报刊批了一年市场经济就可见一斑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导向的改革鼓与呼，对国家有关政策和改革措施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在学术界赢得‘吴市场’等雅号。”但是，人类历史毕竟是前行的。事情常常是，“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我们不忽视前人的成就，我们也尊重和感佩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但是，我们也不能沉湎其中，甚至被他们的身影笼罩，否则，顾准先生若在天有灵，也会叹息的。何况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初顾准先生这一代人所面临的“筚路蓝缕心在关山”的处境，所面临的“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的命题，今天仍然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我们头上……

二

    2005年6月30日，我看到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纪念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的节目，就觉得有点奇怪，还对主持人说过：“我倒是很奇怪你的节目怎么没有请吴敬琏先生说几句话，他写过关于顾准先生的文章，对顾是很推崇的。或许是同气相求吧。不过前些时候我看到关于吴敬琏先生的报道，说他抱憾最终没有做到顾准先生那样冷酷得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吴老毕竟是书生，为人太温和了。我想他与顾准先生的区别并非境界之高下，而是秉性的不同。”我是有点奇怪，因为按照常识来判断，做顾准先生的节目而请吴敬琏先生来说几句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记得吴敬琏先生1995年春天在为纪念顾准先生诞辰80周年所写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一文中，称顾准先生为“我的老师和挚友”。而其对顾准先生的崇敬之情，也溢于字里行间。这篇文章中的语言和感情，是很适合这个电视节目的，能够为之增色不少。凤凰卫视这么聪明的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次看到陈敏之先生的文章，我又突然想起半年前对凤凰卫视的那个节目的疑问，才意识到，或许不是节目制作上的原因，而是的确有人要把顾准先生和吴敬琏先生划清界线，简单地说，顾准先生姓“社”，而吴敬琏先生姓“资”。

    陈敏之先生在文章中比较多地谈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也提到了吴敬琏先生的“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的公式。他认为这个公式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公式应该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公正”：

    “……因此我认为吴敬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这个公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产生出社会公正。现实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似乎应当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在这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只有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才能充分发挥它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才能有益于社会全体劳动人民逐步摆脱贫穷、愚昧，走上富裕和更高文明的大道，防止和克服惟利是图的倾向，避免走向歧途。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社会公正找不到任何由以生长出来的土壤。”

    对吴敬琏先生的思想观点包括他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公式的批评一直都很多。我也曾经批评过。2001年8月19日，我在一封信中指出：“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公式似是而非，不过是胡适之先生的‘好人政府’理想的当代翻版”。2001年9月30日，我在《腐败如何寻根——政治经济学札记（一）》中再次指出：尽管他的这一见解非常具有创造性，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公式没有揭示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不能跨越社会主义的所有阶段。因此，我曾经在致吴敬琏先生的一封信中揶揄他的这一思想“不过是胡适之先生的‘好人政府’理想的当代翻版”，意思是说，他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好人政府＋市场经济”。其后不久，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札记》中，我阐述了更为详细的理由。这些文章后来都编入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一书。其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非常清楚的阐述了。当然，我的观点也并不绝对正确，或者说，并非无懈可击。

    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不太赞成用这样简单的公式来表示一种系统的社会制度或者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去做往往勉为其难，费力不讨好。但是若有人一定要这样去做，是其本人的自由，也是可以的。无论是对吴敬琏先生的公式还是对陈敏之先生的公式还是对其他前辈的类似的公式，就其本身而言，我是尊重的。

    但是，具体来说，我在2001年对吴敬琏先生的这个公式的批评，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迎合某种社会思潮，而恰恰是基于对吴敬琏先生的思想观点的系统学习的，所以我当时和后来都多次说过，这是“学生对老师的批评，后辈对前辈的批评，是对他们的价值的延续，而不是否定。”（2002年2月20日的信）所以我看别人批评吴敬琏先生的文章的时候，也常常在想，他们是否通读了吴敬琏先生的全部文章，又是否真正看懂了他的全部思想？很难说。现在的人们要批评吴敬琏先生从前的思想是很容易的，但是2000年和2001年我看吴敬琏先生的文章的时候，正是吴敬琏先生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是赞扬和批评的交锋最激烈的时候，两方面的文章我都看过不少，坦率地说，很多文章我是不敢恭维的。而今天回过头来看，谁又敢说他当时对吴敬琏先生的评价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或者是切中肯綮的呢？当然，思想理论界尤其是我们党内高层中心里明白的人不少，但是心里明白如果仅仅是心里明白，那也是不行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允许共产党人保持沉默，——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力多大。

    现在陈敏之先生的文章继续对吴敬琏先生的公式进行批评，并且提出了他的新公式：“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不知是怎么回事，陈敏之先生的批评和他的公式给了我一种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觉，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百步笑五十步的感觉。当然，陈敏之先生的观点不过是他的一种感觉罢了，我也就只谈感觉，这里不扯开讲了。何况前面已经说了，这种用公式来概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做法，如果只是增加行文的文采的话可以这样说说，但就方法论本身而言是不科学的，重复了简单化和标签化的毛病。不过我愿意提醒陈敏之先生，吴敬琏先生的那个公式说到底还是有很深刻很系统的思想在里面的，不是说凭着某种感觉就可以批评的（指真正的批评）。这就是我对很多类似的批评不以为然的原因。我相信，顾准先生若健在，一定会给陈敏之先生写信，支持我的看法。

三

老实说，2001年我批评吴敬琏先生的时候，就批评本身而言，是一种学生式的心态，一种和老师和前辈对话的心态。当然，我也意识到了发言本身的历史性，意识到了自己在做什么，在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二者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已经是21世纪的中国和21世纪的世界。我本来甚至以为，我们可以在谈笑风生之间甚至觥筹交错之间掀开划时代的一页。就像爱因斯坦在为不到一岁的小宝宝哼着摇篮曲的同时为物理学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一样。

回过头来看，批评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有证据表明，这种批评也基本上得到了吴敬琏先生自己的委婉的认可，虽然他很可能对这种基于狂妄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上的某些狂妄的结论例如我的反腐败的观点和国企改革的观点在心理上仍然是有疙瘩的，但是我想他和我一样清楚：我们别无选择。

不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都已经别无选择。就像陈敏之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的，我们“应当坚定地循此向前迈进”。自古华山一条道，只能如此了。或许这并不是一条金光大道，不是一条兴高采烈的道路。（在政治宣传中当然可以说是金光大道，因为我们有责任把希望带给苦难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自己扛住黑暗的闸门，让更多的人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最初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并不兴高采烈，现在也仍然并不兴高采烈。前几天看《陆定一文集》，陆定一同志在《自序》中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最后说：

长征时经过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时坐牢十三年，那时我是怎样想的？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次要的，主要是共产党这个集体，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开朗，哈哈大笑，熬过难关。我并不希望后代再过这样的苦日子，希望（而且相信）后代比前代强。……综观七十年来中国的历史，不论是中国的革命，或是社会主义建设，其成功和失败，决定于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陆定一同志的这种心态在党内是比较典型的。我曾经也很欣赏这种心态。但是我自己的心态从一开始就与此不同。2005年5月，在《静夜思》中，我曾提到这种心态，也描述过自己的心态：

我在很多前辈那里见到过这种乐观，那是历尽沧海桑田之后对于世界国家民族人生的一种彻悟和皈依。这些人天真地相信进化论，相信善良与美好的理想最终一定能够实现，相信中国共产党无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惊涛骇浪最终都一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相信事情不管坏到什么程度转机一定会到来。我一直受着这种熏陶，尽管我自己显然做不到这样乐观。——我多少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忧郁。也不能容忍对于时间的浪费，不能容忍对于机遇的丧失，不能容忍对于真理的压制。

我的经历告诉我不能太乐观，现实生活也告诉我不能太乐观。同时，我们也不能苛求历史，苛责前人。这样在心灵深处，常常有难以言说的痛楚。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却又力不从心，或者说有劲使不上。这种心态，从鲁迅先生以来就一直在思想界徘徊，直面人生的难处也在于此，相信陈敏之先生也很熟悉，我就不啰嗦了。

对吴敬琏先生，我做过很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今天看来仍然是站得住脚的，相信未来也仍然能够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但是，在具体检讨历史的时候，在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追问历史的罪责的时候，我却不愿意苛责吴敬琏先生。这种看法我曾经多次说过，我说过“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我也说过“现在对吴敬琏先生做结论式的评价尚且为时过早，他的声音对于顺利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仍然至关重要”。（2002年5月28日的信）我还多次直接地向吴敬琏先生本人表达过我的希望与祝愿，希望他也能够来一个转型，能够如俄国的赫尔岑一样“看见了革命的人民”后就无畏地和他们站到一起；祝愿他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这些话都不是客套话。这些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走过很多弯路，有过很多教训。检讨是必要的，但是责任如何落实，这不是写两篇文章批判一下吴敬琏先生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何况他的某些观点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便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这个公式，也并非一无是处。按照吴敬琏先生的初衷，这恰恰代表了他的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政府是好的即不贪赃枉法的，市场经济是有序的，各种经济成分在春光明媚下各自努力，奋发有为，共同繁荣。在我看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够有这样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已属难得，何况吴敬琏先生还属于对这样的理想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中央电视台两次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荣誉授予吴敬琏先生，不能说完全是瞎了眼。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吴敬琏先生公开抨击“基金黑幕”的时候，公开抨击“股市泡沫”的时候，公开抨击“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候，那些阴暗角落里的无声无形的抵抗。所以，即使在揶揄“吴敬琏先生的局限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局限” （《腐败如何寻根》）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那一线分寸，我不像某些人一样把他看得那么阴险，也不像某些人一样对他怀着那么深的厌恶。我对他的批评，有点像列宁对托尔斯泰、赫尔岑和高尔基的批评。（抱歉，有些同志可能会对我做这种比喻心里不舒服，甚至可能对把这三个人排列到一起也不舒服。）列宁说：“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列宁选集·纪念赫尔岑》）

其实，20世纪初列宁说的这句话即使用到21世纪初的中国，也完全是可以的。“不幸”的也并非吴敬琏先生一个人。我多次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中国思想理论界（包括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这么多人，有谁敢说自己是例外？他们拿得出证据来吗？即便是顾准先生，如果他活在此时此刻，他也未必真的能够置身事外。例如，他真的能够在21世纪初的中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吗？甚至更进一步，他真的能够“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列宁选集·纪念赫尔岑》）吗？——抱歉，这种假设是不科学的。

四

我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在2000年以后，介入了一个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要介入的领域。从那时到现在，“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的心绪，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只是问题本身却在不断地“变脸”。如今的问题正是陈敏之先生也在深思的问题：“我们这个苦难的国家，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上一条平坦的大道，走上千千万万人民日夜翘首盼望的通往幸福未来的坦途？”

如果只是一般地说，答案是很明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30年来的风风雨雨，使我看得很清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非坦途，换句话说，陆定一同志的“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的姿态，我很羡慕，却有所保留。何况具体说到对若干历史问题的检讨，第一责任人无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至于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对也罢，错也罢，总是第二位的罢。

学无止境。我从来不是妄自菲薄的人，但是也非常清楚，对于建立真正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我们从前所有的知识加起来，我们今天所有的成就加起来，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幼稚的。只是30年风风雨雨走过，这一、两年我也常常在想，我们能不能对于这30年的风风雨雨做一个总结？能不能就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明（而不是过去和现在这样的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我想，这是目前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这和陈敏之先生正在深思的问题也是有联系的，希望他和思想理论界的同志们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来总结我们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如何来总结将近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历史总是纠缠着人事。这些年的经历使我看到，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这样的晚辈能够理解并发表意见的，何况我也根本不愿意卷入长辈们的历史恩怨里面去，然而，当我面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的时候，我必须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与义务，何况某些历史事件毕竟是我自己也曾参与其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我并不缺乏发言的权利，因此写了这篇文章，算是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一些看法清理一下，同时也是对顾准先生和吴敬琏先生的一个交代吧。

2006年2月11日于北京小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