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商圣范蠡

口述/孙立群 整理、编辑/ 张萍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奇人，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的人生之路，经商之道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结合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我们解读了范蠡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他的人格精神。

孙立群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智道商国学院特聘导师

　　春秋到战国的巨变

　　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果实明显增加。经济发展，社会变化，造成社会制度的不平衡。动荡、变革，贵族制向平民社会发展，传统制度如宗法制、世卿世禄、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在动摇，依附性减弱，社会活化。

　　春秋讲“尊王”，战国无人讲；春秋贵族“世卿世禄”制，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局；“田里不鬻”变成土地可以买卖；从“工商食官”到私人商业、手工业出现；从“学在官府”到学问下移，新兴士阶层出现。春秋时代，生产力得到发展――铁器的产生，牛耕、水利事业、施肥的推广，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铁器是当时最实用的工具。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人活跃，城市发展，商人的自由度提高，不限制在一个地方从商。

　　到了战国，变法与改革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变法与改革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出现了地主制度经济和活跃的士阶层，社会结构出现新格局。

　　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战国是一个战争时代，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科技取得新成就。

　　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分化，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战国初期，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同时，商人、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春秋末期，农奴大量出现，其称呼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

　　原属官府的工商，春秋末期已有很多人成为拥有不同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个体工商业者，其中还有少数人成了大手工业作坊主和大商人。此时独立的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子贡等。司马迁认为，由于子贡的经商足迹遍布天下，孔子的名扬天下有子贡经商宣传相得益彰的影响。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要“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民间商业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列国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了。

　　孟子曾追叙商业生产的历史：“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春秋战国的商业交换活动有两大类，一类是远距离的货物运输――行商，一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坐贾。战国有的富有大商贾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如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法，获取其利。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他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与各国贵族、官僚打交道，后来竟爬到了秦国丞相的位置。

　　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变化，由贵族到平民，人的变化非常重要。战国的社会结构，使人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这就是范蠡生活的时代。

奇才范蠡

　　范蠡，子少伯。楚国宛城三户（今河南南阳）人。生于约公元前536年，约卒于公元前448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中国最早的慈善家。“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李斯语）

　　范蠡，越国大夫，上将军，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业家。范蠡扶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完成复国大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深知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弃官从商，避开了政治漩涡。

　　但是，范蠡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他列为“智人”；刘劭《人物志》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我认为，这种评价贬低了范蠡的价值，范蠡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政坛退下来之后“二次创业”的人，可能范蠡不是“忠臣”，他离开了勾践，历代君主不会表扬这样的人，范蠡的名声远不如诸葛亮、岳飞等有名的忠臣。

　　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很洒脱，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

　　时任宛县县令的文种，有政治抱负，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干一番大事业。他对范蠡早有耳闻，觉得此人不俗，很想请他出山，派小吏前去联系。小吏回来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文种却独具慧眼，听后哈哈大笑：“吾闻士有贤俊之资，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种还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越绝书》），所以亲自去找范蠡。在第一次遭到范蠡恶作剧后，文种再次上门表示了诚意。两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 “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由此可得知，人才的出现，必须有伯乐的发现。而一个人才必备两个条件，一是才华，二是身体。

　　大约在公元前511年，范蠡25岁左右，和文种离开楚国，先向吴国进发。将到吴国的时候，发现吴国已有两位名人――伍子胥和孙武。我们知道，过多的顶级人才集中在一个单位，未必是什么幸事。而相对力量较弱的越国，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的越王勾践，吸纳了范蠡与文种。

　　范蠡从政

　　范蠡从政，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的行为举止放荡不羁，人性率真，颇有道家风范，但他并非颓废，不是悲观主义者，在内心，范蠡还是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他的思想特征，可称儒道互补或外道内儒。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

　　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

　　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在夫差病时，范蠡还指使勾践尝夫差之粪便，迷惑夫差。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儒商鼻祖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范蠡丰富的经营思想，都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待乏论。范蠡主张把握商机，候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范蠡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把握到他的精神，我想应该包括：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健全的人格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真诚经商、智慧经商的精神；回报社会的无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