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

注： 此文是杨小凯当年中学时期的文章，其父亲被周刘打成右派，而他被“红五类”红卫兵批斗歧视。 这个文章所给杨小凯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他如今的作为。在国内，全国性地展开了对这个文章批判，而且流传到海外。 此文章，被周开大会点名批评是“极右”，随后，杨小凯被捕。 杨现在已经放弃了文中的许多观点，他反对一切革命，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改变制度，将金融业彻底私有。 他唯一没改变的是企图彻底改变中国，这与他如今的所谓反对革命形成了悖论。

中国向何处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和)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和)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和)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和)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和)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和)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和)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和)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和)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和)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和)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
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
，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
，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和)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
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
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
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
”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
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和)命”，“无产阶级革(和)命派
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
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
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和)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和)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和)命，归根结底，是阶
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和)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
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和)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
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和)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和)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
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和)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９０％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
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
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
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
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
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撸?约汗芾沓鞘小⒐?I、交通、经济真正实
现了，一月革(和)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
。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
，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和)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
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
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咻斦粘＿M行，省委各部都垮了
，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
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
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
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
　　这就是一月革(和)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
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
”的状况。一月革(和)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９０％
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
一月份靠边站了。９０％的高干在一月革(和)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
，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
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
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和)命的关系
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
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
　　一月革(和)命风暴是革(和)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
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和)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和)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和)命不是
一场罢官革(和)命，揪人邉樱?皇菃渭兊奈幕??和)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
革(和)命”，联系一月革(和)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５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
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
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
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和)命
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和)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
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
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和)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和)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
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邉印?br />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和)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
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和)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
建立？这是革(和)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和)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
革(和)命委员会好”。
　　革(和)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
-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和)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和)命人民对这场革(和)命的认
识还是何等肤湴。〔粌H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
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和)命，揪人革(和)命论统治着革(和)命
队伍。“群众的智能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和)命果实
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和)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
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和)命的要害问题--军队
问题，可见革(和)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和)命人民的政治
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和)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
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
，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和)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
，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和)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
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
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
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和)命者关于公社
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
”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和)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
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
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
革(和)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和)命。另一方面革(和)命委员
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和)命中倒台的官僚
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
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
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和)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和)命的最后结果是“
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月份总结一月革(和)命和八月国内革(和)命战争得出的“
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
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
是左倾空谈主义。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份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　　“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　　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著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　　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　　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著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补了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　　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１０　２４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著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著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１１　１２讲话，１０　２４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１１　１２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的重新组合问题）。 　　１０　２４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　　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和)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
二次革(和)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
革(和)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和)命了。”大革(和)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
据变成“国民党革(和)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
，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和)命”就应叨??恕！岸?胃?和)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
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和)命已经完成了
，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和)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
，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
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和)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
的二次革(和)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和)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
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
是由引起这次革(和)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
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和)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
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
革(和)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
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的目的是否达
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
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
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
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
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
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
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和)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和)命
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
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
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
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和)命论”统治着思想界
，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和)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
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和)命
论腐蚀革(和)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直厝黄飘a，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
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
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
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和)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
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
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
会镇压革(和)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和)命人民
这次文化革(和)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和)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
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
的文化革(和)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１１•１２指示，林彪同志１０•２４指
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和)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
，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
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
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
，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
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和)命胜利以后
，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
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和)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
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
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和)命和八月风暴已
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
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和)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
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
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
有把一月革(和)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
溃”。我们确实认为９０％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
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
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
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
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
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
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和)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
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和)命，八月风暴出
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
斗争中革(和)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
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
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和)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
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不光要胸有大志，还要腹有经纶
         
       
       

　　　九、驳“左”倾一次革(和)命论

　　革(和)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和)命者提出文化革(和)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
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和)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
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
最好开导，革(和)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和)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和)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和)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和)命的纲领，因此，他
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和)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
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和)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
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
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
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和)命时期
，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
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３•２４）。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和)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
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和)命人民的盛大节
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
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
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和)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
这个革(和)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主义万岁！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
　　
　　 曾慧燕
　　
　　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 (又名杨曦光，1948~2004 )因罹患肺癌不治，2004 年 7 月 7 日病逝澳大利亚墨尔本，终年未满 56 周岁。杨小凯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曾影响了大陆文革的一段历史。他的政治思想，启发了人们对中国前途的思考；他在国际学术界取得的成就，在华人经济学家中，被视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最近的一位，使很多华人为之骄傲。他的人生轨迹，记录了红卫兵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两段截然不同的坎坷而辉煌的历程。
　　
　　 从 19 岁发表石破惊天的「中国向何处去？」，到 30 岁出狱苦学成才；从现代「反革命」到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从杨曦光到回归杨小凯。监狱是他的大学，牢房是他的课堂，「牛鬼蛇神」是他的老师。
　　
　　 他没有念过本科，却在不惑之年拿到美国长春□名校的博士学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经济学原理及学派。这就是澳大利亚莫纳什 (Monash) 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杨小凯的过人之处。他以 56年短暂而丰富的人生，谱写了一页感人的逆境奋斗传奇史。
　　
　　 2004 年 7 月 7 日，被认为在华人经济学者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未满 56 周岁。他的生命正值盛年却过早结束，他不抽菸不喝酒却死於肺癌，许多人相信，这与他早年在大陆系狱十年种下的病根有关。
　　
　　
　　
　　
　　斯人已逝 命题未破
　　
　　 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如今斯人已逝，命题未破，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人间，带走了独具一格的批判精神。他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他成为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之一。
　　
　　 如今杨小凯英年早逝，诺贝尔奖从来都是只颁给在世的人，令人惋惜华人学者又一次与诺贝尔擦身而过。从澳洲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加，中西方学术界对杨小凯的去世均表惋惜和哀悼，其中包括那些从前与他学术观点迥异的学者。一名常常与他针锋相对的知名学者表示，虽然杨小凯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却充满火花，不枉此生。
　　
　　 他的生前至交好友，分别在世界各地为他举办了多场追思会，缅怀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回顾他的坎坷人生和奋斗经历。他的莫逆之交、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为他在纽约举办追思会，并抱病主编纪念文集《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 (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此书汇集了多名中外学者、至亲好友对杨小凯的追忆，介绍他的学术造诣和思想求索历程，在不同侧面评述了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和透视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
　　
　　 杨小凯身後，大陆许多重要报刊显着报导他的生平事迹，互联网上的悼念文章和评论多不胜数。许多「吾生也晚」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文革红卫兵风云人物杨曦光的名字，对他的传奇一生、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产生浓厚兴趣。
　　
　　 由於大陆当局对海外新闻媒体的*锁，很多在国内的学者并不清楚杨小凯对大陆专制*权的批评和思想脉络，现在大陆媒体众口一辞，认为如果杨小凯不死，「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这种宣传大大提高了杨小凯在大陆的知名度。极具讽刺的是，在他生前，大陆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後的一个原因」。
　　
　　 自由撰稿人梁京指出，对杨小凯生平的报导，使大陆青年有机会看到，在杨小凯学术成就的背後，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杨小凯英年早逝，虽令人惋惜，却成就了他在中国大陆传播宪政和思想自由的圣徒地位」、「很可能让他的思想对大陆发生更重大的影响」。
　　
　　
　　
　　
　　恢复乳名 告别革命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曦光之名与中国文革史紧密相连，折射了红卫兵思想家历尽灾劫磨难的前半生；小凯的名字与国际学术成就互相辉映，代表经济学家奋发进取的辉煌人生。而他恢复乳名之日，正是他「告别革命」之时。
　　
　　 杨小凯生平富传奇色彩。大凡经历过大陆文革、关心国事的人，即使不熟悉杨曦光的名字，也会记得《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他的後半生也一样名扬天下，不同的是无关政治，而是他对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
　　
　　 陈一谘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界中，像杨小凯这样作出世界性贡献的人寥若晨星，能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成长结合研究，并发表一系列真知灼见的人，更屈指可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在狱中度过，35 岁被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破格录取，不到五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後四年就升为正教授，一年後当选澳洲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一生充满挑战，他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毅力，以及对於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令人打心眼里敬佩。牢狱之灾没有打倒他，反而造就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癌症病魔的折磨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即使在他生命末期，他仍建树良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杨小凯是在 2001 年被诊断患肺癌晚期，在历时叁年与癌魔的抗争中，他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催生了一本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先後多次前往美国、澳洲、中国大陆和台湾讲课，包括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讲学，并完成两本经济学教材等。
　　
　　
　　
　　
　　从天上跌落人间
　　
　　 杨小凯祖籍湖南湘潭，1948 年 10 月 6 日生於东北吉林，长於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文革前的杨曦光是天之骄子，他就读的湖南省长沙市一中，省市军区干部子弟云集，他不但是高材生，还是共青团支部书记，属於所谓「又红又尖」的培养对象。1966 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杨曦光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从天上跌落人间，变成「黑五类」子女和「狗崽子」。
　　
　　 1967 年，湖南省军区部队奉中共中央文革委员会指示，大举镇压湖南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杨曦光当时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虽然他所在的组织不是军队镇压的对象，但基於对被捕人士的同情，他与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针锋相对成立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组织，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此第一次□到铁窗风味，被关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囚禁两个多月。
　　
　　 这次的羁押，不但没有挫掉杨曦光的锐气，反而加深他对政治的认识，他的触角开始超越一般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他自述，坐牢後，他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那时，他追求理想主义，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时他已经没有理想主义了，他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
　　
　　 恢复自由後，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探讨文革本质、剖析中共组织结构及质疑中国前途与发展方向的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当时的文革红人江青、康生等人勃然大怒，杨曦光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的名字也与文革一起载入历史。
　　
　　 1968 年 1 月 24 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康生等，在北京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当时权倾一时的康生，谈话中几次点到「长沙一中的杨曦光」及「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他甚至断言，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江青更直截了当说：「那个什麽『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
　　
　　 几天之後，杨曦光作为重要「钦犯」，二度系狱。他後来撰文回忆说：「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
　　
　　 1969 年 10 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岳阳洞庭湖畔的建新劳改农场服刑。由於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不仅使杨曦光身陷囹圄，也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徵「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後，不堪迫害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
　　
　　
　　
　　
　　艰难困苦 玉汝於成
　　
　　 十年的狱中生活，没有摧毁杨曦光的求知欲和意志力。在那黑暗无边的岁月，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悲观失望，他比同代人更早意识到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文革时代的监狱，充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因政治问题系狱的「牛鬼蛇神」。在繁重的劳动之馀，杨曦光虚心向同牢房的英文教师学英文，向电机工程师学电机，还找了个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为日後攀登学术高峰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某种机遇可以改变一个人未来人生道路选择的话，杨曦光在狱中误打误撞熟读《资本论》，则萌生後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愿望。同牢难友有位陈姓老师，每天都在钻研他的老本行数学，并且每天用英文朗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还有叁卷厚厚的《资本论》。
　　
　　 渴望知识的杨曦光，向陈老师借阅《资本论》。他後来回忆：「看完《资本论》，不知为什麽，我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由此他产生叁个念头：一是弄清楚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叁是将价值理论数学化。他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他蹲监狱的日子，真正成熟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时候。
　　
　　 他在长沙一中的同学陈益南，是他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陈益南在 2001 年 7 月发表《艰难困苦，玉汝於成──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一文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
　　
　　 陈益南说：「我们经常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倒霉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将自己想像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己的那点困难 (连上「苦」字的档次都不够 )，实在不过是人生常有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像杨小凯那样，赶紧去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己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狱中十年，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他在莫纳什大学最後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为杨小凯做了一些录音整理工作，因此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他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1978 年 4 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在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他「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不由得想起他的难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暗暗发誓：「不管将来发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的挚友李少民回忆，有次他当面称赞小凯聪明过人时，小凯却说，他不过是二流的，在监狱□他遇到许多一流的人才，「但是共产党对这些人才非常害怕，把他们都杀了。小凯当时十分弱小，才得以逃生。」
　　
　　 杨小凯的学生、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博士厉放也指出，在杨小凯所有的「政治语录」中，给她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流的政治家拉出去枪毙了，二流的政治家关在监狱里，叁流的政治家活跃在舞台上。」
　　
　　 杨小凯後来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 )，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北京*春》主笔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着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着作之一」。
　　
　　 出狱後杨曦光在家赋闲了一年，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个「劳改释放犯」。他决定将自己「埋葬」，同时也是为了「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改名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在那里，他遇到他的终身伴侣吴小娟。
　　
　　
　　
　　
　　糟糠之妻不下堂
　　
　　 杨小凯与吴小娟的婚姻，用中国传统观念来看，是所谓「门不当户不对」那种，最初并不为人看好。一来吴小娟学历不高，高中还未毕业。二来杨小凯出身高干家庭，吴小娟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劳改犯，母亲有精神病。叁来杨小凯大吴小娟十来岁。
　　
　　 杨小凯的父亲最初一度担心吴小娟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下一代，但杨小凯不为所动。他借调去北京工作後，很多人认为他会抛弃吴小娟，要她作好思想准备。吴小娟从来就觉得自己长得一般，杨小凯却把她当心目中的「西施」打扮，每次从北京回湖南，都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後来杨小凯因没有北京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有人好心给他介绍家在北京的研究生女朋友，他反而告诉对方他与小娟的爱情故事。
　　
　　 为了跟吴小娟团聚，1982 年杨小凯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宁愿与小娟一起调到武汉。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不久，就设法将妻子与女儿接到美国陪读。即使名成利就後，他对妻子的爱始终如一，真正做到「糟糠之妻不下堂」。
　　
　　 吴小娟贤淑能干，厨艺出众，在友侪辈中有口皆碑。杨小凯在写博士论文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不分日夜待在学校，根本顾不上妻小。吴小娟当时怀了第二个孩子，既要读书，又要每周打工 25 小时，以维持家庭经济需要。老大在幼稚园还要接接送送，怀孕七、八个月没有看过医生。辛苦可想而知，但仍一肩挑起生活重担，让丈夫专心致志完成博士论文。
　　
　　 在杨小凯叁年的抗癌过程中，吴小娟照顾丈夫无微不至。丈夫离世後，吴小娟就像掉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麽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吴小娟与杨小凯伉俪情深，可见一斑。
　　
　　
　　
　　
　　生命中的两个伯乐
　　
　　 1979 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於考场门外。翌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於获得考试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取社科院数学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过人的才华，但由於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 1982 年，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任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着作，获得当时从美国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
　　
　　 邹至庄後来回忆，1982 年，他在大陆访问了五所大学，对培养大陆学生念经济非常感兴趣。「可是，在中国念经济的学生，很少有人在数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可以适应美国经济院系。而到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读经济，小凯是第一个。因为他给我的书是关於线性规划的，我知道他至少在数理方面有基本准备。」
　　
　　 1983 年，邹至庄帮助杨小凯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学位，并联系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他的人生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如果说于光远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伯乐，邹至庄则是他的另一个伯乐。
　　
　　 在崇尚学术自由的普林斯顿，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 (Dixit) 和格罗斯曼 (Grossman)，如鱼得水。在几乎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在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杨小凯成功的背後，是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就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他们初到异国，除了满怀对未来的希冀，几乎一无所有。杨小凯启程赴美时，身上只有 30 美元。手头拮据，读书也读得很苦，他後来告诉妻子：「这几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他都认真对待。
　　
　　 不耻下问，好学不倦，是杨小凯学问突飞猛进的原因之一，李少民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和小凯相处，十分有趣。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他和小凯在电脑房写论文。遇到英文文法问题，小凯就立刻抓住身边的美国学生请教。李少民奇而问之：「你不认识人家，怎麽上来就问？」杨小凯说：「你要是也坐过十年共**的监狱，也会和我一样，没有甚麽值得在乎的事情。」
　　
　　
　　
　　
　　普林斯顿 「叁剑客」
　　
　　 李少民与杨小凯、于大海当时在普林斯顿有「叁剑客」之称。1987年，北京当局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留学生给北京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杨小凯是发起人之一，很快有一千多名留学生响应签名。
　　
　　 这是海外民主运动史上大陆留学生第一次联署公开信抗议中*政*迫*，造成的影响非常大，被称为「新公车上书」。国际媒体纷纷要求采访发起公开信的留学生，但多数人顾忌中*迫*，不愿公开露面。只有杨小凯、于大海和李少民愿意接受采访，当纽约时报登出他们叁人的照片後，「普林斯顿叁剑客」之名不胫而走。
　　
　　 随後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展开人生另一页传奇。他解释之所以没有选择美国一流大学的原因，「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完全正确，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并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令他受到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是他与黄有光教授合作的「超边际分析方法」 (infra-marginal analysis)， 1993 年，他俩再合作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着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以亚当．史密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衡量与边际量，杨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并从中推导出经济发展和增长原动力的见解，为建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
　　
　　 1997 年底，杨小凯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两年，期间完成两本经济学英文着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杨小凯的新框架得到多名着名经济学者的肯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於 2002年和 2003 年间，连续提名杨小凯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想到杨小凯猝逝，「令经济学界丧失了现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大陆《南方周末》发表驻京记者赵凌《逝者杨小凯》一文指出，「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9 年「**」事件前後，杨小凯常常昼夜难眠，忧心中国大陆改革前途。「**」前一夜，他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醒来心里十分难过，打开电视机一看，发现北京*局正在镇*无辜学生，他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吴小娟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手头不宽裕，却带头捐款给死难者家属。
　　
　　
　　
　　
　　灾难厄运 如影随形
　　
　　 灾难和厄运似乎一直如影随形跟随着杨小凯不放。好日子没过上几天，1999 年 11 月，杨小凯 16 岁的大女儿杨小溪被诊断罹患脑瘤，当时他正从美国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教书的途中。医院安排小溪 12月 20 日做手术，杨小凯闻讯从北京赶回墨尔本，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杨小凯，他被升为讲座教授。
　　
　　 他放下电话，对这个好消息毫无喜悦之情，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幸好，小溪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尽管术後一度不能走路，後来却康复得非常快。
　　
　　 正当全家为此庆幸、杨小凯也步入佳境、处於事业颠峰时，命运再一次捉弄他。早年的炼狱生活及重获自由後废寝忘食的玩命工作，病魔乘虚而入。
　　
　　 2001 年 8 月，杨小凯身体明显不行了。经诊治证实是肺癌晚期，整个右肺已全部是肿瘤，还扩散到脖子。医师说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科学也救不了他」。
　　
　　 他开始决定信奉上帝，每天读圣经，希望神饶恕他。2002 年 2 月，杨小凯夫妇同时受洗。皈依耶稣基督两年多，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圣经说：「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果杨小凯泉下有知，应该觉得安慰的是，女儿杨小溪继承了他那感人的演讲能力和写作天分及自信，还有丰富的同情心。她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致词时，悲痛中不失幽默感。她回忆小时候，经常要父亲背她，或玩骑马的游戏，杨小凯就是她临时的「马」，放下身段趴在地上就让她骑，不时还会把她掀下马来逗弄。
　　
　　 杨小溪在悼词中幽了自己一默：「我个人最喜欢在他腿上翻跟斗，幸运的是，我现在长得太大了，无法表演给你们看。」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做妻子难，做一个名人的妻子更难。」没有人比杨小凯更了解和感激吴小娟 25 年来的牺牲和奉献。当杨小凯意识到这个曾经完美的家，在失去他这个重要经济支柱後，他的积蓄不足以维持妻子和叁个孩子的生活。他可以用平静的心情对待死亡，但非常担心妻小以後的生活，尤其他锺爱的女儿仍然要跟脑瘤手术的後遗症抗争，两个男孩还很小，而他了解吴小娟的性格，从不会主动寻求经济上的援助。这个责任无可避免落在他身上。
　　
　　 他的老朋友刘鹰谈到了「小凯的遗愿」，那是他们最後一次的通话，「那时，他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但他还是挣扎着用喉咙里的气流告诉我：『刘鹰，我需要你的帮助！』」在他给她的电子邮件中，他直言：「如果有什麽意外发生的话，小娟将会处於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无论是精神上、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请你能够为小娟筹钱以帮助她度过难关。麻烦你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考虑到小娟的处境，我又不得不这麽做。」由此可见，坚强如杨小凯，也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思之令人恻然。
　　
　　 杨小凯走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过去在学术观点上与他剑拔弩张的人，都希望他一路走好！
　　
　　 他的湖南同乡何频指出，思想者的生命是思想。检验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往往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後。真正有思想的人是永生的。杨小凯骤然去了天堂，但他的思想却留在人间，而且更显光彩和锋芒，他的品质将激励後来者继续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
　　
　　
　　杨小凯传奇一生
　　
　　 1948年：10 月 6 日在中国辽宁省吉林出生，出生不久随父母回湖南老家。
　　
　　 1966年：就读湖南长沙一中高中一年级。
　　
　　 1967 年：成立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被抓进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两个多月。
　　
　　 1968年：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再度被关。
　　
　　 1969 年：10 月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11 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湖南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1978 年：刑满释放，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校对工人。
　　
　　 1979 年：由於没有单位敢聘用他这个劳改释放犯，在家待了一年，通过关系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同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研究生，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
　　
　　 1980 年：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帮助下，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 年：与吴小娟在春节结婚；同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其後在该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近两年，期间系统学了新古典经济学。
　　
　　 1982 年：被武汉大学管理系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出版《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书。
　　
　　 1983 年：在邹至庄教授帮助下，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1985年：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7 年：通过「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博士论文答辩，之後去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一年博士後；87 年 1 月中*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与于大海、李少民等人发起大陆留学生千人签名反对中*「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8年：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任教；
　　
　　 1990 年：应邀到香港大学任教；并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升为正教授；出版英文专着《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 年：当选澳洲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半年。
　　
　　 1994 年：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 年：出版《牛鬼蛇神录》；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赴英国伦敦讲学。
　　
　　 1998 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同年出版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1999 年：出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赴德国波恩讲学。
　　
　　 2000 年：升任讲座教授；担任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2001 年：上半年先後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及上海等地讲课，接着回莫纳什大学主持网络经济研讨会；同年 8 月发现罹患肺癌晚期。
　　
　　 200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2003年：前往湖南大学和台北讲学。
　　
　　 2004年：3 月 16 日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一项新型治癌药物临床试验未果，4 月 13 日飞返墨尔本；7 月 7 日在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身後遗下一女两子。
　　
　　 （曾慧燕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