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的贡献

黄有光
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
Dep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Australia 3800.

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49分离开了世界。我已经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杨小凯’一文。本文着重谈小凯的贡献，小部分（包括以下四段,但略有补充）重复前文。

杨小凯的新框架
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Monash 大学任职. 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 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十年), 马上安排他到Monash 大学任讲师 (1988), 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于1990年获终身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 2000年任私座教授(personal chair)。另外,在Alan Powell 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升等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私座教授，却费了我不小的努力。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经济学诺奖得主Kenneth Arrow 与James Buchanan 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但有关委员会说，推荐信虽然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得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的长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放我在前面。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放长辈在前面，而且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我虽然只比小凯大六岁，但因没有十年冤狱的拖迟，比较先开始工作。）最后，我比小凯还更坚持，此书结果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我并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不但在此专著上，在其他和我及他人合写的文章上，小凯都是很乐意给合著者更大的名分的。例如，我们1997年的一篇文章结果是把我放在前面，实际上我的贡献也是次要的，但那次小凯向我说了好多次，‘我们有好几次合著都是Yang & Ng, 这次一定要放Ng & Yang’。我经不起他多次纠缠，就没有再坚持。但我后来后悔没有坚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专业点。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Monchi Lio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张定胜和我正在做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成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回旋式的生产、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把效用极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因而也要求长期均衡下，人人的效用水平一样。这假定看来好像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的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例如，外生比较利益（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刘正山认为这假定‘存在自反逻辑错误’，是对新框架的误解。另外他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需要商榷。如果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详见拙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D. Diamantaras 与 R. P. Gilles 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Siang Ng）、杨德新、张定胜、Jeffrey Sachs与Christis Tombazos 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Jeff 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杜巨澜、廖柏伟、刘孟俊、曲祉宁、王建国、张华嘉、张永生、赵益民、Steph Miller，George Rivers、Robert Rice、Ian Wills 等都对新框架作出了贡献。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
        小凯也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与网址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最近，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16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的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非常值得一读。
        小凯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能提出其他人不能或不能像他这么早就提出的许多深入而又有很大的启发性的，有关中国改革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早年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陆续采用。其他比较基础性的观点，也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将还会起着长远与重大的影响。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 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年，第691－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面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面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认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Kenneth Arrow （诺奖得主）与Jeffrey Sachs。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教授于2002年三月四日访问MONASH大学, 主讲研讨会, 谈 “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 这新分析是指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 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 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 两书在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他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随着他与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已越来越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们的重视。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这框架用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成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区别，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近几年来，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重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 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从人们效用极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而又有全面均衡的，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了很久，都达不到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出了绝大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 – 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 “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Monash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衷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
有人对小凯把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也有意见，认为Inframarginal 应该是“内边际”而不是“超边际”。这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不过，我曾经替小凯辩护说，如果Infrared可以译为红外光而不是红内光，则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而不是内边际，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当然，小凯的意思是要强调对边际分析的超越。新框架内也用了很多边际分析，又用了比较角点解（例如专业捕鱼或专业打猎）的分析，说是超边际也不是没有道理。
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买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在我们人数很小的简单模式内，这产品的耐久与不可分性可以造成很大的商业周期与很高百分比的失业，因为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很大的百分比。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买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张定胜和我正在改进这方面的分析，把新框架与Dixit-Stiglitz模式结合起来。
新框架的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Cobb-Douglas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与本问题无关。）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在这简单的例子，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际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
现在，孙广振和我正在替Pacific Economic Review合编一期 《内生专业化的经济学》 的特刊。随着小凯的去世，我们的研究中心也决定在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出版一期纪念小凯的特刊。两个特刊，都欢迎有关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学术文章。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对小凯生前的重要研究继续发扬光大。
2004年7月29日重修于Monash大学。（本文同时提供给超过一家刊物与网址，若有稿费，将全数捐给杨小凯教授纪念基金。捐款请寄给吴胡慧芳 Cora 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Clayton, VIC 3800，Australia。 Email: Cora.Ng@BusEco.monash.edu.au 电话：: 61-3-99058596；传真： 61-3-99055476。支票或汇票抬头请写：Monash University – Professor Xiaokai Yang Memorial Fund.)

英文文献
YANG, Xiaokai (2001),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Malden, Mass.: Blackwell.
YANG, Xiaokai & NG, Yew-Kwang (1993),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sterdam: North-Holland.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杨小凯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
一

锋芒毕露论时政两度陷囹圄
磐石不移苦自学十年悟真经
杨小凯学名杨曦光，小凯为乳名，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2年，由于当时刘少奇反对考“父母”不考学生的阶级路线，录取标准不看学生的家庭成份，因而杨小凯和当时很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同学考入名闻遐迩的长沙一中初中。1965年，录取标准唯成份论后杨小凯又与许多高干子弟一起考入长沙一中高中。不过与大多数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相反，杨小凯朴素得像一个平民的儿子，只是在他文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思想的滚滚波涛。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像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大陆，杨小凯这些正需要阳光雨露的小草们就被突然卷进了这场浩劫。跟当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杨小凯忠贞地投入其中，甚至不惜以自己柔弱之驱捍卫天真的信念。1967年2月，因不满省军区抓捕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工人群众，杨小凯挺身而出，散发传单、写大字报，结果被军队抓去，在公安局监禁两个月。在狱中，他高唱革命歌曲，用绝食来为自己争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监禁没有消灭他的勇气，反而促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文革”的实质以及中国的前途问题，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文章被广为传颂，结果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羞恼成怒，竟亲自下令将杨小凯再次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1983年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进去时尚是弱冠少年，出来时已到而立之年。20岁，正是黄金般的美好年华！本应坐在明净的教室里自由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为自己的明天憧憬着各种梦想，在广阔天地间纵横驰骋任意挥洒。如果一个人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最黑暗的监狱度过，结局可能有千万种；但是我敢肯定，恐怕很少人日后还能成为一代宗师！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机械学。尽管他的肉体饱受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是那么的固若磐石、坚不可摧。在狱中，能接触到的经济学读物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智识反复研读，他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滥觞。进去时杨小凯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出来时他在学力上已经完成了大学水平的学习。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1979年），杨小凯曾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数学课，于第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担任实习研究员。1982年，未上过大学的他到武汉大学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被聘为助教、讲师。从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他每年出版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我相信，即便是没有进过监狱的“老三届”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怪不得一位崇拜杨小凯的网友深深感叹：“即便杨小凯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者行列。”先哲曾云：“痛苦之时，正是磨练造就阅历人情世故之候。一生本领，多在此处得来。不可困而委顿，如无根小草，不耐风霜。看遍二十四史，古来有大功业者，孰非从艰难困苦中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杨小凯这棵昔日的小草饱经风霜，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乃至日后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界的一棵“骄杨”。
二

负笈西域从名师五载得正果
漂落澳洲创学派仗剑闯江湖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其才的命运；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才早逝，而且以后多次获得大师的提携。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 Chow）对杨小凯在经济计量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颇为赏识，遂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天才、诺奖得主纳什（Nash）的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Reader）。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进前5名。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该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若干年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界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像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想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

杨小凯何以如此能耐？皆因他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又称“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且让我简单地对其中的背景做些交代吧。按照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8226;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意蕴，“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就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递增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利用现代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逐步复苏了斯密的思想，通过构建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成功地同时处理了以“资源配置”为形式的边际决策和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超边际决策。打个比方，学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读什么专业就是一种超边际决策，它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而一旦确定了专业后，如何在一个学年内分配学习时间就是一种边际决策，它是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解释后一种决策，它无法解释前一种决策，但是从实践上看前一种决策更为重要。

杨小凯等人所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的全新解释，并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条线将它们全部贯通，声称要消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将新古典经济学包纳其中。不可否认，杨小凯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今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即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四面围攻，但是这一学派经过战火的洗礼，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正日益得到好评。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一次有副校长和院长参加的午餐会上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在布坎南的支持下，杨小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向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讲授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姓杨的中国人首次为我们摘取了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谁又敢说姓杨的中国人不会再为我们赢得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呢？

杨小凯创立新学派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过人的天赋，但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遵循国际学术秩序并最终成功突围的做法更值得中国经济学者学习。首先，创新的思想必须体现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因为一流名校的博士论文得以通过本身就说明它经得起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批评，这是第一关。杨小凯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就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建基于递增报酬的劳动分工的微观模型。接下来的第二关，要能在一流的匿名评审的学报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些论文要有一定的引用率。杨小凯和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针对新古典的所有主要命题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一流学报发表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三关，要把自己的成果编成教科书，使教师爱教，学生爱学，并且有研究生愿意做这方面的学位论文。1998年和2000年，杨小凯与人合作共出版了三本中英文教材，吸引了欧美和中国一批研究生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当一个学派的理论进入一流大学的课堂教材时，一个学派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当然，除了上述三关外，还需要一些支持性条件，包括较强的数学功底，能将本学派的思想模型化，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网站，并得到基金资助。杨小凯本人的强项就是数学，如今他们已经成立了“超边际经济学会”（Inframarginal Economics Society）以及一个交互式的“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其门下弟子史鹤凌、孙广振、刘孟奇和李克等人，分别把守澳洲、澳门、台湾、北美等地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户。当初之所以选择澳洲莫纳什大学而不是美国一流大学，杨小凯的解释是，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相形之下，国内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一两部未经匿名评审的著作或论文便宣称某某学派创立的做法，显得何其浅薄！
三
诲人不倦传学问睿智点中国
詈患肺癌信基督天公降奇迹

在很多人看来，像杨小凯那样少年时便锋芒毕露，动辄对新古典理论大开杀戒的名人，要么高傲冷峻，要么性格乖戾，总应该显得高不可攀才是。但是，杨小凯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的和蔼、平易近人，对于后学总是谆谆教导、勉力提携。2000年我还在人大读本科，适逢杨小凯教授到人大演讲，在热烈的演讲延长了一个小时后，他竟然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我按照他提供的邮件发给他一篇冗长的论文，请他指点一下。本来没有想过他这样的名人会给我回复，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指出了我论文的几个模型有一些问题，还将与这些模型有关的几篇文章的电子版给我发了过来。读了研究生之后，我又向他提了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答，并且将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群发给他的几个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给予解答。虽然贵为教授，但是杨小凯依然是朴素本色，在莫纳什大学坚持每周上六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风雨无阻。对于一个敢于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捍卫心中之真理的人，还没有什么名利不能看开呢？正是杨小凯伟岸的人格，感召了一大批弟子投入门下，他们亦师亦友。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有时也难免争执，但是对于杨小凯的人格却是赞美之词是溢于言表，几乎言必称“小凯”。

作为一个华人，杨小凯始终热心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他针对中国情况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给予国有企业老板剩余索取权，放开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如今部分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采纳。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当大多数学者对此赞誉有加时，杨小凯却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他提出了“后发劣势”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却没有建立起成功的制度。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短时期内也可能是成功的，但却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与杨小凯的思想导师哈耶克一样，杨小凯在中年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从经济、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多个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

正当杨小凯处于事业的颠峰时，不幸再一次降临于他。早年的炼狱对他身体的摧残，再加上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真是天妒奇才！然而和年青时面对绝境一样，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坚强的人格。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并接受了科学的治疗。难以想象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祷告居然真的令病瘤消失了！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杨小凯在上海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主办的“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午，他给我们这些后学们语重心长地谈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受，之后和大家合了影，紧接着就去做手术了。下午，在我们即将开始研讨会时，负责会议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兴奋地告诉大家：“奇迹总是发生在小凯身上。小凯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还吃了两碗米饭！”大家一片欢呼。

总有一些事让我们无比感动，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无比折服。关于杨小凯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我写下上面的话，不是想以此为杨小凯建碑立传，而是希望带给更多的人以鼓舞和激励。特别是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时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受到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还要直面社会的各种世俗压力。可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跟杨小凯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注定成不了像杨小凯那么宏大的事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杨小凯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在小有所成时不要沾沾自喜，在遭遇困顿时不要萎靡不振。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2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