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和他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卒于民国十一年(1922)。主要著述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其中以《盛世危言》最为著名。

郑观应本是一位商业家，曾任公正轮船公司董事，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后受李鸿章委派“会办津沪电线”，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又受左宗棠委派“襄办长江电报事宜”，又受李鸿章、张之洞委派任汉阳铁厂总办。后盛怀宣又令他兼任粤汉铁路总董．又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委派署理左江道，后又任广东商会协理、粤汉铁路公司总办、招商局会办等职。总之，郑观应除了晚年热心于倡办教育外，一生的主要时间都是在从事商务经营管理工作。又由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走过的道路正如他在《盛世危言后编》中所说：“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尤为可贵的是，郑观应并未像许多商人那样，赚钱谋官之后，一味追求享乐，而是利用一切机会仔细地观察各种社会现象，深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及时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写成文章，发表出去，以此来警醒国人。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他就将十余年所写的24篇文章汇编为《救时揭要》一书刊行。在该书中，郑观应揭露西方殖民者掠卖华工的罪行；主张禁止鸦片，“以重官箴，以齐民俗；开设义院以安置‘无赖丐人’，使之‘化莠为良’”。反对“洋人入我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建议清政府发展航运业，将漕运交轮船海运，以确保其利；大力倡导发展机器制造业，使种田、刈稻、织布等等，“皆以机器代人”。郑观应的这些主张、建议，体现了郑观应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他对发展工商业的进步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他在该书中企图用因果报应之说来劝人行善，以达到洽人心、救颓世的目的，说明他此时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

光绪六年(1880)，郑观应又将他近十年所写的36篇文章编为《易言》一书，交由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出版。该书的出版，说明了郑观应的思想认识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该书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如何对待外国的侵略和如何学习西方以自强的问题。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不外通商、传教两端”。他指出：“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对于传教，他主张：“外国教士所至之处，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关于通商，他首先指出中外贸易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他说：“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从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款，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洋人在中国，“一国有利，各国均沾”，“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他希望各级官员都能用心讲求公法与约章，凡遇“交涉事件，折之以和约之经、公法之理”，“苟有妨于国计民生者，官可弃，头可断，此事终不可许！”当然，他也认识到，能否有效地运用公法来保护国家的利益，完全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前提的。他明确地说：“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方可以言公法。”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屈辱的国际地位，首先要使国家富强起来，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