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先驱

陈冰  

  引言

  “中国如何全方位融入世界”是今天国人探讨的热门话题，而深入思考并切身实践的先驱则是百年前的广东香山人郑观应。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学者型企业家”，一部《盛世危言》启蒙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时代引领者；他是典型的“买办”，但时时思考着如何强国富民，最终成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先行者。他的“官吏公选”、“国家公产”、“商战重于兵战”等强国方略，仍是目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切要之言”。



  前些天，笔者领命撰写关于“向日本学习”的专文，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及策略进行探究。也在同时，笔者正在梳理岭南人杰郑观应的思想，少不了翻阅他的著作《易言》和读书人皆知的《盛世危言》。不知不觉地，二十世纪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与郑观应笔下的强国之路居然汇合在一起。

  日本明治维新实行的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国策，郑观应开出的强国之方是“当今之世，非行西法无以致富强”；日本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强调实业教育，大量选派留学生，郑观应期盼中国“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以及“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对留学归国者“优奖录用”；日本在司法方面订立法式刑法、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以及美式商法，郑观应主张中国应该打破与世界隔绝的观念，利用“国际公法”维护自身权益，并根据国际法修订本国律法，摆脱“孤立无援”之境……

  郑观应的“强国药方”是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提出的，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一时间。光绪皇帝阅读《盛世危言》后也认为颇有可采之处，还下令印刷2000册供大臣们阅看，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并且启蒙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戊戌变法”。但是，只想赞“盛世”而不愿听“危言”的清廷统治者们，还是不能觉悟，以致沦落到亡国危机中。唉，要是他们多听一点“郑氏危言”，也许中国富强的时间可以提前数十年。

  历史不可假设，但富于启迪。于是，笔者到他的出生地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追寻历史的风尘。

  “买办”生涯中洞悉西方

  走近广东中山市三乡镇郑观应故居，第一感觉是这里曾被遗忘过很久。2007年中山市文化部门才正式接管此地，斥资修缮、布展，今年向公众开放。这个故居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是郑观应和兄弟为纪念他父亲郑文瑞去世10周年修建的。在青少年时代，郑观应曾在这里跟随父亲学习四书五经，当年的房屋自然已不见踪影。

  故居的重修昭示着今天的开放观念，郑观应的思想和实践似乎注定会释放光彩。厅堂里可以看到木雕镂空的神楼、神台，上面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图案，古色古香，而郑观应手书的“秀峰家塾”四个金漆大字，也熠熠生辉。

  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是父亲郑文瑞给予的，所以故居名中有“家塾”字眼。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嗤之以鼻、惟有香山人热衷的“买办”。在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自然融合的香山县，不难想像郑观应的父亲给儿子的忠告是：“讲究实际，亦绅亦商，读书经商两不误。”

  1858年，当郑观应17岁的时候，父亲见他在科举考试中未能展露才华，便把他送往上海，进入洋行“供奔走之劳”，郑观应就此踏上经商谋生之路。他进入到宝顺洋行，行主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被林则徐通缉的鸦片贩子颠地。郑观应把两年打工的收入全花费在学习英语上，两年后基本掌握，成为正式的买办。从1860年起，他干买办一干就是十年，成为他观察社会、洞悉西方文化、积累人生经验的重要时期。

  宝顺洋行在上海迅速发达，并同其他洋行展开西方规则下的商战，充满惊涛骇浪。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西方的经商之道和隐藏其中的文化理念。当葡萄牙洋行在澳门开始诱骗华工到海外做苦力而谋取肮脏利益时，郑观应开出的整治药方，便显得体面、有力，让西方人“无词以对”。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中，最具有远见的是要遵循国际法与洋人“据法力争”。清廷高官把打击洋行从事苦力贸易的重点放在中国拐匪身上，以文告和奏折为武器，而对苦力贸易的元凶西方列强，则噤若寒蝉。郑观应站在人道和法制立场上，明确指出澳门乃中国疆土，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是“鹊巢鸠占”，外国人不得为所欲为。他向清政府献策：“盖万国律法，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以义理折之，亦当无词以对，则其禁止亦不难也。”

  清朝官员采纳此建议，援引国际公法迫使葡澳当局在苦力贸易上作出人道让步，闯出了弱国亦可争取公道的新路径。他还提出要善于利用外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国际援助。1872年7月，运送苦力的船“马利古吉”途经日本遇到飓风而停泊，船上华人不堪忍受虐待，纷纷投水自尽。郑观应看到英、法、美等国在苦力问题上的政策与葡萄牙不同，便建言争取国际援助。果然，在日本法庭上，英国律师义正严词，法庭判决秉公办理，整个国际社会严责葡萄牙，苦力案以中方胜诉为终，200余名华工得到解救。

  很多学者认为，对国际法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且利用国际法维护自身权益，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主要策略之一，郑观应在此方面体现了先知先觉者的睿智，至今对国人有启蒙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内事务实际上都是国际事务，我们说惯了“知己知彼”，但真正的“知彼”不是学理层面上的，而是像郑观应一样具有深入其中的实操体验——“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反对官办企业第一人

  颠地的冒险性格，既让宝顺洋行迅速发迹，也同样令其快速倒闭。激烈的商战中，尤其是英商宝顺和美商旗昌的价格战中，宝顺终于不敌，于1867年宣告破产。郑观应离开宝顺洋行时，年仅26岁，他开始用洋场中学到的商业经验，自己创业。先是办茶栈，转而经营利润丰厚的轮船航运业，又转身投资于盐业，最后返回老本行，当上太古轮船洋行的总买办。郑观应成了富商，用捐纳助学换得郎中一类的官衔，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当时，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成为最新潮流，在上海激起阵阵波澜。

  企业该“官办”还是“商办”，不要说在晚清时候，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都是中国激烈争论的敏感话题。郑观应发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对于轮船制造等工商业，是“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上，郑观应第一次提出“正道”应该是“改官造为商造”，他认为，官办企业“徒费帑金，未操胜算”，花费大量国家钱财而不见实效，况且“官之无信”已成商人之威。因此强国富民之道在于寓兵于商，“官之所需，商皆立应”。

  他初试锋芒，便一鸣惊人，用西方国家官商关系的成功经验，也就是市场经济法则，指出官办企业及刚兴起的“官督商办”体制的弊端，并介绍了西方的国债制度、专利制度、人才激励机制、求实际尚拼搏的社会风气等。到了后来，郑观应对“官督商办”体制的批评更加尖锐，认为这不是按照经济规律设置的经济运行体制，而是按照官僚权威设置的模式，企业成了官府衙门一样的机关，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在《盛世危言》中，他明确提出企业应该完全交由商人承办。他主张国家设立商部，由环游过地球、兼通中西语言的大臣当政。他对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体制导致的中国商人素质之低，抨击得入木三分，至今也有现实针对性。

  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先觉”

  1873年，郑观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救时揭要》，收集了他发表在报刊的政论文集，以“大声疾呼，唤回醉梦”，“良医救世，对症立方”，提出了“以法治国”，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治国方略，但仍是圣贤教诲、积功积德的老生常谈。而1880年出版的《易言》，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改革战略构想，提出了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两大出路：一是变法，“由今之道，变今之俗”，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

  梁廷■、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是最先抬眼看世界的人，但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现状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缺乏研究，也没有提出系统的应对策略。郑观应对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化和世界格局的最新演进已有深刻的认识，要求中国要直面世界各国各个方面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新形势，以主动精神投身于国际事务。

  在《易言》中，他提出了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途径在于尊重国际法。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借以相互维系安宁和睦的法宝，便是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中国应该利用公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按照国际公法加以修订。同样，中国应该派遣使臣，会同各国使臣，共同将中国律例对照万国公法，一一加以订正。这正是日本所走的道路，他们先是暂时信守不平等条约，接着按照国际法革新本国法律，随着富强又以国际法为准绳，不断向西方列强提出修约交涉，终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郑观应的主张，被后人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最先觉悟”。

  他同样是位坚定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西方侵略者的抨击不仅比清廷高官更为大胆，也更全面和深刻。

  在教育改革上，郑观应大胆批评科举制度培养不了人才，“中国的读书人将一生有用之精力，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中。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还有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所用非所学，如何当好朝廷好官？”因而要求改革科举考试内容，要讲授“洋学”，兼习中西“有用之学”，要造就精通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法律的人才。他推崇西方普及义务教育和专科教育，特别强调翻译西方著作的重要性，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西学。要制胜外人，“必须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变通而后能克敌”。学术界公认，郑观应是废科举、兴西学的首倡者。

  第一代企业家中的佼佼者

  1878年，李鸿章酝酿已久的在上海开办机器织布局的计划提上日程，郑观应转而投身于民族工商业的创建中，以与外商抗衡。总办是招权贪利的官僚彭汝琮，作为会办的郑观应在开局后便与上司生出激烈冲突。他要按企业规律稳扎稳打，依据集资多寡来确立办厂规模。彭汝琮完全是好大喜功的官僚派头，资金尚未到位，便贸然订购布机800张，高价买地100亩，厂房设计宏大壮观，拍着胸脯保证50万两资金肯定到位。投资者闻风纷纷退股，郑观应非常沮丧，第一次涉足官办企业便当头一棒，于是辞职，从此对官办企业毫无好感。

  李鸿章撤换了彭汝琮，让郑观应担任总办。在官方拨款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他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广告，向社会集资，甚至在海外报纸登广告集资。这种登报向民间招股的方法，在中国没有先例，郑观应为解决中国企业资本缺乏问题开创了新路。他的手法光明，透明度高，财务公开，得到社会认可，集资效果显著。1893年上海织布局全面投产，营业兴盛，利润很高。当代学者所著《中国棉纺织史稿》，把郑观应列为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的奠基人。

  郑观应在经商生涯中最重要的选择是1882年做出的，上海轮船招商局邀请他担任帮办，而太古轮船洋行则以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放他走，两者是竞争对手。最终，他选择了加盟招商局，倾力协助总办唐廷枢，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企业与外商一争高下。他上任后，招商局正与怡和后、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进行白热化的价格战。在他的讨价还价下，历时两年谈判，三家公司签订了6年的“齐价”合同，使招商局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李鸿章赏识郑观应在企业经营上的卓越才干，任命他为招商局总办。

  加入上海轮船招商局，是郑观应从买办转化为民族企业家的关键一步，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后来他在国内一流企业中充当一把手，比如开平煤矿粤局总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总办等，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拓展和创新立下功勋。

  改革变法大典光耀百年

  随着招商局、开平煤矿的业绩日渐好转，引发了民间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热情，催生了中国的股票业，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平淮股票公司应运而生。郑观应首创的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商集资的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成为时髦。1883年，上海滩掀起一场狂热的“股疯”，“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降替也”。到了年底，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上海，商号、钱庄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闭，胡雪岩、唐廷枢、徐润均宣告破产。1884年，郑观应背负巨额债务，黯然离开了招商局。

  他到澳门隐居，一面偿还债务，一面思考中国的未来。1894年，一部洋洋30万言的巨著《盛世危言》出版，立刻震撼朝野，吹响改革变法的号角。

  《盛世危言》是一部富民强国的改革变法大典，在《易言》的基础上更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改革主张，终极目标是让中国融入世界，并且成为受人尊重的文明国家。第一次理直气壮地提出全面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汲取态度，中国文化才能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种，进而把中国的优良文化远播欧美；第一次批评“中体西用”的偏颇，指出西方文化精神中也有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坚船利炮，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率先呼吁改造颓风陋俗、兴办社会慈善和赈济、倡导义务教育制和妇女教育……郑观应以开阔的世界眼光“洞见本原”，诊断中国的“病根所在”，石破天惊地提出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

  今天阅读《盛世危言》，很多主张依然让人心潮澎湃。郑观应强调舆论公开的重要性，认为办报纸是个好办法，“政府兴革之事、君主宰相之行”都让报馆照录，让民间议论，使民众知晓；他批评“保举”和“易地服官”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认为“保举”最容易产生贿赂等官场腐败，“易地服官”不易了解地方民俗，与人民缺乏感情，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公举”、“公选”，可以“安百姓”、“利地方”；他还提出对官僚队伍实行退休制度，通过立宪法和设议院把国家从“私产”变成“公产”，实行权力制约。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显示了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洞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直言无讳的勇气，一经出版，便被誉为“医国之灵柩金匮也”，“世之不达时务者如闻晨钟暮鼓”。加上行文通俗，视野开阔，很快成为畅销书，是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作。这部著作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学家说，“毋庸置疑，郑观应是维新运动的思想先导。”

  同为香山县人的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两人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就是两人合作的产物。1894年，孙中山北上谋求救国之道，临行前撰写的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主要思想来自《盛世危言》。郑观应还致信好友盛宣怀，请他荐孙会李，但终究没见到李鸿章。后来，孙中山走上反清道路，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新体制。

  郑观应的改革变法思想，同样影响着毛泽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的少年读书生活，毛泽东说他读的书很杂，但最爱看的有两本，一本是《盛世危言》，一本是《新民丛报》。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为民主独立而不懈奋斗，与郑观应的启蒙不无关系。

  而书的作者郑观应，在晚年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寡言时政，修道谈玄，前无古人地“把振兴实业的题材入诗”，与黄遵宪等诗人并称为“岭南近世诗界中的新巨子”。72岁时，他仍被选举为招商局董事，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培养经济和商务人才。80岁高龄时，他再次被股东们选为招商局董事，主动提出辞呈。不久，他便逝世于设在上海的招商局公学宿舍内，为实业和教育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09年，郑观应把招商局从“官督商办”企业改革为完全的商办企业，走上了按经济规律经营的健康道路——这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的一笔。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新征程中，郑观应著作《盛世危言》被国内十家出版社排印再版，版本多样，再现了这部历史巨著长久的生命力。


  □链接·同代撷英录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他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2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主战，奏准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卢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他参与所谓“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1907年，他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著有《张文襄公全集》。


  张振勋

  张振勋(1840-1916)，字弼士，广东大埔县人，近代华侨资本家。自幼家境贫寒，只读过3年书，15岁到印尼谋生。后来他涉足酒业、种植业、药材业、采锡业、船运业，生意做到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成为当时东南亚的首富。1892年后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1894年后在国内投资兴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主张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