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五大主力：新1军

天下第一军”--国军新1军简介　　

代表人物：郑洞国、孙立人 　

军长：郑洞国

军长：孙立人 　　

国民党新编第1军1942年10月在印度兰姆枷成立，它是第一支在国外建军的国民党部队，第一支美式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美式训练的部队。新１军的装备当时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军队Ａ级水平。

血战缅西　　 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该师的底子就是财神爷宋子文大名鼎鼎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特别说明税警总团自组建之后在 1932、1937年的两次上海大战中伤亡殆尽，40年重组之后由孙立人将军任指挥。所以新38师与“一二八”、“八一三”没有什么关系。）41年底随 66军进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孙将军仅率领一个113团前往解围，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 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甚至被媒体称为“东方隆美尔”，同时113团也伤亡过半）。随后由于远征军指挥混乱，孙立人未随大部队北撤，而是完整撤退到印 度。（过境时英国军队竟要求新38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入境！孙将军当即回绝，下令加强警戒、准备战斗，后来英军参观了新38师营地，军装虽破却干 净齐整，枪械虽差但擦得锃亮，还带来2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与那些连裤子都扔在逃跑路上的英军绝对天壤之别。英国人一下被折服了，第二天就奏乐鸣炮欢迎。 大快人心！！）1943年撤退到印度的新22、30、38合编为新1军（首任军长郑洞国，此时新22师也在其建制之中），出国远征的中国士兵，在美英盟军 的帮助下，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练就丛林战的过硬本领（日后的新7军军长李鸿作为“兰姆伽营地的开拓者”因为干练坚决而被史迪威称为“东方的蒙哥 马利”）第二次印度缅甸战役，今非昔比的新38师，士兵身强力壮，武器新颖精良，智取强攻，一下冲开野人山的第一关隘“鬼门关”。打扫战场，8名日军生 俘，110余名日军被烧死闷死在堡垒内，战胜种种困难，逐一歼灭盘踞在野人山的敌寇，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终于突破险峻的野人山。激战90天的孟拱之 战，经新38师两昼夜的奋勇拼杀，以胜利攻占而告终。44年4月与美军联合围攻密*，毙敌2000人，俘虏70人。新1军攻击八莫，新38师作为主力，在 美国轰炸机的配合下，恶战一个月，与日军一个战壕、一个地堡地争夺，这一仗消灭日军2400余人（盟军当局后来将八莫的一条马路以新38师师长李鸿的名字 命名。1944年8月孙立人升新1军军长）整个反攻战役中战果辉煌：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 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役中曾俘虏日军1200多人，时任新38师长 的孙将军对**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全部活埋，只有一人幸存，因为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让**人 明白，杀降可不是他们的专利。日军后来一听新1军、新38师大名望风而逃）博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缅北与滇西的反攻战，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彻 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对中国**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6月，新一军凯旋回国。

寿终淮海　　 1946年1月1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2月17日，新一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3月下旬全军运抵东北。随即北上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并无大的战 斗，倒是驱逐了一些每日抢劫强奸的俄军。）第一场大仗为四平之战，自4月17日开始直到5月18日结束，足足啃了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为了执行军委“化四 平为中国的马德里”的命令，调集14个旅（师）构成绵延上百里的防线，此战相当激烈，双方都拼尽全力，杀得昏天黑地（甚至出现了新1军50师用重炮、 120多挺轻重机枪打烂泊罗子阵地的战例。。。。。。），呈现僵局态势，最终以新6迂回威胁解放军退路，解放军被迫撤退而告终。（此战前军长孙立人前往英 国接受英王勋章，新1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4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式辉派郑洞国临时指 挥新1军。郑洞国虽曾是新1军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4月21日开始攻击四平，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 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无疑影响了战力发挥。而且16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71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1军独力从正面 强攻四平。如此条件下，以一军之力攻占四平显然不现实，无可厚非。5月中旬，民主联军7师向新38发动进攻，损失1000多。15日，孙立人赶到新1军军 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新1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防线，在新6的配合下终于第一个攻进四平。“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损 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七旅，原为井岗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12000人，经四平战斗 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4、5000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升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 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摘自民主联军给军委的总结报告。虽然战后承认只损失8000多，但实际上远远不 止，东野一直讳莫如深，具体的数字仍是迷）而另外一场著名的战斗为47年3月德惠守卫战。这是东北我军第一次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的正规攻城作战，潘裕昆 50师在德惠被围，孙勉潘沉着固守，并告潘三日内将亲率援军解围，同时亲率部众北上解围；同时，71军亦由农安侧击德惠。我军集中了4个师、80门火炮， 4辆坦克，以6纵为主力，可以说是绝对优势。部队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但是激战3天，攻坚却失利了。由此暴露出我军在正规战、攻坚上的许多不足。（德惠 被围攻之同时，新1军留置在松花江北岸由50师149团第1营第2连连长郑明发率部固守的桥头堡亦受解放军围攻，长达24天。解围后，坚守德惠的149团 及郑明发连，由蒋委员长特赐名为「中正团」及「中正连」，并颁发正式关防）但是在辽西会战之前，新1军进东北时编制的3个师曾经报销过6个团，分别是新 30师89、90团，新38师112、113团和50师149、150团，作为新1军起家骨干是新38师（地位相当于新6的新22师）先后有2个主力团被 歼，战绩比起新6，相对“虎师”有所不足。在黑山阻击战中也曾发动进攻，可惜那时已经太晚了，随着东野主力的到来，加上廖耀湘的病急乱投医（胡家窝棚之 战，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捣毁廖耀湘司令部，逼其兵团退至唐家窝棚一带，廖耀湘在撤回沈阳之际，手拿报话器发话：“我是廖耀湘，现在我宣布撤退命 令......”。这时，第九兵团参谋长杨昆急步上前劝阻道：“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明语......。”廖耀湘焦燥地打断杨昆:“我现在需要 的是时间！时间！”接着他用明语命令到：“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七十军169师和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 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六军22师、新三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林彪听了立即部署指挥，败局 已定），辽西成为了新1的最终归宿。

陆军中将、抗日名将郑洞国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湖南石门人。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五四”运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东北内战时期，指挥了热河攻略和两次四平街会战，1948年底，在长春兵败解甲。死后受到两岸共同追悼。

　　黄埔名将，用兵稳健大胆，长于夜袭。其人在黄埔系中素称“长者”。虽然他并不具有长者的年龄。堪誉为“长者”的，是他宽厚的胸怀、博大的气度。抗战期间，三为军长，转战长城内外，长江上下，印缅异域，勇挫敌锋，积功至驻印军副总指挥。东北内战期间，为东北保安代理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夺热河，救四平，显赫一时，最终兵困长春，尸山血海，解甲归田而永不言兵。

　　黄埔精英

　　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商溪河南岳寺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读私塾，十七岁入石门中学，在校期间，曾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学堂，讲武堂因故停办，返石门完成中学学业。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又考取湖南商业专门学校。１９２４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１０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１１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１９２５年２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１９２６年７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这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县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干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长城抗战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现在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宫兵们见状士气太增，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可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干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郜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印缅生涯

　　1943年春，退往印度的远征军合编为一个军，史迪威为夺取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赶走了罗卓英，因郑性格温和，擅长交际。蒋介石遂派他出任新1军军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郑洞国开始时处境困难，仅仅能指挥军部警卫连，负责维持军纪，后来因其才干和坦诚，逐渐得到史迪威的信任，参与军机。1944年5月中旬，史迪威出动“抢劫犯”突击队，袭占密支那机场，密支那战役打响，但在进攻密支那市区时因日军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屡屡受挫。史迪威连续更换4名美国将军都无济于事。7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视察，遂担负起作战指挥任务。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7月7日，国军三个步兵师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8月3日，中国军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战死3000，残余800逃亡，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史迪威离职后，他于1944年9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终于彻底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了军队控制权。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重庆期间，郑洞国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重庆的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国内人民和将士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东北三年

　　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战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认为，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但是，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国急需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去了。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1952年春节后，他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1月27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2月26日，郑洞国遗华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灵堂摆放着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老帅聂荣臻以及王首道、刘澜涛、肖克、程子华、习仲勋等领导人送的花圈。安祥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郑洞国，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革中央、黄埔同学会、中央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和死者生前好友千余人的虔诚告别。新华社北京2月26日对海内外发布的电讯，给予郑洞国的一生以高度评价。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在黄埔军校校史上，改名报考者尚有他人，冒名顶替者却只有郑氏一人。在世人心目中，一般冒名顶替者，似乎皆有不轨之图，然而郑洞国的冒名顶替，却没有一丝非份之想，完全出于悠悠报国心与拳拳赤子情，完全可以印证当时军校门额上的四个大字：“革命者来”。

　　1924年1月，正在湖南长沙攻读商业专门学校的郑洞国，忽然闻听孙中山先生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心潮澎湃。虽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军官学校就是日后彪炳中华现代史册的黄埔军校，也不能预料到这所军校的初期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不已，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他急冲冲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王尔琢商议。王是郑洞国的同乡兼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殊不知他已南下广州了。郑洞国得知后心更急，想方设法借了60元盘缠，邀上另三位在长读书的同乡，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赴广州。四月初，当他们满怀希望寻着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才知晓报考军校的日期已过，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

　　眼见郑洞国心急如焚，王尔琢也跟着急。当时在场两位同乡，一位叫贺声洋，也是郑洞国在石门中学的同学，与王尔琢一道报考了军校；另一位则是临澧县的黄鳌，与郑洞国算是大同乡了。他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便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此刻见郑洞国急成这般模样，便建议顶替他的名去考。郑洞国沉吟半响，决计冒顶黄鳌之名报考军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郑洞国如火的报国赤诚感动上帝，黄埔军校的神圣大门终于对这位迟来的学子敞开了。数日后，两个黄鳌的名字与王尔琢、贺声洋一道出现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凑巧的是，真假黄鳌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同应声出列。

　　步入军校的最初几天，郑洞国一直是在惴惴不安中生活着，出操点名时的尴尬，不时地困扰着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终于鼓起勇气，胀红着脸向区队长报告冒名顶替的由来。后来，校方理解并认可了他的冒名顶替之举，未予追究，只是让他把名字更改过来。以后，这个响亮名字将出现在东征北伐的作战序列间，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上，出现在新中国参政议政的篇章里，出现在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中......

　　动荡的年代，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更何况郑洞国读的是黄埔军校，不待他与同学们修完学业，反革命的枪声已经响起。郑洞国立即与其他黄埔生一道相继参加平息广州商团武装爆乱与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战斗。1925年1月31日，已升任教导1团2营4连党代表的郑洞国随队东征，打到淡水城下。淡水城虽不大，但城垣坚厚，城濠宽深，而城外地势多平坦开阔，易守难攻。三千多守敌据城固守，等待外援解围。东征军远道而来，必须赶在敌方援军来到之前攻克城池。指挥部决定次日清早发起总攻，并限在当日破城。为了完成任务，团部连夜进行战斗动员，组织攻城敢死队。郑洞国身先士卒，带头报了名。

　　翌晨，攻城的号角吹响了，一场攻坚的恶战在淡水城上城下展开了。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蒋介石亲临城垣前的炮兵阵地指挥督战，团里唯一的一门苏式大炮怒吼起来。霎时，硝烟炮火掩没了高高的城墙。十分钟后，敢死队员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分成几队，扛着一架架云梯，直向城墙脚下推进。可城上的敌军居高临下，凭借着堞垛负隅顽抗，疯狂地用机枪、步枪组成火网。打头的战士倒下了，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恶战、如此密集的枪弹，带着敢死队冲锋在前且很少实战经验的郑洞国不禁心中一悸。但他马上想到了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那副对联，想到“敢死队”三字的份量，想到自己身为党代表的表率作用与责任，立马镇定下来，机警地利用炮击的时机，指挥部下时而跃起，时而卧下，终于冲过了开阔地带，逼近城垣。经过几番浴血奋战，郑洞国和敢死队的战友们终于把胜利的战旗插上淡水城头。

　　战后不久，郑洞国便被升调教导2团第3营任党代表

　　随着东征、北伐、抗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郑洞国沿着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的阶梯一步步的上升。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始，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此役，他率部前后奋战两个多月，重创日寇；“七七”事变后，他又率国民党第2师参加保定会战，固城数日，于敌重重包围中神奇突围；1938年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他率部迂回作战，战功卓著；1939年，他以第5军副军长兼率荣誉1师师长之职，率部正面主攻昆仑关，与全军官兵一道谱写了铁血昆仑的英雄史诗；1941年他率第8军转战鄂西，固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不教胡马渡天堑。郑洞国虽身经百战，后却未负过一次伤，有人称他是福将。其实时，他也屡历险情：就在台儿庄外围的那场战斗中，死神的阴影亦曾降临在他头上。当时，他率国民党第2师攻打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镇峄县。那天，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攻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名参谋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相断击中。郑洞国满以为身上挂了彩，过后才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了一个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元被弹片击弯外，自己居然毛发无损。没想到一枚银币竟救了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郑洞国1946年—1949年担任“湖南私立九澧中学”校长，该校为现今“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




郑洞国忆密支那之战:美准将延误战机 奇袭变拉锯

　　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因缘际会

　　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较多的是我党我军的高层人士及他们的文章和书稿。因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我没少见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李聚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在《时代的报告》连载之后在国内曾轰动一时，书中主要纪录的是他的舅舅原国民党青年师师长邱行湘将军及一大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经历。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写作，他见到了差不多所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只要有空，无论在白天或晚上都会带我去见他所熟悉的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因为与我工作单位离得近，去的最多的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经常见到在这里工作的王陵基上将、黄维中将、文强中将、沈醉中将等一批身体好又特别健谈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王陵基、文强年岁差不多，清瘦洒脱，精瘦壮实。

　　见到他们我都有某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感叹，但他们则不然，每次会见，他们不是伏案书写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往事，就是一丝不苟的在抄录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下发的某一红头文件。这种学习精神和他们对已经臣服了的政府的严肃的态度，即使在***党内也不多见。过后我常常想，假如当年国民党的各级官员都像现在的他们，国民党还会失败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元旦除夕的前一天的晚上，在沈醉家中。这是全国政协礼堂后面全国政协机关家属院内一个面积不大的单元房。为我们开门的是沈醉夫人，一个50多岁、非常随和的家庭妇女，我再怎么琢磨也看不出她曾经是一位出家为尼的清修之士。沈醉是一个体形魁梧的军人，面对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的沈醉，我总找不到他在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凶神恶煞的形象，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立即生出些许仇恨和对眼前这位老人的厌恶。面对摆满书桌来自海内外各种漂亮的新年贺卡，他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们每一个贺卡背后他与过去那些国民党将领们的种种友谊，但凡讲到也有来自被他关心庇护过曾被他杀害了的革命人士的家属及后代们的贺卡，我则心存疑虑。

　　几年的相处，闲来无事，我们互相交流最多的是各自见过的国共两党两军高层人士之后的感受。黄济人还多次采访过中国远征军的主要将领并曾指挥过缅北、滇西作战的郑洞国中将和宋希濂中将等。20多年前，我陪着黄济人与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见面与交谈，目的则不相同，但决不存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斗转星移的好奇，而更感兴趣的是这一批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军人对战场得失的回顾和犀利尖锐的战争场景的分析。他们经历过新旧两个政权，经历过战场的生死考验，有些也长期住过***党的战犯管理所。此时他们的人生，差不多都已到了“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谈吐直率豪爽，全无对新政权的阿谀和对旧政权的不满。他们所谈的一切，全部出自于一个职业军人对战争的职业判断。我听他们讲过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也听他们讲过江西剿共、围攻鄂豫皖苏区。他们讲得更多的是他们在抗日战场上的辉煌战绩，包括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抗战的光荣历史，他们讲过很多有关30年后这部电视剧所涉及到的这场战争以及参与这场战争的他们的团长他们的团。

　　郑洞国将军谈奇袭密支那之战

　　郑洞国将军是我拜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谈话最多的一位，这是令人敬仰的一位智者和长者，他的谈话全无私情，一切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绝无党派之争和个人恩怨，对新旧政权的领导人都予以极大的敬重。与他的见面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也实属偶然。郑洞国将军和徐帅同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其时徐帅兼任黄埔同学会会长，郑洞国将军为副会长，我不知道他们的私情如何，但我知道郑洞国将军对他的这位老同学十分尊敬。1983年5月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郑将军派人找我要了几本，过后不久郑将军又亲自打电话给我，对该书的出版予以很高的评价，并约见我几次，专谈阅读此书的感受。期间我也几次请郑将军谈了中国远征军抗战的情况，谈得最为深进的一次，是1985年4月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第二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二楼一个会客室里的长谈。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作战，大小战役战斗不可胜数，过程非常复杂不可尽述，他谈得最多的是奇袭密支那之战。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端的密支那，既是曼（曼德勒）密（密支那）铁路的终点，也是缅北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反攻缅北和当时中国对外惟一通道“驼峰”航线及正在修筑中的中印公路都取道于此。因此，密支那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点，也成了双方高层关注的焦点。美国罗斯福总统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和盟军方面对密支那采取军事行动。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则亲自下令，将切断中印公路作为驻缅日军的首要任务，为此日军在密支那这一弹丸之地集结了三千兵力，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城北城西建了两个机场，以保证对守城部队的空中支援。

　　1944年5月上旬，中国远征军盟军司令长官史迪威将军召集中美众将传达罗斯福总统“进击密支那”的电令会，郑重其事地委托中方最高军事指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新1军军长郑洞国将军制定进攻密支那的作战方案。

　　当晚，在前线指挥部的帐篷里，郑洞国与参谋长舒适存一道悉心研究着进攻密支那的作战方案。在保定、徐州、台儿庄、昆仑关和鄂西会战中与日军几经交手的郑洞国，深知密支那之战不宜强攻，只宜侧翼奇袭。将目标锁定在城西机场，这个小型机场只有百余人防守，假如我方派一支小部队偷偷穿越库芒山，迅速占领西机场，然后以西机场为基地，配合外围发起总攻。看到郑洞国这份近似“暗渡陈仓”的奇袭密支那作战方案后，史迪威兴奋不已，不仅立即在作战方案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为此战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威尼斯商人。

　　由中国远征军新30师第88团、50师第150团以及美军5307部队组成的中美混合突击队，分成K、H、M三个纵队，在美军突击队队长梅利尔准将指挥下，从孟关集结南下，长途奔袭密支那。为了不让敌军发现，突击队只能在暗无天日的密林中行动。

　　5月17日上午10时，中美混合突击队H纵队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密支那西机场发动突袭。H纵队行动秘密迅速，第150团以两个营兵力从两翼夹攻，直逼机场，敌军仓皇抵抗。这场战斗共用了一百多分钟，时至中午，H纵队便完全占领了机场。

　　奇袭成功，蒋介石立即来电予以祝贺。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从密支那西机场奇袭成功中看到了缅北反攻作战胜利的希望，立即让蒙巴顿将军向中国远征军指挥部发了一道嘉奖令“你们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将是载进史册的一个功绩。”

　　喜报飞传至孟关指挥部，史迪威将军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天，他将郑洞国www.yqtoy.com、参谋长舒适存、新30师师长胡素、第50师师长潘裕昆以及博特纳、波德诺等在孟关的中美将领一并邀去，共进晚餐。而恰恰就在此时，密支那火车站得而复失。

　　战前郑洞国将军曾再三提醒梅利尔，但这位傲慢的美国人岂肯把这位身为副司令长官的中国将军的话放在心上。密支那前线指挥官梅利尔未能在占领火车站后及时调整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扩大战果，趁机抢占整个城市，而是分散兵力，不仅未将防守铁道沿线的部队向市区集结，反而将150团分散布防，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日军正是利用这一空档，集中炮火进行疯狂反扑，切断了150团与后方指挥部的通讯联络。恰恰在这关键时刻，美军总联络官孔姆中校惧敌炮火之威，借故离开火线，致使150团无法要求飞机与炮火支援，终致火车站阵地之失。

　　史迪威只得救火般地带领郑洞国等众将官飞赴密支那前线，在西机场撤换了贻误军机的梅利尔，让自己的参谋长波德诺将军接替其职，并成立了由他自己与郑洞国、红酒木瓜汤邦杰专卖波德诺、胡素、潘裕昆等五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调兵遣将，重新组织对密支那的进攻。

　　与此同时，负责密支那防务的日第33军本多政材中将也在争分夺秒，急从第53师团、56师团各抽一个大队星夜增援，将该城守军增至五千之众。就此，本来可以奇袭成功的战略方案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雨季的密支那展开了。

　　拉锯战自5月下旬始，先后持续了60多天。双方争夺的阵地以每日三四十米的距离反复着。白日，中***队在空军与炮兵的支持下挺进几十米，夜晚，日军则以偷袭的方式收复几十米，有时一夜竟偷袭四次之多。三五天下来，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豆大的雨点没完没了地下着。战壕中，掩体里都灌满了血染的雨水，战士们泡在没膝的水中，与凶残的顽敌进行着殊死的较量，哪怕下肢一寸寸地红肿溃烂，甚至连生殖器都红肿起来，也一声不吭地咬紧牙关挺下来，与敌人一寸寸地争夺着阵地。

　　进入6月，雨水更旺，战斗更激烈更残酷了。中国远征军已投入了四个步兵团，再加上美国5307部队，总兵力已超过了增援后的敌人。担任主攻密支那的新30师师长胡素，面对胶着的战局与美军指挥官束手无策的窘况，自己甩开膀子干，制定出“坑道战”的作战方案，命令部队边掘进坑道边向敌阵地挺进。这种坑道出奇制胜之法迅速在其他部队推广，使战局有所改观。

　　7月6日，指挥孟拱河谷战役胜利后的郑洞国急忙飞返密支那，见拉锯战的僵局仍未打开，心急火燎，顾不得与美方指挥官麦根协调，径直与前线各部队军事长官当面磋商，决定于次日大举出击，全面进攻。第二天下午一时，中国军队在空军、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全线出击。在强烈雪耻心的激励下，英勇的中国军人不惜血肉之躯，终于打开了持续月余的战争僵局。辉煌的战绩，使得史迪威不得不临阵换将，让新30师师长胡素取代美国人麦根，全权指挥密支那战斗。

　　中美军队自7月13日始，发起新一轮的攻击，经过数日血战，抢占了以电影院、大缅寺、水塔等为中心的大半个密支那城区，并将两月前得而复失的火车站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8月2日，为了尽快结束战斗，第50师师长潘裕昆决定以师工兵连为骨干征选104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分成15个小组，借夜色潜入敌人后方，将敌方的通讯联络完全切断。由于通讯瘫痪，日军陷入一片混乱。敌酋水上源躲少将见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只得趁黑夜用竹筏将伤病员偷运出城，然后开枪自杀，以践“死守”之命。

　　两日后，中国远征军将密支那全部占领，结束了缅北战场上历时最长最为激烈最为艰难的一战。中方以死伤6600余人的沉重代价，换取了战略要冲密支那。

　　他们对战场形势精辟独到的分析

　　在此之前，我并不系统了解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情况，郑洞国将军及一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谈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他们是这样评述这场战争的：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上的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场可歌可泣的壮举。从1942年2月到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先后有40万部队、近50名高级将领投入了进去。战争历时3年，尤其在反攻作战阶段战绩更为显赫，共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及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647人，缴获步枪1。1万余支、轻重机枪600余挺、火炮160余门、坦克12辆、汽车600余辆、飞机3架。中国远征军伤亡官兵约6。7万人。此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并且买通了中印公路，保证了盟国援华物资进入中国，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战源起于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缅甸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中国的战场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驼峰”航线难以为计，使中国对日抗战的处境增加了许多的变数。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特别耽心，中国不能战败，否则日军将会抽出15到20个师团的兵力回攻印度。印度一旦成为日本人的网中之鱼，日本人则反向中东战场，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欧洲战场、中东战场的德军、意军在军事上遥相呼应。这不仅会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也会大大降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另外，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实际上是打击了美国，打乱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美国当时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一定要保证使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畅通，以便让中国军队能牢牢牵制日军，使日军无法在其他战场上实施新的攻势。由于缅甸的失守，美国的一系列战略目标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1942年5月，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拟定了一项收复缅甸的战略方案，并要求美国派部队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固然中、美、英三国对反攻缅甸的意见相同，不过由于各自战略目标和实际利益的不同，尤其英国方面的迟疑和消极，使反攻缅甸的计划一再被搁置，迟迟不能实施。直到1943年春，美、青木瓜美人汤英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进攻，为配合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行动，开辟一条新的中印交通线已势在必行，所以才有了中、美、英三国约定以中国军队为主配属美、英军各一部发动缅北、滇西作战的计划。

　　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缅北、滇西一隅。对这场战争的评析，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见地也是非常独到的，今天回想起来仍不难看出这些职业军人敏锐的洞察力。

　　他们为中国远征军官兵的英勇战斗感到自豪

　　中国远征军应分为两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2月到8月，红酒木瓜美人汤罗卓英、杜聿明率部参与缅甸防御战，终极日军全部占领缅甸，远征军败退；第二阶段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由郑洞国率部参加缅北、滇西反攻，直到完全胜利。《我的团长我的团》反映的就是第二阶段作战中的松山攻坚战。这场战争之残酷，环境之艰苦，条件之恶劣，以及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杰出之作。但中国军队损失也比较大，此战中国远征军伤亡及非战斗减员近10万人，可见战争之惨烈程度。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中国远征军官兵在战争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和顽强的斗志，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赞赏。他们说这种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不仅鼓舞了其他战场上的抗日官兵，也受到了盟军的高度赞扬。他们仍记得1944年8月，美军派驻第11团体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看到第71军第88师部队攻击龙陵老东坡日军据点的战报后，对第11团体军司令长官宋希濂将军激动地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美国《皇冠》杂志1944年11月号发表该刊记者的文章也一再称赞：“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在缅北的战斗中“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令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参加过缅北反攻作战的美军上校布朗战后一再表示：“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他还真诚的希望：“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他们铭记滇西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

　　日军入侵云南后，遭受日军侵害最深重的是滇西人民，因而他们的反抗最坚决，在支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最踊跃。谈到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能够取得重大胜利，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致认为这是与云南人民，尤其是滇西各族人民的毁家保国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云南既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又是直接对日作战的最前线，这一独特的战略地位集中表现在滇西地区。为修建滇西公路，在西南大后方开辟新的对外战略通道，抗战初期滇西各族人民踊跃参加修筑滇缅公路，出动了超过5400万人次，均匀每天出工多达20万人，不到10个月就实现了完全通车。滇缅公路成为抗战中期中国最主要的陆上对外交通大动脉。通过滇缅公路，盟国及世界各国反战人士将大量援华物资运到中国，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保证了西南大后方战时的经济建设。滇缅公路被切断后，滇西各族人民又对中印公路的修筑作出了重大贡献。缅北、滇西作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先后有数十万官兵参战，滇西各族人民又节衣缩食，供应军粮，出工出力远送粮食弹药。为保证部队的吃饭题目，当地老百姓毫无保存地将自己家中的粮食贡献出来，同时每天还有两三万民工和老百姓投入到为军队粮食的运输任务中去。他们深情地表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正因为有了滇西人民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竭尽全力的支持，才保证了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的胜利。

　　他们说盟军的合作与支援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谈到这场战争，人们一直没有忘记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在此战中，美军将领史迪威、索尔登先后担任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他们积极地帮助中国远征军进行整训，想法想法的为中国远征军提供粮食、武器和装备，战斗发起后，他们经常深入一线部队指挥。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差不多有个共同的看法，即为保证作战的胜利，盟军对中国远征军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在缅北、滇西作战中，美军联络参谋团最多时达400人，中国远征军的军、师、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人员。他们不仅为中国远征军提供武器装备、帮助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协助指挥地面部队作战、提供空中火力支援，还直接派遣地面部队参与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行动。在反攻作战发起之前，盟军帮助中国远征军进行了整训。参加整训的中国远征军全部配发了美式的武器装备，因而使参战部队的通讯手段、机动能力、火力配备有了很大的增强，这为作战胜利提供了有力帮助。在整个反攻作战期间，美军第10航空队和第14航空队完全把握了缅北、滇西战场上的制空权，并对地面日军设防坚固的据点予以坚决打击。如松山、腾冲、龙陵战斗中的许多日军据点都是美军航空队摧毁的。在缅北反攻作战中，美军5307部队与中国远征军并肩作战，英军“钦迪特”突击队深入日军后方发动袭击。驻印英军在因帕尔地区一再击退日军第15军的强大攻势，为了与中国军队互相呼应，英军部队在许多地区发动局部反攻，使日军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打击之中。盟军部队在缅北、滇西作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夺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锦州的失守，对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命运来讲是致命的----锦西侯镜如的增援部队在海边进退两难，廖耀湘兵团在半路上不知所措，被围已久的长春粮弹已绝，兵力空虚的沈阳人心惶惶。至此，东北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关闭。

　　“长春是在没有多少战斗的情况下慢慢地陷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述道，“二十万老百姓早已陆续溜出城，通过火线出去了。人民解放军收割了郊区的庄稼，并为附近农民运送庄稼提供了三千辆大车，城里颗粒未得。蒋只给他的部队空投粮食，而这些粮食还引起了部队之间的摩擦。六十军的士兵都是思念家乡的云南人，他们说大部分粮食都投给‘蒋的嫡系’，美国装备的新七军了。在长春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大势已去，但又不敢投降。他们的长官警告说‘共产党杀俘虏’。”

　　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搭乘美军飞机进入长春，他看见长春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一头是个旧货市场，“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的另一侧是国民党当局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处决时是在后面用手枪射击，“尸体向前扑倒”，围观的人们随即跑散。“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的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策略，并随即组成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十八师，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一个炮兵团，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六月五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其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项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长春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被划为封锁区，“除军事必须外，应禁止

　　人员车马自由通行”。“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从长春城内出来的市民“必须予以相拦”，“使守军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和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减少其粮食之困难”。但特别规定，对出城市民不得“殴打和开枪”，“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十万，被围困的国民党守军也是十万。

　　早在三月间，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认为：“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他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治病，决意离开东北。

　　然而，郑洞国没有走成。先是四平遭到攻击，接着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退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和卫立煌的恳留下，郑洞国赴任长春，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府主席。他后来回忆道：“从那时以后，直到这年十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新七军是陈诚于一九四七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全军兵力三万左右，军长是原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但是，在这个军所辖的三个师中，暂编五十六师的前身是伪满部队，被改编时全师虽有七千兵力，但战斗力很弱，师长为新七军原参谋长张炳言；暂编六十一师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兵力也有七千多，战斗力不比暂编五十六师强多少，师长是新编三十八师原副师长邓士富；新七军全军只有新编三十八师能打仗，这个师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的老班底，兵力一万二千人，且装备精良，师长是新一军原参谋长史说----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的眼中，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先是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接着在吉林地区的作战中一八四师残部和暂编二十一师大部被歼。经过整顿之后，以一八四师番号重组的部队，干脆被调到新五军去了。此时，第六十军下辖暂编二十一师，全师九千人，战斗力很弱，师长为陇耀；暂编五十二师，全师六千人，因为成分复杂，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师长为李嵩；一八二师为老部队，全师一万人，战斗力强，师长为白肇学。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支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有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

　　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一度打到长春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

　　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渐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回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接着，蒋介石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

　　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百姓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两千多人。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际、解方：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被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夏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

　　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

　　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在这些宣传单中，有一些被称为“慰问袋”的东西：一个布袋子，里面除了装宣传品外，还有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烙饼以及其他零星的生活品。袋子送到前沿之后，让守军官兵自己过来拿，或者让老百姓送进去发给守军官兵。中秋节的时候，慰问袋里竟然还有月饼。在送给第六十军官兵的慰问袋里，包月饼的纸上写有这样一首诗：“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包围义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沈阳的卫立煌正在为是否将主力从沈阳派往锦州方向的旷野之中犹豫不决，锦州的范汉杰在大军压境之际打来的电报除了沮丧就是绝望。于是，无论对在围困中煎熬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来说，还是对渴望解放长春这个东北重要工业基地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这样来临了。

　　长春城中寂静沉闷，路灯下哨兵的身影清冷孤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

　　尽管蒋介石对滇军一直多有防范，但在东北战局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对他的一个军长和两个师长秘密谋划起义之事竟然毫无所知----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与酷寒中的东北地区的战事纠缠在一起，是国共内战中一件令人感叹不已的往事。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

　　出生于云南永善的曾泽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抗战时期就在第六十军供职，从团长升至师长。抗战结束后，滇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即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曾泽生因廉洁自持的品行和治军有方的才干，战胜了包括“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内的对手，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滇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自北伐起就一直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中，滇军首领从来都警惕着蒋介石对云南的蚕食。抗战胜利后，一个消息令滇军官兵兴奋异常，重庆政府命令滇军部队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本来以为这是云南人的巨大殊荣，谁料正当滇军跋山涉水朝越南开进的时候，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突然进入昆明，包围了“龙公馆”，并向留守云南的滇军发动了攻击。龙云被软禁在南京，已经进入越南的滇军奉命从那里直接去东北作战。龙云托人带话给曾泽生：“蒋介石让滇军去打八路，一是不去，不能不去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保存好实力就不怕老蒋。”滇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开赴遥远而寒冷的东北的。

　　自从到达东北战场，第六十军永远被部署在第一线，不断地受到林彪部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屡屡见死不救。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就是在孤守无望、等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海城起义的。自那以后，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滇军内部存在巨大的反叛可能，为此，他曾派蒋经国专门对第六十军进行了一次慰问，还不断地给曾泽生发来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但是，这一切还是无法排遣云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混杂在一起，令在东北作战的云南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想解脱的出路。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十五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 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

　　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郑洞国，字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

　　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这一天，曾泽生就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惜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之艰苦抗战，创痛剧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讵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一起贪污腐化行为，会愈积极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誓高举义旗，齐集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明及履及，终始此心，在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

　　十八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间到了，但没有任何部队执行这个命令。

　　沈阳方面派来掩护突围的飞机飞临长春上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大批部队正向城外走，请示如果是第六十军是否可以实施轰炸。郑洞国的回答是：“算了吧。”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陆续出城，东北野战军接管了半个长春。

　　出城后的第六十军官兵远远就闻见了久违的饭香，解放军官兵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几个月后，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改编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官兵都换上了东北野战军崭新的黄色棉军装。

　　十九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此时，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地盘，就只剩下郑洞国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中央银行大楼了。

　　杜聿明代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将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长春，问市内还有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郑洞国回电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独自待在房间里的郑洞国想及自黄埔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参加古北口抗击日军的血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参加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战役，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艰苦鏖战十四个月，身为军事将领多年征战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念俱灰。二十日晚二十三时，他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

　　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

　　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二十一日凌晨，跟随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事先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中央银行守军朝天开枪，做出猛烈抵抗的样子。枪声大作中，大楼里的郑洞国认为最后时刻已到，他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杀，但发现手枪没有了。正在寻找的时候，几个卫士把他抱住，时任吉林省府秘书长的郑安凡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绝路，副参谋长杨友梅接着走了进来，请郑洞国“下去主持大计”。郑洞国下到楼下，看见解放军官兵已经布满大楼前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一九五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郑洞国后来回忆说：“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提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柬。毛泽东和郑洞国同为湖南人，他操着郑洞国熟悉的乡音与他谈天说地，并且

　　亲手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话间，郑洞国突然问了一句毛泽东不知该怎样回答的话：“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郑洞国直到离世一直保存着一本一九四八年他刚到解放区时得到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认为毛泽东写得最好的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朗朗地笑了，最后他回答郑洞国：“……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一九四八年，东北雪花飘落的时候，国民党军只剩下一个兵力空虚的沈阳以及在沈阳以北呼啸的寒风中进退两难的数十万官兵了。

导言 国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入美国普渡大学读土木工程于1 925年毕业，之后再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年毕业。新38师的前身是税警总团，实际上并不是老蒋的嫡系，而是他大舅子宋子文的私人势力，只是抗日战争爆发，各地军阀都懒懒散散地合起来抗战了，他宋子文也不能坐视。税警总团装备好，官兵教育程度高，训练也是美国军校那一套，战斗力很强。1938年淞沪会战，税警总团给予日军重创，不过，税警总团也几乎拼光，孙立人当时还只是总团下属一个团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还是宋子文够哥们，派人用飞机将他送往香港救治，伤愈后在长沙重新组建税警总团，并开往贵州都匀整训。在这里，孙立人的这支部队只是天天训练而没有人用他们，一练就是三年，直至1942年，老蒋组织远征军入缅保卫滇缅公路时才将这支部队整编为新38师，序属张轸第66军。这支杂牌的精锐之师，名不见经传，谁也没把它放在眼里，连张轸见到孙立人都说，读书人来打什么仗，恐怕在他第66军三个师里就属新38师战斗力最差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新38师经过三年的训练，早已是精兵强将，只待一战。开赴缅甸不久即创造仁安羌大捷，远征军全线溃退时，新38师又担任掩护任务，并最终全师几乎完整地退入印度。而张轸另两个师，恰恰是他们的不堪一击才导致整个远征军后路被切断，全军半数几乎都葬送在野人山里，没有一支部队能像新38师那样依然建制完整，战斗力不减地全身而退。后来新38师在印度兰姆伽接受美军装备和训练，1942年秋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军，1943年3月，新38师与新22师合编为中国驻印军新1军。同时，新38师114团作为先锋由印度列多出兵野人山，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开始，1944年8月攻克密支那，驻印军扩建为新1军和新6军，新1军辖新30师、新38师、第50师，新6军辖第14师、新22师。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打通中缅印公路。1946年新1军开赴东北，参加国共内战，1947年9月，新38师被陈诚踢出新1军，与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编的暂56师，及由东北地方保安部队改编的暂61师组建为新7军。新7军在长春被解放军围困5个月，粮尽援绝，于1948年10月19日全军投诚，新1军在辽沈战役中被全歼。昔日抗日劲旅，国军王牌，至此灰飞烟灭，而许多官兵又转而参加了解放军。

　　 一、苏军出兵东北，国共争抢出关

　　 1945年8月9日凌晨，150万苏联红军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发起总攻。这一天中午，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0日，小日本hold不住了，裕仁天皇授意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此时在东北的关东军12日就已经被苏军打成了瘪犊子玩意，嚣张气焰早变成了剖腹自杀的沮丧流涕。8月15日中午，小日本天皇裕仁亲自读了一遍停战诏书，大意大家都知道的，无非是让在别人土地上撒野的小日本杂碎们放下那些比他们自己还长的三八大盖投降。

　　东北的日本人被赶走了，但不是国军也不是共军，而是那帮北极熊样的苏军干的。苏军的祖辈为占中国东北可没少流血流汗，今天总算一雪前耻，把日俄战争中丢掉的地盘又夺回来了。不过，尽管背着中国签订了分赃的雅尔塔协定，但苏联出兵也只可以获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还有也就是对大连、旅顺及其连接铁路的控制，没说把中国东北也给他。老毛子在东北窝着，到处撬东西，凡是能搬得动的，统统搬上火车运回北边的老毛子窝。如果东北这块白山黑水能拆，我相信老毛子也会说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然后搬上火车运回老毛子窝。国民政府派员交涉，他反而不知廉耻地让中国与苏联合作，共同开采和经营东北的矿藏。国民政府大员这点倒没做错什么，义正言辞地痛斥老毛子恬不知耻。可惜他老蒋家的主力还都在大西南窝着，没部队，东北怎么接收，接收了谁守。

　　你国军脚板子软，咱八路可都是铁脚板，咱也是国民革命军序列的部队，咱去接收。中共中央派遣十万大军轻装跑步进军东北，这主意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想好了的。抗日战争还没胜利的1944年11月，他老人家就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说了：“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八路军的铁脚板那的确不是吹的，到1945年底，十万大军基本到位，并在东北积极活动，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在重庆的老蒋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八路军一路向北狂奔，他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要知道，关外东北三省，小日本经营了14年，此时国共双方都没有任何力量在东北的，这时候铁定是谁先到就是谁的地盘，除非打起来。其实，老蒋不是傻老大，东北那旮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版图内算得上平静的地方就属它了。小日本的军工、民用厂矿都在东北，没受多大战火洗劫，只要接收了东北，那争天下的大后方就有了。

　　其实老蒋急啊，赶紧运兵东北。进军东北得经过华北和山东，那地方可是八路军的活动地盘，你想坐火车、汽车从咱地盘上过，然后去东北和咱抢地盘，那可不行。八路军如果要明着摆开架势打架，这时候抗日战争刚完，举国上下亟盼和平，何况国共两党还都在重庆商量着呢，这时候开打，那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引起公愤么？咋办呢？既然不能打，那让国军兄弟和咱们一样，走着去东北总行吧，这样公平吧！于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凡是国军过路的铁路、公路，“应积极组织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务使其不能乘车而必须步行前进”。中央指示一下，各解放区军民闻风而动，几天功夫，华北、山东非解放区的铁路扒得稀烂。抗战胜利了，大后方老百姓的也开始打点行装回乡了，可是公路、铁路被扒得稀烂的，怎么回啊。不久，一句认定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就传开了，“八路八路，就是专扒铁路”。

　　急也没有，赶紧运兵才是上策。1945年10月下旬，老蒋终于将嫡系13军2万多人用美军军舰运抵秦皇岛，全军全部美械装备。11月初，云南部队52军2万人也到了秦皇岛，该军非嫡系，所以是半美械装备，不过，但士兵都是参加过滇缅反攻的老兵，作战经验丰富。1946年1月，老蒋在美军第七舰队的支援下，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将新1军、新6军、第60军、71军、93军运抵秦皇岛、葫芦岛登陆。

　　新1军和新6军是中国驻印军，军长分别为抗日名将孙立人和廖耀湘。全美械装备，反攻缅北前两军主力新38师和22师在印度兰姆伽由美军教官训练达一年之久，后陆续整编又经缅北反攻日军战火洗礼，士兵均身经百战，战斗力极强，此时士气可谓旺盛得可以点火。尤其新1军威名赫赫，有“天下第一军”之称。八路军刚到东北，立足未稳，装备又极差，一人一杆枪都没有，有枪的一人一次也只有区区20发子弹，没枪的那也不能打仗的时候捡石头扔吧，于是一人给一颗手榴弹。就这装备，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硬是占了大半个东北，准备阻止国军入关。

　　 二、国军精锐挥师东北，民主联军屡退屡战

　　 想阻止蒋军精锐那不是闹着玩的，杜聿明指挥这帮头上顶着美式头盔，肩上扛着卡宾枪的中国大兵们一路向关外杀去。在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很快攻下山海关，出关向北与在葫芦岛登陆的国军会师。葫芦岛登陆的国军也很快就攻下了东北门户——锦州，民主联军根本无法阻挡国军向北推进的步伐。雪上加霜的是，苏联与国民政府有约在先，东北必须交接给国军。于是，靠铁脚板抢先进入东北占据了沈阳等大中城市的民主联军在苏军的威逼下只好撤到中小城市，国军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沈阳等大中城市。此时孙立人的新1军与其他国军配合下，势不可挡，一路高歌猛进，联军逐次抵抗。倒是火急火燎的廖耀湘的新6军精锐22师一部孤军深入，2月中旬时与民主联军吴克华部硬战一场。22师一部是66团和师教导营3000余人，进驻盘山县沙岭。吴克华想吃掉这支大胆深入的孤军，集中主力6个团（两个师）猛烈进攻沙岭驻军，六打一，外加俩旅外围警戒打援，猛攻一夜两天，未获大的进展。第三天清晨，22师两个营前来增援，吴部侦察人员居然数错人，弄错了情报，误报为两个团。一个团加一个营都没吃掉，再来两个团，拿什么吃呀，搞不好牙帮子都要啃坏，赶紧撤吧，吴克华只好将疲惫不堪的部队撤出战斗。沙岭之战，新6军22师仅伤亡674人，而吴克华部伤亡2159人，整个一赔本的买卖。看来虎口拔须光人多是不顶用的，还得有高强的武艺不可。

　　新6军算是威风了，廖耀湘在缅甸就喜欢和孙立人比，刚反攻缅北那会儿，廖耀湘指挥22师，孙立人指挥新38师，都是史迪威训练、装备出来的王牌部队。两人一路攻左，一路攻右，攻城拔寨，打的缅甸日军丢盔弃甲一路狂撤。论战果，二人应该不相上下，但孙立人虽脾气和廖耀湘一样大，但指挥作战，谋而后动，稳扎稳打，故官兵伤亡一般比廖部少。廖耀湘是典型的湖南蛮子，不管怎么打，能打赢就行，打仗拼劲十足，手底下的兵也是一个个打起来仗嗷嗷叫，凶猛异常，不是不喜欢动脑子，而是更喜欢直接抄家伙。新1军呢，我这主要写的可是它呀！此时新1军在梁华盛（孙立人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参谋长会议未归）的指挥下沿中长铁路向北进攻，步步为营，稳步推进，3月下旬分别占领铁岭和开原，随后又向昌图进军。新1军进入东北后一直是在“行军”，一路上根本没和民主联军怎么接触，要么一接触，联军见这么个硬茬子，又没有孤军深入的傻大兵，有也不想打，不想再做赔本的买卖，沿途逐次抵抗，放几枪也就撤了，伺机日后逮着机会再狠狠咬上一口。

　　 三、新一军高歌猛进，林彪且战且退死守四平

　　 机会终于来了，1946年4月7日，新38师进至昌图西北的兴隆岭一带，而此时梁兴初的1师、黄克诚的3师8旅、万毅纵队共12个团的兵力集中在此，准备迎击强敌。按兵力对比计算，12团对1个师（3个团）是四打一，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军事主张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优势兵力是个什么概念，一般而言是要是自己的兵力达到绝对优势，以1946年11月的新开岭战役为例，毛主席看到战役报告后总结经验说：“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二十五师（3个团）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显然，四打一是符合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原则了。8日傍晚，民主联军发起攻击，在这种兵力的攻击下，新38师显然只能采取守势，经过一夜激战，新38师一个加强连被歼。算是狠狠地咬了这王牌师一口了。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联军迂回包抄的两个营出发后迷了路，结果对自己人一阵狂打，造成不小伤亡，新38师反而得以从容撤出战斗。4月15日，联军围歼71军87师，新38师挺进四平，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该师攻势很猛，联军一纵2师不惜重大伤亡阻击3天3夜，基本达到阻敌快速推进的目的后迅速撤出了战斗。4月18日，新38师推进到四平西郊。毛主席命令林彪死守四平，为此时还在继续的国共谈判增加筹码。林彪明知四平很难守得住，但上面下了死命令，守不住也得守。这是一场为政治谈判打的仗，而不是为了实现军事目的。因此，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战役，林彪调兵遣将，集结了8万人的部队。四平是座小城，因两条铁路交汇而成战略要地，此时是东北粮油集散地。四平几乎无险可守，对于装备极差，训练无素的民主联军来说，守四平将付出巨大伤亡。

　　4月18日，攻击到了四平西郊的新38师继续猛进，向四平飞机场一带展开进攻，白天攻击顺利，联军伤亡较大。到了夜间，1、2师想趁黑与敌夜战，夺回阵地。1、2师是联军里的老部队，战斗力最强，有强于夜战的传统。不过，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其实新38师也是夜战好手，在缅甸经常出奇兵迂回包抄日军，夜间突然攻击，日军猝不及防，据点一一被克。1、2师摸了一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拂晓时终于在机场附近与他们交上火，天渐渐亮了，本来搞突袭劫营的联军这时完全暴露在国军的炮火之下，又没有可依托的工事，没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亏，于是主动撤回了原来阵地。同一天，新1军新30师对鸭湖泡的联军阵地发起攻击，攻击三次都没有突破，第二天，调整攻击位置，用炮火猛轰联军防守薄弱处，撕开了一个口子，联军见势已难以固守，便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撤了。4月20日，四平攻守战的第三天，新1军新50师攻占了四平西南的一座坚固的小红楼。晚上，联军又去劫营，谁知这新1军与别的国军不一样，居然不顾疲劳，攻下阵地后立马就抢修工事，联军一个连冲上去被密集火力扫射，伤亡近百人，劫营又吃了大亏。几日激战，双方均有不小伤亡，但国军显然占了上风。郑洞国为求稳起见，在26日停止攻击，向沈阳的杜聿明请求增援。四平攻守战的第一阶段结束，郑洞国等待援军，林彪也忙着增兵完善工事，双方进入对峙阶段。

　　在东北，新1军是国军里装备最为精良，训练最为有素，作战经验最为丰富，士气最为旺盛的部队。而联军却没有几个是老兵，打仗只知道向正前方射击，不懂得组织交叉火力网，也不懂得保养枪支。抱着机枪不要命的打，结果枪管过热发生故障不能使用，步枪打完仗也不擦拭上油，结果被尘土蒙住打不响。联军又是游击惯了的部队，根本不懂怎么打正规的攻坚战、防御战，步兵、炮兵以及机枪支援火力之间几乎各搞各的，配合极差。当然，联军那装备，也根本没有固定的火力配备，几门迫击炮那个阵地打几发，这个支援几发，轻重机枪少的可怜，步兵冲锋时基本起不到有效的火力掩护。相比之下新1军步炮协同非同熟练，步兵边前进攻击边发出信号给炮兵，让炮兵攻击有威胁的火力点，同时轻重机枪、冲锋枪及时掩护。因此，联军尽管顽强，但每战无论胜负，伤亡均大于国军。不过，国军并不是没有弱点，两军短兵相接白刃战，炮兵及机枪火力无法发挥作用时，国军就很难占到便宜了。因为，联军是习惯了没有重武器掩护的冲锋的，加之扛着的步枪是小日本超长的三八大盖，加上刺刀起码1米68，比一般士兵还高些，而国军却是又轻又短的美国卡宾枪，看着人家比人还长的家伙，当下就怕了三分，加上没了火力支援，顿时乱了阵脚，拼起刺刀来显然不是联军的对手。

　　27日，毛主席电告林彪继续死守四平，要化四平为马德里。

　　28日，毛主席再次指示林彪，从长春及南满调集生力军，如有把握就击溃新1军或歼灭其一大部，没有就以后还有机会。

　　29日，林彪委婉回电，伤亡太大，照这样打下去，不但不能消灭新1军，反而搭上自己老本。

　　对峙期间，国军忙着加固工事，防止联军反击，同时采取近迫作业，大挖交通壕接近联军阵地。有的交通壕都挖到离联军阵地50米处，连对方说话都能听清楚。联军也不能趴着看热闹啊，组织神枪手，对挖沟的国军放冷枪或扔手榴弹，袭扰国军。5月6日，联军7师炮兵旅2团拉来9门大炮，对着国军阵地一顿猛轰，国军吃亏不小，立即还以颜色。两军炮战两小时，互有伤亡。有炮兵来撑腰，7师飘飘然起来，想趁黑去摸新38师的阵地，打击下这“天下第一军”的骄傲气焰。结果与1、2师一样，摸了一夜，找不到新38师的人，天亮时反而被人家发觉，轻重武器齐开火，形成交叉火力网，劫营的7师官兵躲得了左边躲不了右边，伤亡1000多人，吃了大亏，士气大降。林彪一看，火气大盛，说这是游击战习气的恶果。游击战对付战斗力不强、军心涣散且在运动中的敌人最有效，一击即溃，对付训练有素、士气旺盛且有坚固工事依托的强敌却只会损兵折将。显然，这对7师来说是个深刻的教训，以往捡软柿子捏惯了，又没向吃过亏的兄弟部队取经，以为新38师跟其他国军一样，结果比兄弟部队还惨，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当时死守四平的民主联军伤亡很重，5月3日林彪对毛汇报联军情况，说：“近一月来的战斗，每旅皆伤亡一千数百人，战前连队原不充实，目前缺额更大。”此时国军已攻破本溪，廖耀湘新6军前进叶赫，迂回四平右侧，陈明仁71军向八面城前进，包抄四平左侧，新1军居中，任主攻，孙立人已回国指挥自己部队。为防包抄，联军只好延伸防御正面，防线不断向两翼伸展，长达100多里。战线拉长，林彪动用了所有可以参战的二线部队，仍感到兵力不足。显然，四平再守下去，联军很可能会被围歼。

　　5月14日，廖、陈兵团左右迂回并进，孙立人指挥新1军猛攻四平，四平之战已到了决战时刻。5月15日，联军已与国军三大兵团接触交火，右翼廖耀湘部进展神速，首克威远堡门，廖耀湘以为击溃3纵主力，决定全军全力推进，大胆深入。联军3纵连续行军作战，疲惫已极，根本没料到新6军追击如此之快。在火石岭子，三纵在公路两侧山头上修工事，以为廖部还没跟上来，居然也没派警戒，谁知新22师已经到了眼皮底下，3纵被打一个措手不及，急忙向四平方向撤退。新6军冲破了3纵的防线，进入四平右侧，连林彪都没料到会这么快。17日，新6军已推进到哈福屯，与新1军50师对四平外围制高点塔子山形成三面包围。正面的三道林子阵地没有被新1军突破，但一旦塔子山失守，廖耀湘实现完全迂回，那联军将被包围在四平城内。18日，塔子山守军伤亡殆尽，阵地失守，林彪知四平已不可守，命令全线撤退，当夜全军撤出四平。19日清晨，新1军准备炮火，但四平已是空城。四平之战历时一个月，联军不敌，伤亡惨重，被迫撤离。经过与新1军近1个月的较量，联军发现这个对手非常难对付，新1军一个师完全可以对付自己一个纵队（辖3个师）。不久，联军里一句顺口溜就传开了，“只要不打新一军，敢打中央百万兵”。

　　四平战后的民主联军元气大伤，主力受到重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已经失去战斗力。而杜聿明居然也改变了原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打法，命令新6军等机械部队大胆分兵并进，穷追不舍。很快国军就连下公主岭、长春两大重镇，并向长春铁路两侧迂回扩张，想把联军全部堵截在松花江南岸予以歼灭。联军被国军这一反常打法搞懵了，往常国军可不是这样追着人家腚穷追猛打的，结果本已失去战斗力的联军再遭重创，许多部队被打散，团不成团，连不成连。而之所以会这样，只有林彪才知道，因为四平撤退时他的作战科长就失踪了。林彪的作战科长，那是东北民主联军总指挥部的机要人员，他的职务让他可以知道整个东北联军的情况，甚至很多情况他先知道林彪才知道。这位仁兄名叫王继芳，四川人，参加过长征，抗大毕业，联军守四平时看上了当地一位小地主的漂亮女儿，二人坠入爱河。联军撤退时他舍不得离开热恋的女友，加上联军兵败，他深知林彪很可能再也打不回来了。于是携带大量机密文件投降了杜聿明，他的投降，才有了国军大胆追击的反常打法，而这一后果是，撤退的联军损失不啻再打一个四平保卫战，甚至更加严重。林彪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哈尔滨守不住就撤到黑龙江农村去打游击。

　　 四、新一军分兵扼守，联军三下江南

　　 1946年6月7日，国共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一直到10月份东北都没有什么战事，民主联军总算能喘口气了。自出关以来，民主联军就一直在抢地盘，没有建立根据地，刚开始占了大半个东北，如今70%的地盘又都是国军的了。中共东北局意识到，再不建立根据地，民主联军恐怕将被赶到老毛子窝去。于是，出关的老部队带领新部队进村下屯，打土豪，剿胡子，斗地主，分田地，忙得不亦乐乎。很快，民主联军“我们要在东北建立一个家”的愿望就基本实现了。但部队确实元气大伤，兵力有所减少，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整编后统计，总兵力为324000人，比四平之战前稍少。

　　1946年10月，国共东北战场重新开战。杜聿明考虑到松花江尚未封冻，进攻北满困难较大，南满为自己后方，且联军力量相对较弱，决定以“南攻北守，先南后北”为方针，调集重兵围攻南满。南满面临巨大压力，除了新开岭一役全歼国军25师外，南满联军步步后退，大小城市几乎丧失殆尽，最终仅剩下长白山区和鸭绿江边的四个县和两道大沟的地盘。许多部队、干部和伤员要么撤入国民党与苏军划定的非军事区“关东州”（关东州乃弹丸之地，位于旅顺、大连以北，东西长不过四十里，南北宽不过五里，一枪都可以打透，但苏联默许民主联军进入而明令国军不可擅闯）；要么干脆撤过国境到了朝鲜，金日成还算够哥们，安置伤员，支援物资，可谓雪中送炭，难兄难弟。国军如此大开杀戒，联军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陈云主持南满制定策略，一，“北、西、东满能牵制当前敌人”；二，“北满给南满一万吨粮食，送到图们以济万余伤兵及几千后方部队机关”。

　　南满等地战火纷飞，北满却没有什么动静。这是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新1军新38师守在北满的最前沿松花江边，按新1军的实力，无论是守还是攻，都应该没问题。问题是军队是个靠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的作战集体。就像一台很精良的机器，如果拆成四五块，它每块再好，这部机器也开动不起来，发挥不了作用。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是如此，过分分兵就有被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危险。偏偏杜聿明又脑袋发热，把新1军拆的七零八落，居然分兵到一个营守一个要塞的地步，这样做等于告诉民主联军，我们已经分割好了，你们来包围吃吧。话说新38师113团1个营及后勤部队约700人就被杜聿明撂在松花江畔的其塔木以作江防要塞，防守联军南下松花江南。这是围点打援，甚至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绝好机会，精明成精的林彪怎么会放过，同时又可以支持南满的保卫战，牵制国军，一举两得。1947年1月5日，林彪命令北满联军战斗力最强的1纵悄悄摸过冰封的松花江，进攻其塔木要塞。1纵下辖3个师，1、2、3师，看编号都知道是最老的部队，身经百战。3个师的分工是，1师对付其塔木西南方向九台的国军援兵，2师阻止其塔木以南乌拉街方向的援军，3师主攻其塔木守军。一个师围攻一个加强营，绝对的集中优势兵力，显然林彪对新38师这样的王牌师没有小看。新38师113团赫赫有名，在第一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即将全线溃败之际，113团在孙立人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对仁安羌的围困，解救了7000英军和500欧美记者及传教士，创造了举世皆知的“仁安羌大捷”。其塔木守军是113团所属的一个营及部分后勤部队，营长刘志高。

　　1月6日黄昏，联军3师对其塔木发起攻击，8团1营1连作为第一波攻击，他们很快就用炸药包破坏了要塞外围的三道铁丝网鹿砦，不过由于外围地形开阔，新38师又是训练有素，能攻善守的精锐部队，修筑的工事及火力配置非常完善，当1连拿下第一个地堡时全连只剩下30多个人，而守军又迅速展开反击，5次反击之后，1连已经只剩下10多人，不可能再进攻。2连和3连也同样遭到守军优势火力的沉重打击，伤亡很大。双方为每一个地堡每一间房屋反复争夺，联军战士虽有不少老兵，但战术素养终究不如与日军较量过无数次的新38师官兵，3个连均伤亡惨重，被迫停止攻击。第一天的战斗，3师8团尽管顽强，但伤亡惨重，显然没占到什么便宜。第二天早上，打了一夜的8团官兵极为疲劳，天冷不能露宿，全团的人都挤在五个院子里睡觉。新38师就是新38师，王牌师就不是吹出来的。激战一昼夜，双方都极为疲劳，且新38师兵力处于劣势，但作战意志丝毫不逊于联军。发现8团的致命错误之后，立马进行炮火攻击，8团顿时陷入混乱，几个院子的官兵几乎成了活靶子，伤亡殆尽，且阵地丢失，一门山炮也被守军夺去。3师领导见状，极度愤怒，如此大亏，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命令7团投入战斗，并打算夜里以三个团的兵力一窝蜂冲上去火拼了这伙难对付的国军。夜战，联军多次吃过新38师的亏，这次似乎也没有发生例外，三个团的兵力在巷战中无法展开，与守军僵持了一夜也没有什么进展。

　　林彪一直在密切注意着这场战斗，他知道，尽管新38师分兵把守，兵力分散，力量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可小觑。见其塔木两昼夜都没攻下来，着急啊，不过，这也刚好可以吸引国军增援，从而可以伏击援敌。新38师113团主力两个营驻扎九台，其塔木一营守军在联军发起猛烈进攻之时就开始请求增援。113团团长王东篱率团属其他两营及九台保安团两个中队向其塔木进发。对于113团来说，解围战太熟悉了，几乎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仁安羌大捷就是这么打出来的。显然他们对联军看得太轻了，王团长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与其塔木通话的时候居然把自己的出发时间以及行军路线都告诉了其塔木守军。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恰好联军的侦察小队监听到了他们的通话。1师于是在其必经之路上的刘麻子沟伏下口袋阵，专等他们入瓮。1月7日中午，113团开始接近伏击圈。一路上，王团长也还算小心，五辆装甲车开道，用机枪火力不断试探路边山坡上有无伏兵，并不断对公路两旁的山头进行炮火试射，同时派出尖兵搜索两侧山地。一纵1师是林彪手里的王牌师，装备与训练水平也许不如新38师，但是作战意志之顽强绝不在新38师之下。1师官兵很早即进入伏击圈，把自己埋在深雪中，一直趴了23个小时才等到113团这条大鱼。要知道，此时正是隆冬时节，东北气温零下三四十度，在野外趴一昼夜那需要什么样的意志。这场伏击战让人想起了几年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长津湖血战，美军陆战第一师也是在这种酷寒环境下被围，几乎全军覆没。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作战意志之顽强。

　　为了能捉住这条大鱼，1师也是倾巢出动，1团主力埋伏两侧山地，2团担任正面攻击，3团断敌后路。113团进入伏击圈后，1师3个团突然开火，猝不及防的113团仓促应战，激战3小时，113团完全被击溃围歼，伤亡240人，被俘868人，团长王东篱在混战中被联军的一位班长击毙，当场阵亡。而1师仅伤309人，阵亡66人。这可以说是联军自与新1军交手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1月8日，其塔木被围的第三天，自德惠来援的新1军第50师150团已被联军六纵的16师包围在焦家岭激战一昼夜。第二天，16师又苦战一昼夜伤亡500余人仅拿下150团阵地的一间房屋。六纵只好再调来18师的一个团前来助战。9日一天激战，双方均伤亡巨大，但毕竟联军兵力充足，各团轮番上阵，150团弹尽无援，疲惫已极，黄昏时开始突围，被16师追歼一部分，另一部残兵逃出不远又被六纵17师截住，全军覆没，团长被俘。此时的其塔木守军仍在顽强固守，但已知援军深陷重围，不可能有援兵来了。黄昏时分分散突围，联军始料未及，守军总算逃脱一部分。最终该营守军伤亡456人，被俘102人，而联军3师也付出沉重代价，伤856人，阵亡201人。至此，新38师113团几乎全军覆没，这支曾经让日军闻之色变的抗日劲旅败于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土八路。尽管战场上只有一个赢家，不过，出色的对手总能赢得获胜者的尊重。联军在与新1军的交手中懂得了尊重他们的劲敌，他们说“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显然就是对于劲敌的敬意。

　　当然，有人会认为，新1军的失败，是因为联军仗着人多欺负人，不公平。但战场交手，并非个人单挑，凭的是智慧、勇气与意志，而不在于人多人少，只要能达到战略目的，就是打赢了就是胜出者。新1军将士不缺乏勇气与顽强意志，但由于主帅杜聿明战略上的某些失误，将新1军如此精锐的部队分散部署，分兵扼守各处交通要道，兵力稀少，相互支援困难，宛如站岗放哨的交通警察，怎能不被铁脚板的联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当然，联军的胜利来之不易，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付出比国军高出数倍的伤亡才获得的。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六的胜利是不应是长久之计。联军必须改善自己的装备，提高部队训练水平，才能真正成为一支胜利之师。

　　2月，民主联军二下江南，国军兵力不足，守卫各据点害怕被围歼，哈拉哈之88师，农安之第50师148团、九台之新38师纷纷收缩兵力向长春撤退。而守卫在德惠的新1军50师两个团未能及时后撤，林彪得知这一情报后，命令六纵及独立2师再配属三个炮兵团围攻德惠。2月27日，六纵诸师完成对德惠的包围，三个炮兵团的80门火炮居然平均分配，德惠四面各20门。扯淡的是，独立2师两个营于28日下午在18门火炮掩护下先后突入德惠城内。但正当部队继续向守军阵地冲锋时，炮兵的炮弹打光了，无法提供掩护，守军抓住机会炮火反击，同时实施反冲锋，突进去的两个营几乎全部报销。战斗持续到3月1日，双方激战不歇，阵地反复易手，但六纵终不能突破守军防御阵地，反而伤亡巨大。此时，悍将71军军长陈明仁率辖下87、88两个师和保安部队前来增援。林彪见德惠三天都没攻下来，而国军又大举增援，一旦与陈明仁交火，想脱手就难了，说不定还会被反包围。2日下午，林彪命令六纵这帮打蛮仗的家伙赶紧撒丫子撤回松花江北去。二下江南之德惠一役，民主联军集中4个师（12个团）围攻新1军两个团，六打一，没占到便宜还吃了大亏。

　　民主联军两次下江南，一胜一负，付出重大伤亡取得歼灭“天下第一军”新1军新30师89团、新38师113团、第50师150团三个团及其他国军数部的重大胜利。

　　经过德惠之战，孙立人、陈明仁决定乘胜追击，越过松花江直捣北满民主联军。不过，联军虽在德惠吃了大亏，但不至于伤了元气。但孙立人从来没吃过这么大亏，报仇心切，一心要与联军决一死战。孙陈二人各派出一个团出击松花江北的联军根据地。杜聿明见他们如此胆大冒进，急令回撤。林彪是什么人物，打嘴边过的肥肉还会让它溜走么，追歼。陈明仁的一个团被追上，陈率师解围，林彪故技重施，拔点打援，吃掉了这个团。正当联军想要扩大战果时，杜聿明急调新6军、13军北上增援。林彪知道这种仗不能打，见好就收，三下江南结束，虽然战果不大，却也总算挽回了二下江南不利的面子。

　　 五、民主联军展开夏、秋、冬季攻势，新一军再遭敌我蚕食，已非昔日抗日劲旅

　　 1947年5月，民主联军展开夏季攻势。经过三下江南的打击，新1军战斗力下降，士气也随之深受打击，对民主联军的进攻一般采取守势，无心亦无力再凶猛进攻了。更令这支劲旅心寒的是，早在4月份他们最信任、最尊敬的军长孙立人就被杜聿明撸了，新1军军长由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新38师师长李鸿任副军长。自5月13日起，北满联军六纵在松花江南岸攻城拔寨，无往不利，14日，驻守老爷岭的新38师112团在团长张之杰的率领下经小丰满向吉林撤退，在路上被六纵17、18两个师设伏，苦战不敌，伤亡惨重，一部分官兵突围不远又被东满独立师堵住，3个师的重兵伏击堵截，再牛掰的一个团也兵力悬殊，不可能扛住被围歼的悲剧。最终，张团长战死，112团大部被歼，仅有极少数幸运儿漏网，逃回吉林。至此，新1军下辖的三个精锐师均遭重创，新30师、第50师各损失一个团，而战斗力最强的新38师损失两个团，且两位团长均阵亡，两团即便重建，精锐之师也不可能再精锐。新38师总共三个团，113团最有名，最早被灭，112团也是能征善战的部队，但也逃脱不了被灭的命运，如今仅剩下114团没有遭遇重大伤亡。在新38师里，114团是孙立人税警总团的老底子，税警总团老兵最多，后来在贵州整训，又把学兵团合了进来，因此，114团官兵的整体文化教育水平较另两个团高。也是孙立人最为倚重的部队，在第一次入缅作战和反攻缅北的诸多战役中，114团不是刀锋就是中军，战功最为卓著。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时，蒋介石原本任命新38师副师长唐守治为师长，但孙立人不同意，力争要由114团团长李鸿继任。可见，李鸿及其114团在孙立人心目中的地位。1947年9月，杜聿明病倒离开东北，陈诚接掌东北军政大权。陈诚一上任就开始整编东北国军部队，扩编一系列的部队。新38师因是孙立人的嫡系，不听他的，他便把新38师踢出新1军，让新38师与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编的暂56师，及由东北地方保安部队改编的暂61师两支超级杂牌组建为新7军。把新1军军长李鸿拉出来任军长，然后又让新7军驻守长春。李鸿名义上是军长，其实也就能指挥新38师，另两杂牌师都听他们师长的。在长春，新38师112团、113团重新组建，112团团长由威名赫赫的李克己出任，113团团长由曾长云担任，114团原团长彭克立已升任副师长，团长由陆心仁担当，副团长袁启俊，此时新38师师长是112团的老团长陈鸣人。

　　新1军没了新38师，没了孙立人，就不可能再是“天下第一军”了。而新38师也因被民主联军蚕食掉两个团，元气大伤，又遭陈诚整编，流放，新38师已不是昔日的抗日劲旅。

　　 六、东北解放军围困长春，新七军投诚；辽沈战役国共大会战，新一军全军覆没

　　1948年3月13日，东北解放军攻克四平，冬季攻势结束。如今的东北野战军越打越强大，已发展到12个纵队（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军，辖3个师），17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共53个师，75万余人。而此时的国军在东北的兵力只有55万人，地盘也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城市，已经被分割包围成几片孤立的据点。其中最危险的是长春，离沈阳很远，铁路交通已被切断，武器物资补给全靠空运。而长春有近10万守军，就是被陈诚流放的以新38师为主干的新7军，以及云南兵60军。空运对于10万大军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4月，林彪向毛请示打长春，毛并不同意这种战略，他希望先打锦州，然后关门打狗，全歼东北国军。林彪则觉得困难太多，还是先打长春比较有把握。最终毛还是批准了先打长春的方案。于是，林彪先在长春外围部署5个独立师，监视和相机包围长春，并准备以9个纵队的兵力攻长春。

　　郑洞国此时被卫立煌派遣至长春担任兵团总司令，指挥新7军和60军。5月，郑洞国发现长春四周的共军活动频繁，解放军部队源源不断开来，他判断共军很可能会进攻长春。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住与沈阳唯一的联系通道——飞机场，同时尽可能多囤积粮食，以备长期固守。于是，新7军新38师主力、暂61师以及60军182师攻击长春西北60里外的小合隆镇，构筑工事，守卫此地的大房身机场，同时出击四乡八村搜集粮草。林彪得知长春守军出城了，高兴的不得了，你窝在碉堡里奈何不了你，出来了就要听我野战军的了。命令一纵、六纵前去切断新7军后路，夺取机场。六纵16师47团半小时即全歼暂56师师部、一个团部及守军300余人，占领大房身机场。郑洞国得知机场丢失，急命新7军副军长史说指挥新38师两个团反击。新38师反击初有成效，步步逼近机场，双方正殊死酣战之时，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杀到，担任新38师右翼掩护的暂61师根本挡不住野战军的猛烈进攻，很快被击溃。史说非常着急，一纵已逼近师部，师部官兵劝其后撤，史说心想，他一撤，前方两个团很可能就被解放军包了饺子，那新38师就完蛋了。他决定硬拼了，一面喝令炮兵压制解放军，一面让后卫团火速增援，他知道，暂56师、暂61师那帮瘪犊子玩意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但师部官兵斗志已动摇，史说又气又急，命令卫士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吼：“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见主官如此，其他官兵于是奋力抵抗解放军的围攻，很快后卫团就赶了上来，冲开了解放军的包围圈，史说立马收缩兵力撤回长春。这场恶战，新7军之暂56师两个团被歼，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暂61师损失两个营，唯有新38师未受大的损失。论整师作战，解放军仍然奈何不了新38师，但毕竟新7军不是新1军，新38师独木难支，其他两个杂牌师根本不能依靠，一旦大兵团作战，新38师必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地。

　　战后，林彪听取一纵、六纵战斗汇报，眉头紧锁，此战虽胜，但自己也伤亡不小，可见长春守军实力仍不可小视，尤其是新38师，这次战斗，野战军几乎没占到什么便宜。林彪认为，此时硬攻长春，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没有必胜把握。于是，林彪决定先重兵围困长春，相机攻城。5月30日，东北解放军总指挥部命令，围城部队严密封锁长春，堵塞长春近郊一切道路，严禁粮食和长春百姓出城，强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而此时长春城内约有40万人，其中10万为国军及军属，还有部分党政人员，也就是30万百姓也将陪着10万国军守在这座“死城”里而不得出城。

　　6月5日，东总发布围困长春的指示，其中有一项不地道的规定让长春城内的百姓遭受了灭顶之灾。其文摘录如下：

　　“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但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殴打及开枪。”

　　围城一开始，长春城内的饥饿就开始蔓延，郑洞国对市内百姓的存粮做了一个统计，只能维持到7月底，8月就没有粮食了。军队虽然囤积了较多粮草，但越吃越少，原本空运至少还能帮上杯水车薪，如今只能空投，受解放军防空炮火的威胁，运输机不敢飞低，到了长春上空，乱投一气，本来就少，结果一半还飘到解放军阵地上去了，空投变成了投空。最惨的是穷苦百姓，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两三个月的存粮，有这么多粮食的人不是地主就是有钱的商人，所以，其实他们的粮食根本坚持不到7月，很多人围城一二十天就断粮了，没得吃就逃，偏偏国军封城不让出，即便出去了，解放军还堵回来，那怎么办，只有偷抢，偷抢都不行了就吃树叶，吃草，。到了7月份的时候，长春的树木都光秃秃的连皮都没了，都被吃了。然后呢，吃死人肉，当时城里居然有人卖人肉，郑洞国抓了一些枪毙，以示警戒。但很多人实在饿的不行了就躺在家里死了，全家死光的很多，最终长春的确变成了一座“死城”。到8月初，郑洞国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下令疏散市民出城，骗他们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放卡子”，出城时，守军挨个搜身，带的粮食全部没收，然后出了国军防线就不准再回城。其实，谁还想回城，回城死路一条，出城说不定还能活命，那八路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吗？饿成这样了，总会给口饭吃吧！出了城，到了解放军关卡，却并不放行，还劝你回去，回去，国军也不让回去，何况就是回去了也活不了啊。很多百姓苦苦哀求站岗的战士放他们出去，很多战士不忍心，就放了些。上级领导知道后，严令不准放行，于是，出了城的百姓就拥挤在解放军与国军防线之间的“真空地带”里，进退两难，很多人就冻死饿死在这里。据战后长春人民政府统计，“真空地带”里掩埋的难民尸体约8万。后来，真空地带里的难民越来越多，解放军就先放行带枪的人，因为带枪的人很可能是逃兵，这样可以瓦解城内守军的意志，导致更多的逃兵出现。难民不能放，许多难民绝望了，就拿根绳子在解放军卡哨上吊，士兵于心不忍看不下去，但军令总是如山。直到一位地下党员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告指出，这是违反党的群众政策的，东总领导们才幡然醒悟。9月11日，电令围城领导放难民出卡子，同时疏散安置救济，不使出城的难民不再死去，或者少死。藉此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但城内百姓饿死全家的很多，战后解放军清理这座“死城”，很多房子里的炕上躺着全家人的尸首。最后长春人们政府统计，围城以后，饿死冻死的长春市民总计12万人。

　　驻守长春的国军因囤积了粮食，几乎没有饿死的士兵，但军粮也仅够维持不饿死。因为，守城官兵每人每天的定量是3两大米，3两高粱，加少量的豆饼、酒糟。待遇最好的新38师每人每天多得3两大米（旧制称，16两一斤）。因此，士兵们不可能吃饱，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两腿浮肿。很多士兵实在无法忍受，偷偷携枪装成难民当了逃兵。10月6日，郑洞国想重新夺取机场，恢复与沈阳的空中联系，派出新7军新38师，暂61师，60军182师兵分三路出击大房身机场。新38师攻到机场附近时，解放军抢在他们攻占机场前把跑道炸得稀烂，跑道坏了，占领机场也没有意义。此时，已与解放军有起义接触的60军军长曾泽生不肯再打下去，要求撤回城内。李鸿看部队战斗力大减，士兵根本没力气冲锋，再打也是送死，也说要撤。8日，出击部队又全部撤回了城里。10月16日，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突围，郑决定18日全军突围，17日，与解放军达成投诚协议的曾泽生宣布起义，此时，新7军上下对于突围没有信心，副军长史说觉得也只有起义投诚一条活路了。10月18日，新7军与解放军谈判投诚，10月19日，新7军全军放下武器投诚。10月27日，辽沈战役最后时刻，廖耀湘指挥的东北国军全线溃败，新1军全军覆没，军长潘裕昆逃脱。

　　新38师这支昔日威名赫赫的抗日劲旅，国军王牌，最终以投诚这样一种方式走向了陨落，不过对于新38师全体官兵来说，内战的确不值得他们去牺牲，抗日如果他们投降那是亡国奴，但内战投诚，他们仍然是中国人。

孫立人（1900-1990）：清華精英，弗吉尼亞軍校畢業，抗日名將，半生軟禁，五大主力之新一軍軍長，長春警備司令，台灣陸軍總司令。
　　
　　1914年，孫立人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校(當時係留美預備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讀完4年中學課程後，轉入高等科專攻土木工程學。當時清華的畢業生都可以用庚子賠款官費留美,所以清華學校在全國各省招收的學額也是按當初各省繳付庚子賠款的多少來分配的,孫將軍回憶1914年安徽省的學額為5個,而報考的人上千。
　　
　　孫立人將軍喜愛運動,當年在清華讀書時,曾任校籃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隊長，尤其擅長籃球，曾於1921年入選中華籃球代表隊，參加在上海舉行的遠東運動會，並奪得籃球冠軍。
　　
　　1923年，孫立人前往美國,就讀於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土木工程係,除了學費，每月還有80美元的生活費，過日子是很寬裕的，但他平時很節儉，每月省下30美元資助他的一位自費留美的朋友，他在清華畢業時，相當於已經攻讀完了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所以普渡大學隻再讀兩年就於1925年畢業，獲工程學士學位，並獲得工程師開業執照。孫的學業成績是相當優良的。

孫立人的生母在他隻有五、六歲時就去世了。
　　
　　孫立人9歲時，隨父居青島。一天在海邊玩耍，撿到一塊美麗的海花石，一個德國孩子過來要，孫不給，結果被該德國孩子的大人打了兩記耳光，幼小的心靈對半殖民地的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淩辱有了深刻的體驗，立下了長大後從軍報國的誌向。可是他的父親不允許他學軍事，所以孫隻好作罷。
　　
　　到美國之後，孫從軍的誌向未改，所以在普渡大學畢業後，他向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提出申請，申請官費就讀費吉尼亞軍校。費吉尼亞軍校是美國南部的著名軍校，成立於一八三九年，曆史悠久，和北方的西點軍校齊名，尤其受到貴族的親睞，由於南北戰爭中南方戰敗，西點軍校的名聲才漸漸超出了費吉尼亞軍校。
　　
　　在等申請結果的時候，他已經在美國的一家橋梁工程公司謀到職位，任見習工程師，月薪有近兩百美元，日子過得很愜意，還買了汽車。可是申請一批下來，他就立刻辭職，把車也賣了，入軍校過艱苦的生活去了。一到軍校，接待他的另一位高年級中國學生一見麵就指責他，說他既然已經官費留學獲得了學位，不應該再申請官費來讀軍校，豈不是擠了別人的名額。
　　
　　批準孫的申請的是施肇基大使，施肇基大使一貫善於發現人才、愛惜人才。施肇基一生為中國外交貢獻頗多，他最大的貢獻，是公派出國考察時，不是遊山玩水吃喝嫖賭，而是認真地為國家留意人才，1910年冬，在哈爾濱，大規模急性傳染病在中國人和俄國人中間流行，死亡率極高，當時任清外務府右丞的施肇基舉薦細菌學專家伍連德去東北防疫，成功的防止了肺鼠疫在中國的爆發。後來孫立人在費吉尼亞軍校畢業後，又是得到施肇基大使的批準，官費去歐洲英、法、德等國考察軍事幾個月。

孫回國後,從軍並不順利,並不是因為他能力差,而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講關係的地方,留美軍校生遠不如黃埔、保定以及留日士官生吃得開。
　　
　　後來他得到宋子文的賞識，出任稅警總團四團上校團長，1937年在鬆滬抗戰中受重傷，全身中彈片十三處，宋子文得知後，用自己的汽車把他送入上海租界中的醫院救治，後來上海失守，撤退前宋子文怕孫留在上海的醫院有危險，特地派自己的弟弟宋子安護送孫立人去香港就醫，還送給孫一千五百塊錢。孫未等傷痊愈就出院，臨出院時自己隻留了兩百塊錢，其餘的都送給醫院裏其他的受傷官兵了。

孫將軍率新三十八師出征緬甸時,以"藍鷹"為師徽,製成臂章,配戴在官兵肩上.
　　
　　一九四二年,孫立人將軍由印度回重慶述職,其間有一天晚上,抽空觀看了山東省立劇院的演出,十分欣賞,邀請他們赴印度從事宣傳和勞軍工作,當場有很多人自動報名,後來這些人在新三十八師政治部下成立了劇團,名字就叫"鷹揚劇團"。
　　
　　新一軍在印度接受美式整訓時，孫立人從國內招了大量的大學生，來新一軍從事翻譯、通訊、後勤、醫療工作，當時有幾十個醫學院的學生，來了之後就在美軍的野戰醫院學習工作，美軍的野戰醫院就是賓西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野外實習醫院，很多美方醫生都是著名的教授，醫學院的學生在這裏能力提高的非常快，很多人日後成了專家，其中有一位日後還成了西安交通大學的副校長，是我國著名的醫療器械專家。
　　
　　抗戰勝利後，孫立人的新一軍進駐東北，當地的年輕女性都以嫁給新一軍中的年輕軍官為榮，新一軍軍官中，很多人都是大學生，還有不少留學生。
　　
　　1946~1947年，林彪曾幾次試圖攻打長春,都被孫擊敗。

1947年，孫立人卸任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和時任東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關係一直不太好。
　　
　　早在1942年2月，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下轄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孫立人任六十六軍新三十八師師長，杜聿明任中國遠征軍副司令兼第五軍軍長。中國遠征軍司令為羅卓英，但實權都掌握在杜聿明手裏。
　　
　　4月17日，西線英軍步兵第一師及裝甲第七旅約七千餘人被約一萬日軍包圍在仁安羌，糧盡彈缺，水源斷絕，陷於絕境，英軍統帥部要求中國遠征軍出兵援救。
　　
　　中國遠征軍司令部於是下令，要孫調派一團人，交由英軍將領指揮，立刻向日軍發起攻擊。孫認為此命令實在荒唐，以一千兵力攻擊近一萬日軍，且指揮官和部隊互不熟悉，豈不是讓該團白白送死。於是他親自趕到遠征軍司令部找杜理論，結果杜不在，隻找到參謀長。孫向參謀長據理力爭，希望修改命令。參謀長無奈，隻得道出實情：“我們也知道這樣做不可能取得實效，但是我們不能不買盟軍的麵子，犧牲這一團人就是送盟軍一個人情。”
　　
　　至此，孫方明白上麵的意思。但他無論如何不同意讓自己的部下去白白送死，於是他請求，由他自己親率這團人於夜間發動突然攻擊，或許有可能成功。參謀長先是不允，直到孫寫下字據，願意對一切後果負責，參謀長才同意了孫的請求。
　　
　　孫立人即親率113團，於18日淩晨向日軍發起猛烈攻擊，至午即攻克日軍陣地，殲敵一個大隊，解除了七千英軍之圍，並救出被日軍俘虜的英軍官兵、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餘人。仁安羌之戰是中國遠征軍入緬後第一個勝仗，孫立人以一千的兵力，擊退近十倍於己的敵人，救出近數倍於己的友軍，轟動全球。之後，蔣介石給他頒發了四等雲麾勳章。羅斯福授予他「豐功」勳章。英王喬治六世則授予他「帝國司令」勳章，孫立人是第一個獲得這種勳章的外籍將領。
　　
　　西線戰況因仁安羌戰鬥得以扭轉，然東線日軍五十六師團卻擊破遠征軍第６軍防線，迅速直插盟軍後方，致盟軍全線動搖，不得不放棄緬甸撤退。新３８師這時已接下英第１軍防線，掩護已喪失戰力的英軍撤退，但中線的第５軍軍長杜聿明卻很要新３８師把中線也接下，殿後阻擊戰鬥。孫立人指揮新３８師以逐次抵禦，漂亮地進行後衛戰鬥，幸好日軍的３３師團因仁安羌戰鬥敗於新３８師而變極謹慎，前進不力，使新３８師得以以主力掩護中路第５軍。
　　
　　新３８師掩護英軍和第５軍撤過曼德勒後，英軍撤向印度，第５軍撤向雲南。杜命新３８師繼續殿後掩護第５軍，在溫藻阻擊日軍，更要新３８師派１１３團將第５軍側翼要點卡薩也接下。孫立人接受任務後，請求杜聿明將其控製的遠征軍直屬汽車團和第５軍直屬汽車隊共６００餘台汽車中撥與新３８師少量，杜一口拒絕，所有汽車均給第５軍，一台也不給殿後的新３８師，連１１３團遠去卡薩保護第５軍側翼也不給汽車運輸，要１１３團連夜徒步強行軍前往。（杜指揮道德不太好耶）
　　
　　５月８日，遠征軍將領開會決定如何撤退事宜。時穿插的日軍５６師團先遣隊已搶占滇緬公路上的密支拿，截斷了遠征軍主力回雲南之去路。遠征軍最高指揮長官史迪威和羅卓英命撤向印度，但皆指揮不動杜聿明，隻能指揮遠征軍長官部撤向印度。杜聿明要撤回雲南，但麵對剛千裏跋涉趕到密支拿，立足未穩且補給缺乏的少量日軍卻又膽怯，不敢發起攻擊，要部隊拋棄戰車火炮等重武器，及汽車輜重，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雲南。孫立人當場提出異議，認為遠征軍尚有４個半師及戰車團重炮團之強大兵力，應當立即攻擊密支拿，沿滇緬公路回國，野人山極為荒涼，無水無糧，是葬送遠征軍之絕路。杜不聽，仍要新３８師繼續殿後，阻擊日軍，等第５軍入野人山後尾隨跟進。
　　
　　孫立人雖無法不讓第５軍自投絕路，卻不能讓新３８師也覆滅在野人山。他焦慮萬分，因為他深知野人山渺無人煙，給養樣困難，前麵大軍一過，所有能吃的東西一定是被一掃而光，他這支殿後的部隊跟著進山，隻有死路一條 ，因此他請杜同意，新３８師在完成阻擊掩護任務後，撤往印度，結果杜仍然不同意。孫隻好分別給重慶軍委會、盟軍戰區指揮官史迪威發電報，請求允許新３８師在完成阻擊掩護任務後，撤往印度。結果重慶軍委會一直沒有回電，而史迪威同意了他的請求。
　　
　　孫立人遂指揮新３８師主力在溫藻阻擊日軍兩日，到５月１０日後，任務完成，即以１１２團殿後，師直屬隊和１１４團先向北撤向卡薩的１１３團，１１３團從９日起已與日軍５６師團迂回過來的部隊激戰於卡薩。孫帶１１４團走到半路，得知殿後的１１２團在溫藻被圍，未能擺脫日軍，而卡薩１１３團雖仍在與日軍激戰中但地形有利未被包圍故有能力自行擺脫日軍。孫立人即電令１１３團從卡薩向西自行撤向印度，自率師直和１１４團調頭向南，出敵意料，和１１４團裏應外合擊潰日軍的一個步坦聯合快速部隊，救出１１2團，向西撤向印度，經１７日抵印。新３８師撤退前有九千多人，抵印後還有七千多人，且裝備基本齊全，沿途還收容了數以千計的難民和英印散兵，其中有一位斷腿的英軍上校，還是錫金國的王子。１１３團亦於不久後抵印，歸還建製。
　　
　　而第５軍則在野人山中病餓死大量官兵，其中杜聿明率軍直屬隊和廖耀湘新２２師最後還是撤到印度，１８０００人隻剩下三千餘難民般的殘兵。另跟隨第５軍後入野人山的６６軍第２８師五千人因前麵第５軍已將樹皮草根等都吃完，處境更慘，最後隻剩百餘人活命。
　　
　　新３８師抵印邊境時雖已曆經戰鬥多日和長途跋涉，但仍軍容嚴整，士氣飽滿，英印軍將領原來因為見退來的英緬軍尚潰不成軍，猜測殿後的新３８師必然更為潰散，有意解除其武裝，但當他們親眼見到新３８師的軍容後，立即肅然起敬改為歡迎。新３８師隨後派出１排參加駐印９國盟軍聯合閱兵式，奪得第一。
　　
　　不得不說，作為士兵，在孫立人的麾下比在杜聿明的麾下幸運。

孫立人將軍的婚姻家庭。
　　
　　孫立人還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即遵父母之命，娶了門當戶對的龔夕濤，但他對於自己的這位原配夫人沒有感情，兩人也沒有生育。
　　
　　後來孫立人在南京教導總隊任大隊長，在一個晚會上認識了南京彙文女中的校花張晶英小姐，兩人一見鍾情。
　　
　　可是張小姐的母親張老太太卻屬意張的另一個追求者熊式輝（此人抗戰勝利後任東北行營主任，還是孫的上司），但拗不過寶貝女兒。而孫立人則回上海家中和他的父親商量，要與龔夕濤離婚，結果遭到父親痛罵，龔也在房內哭泣，表示一定要從一而終。孫無法，氣得離家出走。
　　
　　回到南京後，孫立人把他父親的反對告訴張晶英，張是個湖南辣妹子，當即對孫說：“我能不顧我母親的反對，你為什麼一定要聽從你父親的安排呢？”於是孫立人就不再顧慮，於1930年10月和張晶英結婚了。
　　
　　可是婚後兩人一直也沒有生育，以至於外麵傳言說，孫將軍因在上海鬆滬抗戰中重傷，失去了生育能力。
　　
　　直到1946年冬，孫立人在沈陽出席一個晚宴，席間主人談到沈陽有一位算命先生張瞎子很靈，大家一時興起，飯後就一起去請張瞎子算命，張瞎子算出孫將軍命中有兩男兩女。1947年夏，孫將軍在家閑聊時把張瞎子給他算命說的一番話告訴夫人張晶英，夫人聽了後心有所動，拉著將軍和她一起去南京中央醫院檢查，結果是孫夫人不能生育。
　　
　　晶英夫人自此有了心事，她私下裏請熟人幫忙為孫將軍物色一位合適的如夫人。後來孫將軍在晶英夫人的安排下娶了高雄姑娘張梅英，梅英夫人果然為孫將軍連續生下二子二女，分別為長女中平，長子安平，次子天平，?女太平。第一個孩子出世時，孫將軍已經五十二歲了。
　　
　　孫立人將軍的四個孩子都非常的有出息：長女中平--清華大學核子工程學士、康奈爾大學材料工程碩士；長子安平--中原理工學院、洛杉機南加州大學材料工程碩士；次子天平--輔仁大學、維拉若瓦大學計算機碩士，?女太平--清華大學、杜克大學遺傳學博士、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後。

1955年6月24日，蔣介石免去了孫立人國民黨軍隊“陸軍總司令”職務，將其改任“總統府參軍長”，隨之又將孫秘密拘捕。8月20日，蔣以“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諜”、“密謀犯上”的罪名，革除了孫的“總統府參軍長”的職務。指定陳誠、吳忠信、許世英、俞鴻鈞、何應欽、黃少穀、俞大維、王雲五、王寵惠等9人組成孫立人案“調查委員會”，對孫進行“審查”。10月31日，“調查委員會”公布上了長達1.6萬餘字的“調查報告”，羅列一係列罪過。蔣隨即下令將孫立人軟禁。據台灣報紙稱，孫被革職法辦的主要原因是，孫兼任“台灣防衛總司令”及“陸軍總司令”，其兵權僅次於陳誠，成為蔣經國插手軍隊控製軍權的一大障礙，加之孫被視為蔣軍中的“親美派將領”，與美關係密切，蔣擔心他擁兵自重，在美國指使下另有圖謀，對蔣氏父子統治不利，因而急欲去之。
　　
　　孫被拘禁後，其部屬親信一一被調離軍職或遭查辦，除劉凱英脫逃外，其餘如郭廷亮、江雲錦、陳良塤、李成亮等在事發前後，均分別被捕入獄。
　　
　　孫立人被剝奪軍權、遭到軟禁這一事件，對國民黨及蔣氏父子的形象損害至深。蔣經國死後，孫本人、株連者及其親友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伸冤”、“平反”的強烈要求，對台灣政局產生相當衝擊。在各方輿論壓力下，台當局實際上已允孫有了某種自由，並準許公開露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