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会计名著概览（18）：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

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
罗斯•L.瓦茨（Ross L. Watts）是一位著名的会计学家和会计教育家。他的著述颇丰，曾在《会计评论》等许多著名杂志上撰写或与人合著了“收益与现金流的关系”等大量论著。瓦茨还受聘担任许多著名会计学专业杂志的编委及审稿人，并于1995年受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受聘担任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 L. Zimmerman）也是一位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是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研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瓦茨和齐默尔曼都是罗切斯特大学的会计学教授，由于共同的研究兴趣，他们两人经常合作撰写了大量论著，如“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1978）、“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1979）等，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们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两人合著的论文于1978年和1979年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Alpha Kappa Psi基金奖。
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并公开出版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是第一部汇集实证研究成果的会计理论专著，不仅全面、系统、深入地回顾、总结和评价了实证会计研究的经典文献，而且提出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初步研究框架，为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逻辑安排：基本采用序时法
正如瓦茨和齐默尔曼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指出的，“本书目的不只是为了介绍实证研究的现状，而且是为了使人们懂得如何进行实证研究和评估实证研究。基于后一原因，本书基本上是按照实证会计研究的时间顺序加以安排的。”他们还指出，“理论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通过分析现存理论的预测误差，理论就可以得到修正。因此为了了解现行理论，人们必需了解他的演变过程。”所以采用序时法介绍有关实证研究，不仅阐述了实证研究过程，而且着重指出了实证研究如何从“不成熟”走向“较成熟”。从本质上说，早期的实证研究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弊病，这些弊病被随后的研究加以纠正了，而且早期研究所做出的简单化假设也被随后的研究拓宽了。这样随着研究过程的演变，我们就会发现哪些假设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假设被放宽时，人们就会获得新的研究思路，并由此提出更丰富的理论。例如，早期实证研究假设会计程序（除后进先出法外）不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动，放宽这一假设需要研究人员假设和验证潜在的现金流动影响，从而促使了契约和政治成本假设的形成。
采用序时法还提供了探索方法论的机会。为此瓦茨和齐默尔曼不仅在本书第1章中详细地论述了经验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由于无法找到能够代表会计现象的所有变量，因此不存在完美的实证会计理论，相互竞争性的理论有助于促进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而且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剖析学术文献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研究时，力图从与较早期研究的联系中阐明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方法论问题（如推理、样本选择偏见、显著性检验和验证有效性等）。由于拥有对随后研究及事后认识的优势，所以能够充分地理解早期研究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如此重视方法论问题，因此我国的实证研究人员与研究生教育应该加强方法论的学习研究。
但是采用序时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就是对同一个研究问题的阐述不得不列示于不同的章节，同一研究文献也会在许多不同地方多次出现。例如，就会计程序变动的股票价格效应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分别反映在第4章和第12章。这样就要求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能前后联系地进行思考，这样才会既能加深对研究过程的理解，又能对某一研究问题有系统的认识。
二、主体内容：重点介绍实证研究文献
本书共设15章，主要以序时法对有关研究文献加以组织介绍，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2章，介绍实证理论的性质、作用、方法论以及作为实证会计理论基础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第二部分为第3章至第7章，主要是分析介绍研究人员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之前的有关文献，即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主要讨论的是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但未能对会计实务作出解释和预测；第三部分为第8章至第13章，主要介绍解释和预测会计与审计实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及其检验，即会计程序选择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着重于解释和预测企业的会计实务；第四部分为第14、15章，主要介绍会计研究的作用，并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了总结、评价和展望。有学者（黄世忠，2000）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最重要学术贡献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了会计数据的潜力，检验了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二是提出并检验了分红假设、契约假设和规模假设，解释了会计数据在制定和执行报酬计划、债务契约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会计程序选择行为。所以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作者用了2/3的篇幅详尽介绍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在上述两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即第3章至第13章是本书的重点。此外，本书还就信息披露的管制理论、契约理论在审计中的应用、会计研究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实证会计的性质及理论基石
一般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会计研究者主要注重于描述已观察到的实务，此时绝大部分会计理论属于规范性的。与规范性理论相区分，在经济学中科学上所采用的理论概念传统上被称为实证理论。实证理论概念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在会计文献上，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一是信息需要；二是教学需要；三是辩解需要；四是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学和理财学理论的发展。可见实证会计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对会计实务进行解释，在于它能够为会计程序的选择进行预测和决策。
理财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计价模型以及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契约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是实证会计的理论基础。正如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讲的，“实证理论概念是公司理财理论发展的结果，而公司理财的概念则继承经济学的概念。”“对假说，尤其是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在经济学和公司理财学的引进，最终对会计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理财学对实证会计的影响主要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验证的结果与规范性会计理论的基本假设相矛盾，导致了一大批研究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会计程序变化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研究，它还引起了实施公司信息揭示管制的有关理论基础的变化。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从公司理财学中引进的，该模型的含义促使研究者去探讨会计数据、预期现金流量及其风险和会计盈利的时间序列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1.会计盈利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研究。这类文献直接起源于鲍尔和布朗（1968）的研究，它们都假定：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并据此相应地解释经验性研究的结果。所有这类研究的结果表明：盈利与非正常报酬率相关，盈利能够向股票市场传递新信息；市场可以预见到会计盈利，其他信息来源在决定盈利的信息含量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公司报告季度盈利，年度盈利的信息含量就将减少。
2.会计程序变动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研究。通过关于会计程序变动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相互矛盾的有效市场假说（无效应假说）与机械性假说的研究，卡普兰和罗尔（1972）、鲍尔（1972）、桑德（1973、1975）、莱克斯（1982）、拜多和林达夫（1982）等发现，虽然有的结果与有效市场假说一致、有的结果与机械性假说相一致，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变量选择偏见、样本群集等问题，它促使后来的研究人员放弃早期研究所使用的无信息成本和无交易成本假设并用这些成本去解释会计程序变动。
3.会计数据在证券计价中的作用研究。非盈利会计数据在证券评估中的明显运用，促使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者去研究会计数据是否反映影响证券计价的因素。研究表明，非盈利会计数据与影响证券价值的因素（如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和风险）相互关联：会计数据与破产可能性具有一定联系，也与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有关；会计数据与股票和债券的风险相关，会计数据可用于预测证券的风险。
4.会计盈利数据的时间序列研究。研究证据表明，盈利变化对股票价格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年度盈利呈随机游走状态而季度盈利则随季节性变化而变化，这一结果使人们对管理人员使年度盈利均衡化假设产生怀疑；利用季度收益比单纯的随机游动模型能更为准确地预测出年度盈利。
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进行着有关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人们对会计程序变动的研究以及针对政府对信息揭示管制而进行的争论，使得研究人员意识到以会计信息价值为中心的理论是不能圆满解释会计惯例的，信息成本、代理成本、政治成本不为零，从而发展出信息揭示管制理论，这一理论承认会计程序变动可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股票价格，且能够解释管理人员在信息揭示管制下变更一些会计程序的原因，所以《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是介绍建立在信息揭示管制理论基础上的会计程序选择的实证研究。
（三）会计程序选择的实证研究
1.会计程序选择的基本理论。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会计程序选择的实务是建立在的企业理论（契约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基础上的。企业理论（契约理论）表明企业可能存在会计程序的选择与变更，会计程序的选择和变更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股票价格。政府管制理论把政治活动解释为各利益集团为财富转移而展开的竞争，此时存在非零的信息、游说和联盟成本。政治活动会使用会计数据，所以政治活动影响到会计程序的选择，最终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股票价格。
2.会计程序选择的经验检验。经验证据表明，会计程序的选择可能随着与政治成本和契约成本有关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设有报酬计划的企业管理人员更可能选择可提高当期盈利的会计程序（分红假设）；负债对权益比率越高的企业，其管理人员越有可能选择可提高当期盈利的会计程序（负债对权益比率假设）；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管理人员越有可能选择可降低当期盈利的会计程序（企业规模假设）。但这些经验研究的变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预测不同行业在会计程序选择方面的差异，因此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理论来检验债务和报酬计划、政治活动对会计程序选择的影响，从而增加理论的预测能力。
3.会计程序变动的股票价格效应研究。会计程序变动分为强制性变动和自发性变动两种。所有进行强制性会计程序变动研究的人员均发现会计变动（会计准则的变动）的宣布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他们还发现股票价格截面数据差异与某些契约和政治成本变量（尤其是债务变量）有关。但是不同的研究运用了不同的变量，不同变量对不同研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对会计程序自发性变动的研究则没有发现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该结果是预测之中的，因为市场能预期自发性会计变动。
契约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为会计及会计变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样它们也为审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契约理论为审计师对独立性和信誉的关注，为职业审计协会和大型审计事务所的发展，以及为审计事务所采用的组织形式提供了直观的解释。此外，在法规上并未要求进行外部审计时，债务契约变量可用以预计什么样的企业将自动聘请职业审计事务所。政府管制影响了审计的性质，同时也为审计师提供了从事其他业务的机会，如提供有关会计准则影响的信息、代表客户的利益对会计准则进行院外游说。管制也给审计师对增加会计的复杂性提供了游说的机会，因为这样可增加审计收费。经验性研究发现审计师的变更、审计师和其客户的经理对拟议中的会计准则所持立场之间的关系以及经理人员对拟议中的会计准则的立场与契约理论和政治活动理论所涉及到的变量有关。
三、重要提示：实证会计理论的局限及未来发展
通过对资本市场和会计程序选择的实证研究文献回顾，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实证会计理论在对会计和审计实务的解释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实证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会计和审计实务的框架。同时实证会计理论也提供了一些有益于包括投资者、财务分析师、审计师、管理者和准则制定者等会计使用者的预测，例如实证会计理论为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提供了预测构成财务报表基础的会计程序的有益模型，使他们认识到契约和政治活动对盈利和资产负债表数据的影响，从而有助预测未上市证券的市场价值。
当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方兴未艾，对规范会计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应当明确，两大会计研究各有其优缺点，重视一方而偏废另一方极不可取。实际上正如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说，实证会计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利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契约成本与政治成本；二是限定的线性模型缺乏依据，在所假设的模型中，预测能力较低；三是契约中的变量都是线性的，忽视了相互之间存在着共线性，这样就很难分析各个变量的独立影响。而且还有学者指出大部分实证会计理论进行的研究多限于某一时点上的对比，这种对比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尚值得怀疑。因此，实证研究在选题方面大都集中于可以取得经验数据的一些财务会计问题，但对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却很少、甚至从不涉及，同时它很注重某些经济现象与会计的关系研究，却常常有意或无意回避财务会计的技术方法。前两个局限性是由于经济学上缺乏丰富的企业理论和政治管制理论导致缺乏完善的实证会计理论而引起的，因此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将会随着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会计研究并不必等待这种发展。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虽然契约理论和政治理论还不完善，但它们不会被其它理论完全代替，而且这方面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由于缺乏能够解释契约和政治成本如何随着会计程序的变化而变化的经济契约和政治理论，所以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对与会计研究人员来说，最有前途的做法是对这些差异本身进行调查研究，例如，对被认可的会计程序、而不是管理人员如何选择认可程序的预测与解释可能更有意义，它能帮助契约得到更好的设计；除企业规模之外，能够影响政治成本的其它因素也应该予以调查，这些都是实证会计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
总之，《实证会计理论》一书在引进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上作用的检验，提出了信息成本不为零的观点。由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等的存在，从而发展出企业理论（契约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并对会计程序的选择及其股票价格效应进行了检验。可见该书介绍和评述了许多著名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显示了实证会计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发展历程。《实证会计理论》自1986年正式出版以来，已成为美国广大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生的必读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已成为启蒙、普及实证会计研究的“圣经”，成为最经常被引用的经典会计著作之一（黄世忠，2000）。我国会计理论界首次于1989年翻译该书并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1999年经原译著的部分译者修订后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并被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一书之中。
（本文原刊于《财会月刊》2006年第9期，蔡传里、许家林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