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闲杂还是贤达

中国商人

　　冯仑：

　　办公室是我待的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个地方，我要自己舒服，所以就按照我的想法做了一个偏中式的。兵书上有奇正之术，交相为用，就是说有时候要奇，有时候要正，所以我们讲守正出奇，就是70%的事要依法依规办，绝对不要变通，可能20% 、30%的事不得已做些变通。

　　做生意的时候我喜欢去看那些遗存的、历史文化的、民俗的东西，还会买一些当地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作为纪念。我喜欢看书，大概七八年前买了很多线装书，看线装书不累，非常轻，纸张也不会折坏；另外线装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留白很多，线装书也充满香味，你放着会比较香。

　　这种享受，就像庄子一样，自然而轻松、自然而智慧、自然而乐观。

　　给创业年轻人一句话

　　冯仑：给我顶住。

　　给万通的员工一句话

　　冯仑：不要相信我，要相信制度。

　　给万科的朋友一句话

　　冯仑：多关注我，我会赶上来。

　　给自己一句话

　　冯仑：把我娘的儿子看好。

　　主持人：曹启泰

　　观察员：王刚  法国NBP亚洲投资基金中国区首席代表

　　       吴鹰  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袁鸣  东方卫视对外事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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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

　　高调的大侃爷

　　主持人：在中国谈论房地产，有一家企业必须提到，有人说它是房地产业的探路者；有人说它是话语的制造者；有人把它称为地产界的黄埔军校……它的名字叫做万通。目前万通地产已成为北京资本规模最大的民营地产企业。2003年到2004年冯仑积极倡导并推动中城联盟成立并任轮值主席，积极倡导并推动新住宅运动；冯仑获得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中国优秀企业公民等多项殊荣，冯仑的简历，感觉是跨着产、官、学而能兼备。

　　王刚：我接触过比较多华南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基本上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他们很低调，是水面下的大鳄。但对于冯仑来讲他非常高调，所以我非常期待，想了解这么高调的房地产大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主持人：他为什么会选择高调，还是他不得不高调？

　　吴鹰：在我眼里，冯仑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大侃爷。他讲话一定要有惊人的观点，写文章一定要有别人不认识的字，他自己认识不认识我不知道，发短信一定有人家没有见过的词，他发的很多都是原创短信。

　　主持人：接到这样的短信你通常如何回复？

　　吴鹰：我不回复。

　　袁鸣：我的印象当中冯仑经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能够善于用一些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比如说老婆多了不一定幸福，土地多了不一定挣钱，这些浅显易懂的听着像是社会闲杂说出来的，但他却是个社会贤达。所以我想知道他到底是社会闲杂，还是社会贤达。


　　我看到了四个自己

　　主持人：产、官、学、作家、侃爷，然后这个那个腕，你怎么看？

　　冯仑：我自己看到的，其实跟他们看到的都不一样，我看到了四个自己。第一个就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董事长做了16年；第二个叫做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恨不得跟大家一样，分田分地真忙乎；第三个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就是说被社会蹂躏了十多年以后，如果是放开撒野，那所有底层的一切的快活事，我都不拒绝；第四个就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有时候会附庸风雅。

　　主持人：这是您看到自己的四个不同面。

　　冯仑：可是我发现我看到的大家都没有看到。

　　主持人：听说您还有一个日常爱干的三件事，所谓三小爱。

　　冯仑：我喜欢第一坐小车，第二看小报，第三听小曲。

　　实际上现在车很多了，坐小车没什么了不起，是因为我特别愿意观察地面上的动物，包括人。你坐车走州过府走哪看哪，所以我喜欢在运动中来看这个社会的变化；第二个就是听小曲，有时候闭着眼睛很多道理想不明白，后来发现流行歌曲，特别是台湾人写的歌词特别好，有情节而没有情绪，所以你闭着眼睛，基本上就把人都搞懂了；再就是看小报，你会发现全世界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人都活着，你为什么要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道路永远比你想像的多。

　　主持人：现在读小报、开小车、唱小曲，其实当年读的都是大书。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这是你什么时期看的书？

　　冯仑：高中时候。文革时父亲长期做政治工作，他有很多书，所以一直叫我看，看很多所谓禁书，灰皮书那时候内部出的。后来我到中央党校，遇到了一个按照西方叫教父，实际上在中国我们都叫干爹的人。

　　主持人：干爹，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冯仑：我希望老了以后跟他一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82年我到中央党校，当时是最小的学员。有一次吃饭，食堂来了一个很高的老先生，穿着黑得发亮的衣服，戴着墨镜，进来就拍我的头。我当时觉得他是坏人，这中央党校怎么会有坏人呢。后来他讲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所有的事都不按常规办，但都是经过思考以后不按常规办。他活得很自然，很舒服。比如他评教授，让他填表，职称这栏他填啥都不是，外语他写狗屁不通，有过什么著作他写烧了……他就这么填了交上去，事实上在单位里，他成了群众领袖。

　　袁鸣：我现在觉得社会贤达、社会闲杂不太好分，在他身上都似非而是，说什么都可以，杂亦达达亦杂。


　　人生不能设计，只能面对

　　吴鹰：冯仑的简历显示，当时你做到最高职位的时候，是到了海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常务副所长，这应该是个处长的位置，而且你到了那儿还不到一年，很短的时间就下海经商，你是不是有什么非常不平凡的经历，触动你下来去改革创业。

　　冯仑：是，人生不能设计，你只能面对。原来我们的工作有一个逻辑，我管它叫做理论对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原来的单位是所有人心里的人生路线，但是中间被打断了，我们成了下岗职工，没有事情做。然后就去给别人去打工，我第一份工是给南德集团的牟其中打工。当时我特别好奇，因为牟其中这个老板有一些传奇经历。中国有一句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因为都看明白了。

　　主持人：刚刚提到了牟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一定要提到，一开始是怎么样的机缘你和王石认识了？

　　冯仑：王石是有情有义真君子。我从小就落下一病根，就是特别爱学先进，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给全国出名的英雄写信，虽然永远没人理我，但是这病根落到我做生意成功有了第一桶金之后，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开始在全国找那些成功的生意人。

　　主持人：写信？

　　冯仑：不，这回是去拜访，我们与王石谈了3个多小时，因为我很能讲，王石也很强势，他老提一些反面的问题，说你这样不对，你们虽然是几个热血青年，但你们最终会面临利益冲突。

　　主持人：你决定要说服他、改变他。

　　冯仑：我们就要说服他，实际上是我说得多，他说得少，但他的观点非常清楚。从那以后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按照中国古代讲就叫畏友，畏惧的畏，道义相砥，以至于我在好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基本上我相当于做一个傻瓜董事长，凡是公司有什么事不清楚我说你们去万科看就完了，然后我就跟王石玩。

　　吴鹰：王石和你是两类人。

　　冯仑：性格不太一样。

　　吴鹰：不一样，他爬喜玛拉雅山、登珠穆朗玛峰，别人都弄不了的项目，你的体育项目一般。

　　冯仑：我不登顶，能不登顶就不登顶，他是以登顶为目的，我以不登顶为取舍。


　　伟大是熬出来的

　　主持人：在1991年的时候，您和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潘石屹、易小迪称为万通六兄弟，当年草创初期阶段，给你留下了什么呢？

　　冯仑：当时创办公司的一共有六个人，六个人当时最大的是我33岁，最小的24岁。王功权现在是最好的国内基金管理人；刘军他在做一些投资；王启富主要做建材；潘石屹也在北京做房地产，很多人都了解他；易小迪原来的名字叫易代昌，现在是阳光100的老板。我们几个人约定到20年的时候，大家再见面再合影，以后就这样不断地把我们的历史延续下去。

　　主持人：在万通六兄弟的资料上看到了金额，现在很多创业者也在用同样的金额，希望有一天也能把企业做这么大。你第一桶金从哪里来？

　　冯仑：回想起来主要是两件事情做得比较对。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是借别人的钱，别人提出一个条件，于是我就在一个地方帮他没有报酬地打了一年工，目的就是让这边能支持我们借到500万。第二个就是当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有八栋别墅别人要卖，我们就想买。有一天在吃饭，听到边上有几个广东人和海南的人讲按揭，因为读的是社会科学，人们说一些新词我就很敏感，凑过去问什么叫按揭，后来他们告诉我，这就相当于叫抵押贷款。于是我们用借来的钱付了头款，然后再按揭1000多万买了这八栋房子，装修完了以后就把它再卖出去，于是我们就赚到了钱。

　　袁鸣：您是老大，年纪最大，以您的个性感觉总是比较委屈求全，比较善于妥协。那最后散伙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用这种方式，才让你们散伙，没有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搞得很难看。

　　冯仑：我记着李敖有一首歌叫做《只爱一点点》，就这一点点非常重要，我们正因为想努力超越这一点点，我们当时就做了非常多的约定，比如说我们约定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我们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个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个我们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政策六个人都坚守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做到，在1995年时候，我们最后想了一招，叫做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王刚：您当时占的股份在六个人里头是多少？

　　冯仑：我们确定股份的时候是按《水浒》方式做的，《水浒》方式叫做座有序、利无别。就是有老大、老二、老小。但是利益是一样，所以我们股份是一样多，等于说你是六分之一，出的钱不一样，所以到后来我等于把六分之五都买回来。

　　王刚：为什么六个人里头有五个人全部要离开你，而不是其中一个人两个人想离开你。

　　冯仑：这个离开，就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离婚。不存在说谁坚决要离，而只是觉得不舒服，大家理性讨论一下就OK了，农民起义也解决不了这种退出机制。

　　王刚：为什么当时你作为六分之一，你不选择离开，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说，我来收购你们。

　　冯仑：因为公司从最初到最后都有很多事要扛，大哥是干吗的？大哥是扛事的。最后谁能扛得起，谁在这儿扛，然后大家觉得我在这儿扛比较好，因为我比较有耐心，我是特别明白道理的人。人，特别是男人，要跟时间去搏斗，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我老说伟大是熬出来的，我就在这儿待着，靠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掉。


　　从来不算算不清的账

　　主持人：超越，一定要想在别人想到之前。你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告诉我们，万通走的是前瞻的。

　　冯仑：我们讲美国模式和香港模式的变化。台湾、新加坡、香港更多的是城邦经济，而美国和中国大陆是大陆经济，它就有很大的腹地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模式一定应该看到跟我们类似的，大陆经济体制的一些商业模式，而不应该注意城邦经济。美国100多年房地产经历了三种模式的变化，简单说第一种模式就是地主加工头；第二种模式是厂长加资本家；第三种模式到今天纽约就叫导演加制片。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美国模式，实际上要放弃工头加地主的想法，要逐步用厂长加资本家的想法，最终变成导演加制片的想法。

　　王刚：但是美国模式，并不等于去美国重建世贸。

　　冯仑：并不是在美国做生意，就等于是美国模式。9·11之后大家知道楼炸掉，炸掉以后重建，建五栋。四个低的，一个高的，加起来是100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怎么样来重建世贸？我们希望能够在自由塔里参与，自由塔就是最高的楼，自由塔是541米（1776英尺），做这个楼跟我三年前提出的美国模式和公司新的战略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就是我们在中国做的写字楼叫万通中心，我们希望在海外把万通中心叫中国中心。我们当时看的自由塔要到2012年才建成，所以当时就提出来，那么我们作为第一期，在7号楼先租一个面积，目标还是要建这个自由塔，在里边成为一个业主。走出去的这个业务受到了两边制度文化的很大冲突，特别是国内这套审批，还有报建。外汇很多制度上，跟那边的时间节奏不太衔接，出具信用证大概延迟了七八天，所以对方就取消了租约，也取消了我们第一期的计划。取消之后我们开始做第二期，就是自由塔，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在加班加点，不停地在跟美国开会，实际上就是希望成为自由塔的业主的合作者。

　　王刚：我很奇怪，其他的房地产公司很少把自己定位成某一个模式，很多的房地产公司它默默地赚钱、默默地圈地、默默地卖房子，非常低调，你跑到世贸找了一个很大的项目，然后搞得整个媒体、整个产业界都知道，你为什么没有集中在中国市场继续把它延伸出去，比如说做到华南、华北、或者其他地区？你跑到美国，商业、文化、法律，所有的土地供应商、承建商、政府关系全部是不一样。

　　冯仑：前半段就是我们在中国是复制。

　　袁鸣：这已经是他的导演加制片了吧？

　　王刚：已经不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商业化地炒这件事情。

　　冯仑：不会，因为不是我们国内做的决定，就是简单得像过去我们说草莽英雄一样，拍板就做了。我们请了美国最重要的专业人员做了测算，事实上为什么过了七天就没做成，主要是我们算对了。因为三年前在纽约这个地方，价格非常低，没有人有信心。所以我们那时候谈的条件，就这个7号楼的租金，只是今天市场的一半，所以如果当时租金不是这么疯涨，他可能也就让我们做了。这也就说明我们计算在商务上，一定是要赚钱的。

　　王刚：你不觉得花了几百万美金，走了这么长时间，请那么多律师，动用这么多资源，学费是不是交得太大了？

　　冯仑：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董事长跟你有一个差别，就是你算能算清的账，我从来不算算不清的账，我只是做到一个原则，就这部分成本不让上市公司承担。如果这个项目赚钱，回报率达到上市公司和基金经理的预期。

　　吴鹰：我倒觉得这个尝试不能说是失败，几百万美金是你公司能承受的量，是你能付得起的学费。


　　把我娘的儿子看好

　　袁鸣：我对您只有一个意见，就是有一次您在开会突然说出一句，做房奴活该，您多伤我们老百姓的感情。

　　冯仑：记者可能为了标题好看，就写了这么个标题，但是我也不想澄清。

　　袁鸣：您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冯仑：就是说你的愿望和能力要匹配，五岁就娶媳妇，那是做不好老公的。

　　主持人：在美国大概30、 35岁以后才会想到买房，之前都是租房。咱们大概大学毕业以后，很快就结婚，就想到要买房，然后会过度地消费，透支你的信用和预支你的收入，所以这样的话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吴鹰：想到我当年在美国的经历，当时是27美金去的美国，两年硕士拿到以后，也就刚找到贝尔试验室的工作就买房了，那我就联想到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说适合于我们的中产阶层？大学毕业生应该算是中产阶级收入，是不是房价太高，让这些人都买不起房。比如说上海已经跟纽约持平了，人均只有6000块，这个是不是有泡沫的成分在里头，有没有风险？

　　冯仑：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现在是这样的，房价的问题，如果宏观经济保持在每年8%-10%的一个增长，收入、可支配收入有一个10%的增长，人民币有一个3%-5%的增值、升值，城市每年有一个3%-5%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房价每年涨5%-10%，基本上是温和增长，大家的口袋不会有太多的压力。那么10%-15%就会有压力，压力出现，15%以上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就会突出，泡沫就出现，20%以上一定是泡沫，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已经非常清醒，也就是把公平的问题交给政府，把商业和竞争性的问题交给市场。这样的话，以后矛盾就会弱化。

　　主持人：如果要你送给所有正在努力，像当年的你们一样要开创人生事业的年轻人一句话，你想送他们一句什么话？

　　冯仑：给我顶住，因为所有的年轻人特别容易动摇。

　　主持人：如果请你给所有万通的员工们一句话。

　　冯仑：不要相信我，相信制度。

　　主持人：如果请你给万科的朋友们一句话。

　　冯仑：多关注我，我会赶上来。

　　主持人：给自己一句话。

　　冯仑：把我娘的儿子看好。


　　成了缸里头的一棵菜

　　主持人：有没有你羡慕或者学习的偶像？

　　冯仑：这么大岁数说偶像有点呕吐，但是我的确有，我把他当作榜样的力量，这个人就是阿拉法特。我熟悉他是因为历史，男人的毅力是用时间来描述的。

　　主持人：他不在意时间。

　　冯仑：他很有意思，也做过房地产，他曾经是埃及大学巴勒斯坦学生自治会的学自联主席，1959年毕业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后来筹建了法塔赫。从1959年一直到他去世，是属于一直在折腾又没有成功，还不停地坚持的男人，最后他变成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这是一个在时间上最能够熬的男人，所以他能激励我。我现在要求自己像阿拉法特一样，一生要为万通，我们做这个事就得坚持。

　　主持人：伟大是熬出来，我体会到一个感受，就是您追求的也不是成功，而是熬的过程。

　　冯仑：在一个制度环境不确定的时候，男人实际上是要用时间来跟体制搏斗的。我老说把丧事当喜事办，把痛苦当成男人的营养，把时间当成腌咸菜的缸，我就成了缸里头的一棵菜，最后变了味了。

　　王刚：你认为王石的万科是一个好榜样，我觉得你这个话是对的，在它背后有很系统的管理架构，所以要谏言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是有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地去学习。

　　吴鹰：万科它是专门做住宅的，可能会做到按面积算全球最大，这价值不一定。但是以万通今天的实力，专注于做写字楼，也可能做成中国最大。

　　袁鸣：我觉得以冯先生的个性，恐怕不给老百姓盖房是对的，否则他真可能跟老百姓掐起来。我就很好奇，您觉得不做房地产，做其他什么事情，您会觉得还是很好玩，您觉得您的人生还是很有意思。

　　冯仑：我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但能说出来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冯仑，北京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78年到1982年就读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到1984年就读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到1988年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列研究所讲师，期间先后借调至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小组办公室专题研究组，中共中央理论研究室，1988年到1991年就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1年创建万通，出任万通地产董事长。2000年到2003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