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

郭梓林

　　尽管历史就是历史，但不同的人，可以从相同的历史文本中解读出不同的历史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更由于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对热衷于学习帝王之术的企业家，还是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论的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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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人物关系图

　　导语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说的“历史”是写出来的历史，而不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个“历史”的全部真相，以下说的历史，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

　　这是因为，凡写历史的人，难免以当下的知识，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用当下的眼光，看历史中的事件，并试图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来解释当下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此其一。

　　由于人的生命有限，而且人在繁衍自己的后代时，能够遗传的只是生物基因，而文化基因，则无法借助生物基因实现遗传。所以，凡前人想过的事，后人还会再想，前人做过的事，后人都可能再做一遍，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恩格斯语）。因此当有人在说“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今天的影子。或许写历史的人主观上并不是想借古讽今，但他还是不能超越当下（严格地说是退出当下）来审读历史。而对于受众来说，因为当下的人们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看到的历史也是今天的故事。此其二。

　　昨天的历史已经有了既定的结局。当下我们将如何选择，做到趋利避害呢？因为历史的选择，构成了今天的结果，而今天的选择，则是明天的结果。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借助时间遂道，退回去改变某些选择，从而改变当下的结果。当我们了解了历史，就等同于我们已经从未来回到了当下，于是我们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到达一个理想的未来。这就是历史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局限——因为今天与昨天的约束条件还是有一些差别。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是国产历史剧的极品之作。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天有教授所说的：“本书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而就其文学价值来看，这部作品无论从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度、广度，还是从其对人物命运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方面，都达到了一个令史学界和文学界交口称赞的高度。这是一部有历史厚重感、有震撼力，且在情节安排，细节设置上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高品位文化大作，实在是难得。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流传这样的两句话：“当官要读《曾国藩》（湖南唐浩明著），经商要读《胡雪岩》（台湾高阳著）”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当官的，要想把官越当越大，就得学习曾国藩的处事和用人；而做企业的，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就要像胡雪岩那样，把官府搞定。尽管胡雪岩因绑定朝廷重臣左崇棠，“其兴也勃焉”，但同样因此，“其亡也忽焉”。但是，在当时学习胡雪岩的人却不乏其数。因为不论是凭实际经验，还是依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一个社会，只要是由官府控制着主要资源，并且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不力，那么权钱交易就必然成为商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捷径。这可不是由什么“主义”可以改变的经济规律。

　　在流行读《曾国藩》和《胡雪岩》的同时，还有一本书是很热销的，这就是《康熙大帝》（二月河著）。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并不是从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那里学来的，而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的。这种文化因为是历史悠久的本土文化，学起来既方便且便宜。应该说，上下几千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如此大规模地，如此宽松自由地学习帝王之术，寻找当国王的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绝对统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催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具有皇权思想的企业家。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学术界、企业界和文化界好好把玩的事情。

　　尽管历史就是历史，但不同的人，可以从相同的历史文本中解读出不同的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更由于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对热衷于学习帝王之术的企业家，还是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论的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范本。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可以使所有的读者都从中获得各自的收益，因为作品情节和细节本身蕴含的规律，以及深藏其后的逻辑能够给出无数不同的答案。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既是不同读者在阅历和欣赏水平上的差异，也是指那些经典作品常常具有极大的内在张力。《大明王朝1566》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对于这样的作品，我只能写出我的那一个“哈姆雷特”，并且只愿意献给中国的某些企业家，以及某些想当还没有当到企业家的创业者们。


　　一：谏言是要死人的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以思想治罪与以人废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然而，在这样的制度下，主流意识形态却极力倡导“文谏死，武战死”，并把这样一种行为作为大义凛然的效忠壮举。细细想来，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现代人对“武战死”还能理解，但对于如下问题多少还是有诸多疑惑的：“文为什么要谏死？”“谏为什么会死人？”“何必为谏而死？”“为什么要让谏者死？”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就是从这个角度揭开了一段大明朝的鲜活历史。其开场就发生在离我的寓所大约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时间则稍远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较之我写此文的时间早了447年。算起来，空间乘以时间的距离是4470“年公里”（既然有“吨公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年公里”？在此一并申请专用量词的发明权）。

　　就在距我们4470年公里的腊月二十九，大明的钦天监监正（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气象局局长”，管的人和事当然没现在多，估计行政事业费也比现在少很多）周云逸，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站在午门的空坪中央。虽然官帽已经被取下，散乱的头发下那双坚持真理，不惜谏死的眼光却直逼苍穹！

　　第二个出场的是东厂（一个尤如前苏联“克克勃”的机构）提督太监冯保（太监是中国封建专制者的一大发明，是与泰国人妖有些相似的人造“第三性人”，原本都是男人身，前者因使用药物改变了生理特征，后者因人工删除了某些可执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际大战之游戏，无后。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以出卖不应有的“女人相”挣钱，寿命不超过45岁，后者以“无性本能”博得封建专制者的双重信任（无力调戏宫女——不举；无望夺取皇权——无接班人），这“人”就是今天的监刑官。

　　自古皇恩浩荡，真到了要杀谏臣之前，多半是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说错了话，认个错也就赦免了，是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夺人性命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冯保代嘉靖开腔了：“最后问你一次，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回答：“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周云逸被四个行刑太监很轻松地用廷杖打趴在地（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体还是很容易被打倒的），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门的地砖上，四个太监各踏上了一只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句口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不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而是模仿古人的侵权行为）。四只不同人的脚踏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感觉肯定不好受（不宜作为蹦极之类刺激性旅游项目开发）。但人家“气象局长”身体倒了精神不倒，真是“王八吃称铊”——死了心要当谏臣了！

　　中国古人都有一个小毛病，这就是凡事都得依仗后台，因为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一人不是奴才。所以，长期熏陶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奴才相，正如鲁讯所说的：有的人是满怀着“坐稳了奴才”的喜悦，有的人是为“要做奴才而不得”而郁闷。因此，但凡奴才敢做出格的事，都得仗着有后台撑腰。也因了这一点全民性共识，我们比较好理解冯保在问过“最后一次”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动刑，而是“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敢以死谏言？或者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值得以死谏言？这时，已经不能昂首挺胸的周云逸，尽管脸已经贴在了地上，但还是那付傲然的神态：“我是大明的官员，尽自己的职责，用不着别人教我！”自古以来，死谏的文臣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君、国、民一体”，当面对这三者的利益产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尽管还能够大义凛然，但内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国的《大宪章》，也不认识孟德斯鸠、洛克，更不知道《人权宣言》和《共和国宪法》，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原因，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再回头的成本已经太高，真是进退两难（该电视剧的主角海瑞，这时还在福建南平县任教喻，还没有换上登场的官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静心细想，我们似乎也可以品味出当事人因动机和结果的严重不对称，包括还有可能被后人认为是以命博得直谏的虚名，而最终形成的五味俱全的极其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最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最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的最终死心，表现在他那双原来呈外八字站立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才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二十杖。但谁挨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文字简练，而且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博、朣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并且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仪器，人家一根头发就够了，而且是现场采集，免费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同志们听好了：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进谏一把过瘾，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会去写《过把瘾就死》呢！

　　尽管因谏而死的事，事后皇帝都不认账，都要把责任推卸给执行者。因为，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很恐惧：“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应该责罚我一个人吧……”尽管裕王府詹事谭伦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

　　所以，中国人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至于嘉靖之后，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这样的混话的人，终究是难咎其责的！可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交易），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因此不仅保住了一条没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还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吕公公，为何要救冯保一命，并把他安插在裕王府？其深谋远虑何如？是否能“把根留住”？那是后话了，大戏才刚刚开场，谜底会慢慢揭开。

　　警世通言：

　　对于某些想做强、做久、做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2007年2月24日16：4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二：下银子比下雪好

　　整个腊月都不下雪，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嘉靖还活着的那个年代，人类还不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温室效应的影响。腊月不下雪真是一种太反常的气象了，难怪当时的人们会从天象联想到朝政时局。

　　说实在的，一个吃朝廷奉禄的“气象局长”，没有能力用科学来解释气候一时变暖的现象，也就罢了（哪能怪周云逸，中国人是到了1919年，也就是359年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从西洋请来了“赛先生”），却偏偏要借自己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来攻击朝廷腐败之政治问题。这样的事，即便是落在当今政治文明的盛世，也是不可饶恕的：说重了，是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不安定因素；说轻了，也是不学无术，不懂科学，一派胡言。

　　当然，在那个还没有开展人寿保险业务的年代，杀掉一个敢借天象来反腐败的“气象局长”，只需及时通知家人来收尸就可以了事了，的确不过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任务。但即便是开了戒，杀了人，还是不能解决气候问题，老天爷就是不下雪，天上的那颗太阳还是这般惨白！这下子嘉靖皇帝真是有点儿慌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他也只好按照三大作风的要求，做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新年初一到十五，独自一个人反锁在玉熙宫，斋戒祈雪。

　　正在此时，一个话外音从那无边深邃的黑空中传来：“转眼就是明嘉靖四十年正月十五的寅时了。从初一到现在，天仍然没有下雪。而天明之后，大明朝最重要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在宫里召开（正月十五就开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的内阁也可以算是勤政的内阁了。但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放在年末召开为好，正月里最好是下到基层去体察民情。笔者谨此建议）。去年嘉靖、严嵩和太监们挥霍无度吃出的巨大亏空，都要靠今年的 宏观调控来弥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今天要是再不下雪，这个会议也许就会开得比嘉靖皇帝的心情更加灰暗了。”

　　话外音毕。编导们终于忍不住大发慈悲，赐给了嘉靖王朝一场大雪（肯定是在北京以北200公里开外拍的，我在紫禁城生活了十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看得出来，不是什么电脑科技数字化效果）。

　　出人意料的是，下雪了，又差一点要出人命（好作品的情节设计，总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也许这正是周云逸不屈的在天之灵在报应冯保——

　　按说雪是下给天下人的，但值夜班的冯保，在看到一片又一片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时候，望着上空，两眼闪着光：“天大的祥瑞呀！我这就给皇上报喜去，然后去司礼监。在我报祥瑞之前，有谁敢吭一声，立马打死！”这不是搞信息封锁吗？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北京闹非典的442年前，冯保也干过这种制造信息不对称的事。区别在于：前人是不让别人报喜，想着给皇上一个独家新闻，借机邀功邀赏；后人是不敢报忧，擅自承担了乌沙帽兜不起的责任。尽管是异曲同工，但结果还是一样，都没落个好下场。几年前的事，不去说它了。当年的冯保因玩儿小心眼，就差一点没把性命玩儿丢了。越级邀功，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当冯保给见不着面的皇上报过祥瑞，来到了司礼监，眼见嫉火中烧说话酸不溜啾的五大太监之后，方知大事不妙啊！一阵惊慌失措之后，只好乖乖地跪在雪地里自受其罚。如果吕公公参加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晚一点结束，他非得冻死不可。这就是那些坐稳了奴才位子之后，还想往上爬的人常常脑袋发热容易犯的错误。

　　终于等到一场大雪，嘉靖四十年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当然，如果老天不是飘雪，而是直接飘银子，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个会是关于银子的会，但凡关于银子的会难免要吵架。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少分手，多少恩怨，莫不是发生在关于银子如何分配的会议之后。所谓“商场如战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嘉靖是百分之百控股公司的没有董事会的董事长。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了，虽然看似把大小事都交给了内阁，交给了严嵩。但不上朝，并说明嘉靖不理朝政。他是一位躲在精舍里面，一边吃着有害身体的仙丹修禅，一边神经叨叨地控制着全局的古怪皇帝。正如他临死之前，对独生儿子朱载垕说的心里话：“朕御极四十五年，从来是一人独治。”

　　与西方的某些皇帝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权杖管理国家一样，嘉靖一手拿着《道德经》，一手拿着磬杵，两手都很硬！随着一声清脆的铜罄声（代替现代人会前的奏乐）从大厅右后侧的沙幔中传出，太监总管吕芳宣布：“议事吧。”（你不要奇怪，第一性人开会，让第三性人宣布开始，那可是当年的时尚。）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的规矩，还是很有特色的，所有内阁成员，除了八十岁高龄的首辅大臣严嵩可以坐在绣墩上，其他人都是站着开会（估计是为了节约开会时间，因为坐着开会不腰疼）。

　　人类召开的任何会议，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难免来一段冠冕堂皇的开场。严嵩当然是个人物，这个开场说的好，既说出了困难，又敲击了对手，并且把来之不易的成绩归功于皇上：“这场雪是皇上敬来的，是皇上一片诚心感动了上天！”当然也对来年的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上天庇佑，只要我们做臣子的实心用事，我大明朝依然如日中天！”话语间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都蕴含在平和而有分寸的语气之中。

　　但是，去年两个省大旱，三个省大水，北边几次大的战事，加上宫里的一场大火，财政已经出现巨额赤字。全年开支预算为三千九百八十万两，在狂征暴敛之后，税银总收入也不过四千五百三十六万七千两，而总开支却达到五千三百八十万两。超支一千四百万，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占实际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那可是不能以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也不能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时代呀！

　　老天爷下雪不下银子，时局太艰难，资金头寸太紧，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账算到最后，经济账和政治账难免搅在一块儿，战火一触即发，好戏就在后头……

　　警世通言：

　　治国与做企业一样，入不付出，终究是不行的。好话换不来银子，没准好话也不省钱。因此，有本事把说坏话的人赶走，就应该有本事把银子挣回来。

　　（2007年2月25日15：40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三：明白人算糊涂账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臣，用时髦一点的现代汉语新词叫做“女干臣”。他之所以能如此“弓虽”，成就一世晦名，主要是得助于当时的文官制度鼎力支持，从而保证了他能够成功地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如果当时中国皇帝在任用内阁首辅的问题上，借鉴美国的总统任期制，一届只允许干四年，最多连任一届，估计他想成为中国历史上“超女干臣”就不大可能了。当然，当时的制度还支持他把儿子严世藩带进内阁，并兼任吏部和工部侍郎（现如今都是最容易搞权钱交易的肥缺呀，占一个都肥死你，哪能兼两个？看来减肥只是现代人的事）。如果美国人现在能谦恭一点，引进这样的内阁制，希拉里就可以在2000年直接接任总统了，完全没有必要到了今天，还在忙乎竞选2008的美国总统的事儿，要知道竞选总统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据林达介绍（《近距离观察美国》系列共四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常销书），美国总统其实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用“厅”也行，有的企业家就喜欢用“厅”，“厅”显得光明正大，“室”不够大气，有“暗室”之嫌），这可是一个必须用心干实事的差，比起当年严嵩的权力可能还要小一些，因为他有两个主：国会和最高法院。

　　话要说回嘉靖四十年，满朝文武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朝廷已经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其政治目标就是“倒严”！反对党都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任务之艰巨，风险之巨大，触目惊心（不像人家美国人换总统是不会出人命的）！因为此前大家已经眼睁睁地看到一大批能仁志士为“倒严”而革职罢官，下牢入狱，甚至像周云逸那样的，死在严家父子（嘉靖躲在后面）黑手之下的也不计其数。但玩政治从来都是前赴后继的一种高风险、高智商、高刺激的高级游戏。任何人群中都不乏这样的人才储备，嘉靖年间也不例外。

　　是不是可以借嘉靖三十九年国库出现巨额亏空、财政状况堪忧的时机，在内阁经济工作会议上向“严党”发难，并将其父子一举推翻之？这是次辅徐阶、阁员兼户部侍郎高拱、阁员兼兵部侍郎张居正（以下简称“徐高张”），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裕王朱载垕，近一段时间来反复思量的事情。你看裕王，两年多没见着自己的父亲了，在内阁经济工作会议那段时间里，守着难产的李妃，满屋子踌躇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何等的心急如焚哪：一边是皇孙难产，一边是政局难料。真是难为了这位自小体弱的储君。

　　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甫过温和的开场，便进入正面交锋。自然是次辅兼户部尚书挟“三人帮”之威，有备而来，首先发难。

　　第N次内阁大战即将爆发，请同志们稍安勿燥，容笔者先插一段旁白：我做了二十多年的企业，有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花钱是一件开心的事，报账对谁都很痛苦。凡报账的人，多数是做事的人，用了钱被人左怀疑右挑刺，难免感到十分尴尬；管账的人，看到一大把发票，眼见着就要一笔勾销，总是担心里面有猫腻，搞不明白那白花花的银子怎么就被眼前的这些纸片给冲销了？也是难受得不得了。还细问不得，问了人家就跟你急！管的自己不能花，花的不愿让你管，这么说来，管账其实也真不是人干的事。所谓“慈不带兵，仁不理账”，真正是道出了户部这类职业的难处。

　　然而，一旦管了户部之类的事，一是要在其位，谋其政；二是努力把自己修炼得狠一点儿。这回“徐高张”真是练好的组合拳，要联手出击了，此次就算是跟你严家父子铆上了，又怎么地？次辅兼户部尚书徐阶，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这回首先亮剑：“兵部的开支账单我们签了，吏部和工部的账单超支太大，我们没有敢签字。”

　　这可如同在热油锅里浇了一瓢水，分管工部和吏部的严世藩，人称“小阁老”，惊愕地睁大双眼吼道：“我们吏部和工部的账单你们户部没签字？！”（编导用错词了，应该是“我们吏部和工部的账单你们户部竟敢不签字？！”

　　一场好戏，就这样开锣了！

　　编导的功夫可是了不得：刚开场一分五十秒，就有一人被打死，接下来打死人的人，已经跪在冰天雪地里等死。再接下来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高层内斗的热度蹭蹭蹭地就突破了3000度大关。严世藩硬是要把对手逼上死人周云逸后台的沙发上坐，一家伙就把观众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再加上反复穿插李妃难产的惊险镜头，简直就把剧情煽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建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刺激的老同志，这一段务必用遥控器快进跳过，或是一手捏着丹参滴丸，一手端着半杯冰镇农夫山泉观看，因为据可靠消息透露，谈片制片人、电视台，以及音像出版社均未按有关规定，给观众上人身保险）。

　　但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都不可能一开场就分出高低。打个平手往往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绝不是猫逗老鼠的儿戏，也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调和论，它完全符合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轻轻触顶之后，编导们顺手来一个小幅盘整，自然会让观众更有兴趣（看来，如果编导们把拍片挣的钱入了2006年的中国股市，没准也能捞它一大把）：这边接生嬷嬷满头大汗在喂着参汤，那边严嵩和吕公公交替出招，终于控制了战局，避免了双方最后的摊牌。这场戏啊，拍得那怎是个“好“字了得！！

　　接下来，严世藩借势把所有的亏空账都巧妙地算到嘉靖的头，仗打到这个份上，都是明白人的“徐高张”都只能偃旗息鼓了。当“皇帝用钱就等同于国家利益”的时候，哪里还有明白账嘛？国与家不分的经济体制，最大的优越性是培养算糊涂账的超人，这些人最知道如何在糊涂账里面中饱私囊，因为这些超人都是不贪白不贪的种。正如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账目不分，大股东可以随意调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时，社会的最大热点就是一批批的企业家登上“富突死”坐牢榜。世上的真理，其实都是相通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其实是君王的私有财产，所谓“天下”也不过是“家天下”。在国与君其实是一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谁还真心实意、死了心眼地愿意去理国君的那本糊涂账呢？而既然“国”都是君王家的私有财产，那么，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大臣，不借工作之便捞一点外块，维持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平，与情与理也是说不过去的嘛。正如有位古代非著名智者就说过：对于这样的制度，你看不透，那你是个傻蛋；看透了不干，你就只好滚蛋；看透了无所作为，那你是混蛋；看透了之后，终于想到要为自己干，那你是个坏蛋。总之，到头来只能是一个高处往低处滚的蛋（地心引力，不可抗拒）。他还说了：不过如果能从坏蛋晋级到女干臣，那也就有了出头之日。严嵩是个好榜样，他之后还出了一批很有成就的粉丝，也晋了级。

　　至此，我倒愿意帮超女干臣严嵩说一句心照不宣的话：“你嘉靖一年到头整天都在修醮炼丹，我全身心地经营你的私有家产，四千多万两银子年营业收入的大项目，拿百把万两银子的年薪怎么说也是不过分的嘛。”落笔此处，我当然不担心有人说我同情“女干臣”，因为严嵩的理念有一个与中国 传统文化完全兼容的内存程序支持的，这种理念程序其实是陈涉、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理念程序的一个变种，只不过前者是黑箱操作，私下分账；后者是明目张胆，揭竿而起，并且讲明了是既要钱，也要你的命！相比之下，前一种比较“木马人”一些，而后一种破坏力则更弓虽，更直接，也更可怕。如果同志们不相信我说的这一套，可以咨询北京瑞新起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程序设计工程师，他们会告诉你最权威的软件设计理论。电话：86-010-82827499，传真：86-010-8282747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河庄苑。

　　当然，话又说回来，其实嘉靖也有他的难处，中国的皇帝其实是很难当的，要么，历史上三百多个皇帝中，怎么就没有几个长命的？这是因为，在大明王朝百分之百由皇家绝对控股的产权结构基础上，要定义皇上在职消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是一个悖论（皇帝一般都是要当到死的时候才肯下岗，所以，他们很清楚，如果自己不在职的话，就没得消费了。人生不过一场戏，只要明白了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玩过程的话，所有权固然重要，但经营权当然更重要！目前国有企业的老总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尽管两者的思想境界是没得好比的罗），三百多人就没有一个可以解得了这个悖论的（再加三千、三万也不行）：一方面“朕即天下”，天下都是皇上的，另一方面国库的钱，其实却不允许皇上个人随时随便调用，建宫殿算作个人建房，得从 住房公积金中开支，皇上个人的所有在职消费得从另一个账户开支，而且还要做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然后由户部划拨（想想吧，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钱都交给妻子，再由妻子按你打的报告划拨一些私房钱给你用，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再加上，既当了皇上，平时小钱还真是拿不出手。难怪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调用海军经费建頣和园时，硬要扯上什么“显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等言不由衷的理由）。据史料记载，明世宗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但整个大明朝的经济收支一直掌握在他的手里。除了修醮炼丹之外，最让他关注的便是计算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以致后世得出一个结论：大明朝的户部尚书，也就是今天的 财政部长，实际上是嘉靖皇帝本人兼任。所以，你“徐高张”还算得什么账呢？还想通过算账搬倒“女干臣”？赶快找一台电脑回家练级去吧，您呢！

　　嘉靖是个明白人，内阁的全体阁员也是明白人，过去的账，就让它过去吧，有本事创收，才是当下要讨论的正经事。嘉靖在观过龙虎斗之后，就要亮相登场了……（陈保国！说了演过汉武帝之后，再不演帝王。这回失信了不是？又出来演嘉靖。嘉靖可是比汉武帝整整小了1662岁。小时候看电影，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不明白：前不久那位1930年代的红军战士当的是炊事班长，到了另一部1950年抗美援朝的片子中当上了师长。肯定是提拔了，这看得懂。但怎么就不见老？愣是闹不明白！）

　　警世通言：

　　如果企业家要说企业是他自己的，那他就不应该让别人无私奉献；如果企业家要说企业是大家的，那他就千万别黑箱操作私下开糊涂账。天下的事，不可能让同一个人左手右手来回倒腾，这绝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2007年2月25日23：48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四：举重若轻股掌间

　　熟悉产生轻篾，神秘产生敬畏。除了嘉靖，古今中外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真要做起来，这分寸感可就不大好把握了。要真正做到康熙说的“不怒自威，亲而难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畏”到最后和“威”到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因此，亲和到什么份上，不会让下属伸手便摸你的脑壳？神秘到什么地步，手下人愿意做事，并且不会把事办错了？这些都是恒古难题。

　　要当好统治者，既要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又要明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既要使信息对称，政令畅通，还得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平衡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这其中的道行，有多深，有多玄，非常人可以揣度。何况，大人物身边往往都会聚集如蝇小人，小人如孔子所言：“远之生怨，近则不恭。”于是，统治者就更难把握亲和的分寸、保持全方位的神秘了。

　　嘉靖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同仁中比较另类的一个怪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经叨叨的入仙之人：“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许多部级、副部级的高官，几十年下来，愣是没见过当今皇上，也不知他在青天里，还是在水瓶里，总之是神秘得很。就算是那些能见着他面的人，也永远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的。嘉靖说出来的话，常常是云里雾里，让你永远无法捉摸得透。这样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无论人家怎么做，都等着挨骂，偶尔没挨骂，那是因为时候不到。让人噤若寒蝉是一切有帝王思想的人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其实，用不着动刀子，让人不敢说真话，有更文明的一招，这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四百年后的1957年，我们就大规模地试验过了一次，凡是服用和看着别人服过“帽子形缓释胶囊”的人，都说效果非常好，二十年后药效才得到解除。

　　还是回到1561年的正月十五吧。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已经担任绝对控股公司董事长四十年了。此刻，他闭着眼睛坐在蒲团上静静地听着，前厅内阁经济工作会上两派的舌枪唇战，就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高潮跌起，扣人心弦。身边的书架上，那本《户部 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总账册》，他早已看过数遍，而心中的小账，更是如数家珍。此刻，他要坐山观虎斗。现今的通俗歌曲唱得好：通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嘉靖已经是一个很有城府镇定自若的董事长了，面对这样的事情，早就真理在手，成竹在胸。

　　严世藩不愧是女干臣货真价实、没被医院调错包的直系后代。只见他不失时机地抓住“徐高张”一个小小的破绽，一个鲤鱼打挺，剑走偏锋，顺势就把经济问题上纲上限到了政治高度，再一次把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争斗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潮：“周云逸一个钦天监管天象的官员，在诽谤朝廷时，为什么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当时我们就纳闷。现在明白了，就是在座的有些人把详情先告诉了他！是谁教唆他的？怎么，敢做不敢认？！”这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绝问（这一招式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流传到民间的，以至于嘉靖帝死了四百周年之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正确使用者如云，受伤者无数）。大殿里的空气即刻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几近凝固，满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其实在场的人都知道，这话是说给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听的，但却都不敢正眼去看纱幔后面的那个人。

　　就在核按钮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千钧一发之际，嘉靖飘然出场了（还算与2005年的汉武帝有些不同，除了服饰之外，气质上也有区别。陈保国，真的有点儿牛）。

　　嘉靖首先把目光射向严嵩：“严阁老，严世藩说诽谤朝廷的那个周云逸有后台，而且后台就在你的内阁里。你说谁是周云逸的后台？”

　　这是一个超级难题。包含两层递进的意思：一是内阁里有没有周云逸的后台？二是谁是周云逸的后台？如果说没有，那你儿子就是瞎掰；如果说有，你就说出具体的人来。这边是三名阁员，那边是一名阁员兼儿子，看你怎么选择吧。

　　严嵩是什么人？尽管当时全国只有六千万人口，而他的“粉丝”和“蛛丝”海了去啦，那可不是靠着唱几首流行歌曲PK出来的明星，而是官场征战几十年，把多少人PK到牢里或棺材里的一代“超女干臣”啊！你看他，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回皇上，这里没有周云逸的后台。”这句话当然也藏着一个潜台词：“就是有，我和严世藩现在也不能在这里跟你说。”同志们，潜台词有的时候才是正话，果然不出严嵩所料呀，嘉靖在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到底还是忍不住问了他想问的话。凡事“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是后话了。

　　嘉靖心想：“好啊，你说没有。那我就再借严世藩的炮弹，放进你的炮筒，看你去轰谁？”所以他没有虚晃一枪就收兵的意思，而是紧逼一句：

　　“那周云逸为什么能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嘉靖问的这句话，其实又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人家周云逸说的都是实话，二是谁把这个国家机密泄露给了周云逸？

　　严嵩老是老了，但头脑却是万分的清醒，一点不含糊：“朝廷无私账。比方去年江苏修白茆河、吴淞江，浙江修新安江，河南、陕西大旱，都是明发上谕拨的银子。”真不愧是高手！这么说话，既夸奖了皇恩浩荡，又推卸了巨额赤字的责任。当然，更绝的是，严嵩避重就轻，投鼠忌器，只字不提宫里的用度。

　　严嵩不提，不等于嘉靖没用。嘉靖既是用了，又不想让天下人知道，所以他还是有气：“宫里修几座殿宇的费用他怎么也知道？”嘉靖自知宫里用多了钱，但他却要来追究谁泄密，因为他自负得很，深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跟他辩这个理。但严嵩却也知道，这话里有话，多少有那么点牵连到他儿子严世藩的意思，因为那几座殿宇是由工部承包的烂尾工程。在此紧要关头，严嵩已经不能一味想着消灭敌人，而是应该考虑如何保存自己了：

　　“这说明工部用的钱都是走得明账。”别小看这一句话，四两拨千斤，一下子就把严世藩建筑工程款超预算的责任给洗干净了。

　　好家伙，八十岁的严嵩，镇定自若，只用了三句话（六十七个字）就机智巧妙地把嘉靖塞进他炮膛的炮弹，统统都弄成了哑炮。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是首揆——内阁的当家人，随便哪一发炮弹射出去，不论炸到了在场的谁，自己都逃不了干系。据我考证：地球人应该是在公元1560之前，就都知道了：官场上的战法多数都是背后放箭，极少情况下是采取当面放炮的！官场争斗，毕竟不同于在家打麻将嘛！

　　嘉靖和严嵩在短短的52秒里（根据电脑影音播放器读秒显示），玩了一次绝佳的智力游戏，满天的战争黑云，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当大殿里的其他人还没醒悟过来的时候，大伙儿已经成功地集体软着陆了。

　　这两位高人能够活在同一时间的同一空间，真不知是上帝的神来妙笔，还是一次笔误。反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彼此相互成就，夺尽那个时代的精彩，以至现在我们要花3500万巨资来再现他们当年的风光。你还别说，这样的游戏，他们已经在一起玩儿了几十年了。君臣之间，遇大事能够如此默契，太极般地举重若轻，应该算是千载难逢的美事，这大体上与嘉靖终年修道，严嵩常年为嘉靖写清词有关。想一想中国一些民营企业里所谓的“黄金搭档”，真要跟前人比起来，真是汗颜哪！

　　后人有一件事总是想不明白，嘉靖如此聪慧之人，何以会明知严嵩是超女干臣，却总是护着他，让他横行几十年？其实说白了吧，一个大人物往往不是靠着好人帮衬，才取得成功的。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往往都是因为找到了真正的对手。才智相当，地位相近，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且敢于交锋、较劲儿的人，往往与大人物既相克，又相生，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丈，魔高十丈”的博弈中，他们的潜能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共同创造了一段特殊（辉煌也好，罪恶也罢）的历史。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游戏，如果没有人有资格陪着你玩儿，你再聪明也活得没劲儿，不是？

　　远在4470年公里的这两位作古之人，如果这会儿侵入我的电脑，知道我在家里看着《大明王朝1566》，并自以为是地分析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对我笑了：“你咋就知道我们俩之间的这些秘密呢？又是翰林院的哪位大学士充当你的后台，提供信息并教唆你泄密的？”

　　我当然可以拒绝回答。

　　警世通言：

　　一、企业家既要善于防微杜渐，又应该勇于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

　　二、想做大事，身边一定要容得下高人。

　　（2007年2月26日23：20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五：创收才是硬道理

　　嘉靖和严嵩配合默契，完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精美绝仑的高台跳水。

　　正铆足了劲儿要置“徐高张”以死地的严世藩，一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和平局面搞懵了。像一个跳高运动员憋足了劲，跑到杆下，正准备起跳，唉？怎么标杆没了。他有些怅然若失，相当委屈地望着不动声色、神情稳如泰山的严嵩严老爸。

　　嘉靖的眼睛多毒啊，而且脑子是比最新的“奔D”速度还快十倍，他知道严世藩这小子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便迅即把目光转向严世藩：“不要这样看着你爹，要好好学着。”后面应该还有一句话，编导没让陈保国说出来，我就把它挑明了吧：“要玩儿这等全方位立体四维高级游戏，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严世藩身子一凛，连忙垂下了双眼。

　　嘉靖有些得意：满以为摆平了严世藩，终于把这根烧红了的铁棒扔进了水池。接着要安抚在座的所有内阁成员了：“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有些是云，有些是水”，这跟忠臣、奸臣有什么联系？尽管恩格斯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总得有一点靠谱吧。这让我想起一部非经典政治学专著中的一句名言：“乱打比喻往往是一些政治家神幻莫测的一般性伎俩。”历来大权在握的皇帝，说起话来，总是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叫你狠狠地猜去吧，接着他再说什么的时候，你的思维还陷在猜的重围里，步子就跟不上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就只好晕晕乎乎地跟着感觉走，最后你就被他彻底忽悠住了。这一招，古今中外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屡试不爽。

　　严世藩毕竟比他老爹差一把火，皇上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是有点不识时务。其实也不能怪他，眼瞅着胜局已定，一家伙棋盘却被裁判给抄了，真不是滋味。“就这样被嘉靖和了稀泥，轻轻松松忽悠过去，熟个夹生饭，草草收场？不甘心哪！”其实这时的严世藩之所以这么想，还有一份心虚，他是担心皇上说他恶人先告状。所以，他只能不依不饶：“回皇上，高拱和张居正刚才的言论和腊月二十九周云逸的言论如出一辙，叫臣等不得不怀疑。”

　　如此不识时务，如此不依不饶，如此纠缠不休，如此较劲儿，嘉靖这下子真是有点不高兴了：“如出一辙有什么不好？周云逸被打死的事，朕现在想起来也有些惋惜。他也没有私念，只是他的话有扰朝政。朕也就叫打他二十廷杖，没想到他就……”哇塞！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志们，看到了吧？！当你遇到你的上司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时候，你最好是别站在东，也别站在西。宁可守着中发板，当相公，千万别去想着和什么大牌就是了。

　　接下来，继续看高人出高招。

　　嘉靖见严世藩不依不饶，心里想：“好你个小子，见好不知收，你想干什么？”于是，把话锋猛地一转：“严世藩，刚才高拱说你才是名符其实的‘女干’，昨天娶了第九房太太，是怎么回事儿？”

　　严世藩一听这话，蹭地就把全身17.4%的血浆紧急调到了以乌沙帽为掩体的总参谋部，即刻，大脑中枢的所有报警灯闪个不停，外观显示为满脸通红，他这才在心里惊呼：不妙！战火怎么烧到自己屁股上来了！？总参谋部大约也就是在一秒钟之内给膝关节下达了指令：“跪下！”严世藩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回复嘉靖：“明天立马把小妾送回娘家。”嘉靖见严世藩这副窘态，知道他已经彻底认栽了，话锋又是一转：“好汉才娶九妻嘛！只要多把心思用在朝廷的事上就行。”

　　“是。”严世藩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没想到，就一刻功夫，严世藩已经被嘉靖桑拿了一把，通体臭汗，粘粘糊糊。

　　高！实在是高啊！就这么来回轻轻地拨愣了几下小指拇头，严世藩就被嘉靖彻底搞蔫了。

　　担任大明王朝董事长几十年下来，嘉靖修仙虽然还遥遥无期，但他的统治术此时已经是如火纯青了。他知道，吵架归吵架，争论归争论。下面人如果不吵架，不争论了，那可是要出大事的。但是，意识形态也好，政治攻奸也罢，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东东，大家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天天争论，谁去做事呀？尽管嘉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话，但他心里却很明白：银子才是保证大伙儿能够把吵架和争论游戏进行到底的物质基础。据我等业余专家严格考证：古人从来就没有傻到“宁要XX主义的草，不要XX主义的苗”的地步，那是现代人才说得出的疯话。由此可见，人类的进化是多么的不容易呀！进化了三百万年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有时还会出现今不如昔的返古现象。不过，看到一点倒退的迹象，我们也不必惊慌，相对于三百万年来说，两三千年其实不算个什么数，就算是请好莱坞的那个超人反旋地球一百零九万五千圈，历史倒退三千年，人类的未来也照样有光明的前途。进化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形上升的过程，个别返古现象，其实也不足以训，否则，我们就看不懂嘉靖当年为何不以内阁斗争为纲，抓住扰乱朝政的新动向，让争论进行到底了。

　　嘉靖是何等人也！别看他神经叨叨，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国库的巨额亏空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创收。因此，经过一番乱石铺街，胡罗卜加大棒，嘉靖要把话引向正题了。他先点了严嵩的将：“阁老，你是首揆——内阁的当家人，有什么打算？”

　　严嵩老谋深算，这会儿自然是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当家无非是节流开源两途。”说到节流，他巧妙地把去年宫里多花的三百万两银子，归于嘉靖三十六年，因为集体决策的失误，没有痛下决心投资兴建云贵通往京城的低速公路，结果去年修宫殿的木材运不出来，工期又紧（其实是工部为了早出政绩放了卫星），只好从南洋运木料（完全是崇（南）洋媚外，知道进口货物，回扣返点高，而且外国人讲信用，不举报），结果豆腐花了肉的价钱。一句话，严嵩要说的是这三百万两银子没有人贪污，也没有人浪费，所以，也没有人犯罪。严嵩扯了一大圈，其实就是想替儿子说清楚这点事儿。

　　老是扯过去的事，忒没劲儿！嘉靖不耐烦了，想起刚才年轻有为的兵部侍郎张居正说的话了，转头问张居正：“你说只要海面的商路畅通，我大明的商船就能把货物运到波斯、印度一带，每年就可以开源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朕想听你说说这个思路。”

　　其实，张居正只是从兵部着眼，想着应该给闽浙增加一些军饷，让戚继光、俞大猷部募充军队，建造战船，然后主动出击，剿灭倭寇。当然，如果实现这个目标，最终自然是有利于重新打通海面货商之路。当张居正才把话说了一半时，严嵩却出人意料地接过了话茬：“这个想法张居正和臣商议过。”

　　徐阶、高拱立刻下意识地望着张居正。张居正开始是一愕，接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向徐阶、高拱作无奈的表白。这就是严嵩的过人之处了，你可以上树，但想摘桃子，没门儿。

　　严嵩一副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的样子：“只要海面货商之路畅通，接下来是运什么。比方江浙的丝绸。一匹上等的丝绸，在内地能卖到六两白银，如果销到西洋诸国，则能卖到十五两白银。现在江苏是一万张织机，浙江是八千张织机，能不能增加织机，多产丝绸？”真是一副老臣谋国的架式呀，一切以数字说话。

　　嘉靖一听说有来银子的大项目，即刻两眼放光。不过，他当了四十年的董事长，也知道，要多产丝绸，原材料得跟上。于是他抢过话头：“关键是蚕丝。如何多产蚕丝？重要的是增加桑田。”

　　正中严嵩下怀，严嵩道：“皇上圣明。浙江适合栽桑产蚕，此乃气候使然。内阁的意思，干脆让浙江现有的农田再拨一半改为桑田，一年便可多产蚕丝一千万两以上，也就是说可以多产丝绸二十万匹。”

　　这可是关系到国策的大问题，嘉靖知道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对于再拨一半农田改桑田不无担心：“农田都改了桑田，浙江百姓吃粮怎么办？”

　　严嵩自然是早已运筹帷幄：“从外省调拨。以往每年外省就要给浙江调拨二百多万石粮食，增加了桑田再增调粮食就是了。”总得那么轻松。

　　嘉靖还是有些疑惑：“外省调来的粮一定比自己产的贵，浙江的桑农是否愿意吃高价粮？”嘉靖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也懂价格。

　　严嵩胸有成竹，看来是算过账的：“每亩桑田产的丝比每亩农田产的粮收成要高。”

　　嘉靖自然知道，有利益趋动就一定能推动国策的顺利实行：“再加一条，改的桑田仍按农田征税，不许增加赋税。”这看起来倒是皇恩浩荡，从减轻农民负担着手。

　　“圣明天纵无过皇上！”这回是严世蕃抢着颂圣了：“这样一来，浙江的百姓定然会踊跃种桑。有了丝源，浙江和江苏各增几千张织机不成问题。”

　　一副创收一千万两银子的宏伟蓝图，即刻展现在玉熙宫外间的大殿幕墙之上，好不壮观！

　　此时的嘉靖，不靠仙丹的作用，就已经进入了最佳状态，竟然走下座位，拍起掌来：“好！好！吵架好！一吵就吵出了好办法。这件事就作为国策，让司礼监和工部去办，当然还有户部，多赚的钱都要在户部入账。如何入手，内阁这就回去详细议个方略出来吧。”

　　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一切都道貌岸然，无懈可击。

　　就这样，一项重大的“农田改桑”的国策，出笼了。与“严党”的较量，也就从紫禁城转到了浙江。

　　在新的平台上，双方将重新整合人马，斗智、斗勇、斗狠、斗毒！

　　所谓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生活的高度浓缩。几句对话就出台一项国策的事，同志们万万不要去相信。但不妨可以先默认之，然后接着看下去：上面有国策，下面如何对策？一项看似得人心的国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哪里有猫腻？有什么猫腻？围绕国策派生的一系列权和利，会引发什么样的斗争？谁跟谁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怎么个斗法？鹿死谁手？……

　　警世通言：

　　企业家要既借助矛盾来团结队伍，又不要让矛盾激化到影响企业的中心工作，这之间分寸的拿捏，往往能够体现一个企业家的职业段位。

　　（2007年2月28日12：42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六：种下龙种生跳蚤

　　为了弥补上一年的巨大财政赤字，严家父子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实现方方面面多赢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好就好在他手下有人。

　　浙直总署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起来的朝廷重臣，人品才干都是一等一的国家栋梁之才，并且深得皇上信任。浙江的布政吏郑泌昌，按察吏何茂才，也都是嫡系，由他们来组织扩大丝绸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增收几百万两白银（在嘉靖那里说一千万两，容易得到批准）来填补亏空，看来没有多大问题，而且这个大项目过手的环节多，肥水丰厚，不仅手下的人有积极性，而且把他们养肥了，自然也就有了孝敬老师的银子。

　　然而，严家父子也知道，关系如此重大的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推行起来难度比较大，首先必须要得到皇上的首肯，并且使之成为一项国策，推行起来才有可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要搞定太监总管吕公公，以及他的干儿子——江南织造局兼浙江舶司的一把手杨金水，并且可以拿虎皮做大旗，排除反对党的干扰，达到预期的目的。创新总是很难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真是难为了严家父子，在周云逸死后的这个难过的春节期间，经过反复论证，精心谋划，总算是拿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救方略，并且在如何抛出这个方略的问题上，也都颇费心思，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谋划。这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招术套路，都显见这位八十一岁的老女干臣，是何等的老成谋国。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编导在这场戏的编排上，的确是非常的成功。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嘉靖明知严嵩一伙为恶多端、贪得无厌，却还是离不开他们。

　　借着张居正提出扩充海防、抗击倭寇所引出的话题，严嵩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循循善诱，给嘉靖留下了足够的想象和发挥空间，一步一步地把嘉靖装进了套子。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嘉靖，这个春节自然是过得不开心，所谓“斋戒祈雪”，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好听一点的词，闭门思过罢了。十多天下来，他为自己去年的个人消费过多，心里正难受着呢：一是气这些做事人，巧借他的个人项目，不惜成本，中饱私囊（现如今一些老板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很会借着给老板办事的名义，出手阔绰，挥金如土，美其名曰：给老板挣面子）；二是花就花了吧，却搞得满城风雨，居然让地球人都知道了，遭来周云逸等臭知识份子的辱骂。现在严嵩引进了这么一个本土化的项目，可以进一千万两的银子，他能不高兴吗？一向板着脸的嘉靖，这回终于绽放出了比苦菜花还美丽的笑容，于是，拍着掌，满怀欣喜地恩准了推行“改稻为桑”的经济政策，并且定为国策。

　　其实，这项政策的基本思路很简单：以出口丝绸为目的，从增桑养蚕开始，为丝绸生产提供充足的生丝，接下来扩大丝绸产量，完成出口定单，收回外汇，入国库，补亏空。整个经济思路，可以说是环环相扣，顺理成章，无懈可击。当然，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是“改稻为桑”，扩大桑树的种植面积。因此才把这项国策称之为“改稻为桑”。

　　整整四百年后的1963年，美国的气象学家洛伦兹（E. Lorenz）提了一个气象学的概念，叫“蝴蝶效应”。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拍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场 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映，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既便是一个好的政策，如果不注重细节，及时地引导、调节，其中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坏机制，最后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四百年后的社会学的理论，完全可以被四百年前，嘉靖年间的改稻为桑的历史事件所验证。嘉靖和严嵩这两只全国最大的蝴蝶联手，同时拍动了几下翅膀，结果在当时的大明王朝，从皇上、皇储到浙江百姓；从内阁所有阁员到浙直总督、巡抚、布政吏、按察吏、知府、县令等地方官员；从太监总管到宫里宫外太监、东厂锦衣卫；从浙江到江苏、安徽三省的丝纺企业、丝绸商人，数百万人都在不久之后，卷入了一场空前的风暴——名副其实的龙卷风。只是这条龙，是嘉靖这个真龙天子。

　　关于嘉靖和严嵩这 两只蝴蝶，为什么这次会共同拍动几下翅膀？我们有必要倒一下带，用慢镜头重看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于如何说服人的技术性问题。严嵩何以能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把嘉靖给忽悠进自己早已设计好的套子呢？有一个带公理性的技术环节必须按MBA的案例教学方式挑明来说，以便某些有思想没权力的人，在向一些有权力缺思想的人推销自己的思想时，有一个好的案例借鉴：

　　通常情况下，凡在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场合，往往都是有想法的人没权力，有权力的人，没有好的想法。所谓“集思广义”往往是高级领导对能力不够“弓虽”的中层领导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集思广义”其实就是没有想法但有权力的人，向有想法而没有权力的人索取想法。但是，一般来说，有权力的人，往往都更爱面子。因此，他们不愿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个拿来主义者。无论如何，他们至少要让公众感觉到他们是一位集大成者，当然，如果能被看作是政策和策略的原创者，那就更好。于是，想好了思路的人，如果想出售自己的思想，必须具备一种很好的心态，那就是愿意当无名英雄，要假装着自己并没有完全想好，然后不经意地引导和诱惑有权力者上钩，让他们说出你想说的，而只要是你想说的，被他们自己说出来了，他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感觉，并且愿意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原创思想。这样一来，方案不仅能顺利产生并通过，而且执行起来也能贯彻到底。因此，对于没有权力而有思想的人，其上上策是，不应该太看重自己的 知识产权，而应该大度一些，豁达一些，让有思想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多半比你行，你应该把这个看作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和颇有成就的事。

　　这里要附送一句非名人名言，为的是让甘当无名英雄的有思想者心里能够彻底安慰：“不论政治家心里承认与否，他们做的事，在思想家那里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如果有思想的人，都能想明白这一点，人们就更有理由相信：人类未来的进化，全世界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和谐，全球GDP的上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疯长，都是一件并不太难的事。因此，我们一定要告诫所有的有思想的人：光是“注意你的素质”还是不够的，更要调整你的心态。

　　在这一点上，严嵩无疑是一个成功人士。这是因为他既有素质，又有好的心态。他要的是自己的思路能够得到皇上的首肯，能够得到实施，至于历史书上会不会写上这是谁的“金点子”，这都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当首辅的必备素质。再说了，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安排现场直播，老百姓也不想知道这个点子是谁的主意。再退两步说，一项钦定的国策，一旦成功了，自然有内阁的功劳，内阁有功劳，首辅自然首当其冲，而万一失败了，就皇上的失误（至少是用人的失误）。在严家父子看来，图面子自然不如图里子来得实惠。

　　戏演到这个份上，编导安排嘉靖打开大门，迎风而笑。此刻，改稻为桑的国策出台了，皇孙也在同一个时辰出世了。而严家父子，从正月十五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大胜而归。回到家里，自然是关上门窃笑——不出镜头也罢，观众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回家后的喜悦。

　　当然，关于这一出戏，我们没有去考证，不知是历史上的这个决策过程，原本就是如此具有戏剧性，还是编导们的生花妙笔，把这个过程写得如此具有戏剧效果。总之，这是一场很有嚼头的戏。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只要是一项带有变革性的国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有某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在官场上往往会与现任官员的升迁罢黜有关。于是，有人欢喜，就有人忧。利益和权力之争在国策出台之后，总是不可避免。

　　在个人百分之百绝对控股的封建王朝，一旦涉及到官员的切身的利益，顺手牵羊，偷梁换柱，变通使坏，取巧豪夺，横行乡里，借鸡下蛋，甚至借刀杀人的事，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任何皇帝都不会知道一项正确的政策，传递到基层，将会变得如何面目全非。因为国家太大了，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执行者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道德修养等等方面的差异，哪怕是一项真正好的政策，在内阁向各级官员的传递过程中，必然出现许多不确定性，非线性失真和变形，甚至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无意丢失，这些都可能成为政策风险。所谓改稻为桑决定之后，官员就是决定的因素，一点都没错。只要官员在过程中出了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种下龙种，就难免生出跳蚤了。

　　当然，让嘉靖更没有想到的是，太子党在这项国策问题上，并没有与他站在统一战线上，他们更愿意看到严党忽悠出来的这个改稻为桑的政策，最后无疾而终，从而也可借机搬倒严党，彻底结束女干臣盘居内阁二十余年的历史，为众多冤魂正名。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张居正的猜测：严党是想通过推行这项国策，一举三得，既弥补国库亏空，又借机敛财，而且还可以加强与司礼监的战略同盟（司理监掌管的江南织造局，是为皇上捞私房钱的机构）。当然，受害的只能是老百姓了，因为改稻为桑的推行，极有可能被官府利用，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勾结商贾巨富用低价进行土地兼并。而浙江是外有倭寇，内无粮仓的特殊省份，搞不好将会发生民变。这对于皇帝继承人的裕王来说，是个极不好的利空消息。所以，在阻止严党借改稻为桑的国策鱼肉百姓变相敛财的问题上，太子党真是左右为难。若要采取行动，阻止这项国策的实行，真是说不清楚是不想让严家过关，还是不想让当今皇上过关，或是不想让背负巨额赤字的国家过关？

　　看来，既便是种下龙种，生出了龙种，如果不小心掉在了跳蚤堆里，就算是落在香港，龙种也没法成龙。

　　警世通言：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投钱，结果多半是拍屁股滚蛋。发生这样的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凡学习总得交学费；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用自己的钱。

　　（2007年3月2日22：0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续写《王朝投影》

　　原计划写30篇的《王朝投影》，因故停笔。今天开始续写，边写边挑一些段落发表在博客上，以谢博友的点击之情——


　　中国的皇帝自古以来，都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印“天子”职务，而且常常还在前面打上“真龙”的品牌商标。这个职务有两层意思：一是，皇权不仅是自己或祖先靠武力打天下获得的，而且是上天的安排（自从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历史唯心主义之后，现代人对此的表述叫做“历史的选择”）；二是，既然是上天之子，那么天下就应该是天子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种国家的产权制度安排，似乎解决了国与家的资产矛盾：私有既公有，公有既私有。

　　但是，国和家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在国家的所有权问题上，说得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是所有帝王的通病，因为他们不论有多聪明还是绕不出这个天下与天子的悖论。

　　中国的商人知道这个悖论之后，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了，这就是官商勾结。

　　中国的帝王知道这个悖论之后，往往会把政治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了，那就是不让商人有地位，然后想法子抄有地位的官员家。

　　…………


　　要钱何以变要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先生，是明史专家。他告诉我，只有到了明末清初时，中国的皇帝才开始有意识地出台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诸如“改稻为桑”之类的国策，是嘉靖以后的事情。

　　在明末清初之前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形态，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了盐、铁等重要物质实行国有垄断经营之外，国家对蚕桑、粮草的生产和流通大体都是放开的。从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发迹主要是在北方的边境地区。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屯兵，实行自由的粮草交易，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而且给山西人创造了发展贸易的机会。当然，晋商以战争为商机，囤积粮草，发战争财，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如果《大明王朝1566》完全根据史实来写，把以“改稻为桑”为主轴展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换掉，另选一个历史事件来撑起这样一个大故事，并且能让观众愿意看下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矛盾是真实的，事件是虚构的，这样一种创作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思路，在我看来，既便不值得大力提倡，至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没有文学化的历史，尽管真实，但不好看；好看的“历史”可能在情节和细节上不够真实，但却很好看，这是一件在“求真”与“求趣”之间不容易兼得的事情，关键是要把握好分寸，不可偏废。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历史的全貌，也看不全历史本来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知道历史每一个细节。对于多数人来讲，读新编历史剧，只是想知道一个与结果基本吻合，情节和细节既符合逻辑，又能充分体现人物性格的活生生的故事。满足了这些基本的要求，就看谁更具有想象力，更会忽悠了。政治家，企业家，剧作家，笼而统之，都是忽悠家。善恶，真假，美丑，往往是“出水才看两脚泥”。历史总是以结果来说话的，越是后来的人，越是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文笔去演绎相同结果的不同过程。当然，有一点是可肯定的：凡有影响力的剧作家，无一例外地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并且为他们提供处世的策略，尽管他们并没有在作品中站出来直说。

　　基本准确的史实，深刻独到的见解，引人入胜的结构，扣人心弦的情节，生动准确的细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为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成为上品之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剧的编导们，在确定了历史人物的基本性格和结局之后，充分地展开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一个个与当下现实有着诸多默契的故事，形象化地展现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及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命运。

　　应该说，“改稻为桑”这场戏的现实意义和经济学意义，十分耐人寻味。由此联想到当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广大房地产开发商、众多百姓（包括大大小小的炒房团）围绕着房地产价格，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博弈，就不禁让人感觉到这场戏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政府正在做一件事与愿违的事情，而开发商先是一惊，后是窃喜，他们发现政府出的招，对他们来说条条都是利好；而老百姓一味相信政府的诚意和手段，却不相信市场内在的规律，结果手中的钱，越捂越买不起房了。这样一个越压越高的房地产价格，反应出的问题，是政府无能，还是开发商太坏？是政府虽然好心，却不懂经济学，拧反了螺丝，还是个别经济学家被某利益集团收买在背地里使坏，给政府出了反招？……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想当年，嘉靖年间的“改稻为桑”不也是一波三折，演绎出了一串串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吗？

　　国库空虚了，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间传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权力者的幸福来自于被权力者的幸福，那怕是虚假的表达。到了老百姓都说家家干净的时候，不仅帝王不幸福了，而且帝国的生存都是个问题，何以奢谈可持续发展呢？

　　在专制的国家体制中，太监固然要急皇上之所急，因为他们是无根之草，生命的意义只能是在当下。除了太监，首辅同样也会急皇上之所急，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没了，臣子不但拿不到年薪，而且由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一旦断了皇粮，全家都得饿肚子。在《大明王朝1566》中，严嵩父子连哄带诱，与嘉靖共同忽悠出了一项“改稻为桑”是国策，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填补亏空。但任何一项涉及经济问题的国策，最终都要落到基层，而到了基层，说到底还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

　　“改稻为桑”听起来，无论如何是利国利民的一项国策。农民种地的收入不如种桑的收入高，嘉靖又决定不增加“改稻为桑”者的税收。而且蚕桑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向手工业的转移，乡镇企业可以得到大发展，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因此有望拿到“农转非”户口，你说这是多大的好事呀，老百姓能看不懂？还会不拥护？

　　故事看到这里，我相信多数观众都会和我一样，为编导捏一把汗！生花妙笔莫非能把一件好事，也给写成坏事？而在接下来的好戏中，你会由衷信服：这个刘和平还真有这等本事——

　　随着剧情的发展，“改稻为桑”这个看似英明的国策，就出问题了。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太急”。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改稻为桑，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第一年就要织出五十万匹丝绸，而且已经与洋人签订了出口合同。典型的政绩工程啊！尽管当时的官员还不善于以“亲民”为口号，打出“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的旗帜，但做事已经胆气十足了。为了推行国策，官府竟派士兵骑着战马（还好没有坦克装甲车）去踏农民的秧田，终于引发了群体事件，杭州郊区的老百姓到总督府集体上访。看来编导们多少是知道人民公社的那些事儿的：“以粮为纲”，就放牛去踏棉、麻地；“以钢为纲”就全民上山砍树，大炼铁疙瘩，秋收时硬是不让社员下山收庄稼。所以，这个情节，年纪轻一点的人，可能觉得是瞎编，但高举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人，自然是能够产生丰富联想，读懂其中深刻含义的。

　　“改稻为桑”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地兼并”：要保证丝绸的规模生产和质量问题，必须解决原料生产的规模经济问题。所以“改稻为桑”必然涉及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问题，历来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担心，担心无地的农民闹事。如果古人能够像现代人这样，在土地兼并的同时，辅之以合理的补偿和就业人口的转移，本也无事。但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想不出现代人的办法的。因此，编导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商人为了降低土地兼并的成本，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行政权力来压低土地价格，而这一项勾结的背后，是政府官员从中瓜分相当份额的巨大利益，所谓少数人吃多数人，再少也是多。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某些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土地价格，然后不惜动用公安甚至“黑社会”强行拆迁，旧城改造成为不断引发上访群体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意思的是，推行“改稻为桑”的一派，高举推行国策的伟大旗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大刀阔斧，义正辞严。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由于不便与皇上钦定的国策作对，“改稻为桑”的反对派，一方面以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只能玩弄阳奉阴违的柔中之术。这场博弈成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党争。

　　“改稻为桑”出的第三个问题是：经济问题政治化。胡宗宪是严嵩的弟子，但他有大局观念，且行事谨慎，原本是能把“改稻为桑”处理好的，但太子党却派谭伦督战，把局面搞乱了，使胡宗宪腹背受敌，左右为难，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最后只好下课。接下来，严世藩又想加台盟力量，又为了避嫌，派出一个不谙世事，完全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高翰文，就彻底把事情搅黄了。任何事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人划线，问题必然复杂化。互相掣肘的结果是，不能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也做不了了。

　　“改稻为桑”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官场问题外部化。官场争斗一旦到了白炽化的阶段，各方出手都趋向于斗狠，因为对失败的恐惧，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成为理性选择。为了嫁祸于人，郑泌昌、何茂才不惜放走倭寇，放火劫狱，诬陷通倭。但这也是一着险棋，把外敌都请出来当棋子了，难怪郑泌昌对何茂才说：“这可是最后一步棋了。做不好，你和我就自己坐到囚车上去吧。”

　　一个问题在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何况一系列问题在互动的过程中，不知会繁殖出多少问题。于是，“改稻为桑”的结局就不难预见了。淳安、建德两县被淹，马宁远等四人问斩，胡宗宪被迫辞去浙江巡抚，郑泌昌、何茂才处决，沈一石放火自焚，杨金水疯了，高翰文被囚禁……原本是一项向自然要资源的经济活动，最终却变成了向官场要命的斗争。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来说，一些好的国策，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场祸国殃民的灾难，往往不是动机不好，而且规则过于粗疏，国策本意中可能对多数人带来的利益，往往容易被某些有权者或少数人瓜分（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典型例子），而国策的弊端往往在被放大之后，全部落在了弱势群体身上，甚至一切不良的后果，最终还会归咎于制定国策的人。

　　警世通言：

　　好的政策会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争夺而成为不好的政策。

　　知道卖力者的好处在哪里，是政策制定者必须事先了解的事情。

　　（2007年7月12日11：3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家国之间的维权

　　中国的皇帝，自从秦始皇以来，都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印“天子”职务，而且常常还在前面打上“真龙”的品牌商标。这个职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皇权不仅是自己或祖先靠刀把子打天下杀出来的，而且是上天的安排（自从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历史唯心主义之后，现代人对此的表述叫做“历史的选择”）；二是，既然是皇帝等同于天子，那么，天下就理所当然是天子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语以敝之：国乃一家之国。这样一种“国”与“家”的产权制度安排，从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国”与“家”的资产矛盾：私有既公有，公有既私有。正如当下的一些家族式民营企业：公司就是家，家就是公司，当然，家族企业说清楚了这种产权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怕就怕一方面标榜的是现代企业之名，一方面行的是家族之实。更有甚者，公司成了大股东的钱柜，公司的账户就是大股东的开支账户，大股东可以任意挪用公司资金为己用。由此看来，公私不分，我们中国人是有传统的，一直可以从皇权统治的基本理念中追朔到详尽的注释。

　　但是，“国”与“家”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不同王朝的不同皇帝手里，“国”与“家”的资产矛盾，往往是不可协调的，一旦到了多数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候，“家”“国”都要面对崩溃的危险。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皇家，还有官家，更有众多的百姓之家。所以，在“国家究竟是属于谁的”这个问题上，说得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是所有帝王的通病，也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意识形态。不论这些个皇帝是多么地聪明，多么地能干，最终还是绕不出“天子”与“天下”这个根本性的冲突。这是因为，在“天子”个人与广大的“天下”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复杂，也是鞭长莫及的委托代理的问题，“天子”必须委托大批的官员来代理他的统治职能，这些代理人都是有家有口的，所以，其中的代理费，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越来越贵，一直到最后帝国的解体。正像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一开始一定的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当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已经变成一种公开的秘密之后，职业经理人对企业未来就没有一种好的预期，而在没有好预期的情况下，经理人选择在职侵占公司利益的策略，既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愈演愈烈的事。

　　嘉靖皇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董事长，他的全部古怪行为，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在无法亲自经营的情况下，使尽全力维护他的这个“家”对“国”的所有权控制。他一方面让严嵩带领着内阁为他的国库敛财，维持帝国的运行；另一方面又让司礼监深入各地，创办了一批“三产”，为他自己捞私房钱。之所以采用两条线齐头并进的策略，原指望着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监督的同时，能够从经济上也获得好的收成。然而，实践的结果，到头来并不像设计时那么巧如人意，充其量只是利用了矛盾，在政治上增强了控制力，而在经济上却无形中增大了管理成本。西方人所谓的：“一个奴隶有两个主人，这个奴隶就是自由人；一个奴隶有三个主人，这个奴隶就成了主人”，讲得就是这个道理。人在利用矛盾的时候，其实也在被矛盾利用。任何对产权的维护，都会发生成本。

　　而作为具有特务性质的司礼监，其爪牙并不是个个都在具备特务专长的基础上，同时具备商业才能，而且能够把对财富的欲望也像对女人的欲望那样给根除了。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拿虎皮做大旗，通过与当地的官府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交易，另一方面要以“宫里”的名义，附加与地方官府勾结获得的实权，进行各种资源的交易，有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拉到一批像沈一石这样的商人，冠冕堂皇为董事长也为自己捞好处。

　　《大明王朝-1566》正是围绕敛财这样一个主题，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浙江这样一个丝绸生产的重要基地，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精彩纷呈的博弈：

　　首先，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司礼监，这批人是“宫里”的人，离皇帝最近，具有监督之秘密特务职能，他们可以借助政治手段来玩经济，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而且名正言顺，他们敛财的第三只手，其实是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三把看不见的剑，是最不好得罪的。既摆脱不了，又不能靠太近；既要给他们好处，还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抓住了人家的把柄。

　　其次，对于像沈一石这样的商人来说，只要把自己的事业与“为宫里做事”联系在一起，拿虎皮做大旗，好处是很明显的：官府不敢人为设置障碍，过多为难；竞争对手看到有背景，也会让步三分。所以，沈一石之所以能做强、做大，最重要的一条在于，他能同时利用司礼监和地方官员这两种政治资源进行商业竞争。而利用这两种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要用经济利益拉官员下水。不论是应对“宫里”的杨公公，还是应对官府的郑泌昌、何茂才，沈一石无非是用皇帝和老百姓的钱，来做一些重新分配的游戏而已。沈一石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典型的商人，他在公开场合总是一付俭朴谦恭的样子，并且很会给足官员面子，但私底下却得把官员当作真正的商人看，因为他深知，只要官员采取哪怕是不作为的态度，一切事情都会变得难办许多。尽管中国人没有创造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经济理性人假说，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最知道怎么搞定官员。这恐怕也是古代帝王痛恨商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思想教育几十年，毁在商人一夜间。”

　　中国的皇帝最怕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谋反篡位，二是下面的官员贪墨他的家产。这两件事，中国历史上的三百七十六位皇帝硬是没想出什么一了百了的好办法。这是因为，政治上的皇位与经济上的个人财产紧密相连的时候，当皇帝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嘉靖皇帝算是有幸之人，遇到严嵩这样的只要钱不要皇位的首辅，自然是少了第一个麻烦。但严嵩自恃经营能力很强，又嫌年薪太少，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点让嘉靖在背地里很难受。说起来自己是个皇帝，不但不能大把大把地分红，而且国库年年亏空，这些自称能力很强的经理人个个富得脑满肠肥，尤其可恶的是：名师出高徒，在严嵩的众多手下当中（包括儿子严世藩），更出了一批“青出于蓝而甚于蓝”的巨贪，他们不仅支撑着帝国大厦，而且同时也是一台台抽水机，上侵皇帝家产，下掠民膏民脂。比方说郑泌昌与何茂才贪墨一案，问题就很严重，嘉靖听后很生气！然而，牵一发而动身，董事长一旦要与经营班子彻底翻脸，往往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投鼠忌器呀！杀人太多，事后还得有人做事，何况老祖宗朱元璋也不是没有做过大开杀戒的事，结果还不是前腐后继。因此，嘉靖所生的这种气是一种怪气，是那种在肚子里窜来窜去，就是放不出屁的气。

　　《大明王朝1566》的编导们的确很有办法，把嘉靖被这种窜来窜去的气折腾得够呛的心态，用一个精心构思的情节刻画得十分到位：

　　嘉靖想表达对处理浙江贪墨一案的意见，但不好明说，只好赞扬徐阶写的青词写得好，并大声朗诵了其中的两句：“离九霄而应天命，情何以堪？御四海而哀苍生，心为之伤！”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在场的严嵩、徐阶、吕芳，此刻都听出话外音，这分明是嘉靖暗示要将浙江的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倒严”的主要干将徐阶，眼看一场获胜的战局又要偃旗息鼓，稀里糊涂地打成平局，忍不住挺身而出：“圣上，臣这两句话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要向圣上呈奏。”

　　嘉靖立刻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只见他目光转向徐阶闪了一下：“说来听听。”

　　徐阶毕竟是老臣了，说话柔中有刚，且很有分寸：“圣上上膺天命，数十年恭行俭约，为的都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却有一班辜恩负义的贪吏，上侵国帑下掠民财，如浙江贪墨一案者！这些人倘若不严加惩治，实有负圣上肩负之天命爱民之仁德。”

　　自然，大家都听得出所谓“数十年恭行俭约”是恭维之言，但前面捧之，是为了后面堵住嘉靖的退路，前面把话说得好听一些，后面才敢说重话，这是官场上的一种非常高明的进攻性说话技巧。而且，这么说话，严嵩是无法接茬的。

　　皇帝在犹豫的时候，其实是很希望有人来反对他在矛盾中做出的两可决定的。此时的嘉靖，他只是想试试这些人的态度。如果没有人反对，嘉靖可能就只好从轻发落了，但既然有人站出来反对，也就等于给了他从重处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这个责任有人揽过去，这也是一件好事。或者说日后如果有错，可以找到替死鬼。当然，高明的当权者们，从来不会做出别人一说，他就改变主意的事，他们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自己下来。

　　嘉靖知道徐阶在逼自己表态，两眼翻上去，想了想才开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首《国风》流传到今也两千多年了。老鼠年年打，年年打不尽。贪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官。徐阁老，朕交把快刀给你，你也杀不了许多。可该杀的朕也会杀。”

　　朝廷之上，一句话杀人，就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谋反自然是必杀的。但贪官会不会被杀，这要看大臣在皇上面前如何摆乎，杀贪官从来都会有另一些人的另一个目的包藏其中。

　　正如嘉靖预示的：“老鼠年年打，年年打不尽。贪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官。”其实让他气伤心的不是一个“贪”字，而是一个“过”字，所谓“知止而有得”，多数被杀的贪官，不在于贪，而在于贪得无度，而且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贪婪。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改稻为桑”是没戏了，国库亏空怎么填？严嵩不愧是在位二十多年的总经理，他比朱厚璁更知道“朱家”的钱在哪藏着。得到嘉靖的批准，严嵩让他的亲信鄢懋卿下去收盐税，呼攸了一圈，满载而归，收了三百三十万两银子。可是收回来了这么多的银子，嘉靖反而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嘉靖发现，通过正式渠道，前年只收了一百七十万两银子，去年才收了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好厉害，严嵩一出手，一下子比前两年的总和还多出二十万两。这不是一种挑战是什么？大明国库的钥匙明摆着一半多是控制在严嵩手里，朝廷要用钱，得由他们来调度。

　　更让嘉靖愤怒的是，据锦衣卫“路透情报”称：这次鄢懋卿巡盐，实际上至少收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还有两百多万两银子早已分三条船，分别是送往江西分宜严嵩家和江西丰城鄢懋卿自己家（真不容易啊，现在只要用支票和信用卡就能轻松解决的事，当年得用船来处理，结果目标大了不是？被发现了），还有一条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

　　嘉靖真是火了：“好嘛，两百多万两银子三条船，游南游北，我大明这条运河是为他们修的！”当着吕芳的面，嘉靖气急败坏地拿起鄢懋卿的奏疏说：“鄢懋卿这只老鼠，居然还敢在奏疏里说什么‘为解君忧敢辞其劳’，又说跟严世藩商量了，专留下一百万给朕修万寿宫？朕的钱他们拿二百多万两，分朕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 这鄢懋卿死到临头了！不过一百多万两银子，也抵得上现今好几千万美金呢。

　　给老板收回三百三十万两银子，这可能是严嵩不得不为之的失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其实，话又说回来，在“家”与“国”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给老板做事，有时也很难，做砸了不行，做好了也不行。

　　现代人在反封建社会的贪官时，必须设定一个前提：产权归皇帝是合法合理的，否则，就没有是非可言。没产权就没有正义！嘉靖与严嵩的财产之争，有正义可言吗？正所谓“窍国者侯，窍钩者诛！”当然，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后者没有旗帜可打。

　　西方人有句名言：“一切权力都信赖于被赋予权力的人对维护权力所做的努力。”这句话说起来的确有点绕，因此，做起来也就更不容易了。

　　中国的几百位皇帝都说：“我已经努力了。”

　　中国的历史老人在20世纪初就悄悄地说了：“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这个舞台上，不需要神仙、皇帝。”

　　警世通言：

　　在企业的创业与守业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能够持续地维护权利才是最重要的。为此，我们是相信制度，还是相信某些“人”，这是检验一个人市场意识的重要尺度，也是检验一个企业是否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因素。

　　（2007年6月24日15：3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官商关系与皇权

　　中国人很早以前就为商人打造好了两顶帽子：一顶是“无商不奸”，一顶是“无奸不商”。商人戴上这两顶帽子之后，长期抬不起头来，所以，一直成为最没有社会地位的阶层。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农、工、商”也好，还是当代意义上的“工、农、兵、学、商”也好，都是排在行末。然而，尽管自古以来，中国商人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由于皇粮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古人不曾在各个级别搞出那么多的副职和正副职调研员之类的花招，以扩充吃皇粮的名额，皇粮从法理上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侵犯私有产权从来就不大容易，所以，尽管现代人都知道“公地的悲剧”，却到处上演“公地的悲剧”），官位在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上说，是皇帝的私产，私产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公理。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因其与发财联在一起，于是，当官成为一举两得、名利双收的事，正所谓“当官发财”，“当官就能发财”，“当官应该发财”，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的紧密相关性，是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的：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天下的各级职业经理人才，这件事细想起来，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联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此事古今如此，当下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北京）的商场上一批卓有成就的商人们，不少人就是十多年前想从政报国不得其志的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老天下雪不下雨，下雪之后变成雨，下雪变雨多费事，不如现在就下雨。”爱财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不同的渠道而已，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用的一个绝招，其实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嘛！因此，历史上但凡是有才能的人，倘若没有机会走上通过当官来发财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发财的愿望，也是挺好的。在从商的路上，中国并不缺乏人才。

　　《大明王朝1566》也给我们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一时的故事。一代丝绸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漩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尽显一时之风光。但古语说得好，得胜于斯，必败于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终还是点上一把火，与那个显赫一时的豪宅同归于尽。在沈一石身上，我们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商人的狂妄、商人的霸道、商人的无奈，以及商人在官场斗争中的最后下场。沈一石的命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戚戚相关，在这一点上电视剧可谓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沈一石是个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商人，也是《大明王朝1566》上半部的一个亮点。沈一石很有商业嗅觉，也很有管理能力；他很算账，也很懂官场潜规则，所以，也很会装蒜——别看他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但不忘在官员面前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贫贱；自己一边喝着凉白开，一边把最好茶递给官人喝。在以挣钱为惟一目标的前提下，他什么事也想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他的拿手好戏。敢在官人身上花钱，敢在女人身上花钱，是他的最大乐趣。在他看来，凭他的智慧和经济实力，浙江省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这一点他的确是做到了。

　　丝绸的出口是宫里直接掌控的国有垄断项目。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所以，他花重金从苏州买下了芸娘，专门侍候江南织造局的监正杨公公，当了杨金水的“对食”。有了这个靠山，他才能成为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织造局报司礼监呈奏皇上特赏沈一石六品功名顶戴。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而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沙帽，大概沈一石可以称之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只是现在西半球的人都认为：政府与市场要分开，政府做生意既没有效率，也破坏市场公平，而我们是一个因为有传统才有特色的国家，有些事情真正要与世界完全接轨，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当然更需要时间。）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事实上，对于多数商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其手中被赋予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中国的帝王在知道这个悖论之后，往往也会把政治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了，那就是一方面坚决地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方面想法子抄官员的家。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而本质上是把社会财富的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

　　根据黄仁宇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往往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而官府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其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打击，无法持续。

　　沈一石毕一生之奋斗，最后攒下了这样一番事业：二十五个作坊，三千架织机，一百零七家专营绸缎的分支机构，几万亩桑田。二十年时间，累计织绸缎四百万匹，按市价和出口价的平均价计算，约合三千多万两白银，上缴织造局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九十万匹用于生产流动资金（当然，包括花天酒地之在职消费）。

　　然而，最后他剩下了什么呢？在承受官府的盘剥加上自己的无度挥霍之后，净资产已经不多了，于是他把最后的流动资金都用于买粮，作最后一次豪赌，打算发一笔天灾人祸之财——借助官府的力量，低价收购灾民的土地。因海瑞生扛硬顶。情况发生突变，只好把用于买地的一百多船粮食，改为“奉旨赈灾”的粮，最后血本无归。只得被迫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点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当然，他没有忘记把所有的经营账册拷贝了一份，分两个渠道送给了官府和朝廷，最终以自己的死点燃了烧向浙江官场的更大一把火。把官员烧得鸡飞狗跳，诚如他给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这些年一些反腐的电视剧中，凡写到贪官，就要安排一名民营企业家来做陪衬，试图说明是民营企业家把政府官员拉下水的，几乎成了俗套。而《大明王朝1566》，却打开了一扇窗口，让人们看到：一个商人在临死之前，对官场和官员的评价。沈一石在他留给杨公公、郑泌昌、何茂才的信中写道：“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国库之亏空否？”

　　警世通言：

　　企业家得想明白的是：是与政府，还是与官员处理好关系？

　　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做的是：如何才能让企业家靠创造而不是靠寻租，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2007年8月5日15：20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海瑞从历史走来

　　刘和平先生读了我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前十四篇书评之后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我想得那么深，没有我想得那么广。我知道这是他的谦词。不过，“形象大于内容”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它的价值大小往往与它产生涟漪的大小成正比。

　　但凡优秀的剧作家，一是不知道自己的灵感究竟来自何处，文学理论家们也只好把灵感称之为“神来之笔”。“神来之笔”，既可以说是“神”找到了剧作家，让他说出了“神”想说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剧作家找到了神，接受了神的启示，写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正所谓：“究竟是作者找到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语言’找到了作者来表现它自身？”当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二是不知道自己生出的“孩子”，比自己可以想象到的究竟会大出多少倍。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观众在看完《王子复仇记》之后，会创造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样说，不但没有贬低剧作家的意思，相反，优秀的剧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人读出新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做出不同的阐释，而且常读常新。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如果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能够蕴含丰富无穷的内涵，那就是好作品。一览无余，不能让人愿意去反复咀嚼，不能引出“误读”和“曲解”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说不是什么上乘之作。

　　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活”起来之后，人物形象的命运就不再为作家所完全控制，“他（她）”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牵着作家的笔一直走下去。越是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其蕴含的文学意义越是巨大和深远。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典型环境中具有典型性格的“人”，“他”往往拒绝作家的理性分析，作家在创作时一般不会试图去分析“他”，解构他，而是顺其自然地跟着“他”走，并写出“他”的命运轨迹。如果作家写作时不时用理性去分析“他”，“他”就死掉了。正如医院里的人体，一旦被医生用于解剖，就意味着已经死掉一样。

　　海瑞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核心人物之一。这个“人”，可以说是被刘和平写“活”了，被黄志忠演“活”了。

　　……（因为被网站隐蔽过，此处删800字）

　　我们还是回到嘉靖年间吧，看看海瑞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或许从海瑞登场的历史大戏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史学家也不易看到的东西，以便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在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是在第六集才出场的。编导们的设计很精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谭纶在裕王府寝宫高声背诵：“夫母诞一子，必哺育使之活；天生一人，必给食使之活。此天道之存焉，亦人道之存焉。岂有以一二人夺百人千人万人之田地使之饥寒而天道不沦人道不丧者！天道沦，人道丧，则大乱之源起。民失其田，国必失其民，国失其民则未见有不大乱而尚能存者！”

　　“好！”张居正在腿上猛拍一掌，站了起来，紧望着谭纶，写这篇文章的人叫什么，现在哪里？”裕王和李妃也定定地望着谭纶。

　　谭纶回答道：“此人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在福建南平县任教谕。”

　　海瑞，汝贤，刚峰！这三个名字，个个都是掷地有声，彰显出一股浩然之气。中国古人向来看重起名字，除了正名，还有字和号，罗嗦虽然罗嗦了一点，但比起现在的同名同姓真是要好得许多，而且由于汉字的特点，人的名字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他往往可以给人一种暗喻，比方说海瑞的这三个名字：如果“四海”不“瑞”，必起澄清天下之志；既为“汝贤”，不可不“贤”；生为“刚峰”不可不“刚”！（现代心理学是不是支持我的这个胡猜乱想，不知道。算是一家之言吧。）

　　据谭纶介绍：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四岁便没有了父亲，家贫，全靠母亲做纺织女工挣些钱把他带大。虽然中了秀才、中了举人，大有澄清天下之志，只可惜科场不顺，就是中不了进士，那份志气也便淡了。只好把一颗心放在孝养母亲上。四十出头的人，每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老母同睡一室，是个怪人。

　　“忠孝”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忠于国家，这是中国知识份子千百年来的信条。“以孝治国”的根本在于，在“孝”之上可以有一个更高价值的“忠”字。忠孝不可两全的时候，“移孝作忠”从正统文化理念上是通行不悖的。孝是忠的基础，大孝之人若有志于从政，必是大忠之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知识份子的基本判断。基于此，张居正在听完谭纶的介绍之后，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向裕王请示：“王爷，此人是把宝剑，有他去淳安，不说救斯民于水火，至少可以和严党那些人拼上一阵！”

　　张居正的一番话，道出了官场上的一个通则：谁能不被别人利用呢？稍微能够自主一点的是，选择被谁利用更接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偏好罢了。

　　让海瑞这样的大孝子，从福建南平到多事之秋的浙江淳安去当知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绝不是因为路途遥远，没有火车和飞机可乘。谭纶心里没有底的是，把这位铁哥儿们推举出来挡严嵩、严世蕃的坦克，是不是太鸡蛋碰石头了。但碍不过大家直催，谭纶只好提笔给海瑞写信。

　　张居正不愧是明朝的一代名臣，只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忽攸一个七品芝麻官，自然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他见谭纶在案头上给海瑞写信，凑过去看了一眼，不甚满意：“这段写得没劲儿！我来说，你写。”

　　只见张居正开始踱起步来，语调铿锵，娓娓道来：

　　“公夙有澄清天下之志，拯救万民之心。然公四十尚未仕，抱璧向隅，天下果无识和氏者乎？其苍天有意使大器成于今日乎？今淳安数十万生民于水火中望公如大旱之望云霓，如孤儿之望父母！豺狼遍地，公之宝剑尚沉睡于鞘中，抑或宁断于猛兽之颈欤！公果殉国于浙，则公之母实为天下人之母！公之女实为天下人之女！孰云海门无后，公之香火，海门之姓字，必将绵延于庙堂而千秋万代不熄！”

　　看到这，不禁想起宋丹丹在2007年春节晚会上，对赵本山说的那句话：“你真是太有才了！”上面这段话，我不知道是历史上的张居正说的，还是电视剧中的张居正说的？但的确是太有才了！难怪刘和平先生情不自禁地要安排这样一个细节：李妃听完张居正的述道，两眼笑着，目光中却隐隐地显露出一个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仰慕。我想，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没有几个人能顶得住这样的忽悠，并且还有那一份隐藏着王储意图的崇高而实惠的许愿！

　　张居正只管涛涛不绝，谭纶却写得满头是汗，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站起来说：“张太岳就是张太岳！你这封信，和海瑞的那道疏，堪称双星并耀。有这封信，我料海公必出！”说到这，又停住了，接着长叹一口气：“就怕这把宝剑真要断在淳安，我谭纶便也真要多一个母亲了……”

　　李妃深有感触地接过话头说：“要真那样，就将他的母亲接到京里来，我们供养。”

　　海瑞就要出山了。

　　电视镜头从京城裕王府轻轻一摇，摇到了福建南平教喻署后宅院……

　　刘和平先生惜墨如金，却以其精妙的设计，为海瑞的出场做了一个宏大的叙事铺垫，使得他在《大明王朝1566》中，成为除嘉靖外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演绎出了一系列令后人景仰的明知不可为，却非要为之的动人故事。

　　可以肯定，海瑞读过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否则，一个举人，在朝廷之上，面对皇帝，他做不到那样的刚毅和执着（彭德怀不过是递了一封非奏疏的私人信件，到头来还不断作自我检讨呢）。黄志忠也应该读过《登幽州台歌》，否则他不容易把握海瑞的那种刚毅和执着，以及很难在一些微妙的细节上，准确把握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之气。

　　“执两端而守中庸”。君王若要守中庸，必有愿意走极端之人。海瑞算一个，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所以历史记住了他。且看在刘和平的笔下，海瑞如何从历史走来……

　　警世通言：

　　在一个企业里，没有无用之人，只有不适合他工作的岗位。

　　个性是人活着的理由。

　　一个有个性的人，对周边人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仅此而已。

　　（2007年8月14日16：0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入官场不入污泥

　　我1977年入伍，在福建晋江当了三年兵，我们部队的营房是按照当地民居的风格建造的。闽南的民居有一大特点，房间的地板是用窑制的四十公分见方大块地砖铺成的。这种地砖大约两公分厚，表面光滑，吸水性强，用水冲洗之后，釉红色的砖面上一尘不染，透着光亮，让人看了心情格外清爽。那个时候，部队的战士人人都争着“学雷锋做好事”，每到周末，士兵们都争先恐后，挑着清澈的井水，把寝室和饭堂冲洗一遍。当地的老百姓也一样，冲洗地板是一件很平常的家务活，福建人爱清洁，由此可见一般。

　　《大明王朝1566》为海瑞的登场，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

　　时任福建南平县教喻的海瑞，拿着谭纶写给他的信，告诉母亲自己将去浙江淳安赴任知县，并说明这次上任是朝廷的有意安排，让他去与那些官场的腐败分子作斗争，阻止官府和豪强勾结贱买灾民的土地。

　　海母听了之后，疑惑地问：“那么多大官不争，叫一个知县去争？他们为什么挑你去？”

　　海瑞说：“他们认准了儿子。认准儿子会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那些腐败分子争！”

　　海母沉默了一会儿说：“去，挑担水来，再帮阿母洗一次地吧。”

　　于是，海瑞从井里挑来了清水，母子俩一个舀水泼地，一个用扫把洗起地板来。这个细节很有意味：海瑞这样一个清官，住的房子不是很好，但一家人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这种生活透出一种理念，这就是“洁”字。编导的这个寓意是很深刻的，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可不是闲来之笔。而是为展现人物清廉性格所作的巧妙的铺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权力末梢就是县，所谓吃皇粮也就到县为止，不像现如今到了乡村一级还有吃公粮的。有人认为：在那个时代，对老百姓实施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在知县。县官虽小，但却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县一级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海瑞的最高学历只是举人。选派一个举人去当知县，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破格重用，但也不是什么屈才，这一点海瑞心里也明白。只是怎么会派一个知县去抵制巡抚衙门，阻止官府豪强通过毁堤淹田逼老百姓贱买农田？对这样一件差事，海瑞着实是有一些纳闷的。自己也不是什么纪检监察的人，要去与顶头上司抗争，担负起反腐倡廉的重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何况，这件事还牵扯上皇帝钦定的“改稻为桑”的国策，这个角色可不是好演的。对于观众来说，这场戏可是有得看的了。

　　海瑞的确是官场上的另类人物。编导们是这样把海瑞正式推向官场的：一身粗布衣裳，背着斗笠，穿着一双草鞋，露着光脚，身后牵着一头大青骡子，骡子的背上驮着包袱和剩下没几个荷叶米耙的竹屉笼子。就这样，没有带家眷和秘书，只身一人来到浙江巡抚报到。伴随着海瑞的到来，淳厚的话外音响起：“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从踏进杭州，步近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他便开始了一生向大明朝腐败势力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

　　嘉靖年间的官场腐败到了什么地步，有一个细节是很能说明问题。

　　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奉旨到巡抚衙门报到，在接待室里，他见书办（服务员）对淳安建德两位堂堂知县不搭不理，连一碗水也不上，便不露身份地叫住书办：“能不能给打一壶茶？”书办白了他一眼。高翰文见此情形，从腰间扯下一块玉佩，向他递去。书办眼睛即刻放光，盯在了那块玉佩上，抬头看着高翰文，见对方不像是在玩笑，脸色立刻好看起来：“实在太忙，实在太忙。”边说边从高翰文手里抓过玉佩，拎起茶壶，面带笑容地说：“你们稍候吧。”他一手捏着玉佩，一手拎着茶壶走了出去。一会儿茶就来了。

　　等他送上茶来，“爱干净”的海瑞不高兴了：“这茶不干净，我不喝！”给大家来了一个难堪。这大概是海瑞与明朝官场风气进行的第一次短兵相接。当然，这个时候的海瑞，并不知道自己会从一个书办开始，最终把反腐败的矛头一直指向贵为天子的嘉靖皇帝。

　　海瑞正式出现在官场，是列席浙江省巡抚召开的讨论关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实施细则的“省长办公会”，在这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上，他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他却目睹了浙江官场腐败的不同面孔，看到一项国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隐藏着多少上不了桌面的猫腻，以及搞猫腻的官员是如何的道貌岸然。当然，在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上，作为一名知县，他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是用自己的眼神和形体语言显示了为民请命的气概。让郑泌昌和何茂才感到意外和不高兴的是，裕王派来的这个愣头愣脑的海瑞，不是一把好拎的壶，上任还没有半天的小小知县，竟然敢以请求免职，支持高翰文拒绝在那份伤害灾民长远利益的议案上签字，这明显就是顶撞省长大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也难怪，海瑞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农民、农业，农村（现代人统称“三农”）问题了如指掌，诸如土地价格、农民生计、官府巧取豪夺技巧等等，都耳熟能详，况且还有谭纶从北京发来的密信，事先就知道了浙江官场的阴谋与龌龊。所以，他即掌握信息，又有靠山，更重要的是正义在手，哪有不好好表现一下的道理。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还不是他担水来冲洗官场的时候。

　　海瑞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的一个另类。在腐败猖獗的特殊时代，他疾恶如仇，充当了一个校枉过正的官场角色，他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桀骜不驯的行为搅乱了自明朝开朝以来的官场潜规则，他独步走向官员普遍行为的另一个极端，其意义就在于，提醒世人，随波逐流固然是一个选择，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干净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过于苛求洁净的人，就有“洁癖”的倾向，如果只是洁身自好，那也没什么说的，一旦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往往就会出问题。有洁癖的人，到了一个不大卫生的环境，不仅自己难受，而且也让别人难受。当他完全不能容于这个环境的时候，要么自己被逼疯，要么被这个环境中的人排挤出去。总之，这是一种痛苦，一种难言之隐的痛苦。尤其是在大会小会、各种章程、各种规范中，都无不在强调保鲜的时候，自己的所见所闻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无以名状的。当然，解除痛苦的方式还是有的，就看自己是不是愿意被同化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心也是混浊的。面对这种混浊，基督教的教义告诉人们，人天生就有原罪，一生的救赎在于相信有神的存在，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最终就能上天堂；佛教告诉人们，万事皆空，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要能够放下，就能成佛；儒教却提倡积极的人生观，只是在其浩然之气后面，往往隐含一种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企图；道教告诫人们，一切都应顺应自然，任何强求的结果，都会事与愿违。我们无意对不同的文化作优劣区分，但对于生活和官场上的是非，却还是应该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到外部制度约束的，当一种全体人都谓之可恶的现象，连既得利益的当事人也不敢公开说明它的合理性，并且长期不能根除，甚至愈演愈烈的时候，一定是在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这个时候，特立独行的反腐英雄固然可贵，但往往充其量只是个人人格意义上的可贵，而离对社会产生根本意义上的积极推动作用，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有一件事是历代帝王们没有想清楚的：如果认定官场就是污泥塘，污泥已经是既定的，那么，要求饱读经书、为民做主的官员努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确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如果认定官场不应该是污泥塘，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官场不积淀污泥呢？或者说，从根本上避免“入官场如入污泥”呢？这是比较难办的事。光杀人终究还是不行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次就杀个万把人，搞了几次，杀得读书人都不敢当官了，杀得只能请小贪官带镣审大贪官，审完自己再入牢房了，还是不解决问题。其实，最终绕不出来的原因恐怕是：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是皇家私人的游乐场，你个董事长在里面的权利搞得不清不楚，也不想让人搞清楚，以便混水摸鱼，这又何以让天下的官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人呢？但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各类教育，形式可能不断翻新，可结果皆是收效甚微。何况在一锅粥里，一粒老鼠屎的负面作用，往往比一粒米的正面作用大无数倍。

　　为什么有人把当下某些官员因腐败而获刑定为“工伤”事故？这是因为一旦进入了官场，如入污泥塘，腐败的风险就随之而来，“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不由得你自恃清高、小心谨慎，不由得你守身如玉、坐怀不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制度设计上有问题，当官员手中拥有了过大的公权，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这个时候权力就一定酿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进而，当权力派生的利益在不同的权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关联交易市场之后，权力者便自然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很自然地会把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输入官场的官员选拔程序之中，在这样的官场体制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者的下场一定是出局。就像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防护罩等安全措施，齿轮齿呀齿呀地飞转，你的手还得不停地在齿轮之间来回操作，受工伤就在所难免。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某在获刑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本质。他说：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杨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让握有公共权力的无产者，在有产者面前表现得很没有面子，并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地球人都知道。什么“顶住诱惑”？那是神仙！因此，既然腐败是一种工伤事故，那么在容易出工伤事故的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位，设计防护罩就成为避免工伤事故大面积发生的重要措施。否则，如果对腐败的同情进一步漫延，那就真的让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人类的发展历史证明：在公民社会里，要么让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有产起来，不受诱惑；要么不让无产者握有公共权力。总之，如果过低地估计物欲对无产者的诱惑（海瑞毕竟只是官场的另类），或者过分地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守住清贫的寂寞（海瑞毕竟还是官场的另类），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不是优越的制度安排。是相信制度的力量还是相信榜样的力量，这是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对人的行为选择的不同判断；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还是大力弘扬历史圣人，这是法学家和文学家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从事的不同工作。

　　正当海瑞踌躇满志地走向官场，义无返顾地在准备与大明王朝的腐败势力作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编导们为观众展示的与当今社会极其相似的某些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屏幕前为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样的能够身着布衣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替老百姓做主的清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将在各项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实现有效地扼制腐败，建立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富裕的社会，感到“路漫漫兮其修远”……

　　警世通言：

　　让后人记住你曾经非凡的创业经历，还是让后人记住你留下的产业与品牌，或是让后人怀念你的德行，再就是让后人一直遵循你确立的企业制度？这些都是生命极其有限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哪个是最有价值的那一项呢？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答案。

　　（2007年8月20日18：3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A）


　　最重要的是用人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金字塔的权力机构。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谓君权神授。当然，这一套“神授”的说法，在开国皇帝当政时，还是比较能够忽悠人的。接下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皇帝身上，再说“神授”就有一点那个了。明白人谁都知道：“什么神授呀？说到底还是他祖宗的生物基因在起作用，其实就是血缘之授。谁让你不生在帝王家？否则你也能当皇帝。”所以一旦逼急了，中国人也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不过造反的事，杀头的机会多，成功的机率少，所以，表面上接受一个事实，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是绝大多数中国古人的理性选择。中国古人在“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是早已出了名的——从小就受四书五经和周边环境的熏陶，考上秀才之后，一般就能达到口是心非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位，否则这一辈子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也有人一言以譬之：“（中国古代的官员）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养活过多少人，这恐怕不好统计（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近一万年来，出生了大约2500亿人口，而摊到中国有多少，不得而知，不会是个小数），不过两千多年来，中国出了多少个皇帝，倒是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算起，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共建立起大小朝廷83个，皇帝397位，王162位，帝王总数为559位。

　　应该说，除了这397位当到了皇帝的人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人是想当皇帝的，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当上皇帝，只好遗憾地一去不复返了，这件事情自古就让人很无奈，现在更是零可能了。当然，古人也不是个个都一根经，看到了无望，更多的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一个大臣就好了，因为当大臣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些的。不管是忠臣、良臣，名臣、弄臣、直臣、屈臣、奸臣，是臣就好；不管是赢得流芳百世，还是落得遗臭万年，留取一名落汗青就行。这绝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臣们，都是饱读经书的大才子，非此不可能破格提拔，正确的荣辱观应该早就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只是相当一部份人往往是“知道”却“做不到”而已），而是在这样一种专制制度下，做一个大臣不容易，做一个好大臣更不容易，做一个名好大臣就更是上加难了。这其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好人都让你做了，天下的坏事，岂不让最高权力者一人背了不成？所以，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封建社会臣子的必然下场，而少数能够自保晚节，全身而退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一方面，国家这么大，出了问题得有人扛，皇帝是国家的面子，不便于扛，只有找替死鬼了；另一方面，能够出政绩的官位毕竟是稀缺资源，很多同时代的人才老是在一旁发感慨：“嗨，人生苦短呀，那个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下来？这么下去岂不耽误大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了吗？”于是伸胳膊踢腿的事就层出不穷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搅和，后人也就知道大臣也不是人做的事儿，那是需要多少学识，多少胆识，多少见识，多少理性，多少悟性，多少天性，才能善始善终的呀。

　　应该说严嵩比张居正看得更透一些，所以，他才在活着的时候，矢志不移，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做好大臣。而相比之下，张居正就没有看透这一点（刘和平正在创作的《大明王朝1587》，将会让张居正在电视屏幕上有精彩的表演），一生以国事为重，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奔忙，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克勤克俭，不近人情，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十年（1582），这个明代最优秀的谋国之臣，终于在五十八岁上鞠躬尽瘁劳累而死，舍弃了他十六年来始终不肯放弃的权力，以及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朱翊钧，撒手人寰，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严嵩与张居正不同的是，前者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最终的下场，而后者，没想到在他死后的第四天，尸骨未寒，便失宠了。史料记载：这一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晟致仕（官员身体欠佳或年逾七旬可以退休，称致仕）。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极力荐的人，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路线走到了尽头。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早知有这一险，就该把骨灰洒入大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十几天前，神宗还因他的死而停止上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严嵩和张居正在天有眼，不知会作何感想？真要是能使时光倒流，让这两个人重活一把，没准他们都会换一种活法。再假设，如果严嵩读过苏格拉底，没准会在临死之前，把苏先生的那句名言送给圣眷正隆的张居正：“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

　　在嘉靖执政45年的日子里，嘉靖从本质上是看不起严嵩的（不像万历既害怕张居正，又怀疑张居正与他老娘有染），所以，嘉靖尽可以吆三喝四地榨尽这个老奴才的智力和体力（严嵩都80多了，也致仕不了，还得拿儿子做人质），到了最后一滴骨髓被榨尽之时，嘉靖可是不手软，老子小子一起收拾：“傻样儿，让你们死还不容易吗？”难得严嵩（1480-1567）既有好身体又有好心态，硬是扛到了嘉靖死后一年，才挥手告别这混浊的“大不明”的人世。他不仅比朱厚熜（1507-1566）多活了28岁，还捞了一个白发人送花白发人的便宜，多吃了一年明朝的饭（尽管味道差一点，但牙不好，吃嘛嘛不香，好坏都一样，而且好吃的曾经也都已经吃遍了），真是天底下奉行“好死不如歹活”的第一人哪！要知道，那个年代的87岁，可比今天的107岁还稀奇呢。

　　严嵩为恶多端却能够做到在朝时间长、活得久，就凭这两条，也能上吉尼斯记录，也是值得后人好好借鉴的。非学术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严嵩会生活、会保养，既谋国，也谋身。不像张居正，谋国不谋身，只活了57岁。海瑞对张居正就有这样的评价：“江陵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评价本身，透出了海瑞1514-1587）的高明之处，大智若愚，乃何等谋身高人。难怪后人对海瑞有如此评价：海瑞跟张居正相比，一生行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身为道德样板，反而安全系数最高，即使大骂皇帝，也能做到有惊无险，不至于遭到张居正身后这样寒风扫落叶般的结局）。二是严嵩会用人，他执掌朝政二十多年，手下的得意门生不少，基本上支撑起了大明朝的天下。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在皇权政治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圣眷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严党的利害就在于精心编织了一张人才网，这个网的各个重要结点，都是明朝帝国大厦支柱或承重墙，牵一发而动全身，嘉靖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大明王朝1566》在展现严嵩靠用对胡宗宪而得以自保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当嘉靖知道浙江的“改稻为桑”因胡宗宪的不积极几近失败，并且还惹出了毁堤淹田的大案之后，对严嵩、严世蕃一伙极为不满，因胡宗宪是严嵩的得意门生忠实弟子，遂对胡宗宪也心怀戒意。在接受严嵩的提议，恩准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保留浙直总督全力抗倭之后，见严嵩和胡宗宪已经退下，走出玉熙宫精舍，便对吕芳说：“你说这个胡宗宪到底是哪路神仙，居然把我们都绕进去了。”

　　吕芳正颜答道：“没有人能把皇上绕进去。胡宗宪是被夹住了，左右为难。严阁老那边肯定不再认他了，以他的为人，也不会再投靠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浙江不能乱，改稻为桑的国策还得推行，两头不卖他的账，不累死，也得愁死。”

　　嘉靖接下来的一番话就意味深长了：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剿灭倭寇要靠他，抚住百姓不造反也要靠他。不能让他累死，更不能让他愁死（嘉靖很清楚，尽管胡宗宪是严嵩的人，但用人之时，不能意气用事）。裕王派到胡宗宪身边的那个谭纶要保，看住他们，可人还是少了（用归用，盯归盯，谁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这才是高手）。暗中传个话给裕王那边，徐阶、高拱、张居正要是还奏请什么人到浙江，一律批红照准（要让皇帝信任，就要容忍皇帝加大监督力度，这一点，以胡宗宪的老成，相信他是个明白人，只有血气方刚不谙世事的现代大学生毛头小伙，才会对上级的监督产生逆反心理）。”

　　吕芳：“是。”

　　嘉靖：“还有，告诉杨金水，宫里这边不许再跟胡宗宪为难。”

　　吕芳：“奴才明白。”（观众大体也看明白了）

　　这场戏的台词写得好，演员也演得很好，着实是描写帝王权术的点睛之笔，可谓入木三分。

　　严嵩当然也知道自己在大明朝充当的角色，所以他对儿子严世蕃语重心长地说：“不仅皇上离不开你爹，大明朝也离不开你爹。这二十年来，你爹不只是杀人、关人、罢人，也在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人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严嵩让严世蕃写信给胡宗宪：“请他看在我已经老了的份上，务必在这半个月内打好几仗，稳住东南大局。”

　　严世蕃不解地问道：“这样的话不说他也会做。”

　　“听好了！”严嵩真是恨儿子不开窍，大声喝断了严世蕃：“打好了这几仗就休整。倭寇不能不剿，也不能全剿，这才是要紧的话！”

　　严世蕃终于明白了，虔诚地望着父亲。

　　严嵩索性把底牌都摊给了儿子：“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与嘉靖说的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倭寇在，胡宗宪就在，胡宗宪在，就谁也扳不倒我们。明白了吗？”（想必嘉靖也明白，反正观众一定是看明白了。现在的一些经理人在做项目时，也常常使用这一招，而且还会故意埋一些“地雷”，以备老板一旦翻脸时，手中有谈判的法码。较之古人真是更上了一层楼）

　　偏爱胡宗宪的刘和平，让剧情的发展成这样：胡宗宪没有听严家的私见。明嘉靖四十年七月，胡宗宪亲督戚家军发动了第八次台州抗倭大战，其“身冒炮矢，意在殉国，以全忠名”的气概，鼓舞了戚家军将士奋勇血战，获得了台州大捷，促成了与为患十年之倭寇最后决战的态势！有了这次大捷，十年倭患肃清在即！但几次大战下来，浙江藩库已没有库银，战事只好搁下（刘和平想告诉观众的是，这不怪胡宗宪）。此后，胡宗宪终因官场的波谲云诡和战场的艰难困苦，弄得身心憔悴，不得不见好就收，回家养病，不再出山。

　　刘和平为什么不写胡宗宪最后的悲惨结局（见前文《身正也怕影子邪》）？是不忍心，还是怕扯出这个话题之后，这个戏收不住场？不得而知。尽管胡宗宪后来被杀的主要是因为他是严嵩的得意门生。但为什么要把对手斩尽杀绝，杀得干干净净才安心做事呢？难道严嵩手下就没有一个不该杀的人吗？这些人都曾经为国家多少都立过功劳的呀！想来肯定是因为徐阶只是首辅，而不是宰相，因为自古“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过，刘和平没有彻底忘记胡宗宪，第三十九集，在严党已经彻底飞灰烟灭之后，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大功在身且刚毅正直的明朝大将。

　　胡宗宪死后两年，太监黄锦陪嘉靖在北京西苑太液池溜弯儿时，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胡宗宪不论是对于严嵩还是对于嘉靖是多么地重要——

　　嘉靖：“朕给你念首唐诗，你猜猜，朕说的是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倘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黄锦：“主子也太小看奴才了，这个人说的是李广。”

　　嘉靖望着远处：“笨奴才，李广还要你猜。”

　　黄锦从语气中听出了嘉靖的惆怅：“主子想起胡宗宪了？”

　　嘉靖：“严嵩父子不争气呀！弄得连胡宗宪这样的人才，朕也不能用了。要是他还在，俞大猷和戚继光他们早就把福建和广东海面的倭寇剿了。今年那几百万两军饷也就省了（多大的成本呀！一个人才值多少，常常是说不清楚的），丝绸、瓷器，还有茶叶，早就可以卖到西洋去了……”

　　说到这，主仆一阵黯然。

　　在嘉靖无奈的背后，我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皇权政治的残酷！那些真正要杀胡宗宪的人，此刻正在权力中枢为帝王和帝国效力，他们没有度量，但他们有能量！这是让嘉靖每每想起来就柔肠寸断的事情。再霸道的皇帝也有不能自己说了算的事。想必他能理解他孙子万历三十年不上朝的苦衷。这当然是后话了。

　　不论是对于皇帝来说，还是对于首辅来说，要做大事，重要的是要用对人。所以，嘉靖为儿子朱载垕和孙子朱翊钧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张居正。

　　张居正走了一条与严嵩截然相反的为政之路。他的人生观是：可以不追求实惠，但要追求精彩。他真正是用足了历史给予他的全部政治权力资源，不留余地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现在想来，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最终下场的，但他还是选择了“宁可不谋生，也要谋国”（这样的人不是好父亲，所以，最好是没有孩子，这样倒是可以来得更潇洒一些）。但是，他遇到的皇帝不是老谋深算智商超人的朱厚熜，而是年幼的朱翊钧，这是一个大麻烦。

　　因为张居正的一切的改革，都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难免在某些方面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加上再聪明的人也不是神，在政策及用人上，张居正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很快就有人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朱翊钧呢? 那个张居正在位时，出于需要与无奈一直尊其为师长的人，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张居正一死，他终于有了释放多年压抑的机会。因为，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效国自然需要权力，但这种当权的同时，也意味着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这两个男人当然地要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就是帝王的逻辑！张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在帝王身边从来就不缺帮助帝王寻找心理和生理快慰的小人！尽管张居正吸取了严嵩的教训，在为臣方面走了与严嵩相反的道路，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贪婪权力——这个害死多少忠良和奸逆的“男人最爱”！

　　张居正逝世后，人亡而政息，他在位时所用的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制。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而一切俱已晚矣！

　　在《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是一支前途看好的绩优股，而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将他未来的结局提前写出来，是因为想说明一个问题：严嵩也好，海瑞也好，徐阶也好，张居正也好；谋国也好，谋身也好，谋人也好，谋己也好；对于一个家国不分的封建帝国，忠君与报国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所以，所谓的用对人，核心是用人之人的利害关系，这里面没有原则与理念，原则与理念永远都是说给还没有掌握权力的书生们听的。

　　警世通言：

　　当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公平。

　　没有人不会犯错误，权力是放大个人缺点的最好工具。

　　（2007年10月7日22：39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大丈夫贵在知退

　　公元1566——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当年的十二月，明世宗嘉靖皇帝也“龙驭宾天”了。

　　可谓“奸臣佐昏君”，这对君臣一生的所作所为，真是“相得益彰”、“互为映衬”。一个时代终于以他们退出历史舞台而宣告落幕。

　　应该说，此后严嵩所背负的骂名比嘉靖要多得多，如果不信，可以做一项调查，当今中国知道严嵩的人，一定要比知道嘉靖的人多出不少。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文本中，只要是昏君统治的昏暗时代，后人通常都会把责任归咎于女人，如果找不到一个有点儿能耐的女人，就归咎于某个奸臣，如果恰好这个奸臣是女人，那就再好不过了，“奸”字就是“女干”嘛——男人多没出息，可见一斑！

　　刘和平写的《大明王朝1566》大体上还是沿用这样一个历史观，虽然没有浓墨重彩地写严家父子的可悲下场，但还是把嘉靖写成了一个明君。由陈保国扮演的这个嘉靖，临了所表现出的一代明君的治国韬略，大致反映了编导对这位帝王的善良愿望，相信嘉靖在天之灵是会感激涕零的。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留待后篇再说。

　　严嵩的一生，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束的一生。对上，历史书让他过多地承担了嘉靖所犯的几乎全部的错误。当然，替君受过，这是封建社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只是让他一人背负如此沉重的罪孽，难免让人觉得书写的历史，其实也常常是欠厚道的。因为，一个人做一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在明君的鼻子底下要可持续地做二十多年坏事，不做好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严嵩的另一个可悲之处是，对下，他要承担了儿子严世蕃的全部罪孽，替子受过，这也是中国的父亲们常常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和无可奈何。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如果非要把严嵩说得是一钱不值的十足大坏蛋，恐怕有一些牵强。中国是一个有着“以德治国”传统的国家，好榜样要树，坏榜样也要树。只是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观念作用下，历史上的各类榜样，或多或少地会因为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而失真。所以，没有必要去相信执政45年的明君，竟然会被一个大坏蛋蒙骗了20多年。要么明君不明，要么大坏蛋没有那么坏，二者必选其一，这是形式逻辑，也是生活的逻辑。

　　史料记载：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明朝江西分宜人。他粗眉毛，大声音，脚长体高，又削瘦，像只两脚规。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个寒士之家，他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课蒙童。

　　严嵩幼时聪慧，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严嵩这个人，先后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他曾退隐家乡的钤山八年，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是一个“天下以公望归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得君专政”的内阁大学士，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他成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钱谦益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

　　严嵩任首辅20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嘉靖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末了，嘉靖还是顶着各种压力，没有判他个死刑立即执行，连个死缓都没判，只是开除公职，说来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个性的悲剧，而社会的悲剧，其实是时代的悲剧。用这个观点来看严嵩在前后不同时期截然不同的人生表现，就可以看出严嵩因出身贫寒，却要承担家族光宗耀祖的大业所必须具备的不择手段的个性，与嘉靖时代的相遇，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因为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这是常理，嘉靖的选择和严嵩的选择都在这个常理之中。在嘉靖统治的时代，没有严嵩，会有张嵩、李嵩。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谁被选中的问题。纵看中国的历史，猜忌之主常有，柔媚之臣不缺。

　　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生的幸与不幸，就落在能不能遇上明君。如果遇上昏君，想要毅然放弃“做官报国”之途，几乎就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古人从小就读着圣人之书，把世界想象得无比崇高和美好，然后一朝金榜题名，进入了官场，才发现圣人之书其实是用来读的，书本上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是两重天，到了这个时候，要想改变人生道路，已经来不及了，生命都走完了一多半，回头无望，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也就只好在官场倾轧的游戏中继续艰苦奋斗下去了，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这叫做“路径依赖”，因为有诸多的恩仇未报，大丈夫怎能一走了之，而且就是走了，对手也未必会放过你。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也能用得上“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俗语。

　　当然，自古也有大智慧之人，深谙官场之险，毅然辞官卸任，自我放逐，打点行装，退隐山水，寻一处清净所在，竹篱茅舍，石屋花轩，不再过问世间俗事，看流水绕户，飞泉挂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安享晚年。其典型代表就有陶渊明；而另一些人，靠得是运气：幸遭不公待遇，被动出走官场，其结果反而成就万世英名，如屈原、李白、苏东坡等。

　　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人物的最终命运，往往取决于他在什么时候退出权力舞台。在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官场是“不进则退”、“退无可退”的角斗场。进，固然不容易，退，更需要勇气和见识，而但凡能全身而退的人，大抵都是智者。我们发现，史料上和《大明王朝1566》中都没有写出严嵩是不是有过全身而退的机会，但通常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严嵩既然占据一个权高位重的位置，他不能不做事，也不可能不做错事，于是，也就不可能不得罪人，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必然造成怨恨的积累。民间有一句俗语：“管家三年狗也嫌。”何况严嵩把持了朝政长达二十年之久。怨家宜解不宜结，一旦结下了，要了断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死我活。剧中严嵩对严世蕃就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吃人的老虎还可以打盹，但你爹不能，你爹是大明20年的宰相。那些我们整的，我们杀的人，他们不允许我打盹。”

　　网上有一位“躬耕中的布衣”在他的博客里写道：

　　“1566年，严嵩已经82岁了。他始终内敛、牢牢地掌控着中枢，谋划着人前事与身后事。他的毫无锋芒让人产生某种错觉，这是历史上的结党营私，残害忠良的有名的奸相吗？但细想之下，又无比合理，他还能是什么样子？任何一种状态都不足以让他严家成为天下第一家。20年来，正因为圣眷日隆，所以天下诛强嫉妒者甚重，唯有收敛锋芒才是正途。天下人都明白怎么回事，示示弱又何妨呢？说他具有超强的掌控力，是由于他的管理手腕已趋化境，他的年老体衰，都被转化为优势。例如，他的耳背于皇上是在唤起皇上对自己20年苦劳忠心的肯定；于徐阶等对手是示弱，强调自己年老体衰无力掌控局面，只是在吃老本，麻痹对手；于儿子严世藩是告诉他，自己时日无多，尽快编制关系网，为将来谋划。尽管心机如此，但大明朝财政体制方面的弊端，他是不敢触碰的，即使想过要改，但靠着揣度圣意起家的严嵩，在爬上高位后，已经满足现状了。他不会把自己的政治资源用于狙击赋予自己权力的嘉靖以及明朝的祖制上，因此，嘉靖亏空的黑锅当然得由他来背。”这一段鞭辟入理的分析，的确很到位。想想看，人活到了这个境地，真是进无可进，逃无可逃。这样的人，不被当作奸臣，何以谢天下！？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总统和首相任期制，这是因为让一个人长期拥有公共权力，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要趁一个领导人在积怨还不太深的时候，光荣地退出权力中心，才能让他获得善始善终的结果。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琢磨了几千年，真正看懂的人并不多。一直到了邓小平时代，才明确规定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从而彻底地解放了老干部。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老子的《道德经》里就说了：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人要“各守其时，各尽其功”的道理。

　　老子还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因此，“四时之序，成功者去”说到底是一条自然法则。这里说的“四时”，即春、夏、秋、冬，也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正是因为万物在四时有不同的表现，才有了生息繁衍。例如，秋冬养藏之后，勃勃生机蓄势待发，才有了来年的春之生和夏之长，才有了动物兴盛和草木繁荣。假如秋冬养藏之功既成而不去，万物就不再有生发机会。反过来也是一样，春夏之生长，已耗尽天地之阳气，若万物仍不退让，则必因气候变化而伤元气，最终蹈入死地。所以，功成身退，于天道轮回来说，也是必然之举。严嵩的悲剧就在于他虽然饱读经书，写得一手好青词，却不知道“四时之序，成功者去”这个自然法则，硬扛到底，结果晚节不保，最终蹈入死地。在《大明王朝1566》中，严嵩出场时的一段戏，很能说明问题：

　　吕芳看着大雪，对严嵩说道：“这场雪下来后，您老去年八十，今年该是七十九了。”

　　严嵩笑着说：“吕公公这是嫌我老喽。雪是好雪，要是下的都是银子，我也就不用操这份心，可以向皇上告老还乡了。”

　　“可别。”吕芳搀着严嵩向玉熙宫台阶走去，“皇上万岁，阁老百岁。您老还得伺候皇上二十年呢。”

　　严世蕃接过话：“真要是再干二十年，有些人就会恨死我们了。”

　　吕芳和众大臣都嫌严嵩老了，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严嵩也知道自己老了，别人也在嫌他老了，但实在是退不不来呀！国库亏空不说，多少怨家仇敌每时每刻都巴不得要活吞了他。占着这个位置，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一旦退下来了，一切都完蛋。严世蕃也知道，大家都在恨他们父子俩人，不干不行，再干也不行。正如一个人坐在不抽水的抽水马桶上，他不敢站起来，是因为，不站起来不臭，一旦站起来，就臭气熏天。他已经成了捂臭的盖子，不是不想起来，却只能继续坐下去。

　　在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被编导塑造成一个知退之人。

　　第一次是因推行“改稻为桑”的事，夹在严党和太子党的矛盾中左右为难，他既要公忠体国，又不能对严嵩忘恩负义，所以很难受。在晋见皇帝的时候，他深明大义，准确地把握了时局，巧妙地请辞了浙江巡抚之职，从而暂回避了官场的争斗，转而全力抗倭。这是一着好棋：一是抗倭是关系国家全局的大事，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一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军事才能，二是抵御外敌，相对于官场争斗来说，更简单明了一些，因为敌人就在明处，目标很明确，个人也容易建功立业；三是在完成个人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能为恩师争面子，而且又避免了在政治上与严嵩的瓜葛。

　　第二次是表现在他劝高翰文退出官场。高翰文一介书生，自以为能为皇帝和百姓苍生谋利，结果刚到浙江就陷入官商设置的圈套，并且捅破了浙江官场的马蜂窝，号称丝绸巨富的沈一石，一把火了结了自己，只留下了两箱记录官场贪墨八百多万两银子的旧账，以及聊聊无几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百余匹丝绸。胡宗宪知道，不出一个月，朝廷将会在浙江官场掀起大案。便对前来送军需的高翰文交待道：“你立刻返回杭州，找朝廷派来的锦衣卫，主动请罪，请他们立刻把你槛送京师！”当高翰文还一头雾水，表示不解时，胡宗宪告诉他：“你现在请罪，最多是因为抄没沈一石的家财办案不力。要是还待在浙江，就会卷到大案之中去。”这个胡宗宪（其实是刘和平）在劝退高翰文时，还说出了一句多数中国文人悟不出的话：“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第三次是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胡宗宪请辞一切职务。他对海瑞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浙江当了五年的巡抚，后来又兼浙直总督至今，屈指算来在浙江有七个年头了。所不能去者，倭患而已。现在浙江的作患总算肃清了。杜甫说过‘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我这个身子现在正是该休的时候了。告病休养的奏疏蒙皇上准了。回老家休养半年。半年后我会再奏疏，继续告病，此生也不会再出来了。”看来胡宗宪的确是一个深谙“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之人。当然，他的选择只是个人的悟性，而不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已。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已经在渐进中推进了一大步。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和提名。这一规定适用于县以上直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这是在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在干部管理体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保护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权力这个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人带来成就感和实际利益，也会让人上瘾，以至伤身，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不要让一个人长期掌管同一权力。知止而有得，知退而全身，其实是中国人的智慧，只是因为长期没有落实到制度的层面，而只能表现为个别人的悟性和运气。

　　警世通言：

　　激流勇进，还是激流勇退，在不同人的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真正想好了要退的事，没有退不了的，退不了都是因为没想好。

　　（2007年10月2日12：10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相关资料：关于“嘉靖继统”

　　公元1521年3月14日，明朝的第十个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死了！

　　皇帝也是人，人总是要死的。但朱厚照死在三十一岁上，没有留下儿子，没有留下遗诏，这给朝廷带来了麻烦。

　　朱厚照是弘治皇帝的独生子，备受宠爱，两岁就当上了太子。所以，从小就被娇惯坏了。到了十五岁，当了皇帝，还是陋习不改，而且除了骑马、射猎之外，喜欢到民间玩妓女、寡妇，甚至是孕妇，所以，到死也没给朱家留下一个龙种。中国古人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好可以用在朱厚照的身上。

　　独生子的朱厚照没有儿子，让他父亲断了后，但这并不表明他爷爷宪宗皇帝断了后，因为朱厚照还有一个亲叔叔，早年被他爷爷封为兴献王，虽然叔叔已经死了两年，却留下一个独生子，这人叫朱厚熜，也就是朱厚照的堂弟。

　　所以，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往上追朔到朱厚照的爷爷，朱家还是后继有人的。

　　于是朱厚照的母亲，孝宗皇太后张氏，让太监到内阁找大学士讨论皇帝的继承人问题。首辅大臣杨廷和早有准备，从袖中摸出《皇明祖训》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的长子，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应当立为皇帝。

　　杨廷和是什么人？

　　杨廷和是明代的大学士，前后辅佐过三个皇帝，是明代一位著名政治改革家。由于他对朱厚照一味谦让，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致使皇帝一天到晚只知道玩，朝廷内外对他也颇有非议。

　　杨廷和的提议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一致同意。随后，就由他起草《武宗遗诏》，将这个决定公诸天下：

　　“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考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即日遣官迎取来京。”

　　这份诏书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1、只强调继统，没有提及继嗣，这为日后的大礼议之争埋下了伏笔。

　　2、明确指出朱厚熜是兴献王长子，这等于公开承认他是孝宗的侄子，而且不再为孝宗立嗣。既然是侄子，日后也就不存在更改称谓的理由。换句话说，朱厚熜继统继的是宪宗（他爷爷），而非孝宗（他伯伯）。是孝宗朱祐樘“兄终弟及”，而不是武宗朱厚照“兄终（堂）弟及”。

　　在朱厚熜上路之后，杨廷和等人开始讨论如何迎取皇帝继统的问题。

　　4月22日，朱厚熜来到北京，杨廷和要求朱厚熜以皇太子身份，从东安门进文华殿，然后再选定日子继承皇位。而朱厚熜虽然年仅15岁，但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对此，他明确反对，对手下人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继皇位的，不是来继皇太子位的。

　　朱厚熜其实也知道，按常理，应该是先过继给伯伯，然后再继皇位，但，你杨迁和起草的《武宗遗诏》里没这么写，我也就不客气了，将错就错，占个便宜。朱厚熜知道，此刻他是有实力叫板的，因为他爷爷只生了两个儿子，现在都死了，两个孙子就剩下他一个孙子了，没有竞争对手，这皇位非他莫属。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已经三十七日了，你们不迎我进去当皇帝，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这一叫板，杨廷和就没辙了。史学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杨廷和考虑不周造成的尴尬，因为杨廷和代拟的《武宗遗诏》给朱厚熜留下了空子，本想这皇帝年纪还小，想个办法就能补上漏洞，所以他临时搞的这个补救措施，也没有来得及和群臣商议。在朱厚熜拒绝入城的情况下，如果闹僵，倒霉的只会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当了37天的代理皇帝，并且开始做了很多革除弊政的事情，甚至包括杀人的事情也已经做完了。皇帝如果到了北京，却即不了位，他就有篡权的嫌疑，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屈服，放弃了先过继的主张。

　　究竟杨廷和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考虑不周，后面我们会再作分析。

　　反正朱厚熜就是这样，没有过继给他伯伯，先当皇太子，再当皇帝，而是直接当上了皇帝。他的新年号为嘉靖，所以史称嘉靖皇帝。

　　到了4月27日，朱厚熜即位第五天，就让礼部的官员讨论有关他父亲兴献王的称呼问题。礼部尚书只好请示杨廷和，在杨廷和的授意下，礼部会同六十余名大臣上疏嘉靖：认为嘉靖应该效法汉朝和宋朝已经有的先例，他要先过继给伯伯，然后对他的父母改称叔叔和婶婶。就像清朝时的光绪，要叫他父亲为七叔。

　　但是，嘉靖帝也是独子，如果同意这一要求，就意味着自己的父亲断了香火。因此坚决反对，甚至向文官集团求情：“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也就是说，你们说的都对，但你们能否为我想想，父母的生育之恩，我拿什么来报答呢？所以，我希望封我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

　　杨廷和以及百官，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就僵持下来了。

　　到了7月份，就有地位比较低的官员开始政治投机，讨好嘉靖，有一位进士递上了一份奏疏。认为如果是过继，应该在嘉靖的伯伯在世的时候，才可以过继，现在伯伯已经死了，堂兄也死了，搞的什么过继呀？而且，杨廷和遵从《皇明祖训》，依据的是《武宗遗诏》，迎取皇帝入继大统，没有提到过继的事。《武宗遗诏》中只有“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明确了嘉靖是“兴献王的长子”，是按伦序当立皇帝的，并没有说是要当他伯伯的儿子。所以，嘉靖现在应该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然后把母亲接来，母以子贵。

　　嘉靖看到这道奏疏很高兴，让大臣们再议。杨廷和等大臣们还是不服从。

　　1521年9月，嘉靖的亲生母亲，从湖北安陆到了通州。《明史》上记载，当她得知朝廷大臣打算她儿子过继给孝宗皇帝，非常愤怒，说道：“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坚决不肯以皇帝婶婶的名份进京。

　　嘉靖听说之后，哭着找孝宗皇太后张氏：如果这样，我还不如辞去皇帝，带母亲回湖北。因为君王要以孝治国，我如此不孝，如何可以当国君。

　　孝宗皇太后张氏与杨廷和没办法，只好妥协，让嘉靖下诏书：“圣母慈寿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也就是说，奉皇太后的懿旨，我来继承皇位，我的父亲可以叫兴献帝，母亲可以叫兴献后。由此，嘉靖又进了一步，只差在帝前面加一个“皇”字了。

　　但这个决议还是留下了伏笔，这只是孝宗皇太后的懿旨，并不代表朝廷大臣的意见。

　　1521年12月，嘉靖又拿孝宗皇太后的“懿旨”说事，进一步提出要在“兴献帝、后”的名称上加“皇”字。

　　1522年正月，清宁宫后殿着火。杨廷和借机说事，认为是“兴献帝、后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所致。嘉靖只好称他伯父为皇考，伯母为圣母，而称献帝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了。

　　杨廷和的坚持，终于维持了正统，守住了自己在文官集团面前的尊严和名誉，当时的士大夫是很有骨气的，所谓“从道不从君”是很受人尊重的。所以后来的海瑞就敢对嘉靖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杨迁和还是得罪了嘉靖，他只好辞官。应该说，嘉靖的一再挽留是出于真心的，因为在治理国家方面，杨廷和在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杨廷和也是想挽回自己在武宗时，因迁就皇帝给自己带来的不好名声，希望能够实现“嘉靖中兴”，挽回一些面子，但他又不能在维护正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向嘉靖妥协，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524年，杨廷和辅佐嘉靖已经三年了，该做的事已经都做完了，而大礼议的事，实在让他两头为难，所以一再请求告老还乡，嘉靖没有办法，在谴责杨廷和“因辞归咎，非大臣道”的同时，让他辞去了内阁首辅职务，退休回老家。

　　杨廷和辞职后不久，嘉靖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正式下令将自己父母追封为“皇帝”和“皇太后”，把“本生”二字去掉了。并给自己的父亲追封为“睿宗”。

　　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七月十五日的“东顺门事件”。而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正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24岁中状元，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他喊出了：“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响亮口号。230位大臣集体跪在金水桥的左顺门前痛哭请愿。嘉靖两次传旨不退之后，便命人抓了为首的8人，包括两名大学士。一时间，更是激起百官的不满，大哭大嚎，哭声响彻宫廷内外。嘉靖恼羞成怒，又逮捕了所有闹事的人。除两名大学士免予处分之外，四品以上扣工资，五品以下廷杖，180余人在朝廷之上，当场脱下裤子，用大木棍打屁股。在血肉横飞之中，有17人被打死。杨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大礼议之争就这样历时三年，嘉靖用棍棒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年嘉靖才18岁。从此嘉靖正是以官员们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整合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的继位不再欠任何人的人情债。

　　这场大礼议之争的本质，其实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权力之争。

　　明朝中期，由于皇帝一人专制而造成帝国不断衰弱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陆王心学已经在士大夫阶层盛行，文官集团要求君臣共治的呼声已经很高。这个时候，以杨迁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希望嘉靖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另类又绝顶聪明的皇帝嘉靖，他对权力的欲望并不亚于他的祖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大礼议”就成为新上任的皇帝与文官集团的一次争夺权力的较量，嘉靖要以此来确定自己的绝对权威。

　　关于杨廷和在大礼议这个事件中的作为，在我看来，不应该看得太简单。可能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老马失蹄，而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自保。因为，一个可以代皇帝写“遗诏”的三朝元老，绝不可能会疏忽大意，不小心给嘉靖留下可钻的空子。何况他家里还有一个中了状元的大才子杨慎。很有可能的是，他这样写诏书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杨廷和知道，这个人是唯一可以接任皇帝的人选，他不能在遗诏里面写得太死，逼嘉靖在忠孝两头作唯一选择（要孝就不能继承皇位，要忠就只能放弃孝道）。但又不能违背道统，得罪文官集团。所以，他留下一个破绽给嘉靖：你能扳过来是你的本事，扳不过来也不怪我。而在文官集团面前，他的态度是坚定地反对嘉靖的作法，最后选择辞官回家，也不向嘉靖妥协。甚至最后不惜搭上儿子，以正父子的清名。

　　有两个史实，可以证明杨廷和在起草诏书时故意露出破绽，就给自己留了后路：

　　一是杨慎在流放期间，不仅在当地受到了文官的拥戴，并且六次回四川老家看父亲，嘉靖并没有过问，这件事嘉靖不可能不知道。他也就是想让你杨慎知道，你不让我有父亲，我也让你尝尝远离父亲的痛苦。杨慎其实真是给他爹爹争回了一代名臣的面子。而这样的事，父子不可能没有商量或是没有默契。嘉靖把杨慎流放云南，是不是考虑到让他离在四川老家的杨廷和近一些呢？虽然无法考证，但可能不是随意之举。

　　二是，左顺门事件过去四年后，嘉靖七年朱厚熜虽然定了杨廷和为大礼议的罪魁，但只是削官为民，没有太跟他过意不去。而到了嘉靖的儿子隆庆继位初年，就给杨廷和恢复了官职，并赠太保，谥文忠公（文忠的谥号，在古代是很高级别的）。因为如果不是杨廷和在写诏书的时候，给嘉靖留了空子，嘉靖这个皇帝就要一辈子叫自己的父亲为叔叔，叫自己的母亲为婶婶了，而且要世世代代一直延续下去。隆庆皇帝都知道这一点，嘉靖还能不知道？没准给杨廷和这个谥号，是嘉靖在临死前给儿子的一个交待。

　　好，关于“嘉靖继统”，今天就讲到这里。


　　男人戏中的女人

　　《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标准的男人戏。这出戏中，虽然没有女主角，但还是安排了三个女配角充当故事的联结，凡是看完了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会认为，这三个女人完全不像好莱坞大片或《007》里面的女人，她既不主宰整个剧情的发展，成为缺之不可的元素，但也不是一般的“佐料”，而是一种精巧的结构上的安排。三个女人在这一出四十六集的大戏中，不是用缠绵的情感和迷人的性爱影响男人，而是以某种精神方面的特质，影响着他们身边男人的行为选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命运。这三个女人，一个是李妃，为裕王朱载垕生下了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个是生养出千古奇人海瑞的海母；还有一个就是与沈一石、杨金水、李玄、高翰文四个男人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与感情纠葛的芸娘。

　　先说李妃吧。

　　明朝的事儿真有意思，所以网络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卖得很火。

　　话说弘治皇帝朱佑樘（庙号明孝宗），虽有二子，但其中一子早年夭折，只剩下朱厚照这根独苗，父子二人感情很深，在朱厚照两岁时，他就被立为太子，后来也顺利地当上了正德皇帝（庙号明武宗），正德皇帝继大位后，因荒淫无度，31岁即早逝（还好那时美国还没建国，而且离发明伟哥还有些子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否则……），且无子嗣（广种也未能够薄收呀，皇家颗粒无收的案例值得哈佛大学MBA研究研究）。只好找到了弘治皇帝朱佑樘的弟弟兴献王朱佑杬的儿子（绕不绕啊，简单地说，就是找到老爸弟弟的儿子即堂弟）来继承大统。这个本来与皇帝根本无缘的幸运鬼，就叫朱厚熜（庙号明世宗）。真是“忽悠一夜春风来,千妃万宠迎帝开”，朱厚熜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皇帝，定年号为“嘉靖”。“嘉者，加也，靖者，敬也”，他自己拣了一个皇帝还不知足，硬是要把老爸兴献王朱佑杬“加敬”一番，给已经死去的老爸也封一个“兴献帝”，追尊庙号为“睿宗”。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老子给活着的儿子封皇帝，只有“加敬”这个年纪才十四岁的愣小子混小子精明小子，硬是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艰苦卓绝奋斗近二十年，终于给没当过一天皇帝的老爸成功地完全彻底地封了一个皇帝，还把坟墓按照皇家标准修整了一番。这件事我们留待《绝对另类的嘉靖》里细说，就此打住。

　　之所以要扯上嘉靖的爷爷、伯伯、堂兄和爸爸，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下，如果皇帝没有儿子，在继承皇位的事情上常常会闹出一些麻烦（此问题比现在的农民没有儿子更麻烦），所以，皇帝为什么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人家硬是有生物科学依据的。说到这，李妃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了，因为编剧刘和平让这个关键的人在关键的时候，生出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世子朱诩钧（据非历史学家考证：在中国历史上，会骑马的皇帝总是更会生儿子，朱元璋就不说了，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生出了26个儿子，十多个女儿。后来，这一大帮儿子、孙子打得天昏地暗，好不精彩绝伦。后来的康熙皇帝，更是一个会骑马的皇帝，不包括私生子和女儿，一共有24个儿子。爱新觉罗家族的命运，后来也跟朱家一样，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同治、光绪、宣统，连儿子都生不出来了，看来都是因为马术一代不如一代），这不仅是朱家天下得以按血统传承的大喜事，也是关系到李妃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一着棋，因为“母以子贵”嘛。

　　李妃的丈夫（这个称呼可能有点问题，太现代了，且过于女尊男卑了一点儿）是裕王朱载垕（庙号明穆宗），朱载垕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生母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很少得到父爱。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嘉靖四十年（1561年），李妃生下朱诩钧（庙号明神宗），从而巩固了朱载垕的太子地位，这个功劳已经很大了（因为那个年代的女人因生子而死的概率是很高的，母子平安就算抽大奖了），刘和平因为故事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为了让裕王能有更多一点儿的戏份，为1567登基揭开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做铺垫，于是把李妃塑造成具有一个聪明大脑和贤慧品质的形象，长像当然也是没得说的（历史上这是裕王的事，这次是导演张黎的事）。

　　电视剧在第一集的第十五分钟，就让李妃出场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盆通红的炭火后面，一个女人痛苦地尖叫着，附和的是：“上天保佑！祖宗保佑！会平安的，会平安的，王妃，往下使劲，往下使劲！”，然后屏幕上才出现满头大汗的李妃。李妃痛苦地翘起上身，一只手紧紧地握住身旁那个宫女的手臂，在不停地呐喊着。这声音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新生命的呼唤？是对历史的追悔，还是对未来的祈盼？或许已经完全揉杂在了一起。不知道女人生产痛苦的男人，不可能知道女人的伟大；不经历生产痛苦的女人，不会知道母爱的伟大。

　　到了第五集李妃就有了剧中最精彩的表现——

　　徐阶、高拱、张居正迫不急待地要扳倒严党，一致认为，干脆让严党盘据的浙江乱起来！然后以“烂掉大明朝身上一块肉”为代价，“挤掉严党这个脓疮”。于是，他们让张居正和谭纶到裕王府，争取裕王的支持。一席“长痛不如短痛”，“先苦浙江百姓，趁机扳倒严嵩”的宏论，让裕王也踌躇了起来。

　　这时李妃抱着世子朱诩钧走进来了。

　　裕王见状说：“正议事呢，你抱着世子出来干什么？”

　　李妃平时面若春风，此时却换着一副肃穆的神态，将世子往裕王面前一送：“不干什么，就让你抱抱世子。”

　　裕王很不耐烦地接过世子：“到底要干什么？”

　　李妃：“我想问问王爷，你现在有几个儿子？”

　　裕王：“明知故问，谁不知道，我就一个儿子。”

　　李妃：“臣妾斗胆要说了，王爷这话又对又不对。”

　　李妃正颜环顾了一下裕王身边的张居正和谭纶，望着他们说：“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在里面都听到了。大势所然，有些事本不是一时能办好的。但有一条永远不能忘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王爷是皇储，接下来王爷手里抱着的世子也是皇储。念在这一条，你们也得往远处想，要给王爷和世子留一个得人心的天下。”

　　李妃这段话着实把在场的男人给震住了，看到这些男人都竖着耳朵听着，李妃更是振振有词了：“王爷是皇储，也就是将来的皇上，大明朝所有的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将来还是世子的子民。哪有看着子民受难君父却袖手旁观的（妇人之见不是？李妃也是少见多怪，如果皇上都像她说的那么个当法，明朝何以如是，早该万万年）！胡宗宪尚且知道爱惜自己任地的百姓，王爷，还有你们，难道连个胡宗宪还不如吗？”

　　到底是家天下呀，说出如此掷地有声的话，在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已经是有一些生疏了（因为现代人谈接班人问题时，已经改用另一套语言系统了，历史在进步）。不过，这一番宏论在当时还是挺震撼男人的。一个女流之辈能有如此这般见识和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胸怀与气魄，不得不让裕王和他身边的这几位师傅生出几分敬重。何况她还是一个给朱家生出世子的王妃，这些将来裕王当政时的铁杆成员，哪有不生几分敬畏的道理。

　　李妃后来还做了几件有份量的事，例如，还掉嘉靖送给她们李家的十万匹丝绸，以解国库空虚，多次劝慰裕王，在大事来临前保持冷静等等。不过，李妃在全剧中所做的最具推动政局变化的事，就是冒着欺君之罪的风险，带世子晋见嘉靖，并送上明知是伪造的《太上老君道德真经》，完成了一项极具政治色彩的成功斡旋。电视剧为此特别加了一段话外音：“明史载，嘉靖帝朱厚熜晚年‘求长生益急，遍访方士方书’。嘉靖四十年腊月二十三，裕王妃突然献上了谎称张真人降世亲赠的血经，使嘉靖深信真人降世了，赦免了严党用以打击政敌的齐大柱，并令群臣上表祝贺。这一与国事看来毫无关系的举动，微妙地加速了清流与严党的最后决战！”

　　历史的发展有时看起来很偶然，但还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偶然是因为历史过程的链条太长，因果关联又是非常地隐蔽和微妙，所以才让人看不出其中的必然，觉得不可思议。既然南美洲的小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引发亚洲的一次强风暴，那么李妃拿着一本仿造的张真人血经，竟把嘉靖忽悠得神经兮兮，并明显地打乱了原有的政治平衡，那么，随后在变幻莫测的宫廷气候云图上，将带来一场什么样级别的台风，就更难预料了。女人真是不能小觑呀！

　　真正的历史只有上苍知道，人能知道的永远都是历史的局部，这个局部如果没有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解读，以及进行逻辑的重构，它只能是随风飘散的泥土，而不是雕塑，更不是雕塑艺术。套用上个世纪“新艺术”运动的主要代表、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蒂（Antoni Gaudi）的一句话：“曲线是上帝创造的，直线是人创造的。”我们不妨说：“真正的历史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读到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李妃就是刘和平、张黎共同创造的。

　　再说《大明王朝1566》中的第二个女人，海母。

　　如果说海瑞是奇人，那么在这样一个孝子身上，不论是生物基因，还是文化基因，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母亲。

　　据史料记载：海瑞一生非常孝顺母亲，同时他也三次娶妻，第一个老婆生了两个女儿，因为与海母不合而被海瑞休了。第二个老婆进门不到一个月，又因为相同的原因被赶出家门。第三个妻子也在盛年之时十分可疑地暴死。而此前，他的一个妾也自杀身亡。这就难怪在电视中，海瑞总是骂县丞田有禄：翁媳不和，竟让父亲独居，大逆不道！刘和平想通过这个细节向观众传递这样的信息：海瑞在处理这类家务问题时，一定是选择休妻。海瑞的一生，总是给身边最亲近的人带来不幸，他也曾因此遭到给事中（明朝的言官）的参劾。在海母残酷的教育之下，海瑞始终不知幸福为何物，电视剧不止一次地描写了四十多岁的海瑞，每晚不与妻子同居，而是夜夜陪伴母亲、同屋而眠的情形（有人说，该剧中的这些细节演过头了，我倒认为，刘和平因对海瑞偏爱有加，还是给海瑞留足了面子的）。在海母的铁腕之下，海瑞完全无法独立，甚至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没法享受。这样一种在寡母的霸道之下形成的家风，使海瑞变得偏执和无情无义。

　　明人姚叔祥所记的野记《见只编》中有这样的记载：

　　“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女儿，正在吃着一块饼，海瑞问是谁给的，女儿回答，是家里的男仆给的，海瑞怒骂道，女孩子怎么能随便接受男仆送的食物呢，你不是我的女儿，如果你去饿死，才算是我的女儿。于是，女儿痛哭流涕，果然开始绝食，海瑞家里人千方百计劝其进食，都被拒绝，七天后这个女孩果然饿死了。姚叔祥评价道：在我看来，不是海瑞也生不出这样刚烈的女儿。姚叔祥最后的评价，是赞许，还是讽刺，自是可以两说。在清人周亮工的《书影》、明人沈德潜的《野获编》中都有海瑞逼死女儿的记载，既是言逼死女儿自然是贬多誉少。

　　这一段记载，刘和平在写作之前应该是研究过的。那么，如何让这样一个人，去承担一件挽救嘉靖王朝日渐衰落的使命呢，刘和平不得不请出海母施加强化教育了。第十九集的第22分钟，安排了这样一场戏，又是一个夜晚，海瑞还是赖在海母的房间，不肯回自己的寝室。每晚这个时候，海母要让儿子给她背一段圣人的话，今天海母非要让海瑞背《孝经·广扬名章第十五》，并由此对忠孝展开讨论。

　　这场戏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显示海母教育的严厉，二是强调海瑞的忠孝思想既来自圣人的书，也得助于母亲不断地让他“温故而知新”。这母子俩竟能整章整章地背诵《孝经》，把“父有争子，则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解释得一套一套的。看来海母才是那个敢于直谏嘉靖的幕后操纵者，精神上的真正后台！为造就中国历史上这么个奇人，海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并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天下母亲齐忧忧，忽怆然而倒下。应该说，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再无一位母亲可以企及这样的高度。悲乎？幸乎？此问应由天下的母亲来回答。

　　《大明王朝1566》中的第三个女人，是芸娘。

　　据说，好莱坞的编剧们写剧本时，往往是给定一个结果，然后让大家设计到达这个结果的剧情。比方说，要让一个囚犯从监狱逃出去，并到达一个似乎不可能到达的某地，于是大家来设计中间过程的情节，然后再设定一个结果，再往前设计情节……。这叫倒过来写剧本。

　　历史上本无“尽稻为桑”，所以本无芸娘。在此，我们不妨用倒推法，试着把芸娘这个角色推导出来：

　　首先是严世蕃发现浙江官场虽都是自己的人，但这些人在下面时间呆长了，积习疲顽，尾大不掉，这些人为了银子，胆大妄为，爷娘老子也敢卖。而要推行“改稻为桑”这样的大国策，必须派一个理学路子上的正人君子掺沙子，不能让下面太腐败。于是就派出弟子理学之士高翰文。这个角色既要清廉，又有感恩之心，这是严世蕃的如意打算。这样一个角色到了浙江，一定会与郑泌昌、何茂才产生冲突，有了冲突，戏就好看了。因为严党和清流的冲突，此前已经演得比较充分了，接下来让观众看严党内部的冲突戏，比看严党和清流的冲突戏，显得有变化，更有味道。看到反派人物自家人掐起来，这是每个观众喜闻乐见的，刘和平深谙此理。

　　现在的问题是，让高翰文这样一个只懂大道理，不懂官场潜规则的人，下去乱掐一通也不行。让一介书生举手一挥，马到成功，既不合情理，也不好看。得让这个人栽跟斗，才符合现实，并且好看。怎么让他栽跟斗呢？官场上的斗争，用得最多的武器，无非是金钱和美女。但此人已经被设计成为一个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理学之士，这两招都不灵。怎么办呢？只有让他误中金钱、美女的圈套，而这两个可选方案中，后一个显然是更有味道一些，因为本来就是男人戏，女人份量太少，如果加上一个女配角，会有利于活跃一下屏幕的气氛。当然，这个误中美女圈套的设计，应该与高翰文身份相符，绝不能在卡拉OK厅拉一个坐台小姐来给高翰文解闷，这个女人，得有一定的品味和素养，否则又会破坏高翰文的形象。从戏剧效果上说，只有一个高大形象不幸轰然倒下之时，才能在观众的心里产生悲剧的震撼。那么，这样一个有品味有素养的女子，在哪里呢？她应该有一定的身份，但又没有什么地位；有姿色和才华，又没有人身的自由，可以为政治或者衍生政治服务。这样的人，既不应出自穷百姓家，也不应是官家之女，或官家眷养的女人，想来只能从商家的附属中寻找，一是他们养得起，再就是有这种闲情逸志。但是，仅仅是商家的附属，份量又显得不够，档次还是低了些，于是把她设计为商家为贿赂宫里太监，买来的具有音乐天赋的艺妓（至于是弹《广陵散》还是《春江花月夜》都是细节问题），而当她成了杨金水的“对食”，不仅身份提升了，而且因为有了护身符，没有人敢用炸药杀人灭口。这样一来，高翰文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既不放下知府高雅的身份和理学之士的姿态，又能与这个女子一见倾心，以便赢得嫁祸于他的足够时间。当高翰文不知不觉地进入圈套之后，即使是发现中了圈套，也已经是无以自拔了，因为他得罪的是宫里的杨金水！

　　当然，为了让这个女人的形象更丰满一些，不妨再增加一些瓜葛，为观众提供更多一些的想象空间：可以让他与李玄有离奇的一段插曲；让沈一石与她有那么一段“琴艺”切磋与“情意”交往；再让杨金水和沈一石念在保守秘密和算不清的感情债上，给予这个女人恰到好处的保护。末了，这个人物还可以再用一把，就是让她送上一本张三丰张真人的血写《道德经》。为了能自圆其说，扯上已经死去的沈一石，把这本《道德经》说是沈一石留给她的礼物。

　　这个人就叫她“芸娘”吧，“芸”字，从“草”，为草民一个，因草民而为妓；从“云”，为高雅纯情之女，因高雅而值二十万两银子。让这个女人串着四个男人，并成为神奇地走进裕王府做客的女人。

　　如果我的以上倒推，与刘和平创作过程不相符的话，请他原谅；如果我的倒推还能自圆其说，那么，或许可以为初学编剧的年轻人，提供一种写作方法。

　　警世通言：

　　女人是世界的一半。你可以不去想她、写她，但你不可能忽略她。

　　男人可以把除了妻子之外的女人，当作赚钱的工具，或者感情的消费品，但不能让她们同时承担上述两种功能，因为那样一来，她们可能什么都不是。不要把女人用得太狠，那样不公平！

　　（2007年10月11日10：29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清官理性的背后

　　2007年9月29日，在《管理学家》杂志举办的“双周论坛”上，我与《大明王朝1566》编剧刘和平都应邀担任主讲人，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问题，我们分别表述了各自的观点。

　　刘和平在谈到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时说：王阳明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曾经请来石匠，做了一口石棺材，然后，躺在棺材里面，假设自己死了，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去感悟人生的真谛。王阳明认为，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到了后来却会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心灵做不断的净化，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现。

　　刘和平坦言：“因为海瑞也特别推崇王阳明的心学，这成为我十分推崇海瑞的重要原因。海瑞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上天已全德付汝，汝不能以全德行之，不如速死。’也就是说，上天既然让你成为一个人，就已经把周围人的所有美德同时给了你，既然给了你，你为什么不把上天赋予你的这些东西，在你一生中表现出来？作为人你反而去干禽兽的事情？与其这样，不如去死，去投胎做禽兽。这很像佛家的学说。海瑞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一生是在弘扬人的精神。”

　　从景仰王阳明，到对海瑞的高度肯定，这就是刘和平在写作《大明王朝1566》时，对海瑞这个人物倾注十二分感情的缘由。有人因此而认为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一号男主角不是陈宝国扮演的嘉靖，而是黄志忠扮演的海瑞。

　　2007年4月19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从大明王朝看领导艺术”的“中国企业家沙龙”。有一位企业家在谈到海瑞时说：“海瑞就是一个垃圾。”这引起了刘和平及一些与会者的愤怒。至今我也无从知道这位企业家心中的海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要这样评价海瑞？但我知道，他之所以看不起海瑞这个人，肯定是有其原因的。或许他认为海瑞“只能守土，不能开疆；只能做忠臣，不能做能臣”；再或许他认为海瑞有偏执倾向，不足以让人学习；又或者他认为海瑞的行为方式太不合时宜，人们也无法学习。这些都无法揣度。海瑞的清明的确受百姓爱戴，但官场中独善其身，往往会让自己无依无靠，因而要有所作为也极其有限。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一个准则混沌的体系，怎么可能容下直臣的作为，何况海瑞这样的道德标兵，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建立不起可扩展的秩序，只有清誉，没有实绩。历任首辅都不喜欢海瑞这样的迂腐清官。张居正不用海瑞，应该是有其道理的，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用循吏而不用清吏，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同一个人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有截然不同的评价，除了立场各不相同之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角度的不同，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做“信息不对称”。很多情况下，可能彼此在说同一个人的名字，但说的却不是同一个人，或者他们看到的只是同一个人的某一面，反正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那个人”，在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上尤其如此。历史人物之所以会被后人提溜出来说事儿，一定是在他身上有现代人借以说事的某些因素，而不同的人一定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尤其是某种需要，把某个历史人物的某一特性拿出来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依据。刘和平与我交谈时就毫不隐讳地说：“我写历史剧从来是‘六经注我’，历史事件是为我的观点服务的。”我不仅不反对这样去写历史剧，而且认为，剧作家就是要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写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使这种看法能够启发和影响当下（或者未来）的观众。

　　其实，海瑞除了敢于直言犯上之外，还有一个清廉的美名。明人周晖的《金陵琐事》中记载，1587年，时任南京右都御史的海瑞，以73岁的高龄死于任上。海瑞死时，只留下“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因为他的去世，“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或许就是海瑞最让现代人产生敬意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当下反腐败工作任务仍然很艰巨的情况下，人们对清官的崇拜，其实是带有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刚直、任性、执着、顽强的男子汉。导演为了塑造这个形象，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据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演员黄志忠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海瑞是一个黑瘦的人，而生活中的黄志忠却高高大大，身强力壮。为了在外形上接近人物，黄志忠12天内瘦了19斤，在剧组待了整整５个月，最后一算，一共只吃了15斤粮食。为了将自己完全融进海瑞和他背后的大明王朝，他下大力气研究了上百万字的相关书籍，包括正史、野史、小说演义，了解到各个侧面的海瑞，才敢在镜头前张口。拍到最后，他甚至有点“强迫症”了，而导演张黎却认为，正是黄志忠的轻微“强迫症”成就了“海瑞”这个个性鲜明，执着而不乏聪慧的典型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海瑞是成功的，的确让人感动。然而，即使电视剧中的海瑞形象，在常人的眼里也是不无遗憾的：他既对不起老母亲，也对不起妻子，更对不起孩子。因为没有给海家留下男性后代，他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都后继乏人，按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他对不起列祖列宗。因此，也有人提出：“海瑞做事太过了，过犹不及！海瑞的清廉也有些过了，大概是心理变态了。海瑞连妻子、女儿都不爱，还会爱谁呢？清廉固然好，但清廉就不要亲情了吗？”根据物理学的原理，重压之下，必有物体产生变形。海瑞正是选择了一条承受超常重压的人生之路，而在超出常人能够忍受的重压之下，我们并不怀疑海瑞会出现某种心理上的变态。如果“只有偏执狂，才能成为天才”这句话是成立的，那海瑞的偏执甚至有一点变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一个“孤胆英雄”和“绝代骑士”。

　　这样一个人，何以被历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极力推崇呢？说到底，是因为社会需要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秀品质，更是因为这种优秀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太稀缺了。按照现代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原理，需求大而供给少的物品，就会显得珍贵。

　　人类社会总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希望珍贵的东西能够大批量生产或广泛普及。当我们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真实目的是，希望社会出现更多的雷锋。当我们颂扬海瑞的时候，是不是也希望有更多的海瑞能在中国当下的官场出现呢？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都知道，海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另类，某程程度上还只是别人手中的一把利剑而已，他的成就完全取决于时局的发展是不是需要这把剑，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敢于并善于执剑的人。因此，人们希望现代中国的官场上，能够涌现出一大批海瑞式的“英雄”，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过去总是以为：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只要有三个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一个好的皇帝，一个好的首辅，再加一个敢于直言并清正廉洁的谏官。然而，这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出现，都是不容易的，更何况三个人同时出现。退一步说，即使他们能够在同一个时代出现，也会因为每一个人工作寿命的短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所以，在暂不讨论好皇帝和好首辅的情况下，回到人的理性层面，来思考“什么样的官是人民需要的官”这个问题上来，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会在此前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面再增加一个“政治文明”。而“政治文明”，说白了就是政治制度的文明。也就是说，只是从精神文明的层面呼唤“海瑞”式的清官，已经不可能保证现代社会有效防止和根除腐败，使这个国家在和谐中持续地走向繁荣昌盛，步入现代发达国家的行列了。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淳安县，来了海瑞这样一位清官，的确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从外省调一个小小的教喻，去出任受灾县的县令，即使在当今交通发达的年代，也属少见。而这个清官刚一出场，就表现出一种非常另类的行为方式，所谓另类，就是与绝大多数官员的行为相左，就连衣着也要刻意表现出清贫，只穿布衣，决不穿丝绸（王用汲要送，他也不穿）。海瑞下驴伊始（他没坐车，只是骑驴，不能称作“下车伊始”），手执《大明律》在浙江的官场上，从巡抚衙门到杭州码头，从浙江省城到淳安县城，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不论是官人还是商人，是“军官”还是“警察”，几乎没有人能抵挡住他的果敢行为。是正义在手呢，还是因为有靠山有背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海瑞的表现，让戏中的“官”和电视机前的“官”都有点不知其可。当然，老百姓看到这样的情节，的确爽呆了，拍手称快。接下来，自然是可以踏踏实实上床睡觉了，明天太阳照样出来，日子依然还得过。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学会从戏曲舞台和艺人的话本中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因为那里面有正义，有公理，这是中国历代文学家们的功绩，也是中国文学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保证。“大众文学”恐怕也因此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和弘扬。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海瑞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有着自己坚定的意志来支撑。这种信念把清廉与直谏揉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清官的理性（不同于贪官理性的是，前者不带任何侥幸心理，而后者明知其不该为而为之，所以常常带有侥幸心理）。海瑞认为他坚持这样去做，对于自己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不一定是在物质方面，也不一定是在今生今世，所以，这种追求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于超现实的“信仰”。因为他信“这一套”，所以，他可以执着并持续地特立独行，而且不大顾忌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环境格格不入。这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格力量”，也是最打动中国文人的一个关键点。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认为：人格其实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演给世人看的，更重要的是表演给自己看的。也就是说，只有表演给自己看的那种行为，才能称之为人格的表演，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慎独”。从这个意义上说，海瑞至少是一个真正有人格的人。而那些靠做秀、以直谏来搏取虚名的人，总是让人觉得有那么些人格上的缺陷。

　　在中国封建社会，敢于并善于对皇上直谏的人，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清廉。否则自己都不干净，一上来就很容易被别人打倒（打倒谏官，是一种立功机会，多少人都等着在皇帝面前立功呢）；第二个是信任，尤其是能否得到皇上的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论语曰：“未信而谏，人以为谤己也。”没有得到皇帝的信任，你去“胡说八道”，当然是一种诽谤了，而且这样盲目鲁莽的进谏，有可能使皇帝产生逆反，不再听得进不同人的相同谏言。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离皇帝很远，自然信息不对称，谏言的内容肯定会被当作诬陷之语；而在皇帝身边了解情况的大臣，不谏言才有失职之过（这完全是可以用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信息理论来解释的）。用以上两个标准来看海瑞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只是彻底地做到了第一条，而在第二条上，他多少是有一点儿犯忌的，这也正是让嘉靖大发雷霆之怒的原因。当然，海瑞当清官不只是为了谏言，他从一开始就是以清官形象出现的，清廉是他的为官理念。实践这种理念为他后来敢于谏言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现代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人的不同行为都是利害权衡后的选择，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理性。据此，我们在观察一个人是否愿意选择当清官时，重要的是看他在选择时是如何做成本收益分析的。或者，我们真正想要搞明白的是：人们选择当清官的理性，究竟出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是出于对既定制度约束的恐惧和无奈？如果是前者，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提高为官者道德修养的水平；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应该从重视制度建设入手，防止为官者贪污受贿。

　　其实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官员的道德自律，还是更愿意相信一个官员在制度约束下做不了坏事？或者既使做了坏事，也将注定要受到制度的严厉处罚？如果清官的理性可以来自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或者如王阳明说的通过“良知”的发现获得，那么，用什么来界定一个人的良知已经被自己发现了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关乎操作层面的问题。做人与做官是不同的，做人大体上是自己的事，而做官涉及的是百姓的事，道德在行使公权的活动中有多大的约束力，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因此，对官员的任何形式的约束，都需要有可操作性。这种可操作性不是泛道德的学习讨论，以及信誓旦旦的保证，而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一切行使公权的人都要受到限制和有效监督。

　　面对大明王朝深刻的社会矛盾，海瑞以他的勇气和执着进行了惊天动地的抗争，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西班牙著名的文学家塞万提斯写过的一部小说，叫《堂吉诃德》。风车历险是唐吉诃德第一个也是最出名的失败之一：一天清晨，唐吉诃德由侍从桑丘陪着穿越拉·曼却平原。桑丘是个大胖子农民，骑着一头毛驴。他脚踏实地，与其想入非非的主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时，唐吉诃德发现了四周竖立着的许多风车，并认定是些“不法的巨人”。虽然桑丘坚持说，那些是风车，他仍然不加理会，手持长矛，策马向前冲去。一阵风吹来，把风车刮得飞转。其中的一个风车把这位骑士连同他的马一起抡倒在地。骑士耸耸肩说：“这就是战争。这一定是哪位魔术师的作为，把巨人变成风车，剥夺了我战胜他们的荣誉。”

　　1566年2月，海瑞以一人之名义上书进谏，直接挑战嘉靖和明朝官场，被投进监狱。如果不是嘉靖12月的驾崩，他是否会像以前的谏官一样死于狱中，尚未可知。

　　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特意安排了一段话外音，以示海瑞上书进谏与忠君思想之间的关系：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朝嘉靖帝朱厚熜去世。《明史·海瑞传》载‘海瑞闻讯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可见，在海瑞心里，风车与巨人的确是一回事,而且都不是敌人。明白人看到最后，自然会发现，其实皇帝是最大的贪官污吏，如果让海瑞一查到底，可能被揪的第一个人就是嘉靖。因此，在人治的社会中，海瑞式的清官，最终也是要看上面脸色行事的，而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由于官员的行为受到严格的规范，不是海瑞也成了海瑞！所以，与其让人们去怀念海瑞，莫如努力建设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更是一种本质上的进步。尽管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不容易，但我们毕竟是看到了正确的方向。

　　堂吉诃德完全是文学家虚构的人物形象，而海瑞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其实是虚构过的真实，或是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至少，我们从《大明王朝1566》中看到的海瑞是这样的。这从编导们为该剧安排的结尾可见一斑：

　　嘉靖皇帝驾崩的国讣在一夜之间通告了在京各部衙门官员。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大雪纷纷扬扬，自嘉靖帝壬寅年搬离紫禁城后已经沉寂了二十四年的午门，跪满了七品以上戴孝的京官，雪地上一片嚎啕。

　　诸臣见新君朱载垕踏凳下了御辇，几乎同时发出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声。当所有的官员抬起头的时候，却露出了惊诧的目光。因为御辇里跟出来的竟然是海瑞！

　　隆庆皇帝朱载垕拉着海瑞的手，踏着积雪一起向午门走去……

　　画外音：“……从这一刻起，揭开了长达十八年隆万大改革的序幕！”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与第一集开场腊月不下雪，廷杖致死谏官周云逸，形成了强烈反差，给人一种光明即将来临的希望。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编剧刘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也希望被称之为中华民族“脊梁”的那些伟大精神，在全球经济（何止是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能够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在一个好的制度下，既使不能英雄辈出，但也不至于出大贪官，更不至于出把持朝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首辅大奸臣。因为这个民族已经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尤其是最近一百七十年波涛汹涌的坎坷经历，已经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社会如果只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纬度上有所发展，还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面前，我们不应该过于迷信精神文明的力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人的理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能做也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是：改变某些约束条件（这当然主要是指制度），让官员的理性朝着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而如果一味相信某个文学形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行为规则，那只会让卑鄙者更卑鄙，让善良的人继续稀里糊涂地吃亏下去。

　　说到底，我们真正应该呼唤的是：一个制度文明的时代早日降临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降临这个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

　　警世通言：

　　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理性的基础是制度安排。

　　在一个必须经常与陌生人交易的社会，我们应该重视道德的作用，但前提是要有制度的保障。

　　（2007年10月3日12：40于京西中海雅园）


　　权力角逐的本质

　　人们对历史剧艺术真实的理解与认知，往往是出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自从母系社会瓦解之后，人类社会以男人为主的权力角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暴力与阴谋逐步过渡到以民主政治为主要手段的权力角逐，是人类走向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引进西方的“德先生”，使封建专制制度最终成为过街老鼠，至今不到100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曾经长期统治过这个民族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太大的陌生感。自《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之后，近十年来一系列描写帝王政治的历史正剧，之所以能够持续火爆，成为对海内外华人圈影响日甚的热闹话题，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今年春节期间，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也是一部官场权力角逐的大戏，虽然讲述的历史事件比《雍正王朝》早了157年，但从传统文化的意义上说，前后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何况都是由刘和平执笔编剧）。不同的是，《雍正王朝》讲的是兄弟争夺唯一所有权（皇权）的故事，而《大明王朝1566》讲的是所有权（皇权）与各级经营权（内阁、司礼监、总督、巡抚）间权力和权利之争的故事。两部电视剧都充分展示了中国式宫廷斗争当中，道貌岸然的尔虞我诈、冠冕堂皇的勾心斗角、不动声色的生死博杀，波谲云诡的暗箱操作……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这位雄才（猜）之帝，迫使满朝皆猜之。但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在这样一种近乎于黑夜摸鬼的官场博弈中，不可说当时没有大人才，那些帮助嘉靖登上皇位的人，也不可谓不聪明，但最后都被嘉靖所控制，并在嘉靖一旦下决心剪除之时，个个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自认倒霉。

　　嘉靖在他的统治期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故意制造了各种矛盾，使各派别的明争暗斗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掌控之下。嘉靖用夏言来制衡严嵩，再用徐阶来制衡严嵩，在严嵩和徐阶中间还有吕芳、陈洪，在文官和武将之外，还有遍布全国、无处不在的锦衣卫。虽然，嘉靖看似终日追求长生不老，不见大臣，但在四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中，却没有一天懈怠过国家大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瞒过他的眼睛，没有一个大臣能把他忽悠了。嘉靖没有真正放过权，也没有少贪过利，只是他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国家没有任何发展，百姓民不聊生。这也正应了那句著名的语录：“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隆庆帝朱载垕，在嘉靖驾崩之后，承接下来的只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和千疮百孔的空架子。历来如此！后来如此！

　　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发生成本。封建社会官场权力之争的成本，从本质上说是由老百姓承担的。《大明王朝1566》第五集，通过裕王府的一场精彩对话，把这个道理演绎得十分透彻——

　　因“改稻为桑”而毁堤淹田，事情闹到了嘉靖那里，似乎朝着扳倒严党的方向发展。虽然徐阶、高拱、张居正，还有谭纶，已经迫不急待了，但是，嘉靖却还在一意孤行，护着严嵩一伙，只是恩准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从“改稻为桑”的第一线退下来，但仍保留浙直总督的职位，集中精力剿灭倭寇。但不论是剿灭倭寇，还是赈灾，都需要粮食，关于这一点，严党和太子党都很明白。但在太子党眼里，胡宗宪是严嵩的人，如果由徐阶、高拱控制的户部调粮给胡宗宪，就等于间接帮了严嵩，使他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太子党深知这一层厉害关系；严世蕃一伙也不愿意调粮给胡宗宪，倒不是怀疑胡宗宪为保住名节首鼠两端，而是为了帮助浙江的丝绸大户兼并灾区老百姓的田地，一旦有外省粮食调入，压在丝绸大户手里的粮食就派不上用场了，“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就会落空。争斗双方在不调粮的问题上，居然如出一辙，苦的当然是浙江的老百姓和前线的官军！

　　徐阶、高拱、张居正已经商量好了，干脆就让浙江乱起来！大乱之后，扳倒严嵩，寻求大治。

　　张居正如实向裕王阐述了他们仨的一致观点：“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其实早已经是土崩鱼烂。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逢迎圣意（“如何”与“为何”逢迎圣意，下面还会有详尽的表述）。宫里需求无厌，他们又层层贪剥，才落下这么大的亏空（狼狈为奸呀！只说人家严嵩父子是奸臣，太不公平了）。王爷本知道，他们这一次想在浙江“改稻为桑”，也是为了补亏空想出来的法子（既是补国家或皇上的亏空，为何就不行呢？）。但这么大的事，连胡宗宪都知道一年内绝不可行，可他们等不得（其实是嘉靖等不得），底下的人又认准了是个发财的机会，才竟然干出了毁堤淹田这般伤天害理的事。反而剜的是老百姓的肉，其实剜的也就是我大明朝的肉，来补他们的疮（上纲上线了不是？这一招是古已有之，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造，以至于刘和平用生活的经验强加给了古人？待考）！这么明白的事，朝廷上下竟然视若无睹！好不容易出了个胡宗宪，苦心孤诣出来说话，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好，他们却视若仇雠！连胡宗宪他们都容不下，这也是他们气数已尽了。王爷，长痛不如短痛，这一次干脆让浙江乱了，就当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那个脓疮也就是该挤的时候了！”

　　我们要感谢刘和平，一口气写了这么长的一段精彩的人物对白。后人只要把这段对白背下来，将来扳倒一切政敌就有了“举一反十”的范本。所有元素都有，下刀的角度也有了，价值观更是体现其中。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反正有理，无懈可击。

　　“真是振聋发聩！”——这是刘和平写完这段话之后，从心底里说出来的，他自己也被说出此话的“张居正”给震住了！为了让扮演裕王的郭广平体会此时裕王的心态，刘和平继续写道：“裕王被张居正这一番话说得脸上也渐渐出了潮红，怔怔地站在那里。”

　　谭纶是个政治家，他知道做大事心要狠，所以他说：“是个大谋略！只是苦了浙江的百姓。”

　　戏演到这里，刘和平也不忍心让太子党变成一帮不择手段的政客，于是请出了一个妇道人家——李妃——来匡扶正义。结果是，李妃的一席话，让张居正这样的大男人也不得不佩服，感慨万千地说：“天地有正气，民心不可失！”，这应该不是张居正在裕王和李妃面前见风使舵、巧言令色的表演。

　　难怪有人说，大男人做大事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是一大幸事。谁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明明是“小人为女子时难养也”的刊误嘛（关于《大明王朝1566》中的女人话题不再赘述，《男人戏中的女人》已有细说）。

　　中国的历代帝王无不把手中的权力和自家的权利混为一谈，所以，围绕他们所进行的权力之争，说到底完全是权利之争，而在权利上的争斗，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人民离中央集权的核心层很远，有事肯定是帮不上的，真要有一方请人民帮忙，那就天下大乱了（距1566整整400年后，就发生了一次，被称之为“十年浩劫”）。所以，人民其实是宫廷斗争的局外人，也是最弱的第三方。最近热播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中，重点谈到1689年英国历史上著名“光荣革命”。这场没有流血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变，最终以英王詹姆士“自行退位”，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确立君主立宪制为标志，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其权力角逐的最终结果是：以国王交出行政权力为条件，保证国王和女王相应的基本权利。这一成功，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变迁的典范。遗憾的是，中国人原本也想步其后尘，光荣革命一把，但却阴错阳差，陷入了混乱，结果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用了三十八年，才彻底走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国王室1689年的妥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但这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是不容否定的，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人类的民主政治成为一种历史潮流时候，统治者能够以“权利”优先，让出“权力”的作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理智的选择，这也是避免生灵涂炭，是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也是一个权力实行平稳交接的过程，是一个传统体制下的不同权力阶层，通过让出权力，获得利益保障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实践证明，邓小平先生发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干部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是一项创举，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权力的交接与转移，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只是有些事情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需要有人在合适的时机来推动的过程。

　　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是任何社会改革者都绕不过的问题。在汉语中，“权力”与“权利”是同音词，在写法上也比较相近。所以，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不论是说，还是写，常常是乱用一气。而在英语中，“权力”是power，“权利”是right，不论是读还是写，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概念也不大可能混淆。不过，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汉语中的“权力”与“权利”，除了读写上存在近似，容易造成混淆之外，造成中国人对“权力”与“权利”不分还有其心理和社会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官本位”的权力社会里，权力往往就是权利，“当官”为什么与“发财”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后面就是利益，所以，“权力”与“权利”这两个词的混淆，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人们对这两个不同概念之所以会不清不楚，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验基础的。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权力”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而“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被他人侵犯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在规范的法治社会，如果有人用手中的“权力”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就是犯罪行为，当事的权力者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或制裁；如果权力者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不应获取的“权利”，那就是腐败。

　　从“权力”与“权利”的定义上讲，嘉靖年间真正的大腐败来源于嘉靖本人，严嵩与之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也不过是对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分配比例上存在某些分歧而已。关于这一点，《大明王朝1566》第五集，嘉靖的一段发自内心的表白，说得再明白不过。嘉靖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任浙直总督一职，令其把握大局，专心剿灭倭寇，打通海上的商路，保证对外贸易。末了却私下对吕芳说：“国库没有银子，得靠严世蕃他们去弄，八分归国库，两分归他们，朕也认了；七分归国库，三分归他们，朕也忍了（好一个“认”字和“忍”字，用得恰到好处）。他们要是还想多捞，连个胡宗宪都不能容，逼反了东南百姓，朕也就不能再容他们！”这就难怪海瑞悍然递交“讪谤君父”的千古第一奏章，并直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要求嘉靖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实行君臣共治。

　　嘉靖之所以不敢再以杀周云逸的方式（参看《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处理海瑞，实在是因为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上行下效，大贪是他嘉靖自己。所以他心里也承认“贪者且贪之，谏者杀不完”的合理性，只要嘉靖自己不幡然悔悟，这种局面是不容易改变的。这里要郑重提到的是：中国文人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当清流而被皇帝砍头，因为杀他的人留在耻辱簿上，被杀的人留在光荣榜上（历来如此，只是越往后这个优点就渐渐不大突出了）。其实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嘉靖时代的问题，本质上是因为皇帝总是把权力和权利混为一谈，把国家（社稷）和自家混为一谈，所以在贪官杀不尽、斩不绝的情况下，君臣只好联手欺压百姓，最终的结果势必造成家家干净的局面。这其实也是皇帝具有绝对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永远也绕不出来的怪圈。

　　现代政治学普遍认同的一个公理是：“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一样的。国家就不必说了。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的设立，其实就是防止出现绝对权力的一项有效措施。既使是独资的私营企业，仍然是要通过分权和互相制约来实现企业的正常发展。那些以为能够掌握企业绝对权力的企业家们，至少有一点是没有想清楚的：与国家相比，企业没有“叛企罪”，所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人才绝对流失。

　　男人其实都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权力，一个是美女。这两样东西都能够满足男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不过，这两种欲望即使加在一起，也没有超出动物本能的范畴。如果这些所爱能加上一些“味精”，比方说“成就感”或“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感，那味道就好得多了，就有了一点人性了；甚或，还能再加些上等“鸡精”，例如“使命感”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深明“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悟性，那就有一些神性的超然了。

　　因此，在官场和商场的权力游戏中，不要忽略身边还有别的男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游戏从来不是一个人玩的游戏，学会与人共同来玩，才会使这个游戏更有意思。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嘉靖比当下的许多企业家看得透，想得明白。不管怎么说，一部《大明王朝1566》，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大明朝人才济济的场面，嘉靖也正是通过让这些人才多少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并且使这些不同层级上的人才，对于到手的权力产生依赖，并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中上了瘾，才展示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官场权力角逐的历史画卷……嘉靖，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每一个成熟的生命都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人们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逐当中，是不是还能保持理性，牢牢把持住自己真正的需要，善始善终，最后全身而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

　　警世通言：

　　权力的使用期不会超过个体的生命，企业家也不例外。

　　一切权力者的幸福，都来自于被权力者的幸福。

　　（2007年10月6日0：02于京西中海雅园）


　　皇权政治的两难

　　曾经看过一部写秦始皇的电视剧。剧中有一段嬴政与吕不韦的对话，很有意思——

　　嬴政：“从小你就告诉我，天下是帝王的天下。为什么你现在却又不让我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而要去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吕不韦：“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天下最终就是你的天下；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这天下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天下。”

　　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在中国人眼里是可以分开来的。历代帝王的“内道外儒”，实际上却成了“知”与“行”的割裂。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开始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解释，形成了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认识论命题。后来由南宋儒家学者陆九渊和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等一脉发展出的陆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命题，成为唯一堪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

　　有人认为：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陆王心学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群峰中的另一座高峰，一座后人迄今怀着崇仰心境的思想高峰。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学界又出了一位巨星式的人物王船山，他针对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认识论的发展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久前，我与刘和平有一次对话。在对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刘和平自己得出的命题是：“知行两难”。这个命题在我看来，表明刘和平在经历了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思想上的惶惑。“知”难，在于人对这个世界不可全知；“行”难，在于按照仅有的所“知”去“行”，恰恰会碰得头破血流。（在《大明王朝1566》中，刘和平就借胡宗宪的口，说出了他对“知”与“行”的困惑：“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而对于这位剧作家关于“知行两难”的命题，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精神溶历史一炉，思想与形象齐飞”的历史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就是他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个例题的阐释，与其用学术的语言写成专著，不如把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倾注于历史，借助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来表达这种深刻的哲学思考。

　　刘和平是这样去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雍正难题也好，还是嘉靖困局也好，都表现出一种知与行的冲突；不论是严嵩的两面性，还是海瑞的偏执性，无不表现出“知行两难”的悖论。而这些思考的共同前提是，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在皇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人遵循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其实百无一用。诚如《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劝说高翰文的那句话：“既然中了科举，就应该在翰林院储才撰书，不应该妄论国策”，更不应该亲自操刀！因为“知行两难”。

　　这不禁使我想起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这个人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等。萨特曾经发现，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和论证，总是无法全部展现他的哲学思想，于是便选择了用文学形象来阐释哲学思想。在文学方面，萨特的主要遗产是小说《恶心》、《自由之路》三部曲、短篇小说集《墙》等。特别是他的戏剧创作，最为世人瞩目。萨特生前发表了11个剧本，其中《苍蝇》和《禁闭》被誉为现代戏剧的经典式作品。由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存在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法国以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

　　我无意将刘和平与萨特相比，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对于大众来说，现代思想并不一定非要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来表现，进步的思想也不一定都存在于那些用一串串的定语和状语来精准表达的通篇都是长长句式的论文当中。“形象大于内容”，思想家也可以是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是思想家。而且，只要把思想深入到中国的历史当中去，就一定能找到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历史”片断，这些片断在注入新的思想，并经过作家逻辑的整合之后，完全可以实现“思想深度”与“市场广度”的结合。因为，只有深度却没有市场的思想，只能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没有深度的思想，即使有市场，也是缺乏营养的“快餐食品”。

　　正是基于“知行两难”的现实观与历史观，《大明王朝1566》的整个剧情发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而剧中描写的所有人都在这种两难中活得很无奈，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官场争斗中，被那无形的命运牵着走。角斗的各方，尽管都是绝顶的聪明之人，但天机算尽，到头来却都因某些自己也无法把控的因素，被迫选择下一个不知后果的应招。一切人的“知”与“行”，都在两难中徘徊。

　　国库亏空，嘉靖两难：知道严党贪墨，却还要用他们去敛财，并且要把他们提出的“改稻为桑”定为国策。浙江出了灾情，赈灾与“改稻为桑”又是两难，采纳高翰文“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后果如何，无法料定，但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哪算哪。嘉靖对领旨谢恩的胡宗宪说：“朕知道你们难，朕也难。我们都勉为其难吧”。

　　严嵩难，当个总经理，手下得有人干活，干活的人自然要权要钱，而这些权和钱，都是皇权之下的派生物，要少了下面不干，要多了皇帝不舒服，所以他也很不容易。培植一批人固然不容易，因为调教是个大问题，而更难的是，如何对付嘉靖的猜忌与防范，真是如履薄冰！

　　胡宗宪不容易。他是严嵩的弟子，谁都把他当作严党的人，连嘉靖都话中有话：“做人难，做官难，都不难。不做小人，做个好官，这才难。严嵩对你有知遇之恩，‘天地君亲师’，你不愿意背恩负义，这是不愿做小人，朕体谅你。可不要忘了，你做的是我大明的官，不是他严嵩的官！”

　　当嘉靖逼问新安江大堤之事时，胡宗宪不得不说：“……国事艰难如此，倘若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天下立时乱了！皇上现在要问新安江大堤决口之事，臣无言以对，也不可言对。恳请朝廷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彻查。臣的苦心不只是为了严阁老的知遇之恩。严嵩当政二十年，到底贪了还是没贪，是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在贪还是他自己有贪贿行为，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言外之意：你们之间分民脂民膏不匀，管我屁事——胡宗宪是不敢想，更不敢说这话的——这是我说的。

　　裕王难，进不了内阁，上不了场，整天只能闷在裕王府，呆在场外，道听途说，看不到直播，只能看剪辑后的录播，心着急，脚痒痒……

　　徐阶难，眼下头顶有嘉靖，中间还隔着严阁老，日后有裕王，边上有气壮如牛，心急似火的高拱，还是足智多谋的竞争对手张居正，一不小心不知得罪什么人，日后都有一壶喝的……

　　吕芳难，跟了四十年的这个怪异主子，一天到晚神经叨叨，不知哪句话没听出弦外之音，就可能犯下杀头之罪。因为他听得太多，看得太多，知道这个主子不是等闲之辈，不好对付……

　　杨金水难。连“根”都献给皇家事业了，七情六欲都残缺了，捞一点钱算什么？为宫里做事不容易，肥缺招嫉，该打点的地方太多……

　　郑泌昌、何茂才难。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不信“高薪养廉”这一套，只相信用一个“杀”字，就能治贪官。名义工资又给的太低，灰色收入还不让搞，这怎么可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经济学的道理都不懂，亏得这些人还当皇帝！其实，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我不造反，只是多拿些银子养家糊口，还不行吗……

　　李妃难。摊上一个生理和心理都这么弱的丈夫，脾气还挺大，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

　　海瑞难。当清官难免缺朋友，而没朋友的人，可以做御吏，要做事就难了……

　　高翰文难。一肚子学问到了实践中，竟然百无一用，爱上一个情投意合高雅端庄的女子，却因“纳妓为妻”，父亲传来话：生不许进高家的门，死不许葬高家的坟，难哪……

　　沈一石难，宫里的老板，府里的地头蛇，西洋的客户，市场的蚕丝，作坊的工人，手下的随从，后院的二奶、三奶、四奶、五奶，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好嘛，又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不行官场潜规则的海刚峰！嗨，倾家荡产还不如死了清静……

　　芸娘难。知音不知情，知情不知音；被当天人，嫁不得；被当贱人，躲不起。真是报恩无门，赎罪无道，怎一个难字了得……

　　就是小小的县丞田胡禄、徐千户、蒋千户、牢头也有诸多难言之隐……

　　所有的人都被刘和平写得如此之难。小百姓就不说了。那些满腹经纶的皇帝、高官们，或死前或死后都应该会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历史只有后人才能评说，历史只能让后人评说。这是一种宿命。我有理由相信，正在创作中的《大明王朝1587》，这种宿命会以更强烈的方式，显示出它的悲剧意义。

　　每一个生命都要在时空中演进。嘉靖也不例外。

　　在明代的十七位皇帝中，嘉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个海瑞在为他做反面广告，因为是他造就了海瑞。而在历史教科书中，对嘉靖的评价往往概括为八个字：“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在一般人看来，嘉靖皇帝比较愚蠢，迷信思想很浓，几十年求仙问道，炼丹祈福，不理朝政，不见百官，是个不折不扣的差劲皇帝。而实际上，这位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之一，他的智商要远远高于常人，在心计和城府方面都是一等一的皇帝。他执政四十多年，玩弄无数人于股掌之间。在他那个年代，忠臣、奸臣、直臣真是层出不穷。

　　在《大明王朝1566》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嘉靖的一生都在追求两样东西，一个是生命时间的长度，另一个是权力空间的广度。

　　嘉靖追求的时间长度，是想让自己长生不老，结果因丹药吃得太多，慢性中毒，只活了59岁（没有吃仙丹的严嵩，一度党羽密布，权倾朝野，但是却能在家产被抄没、儿子被砍头之后，仍然独保其身，直至寿终正寝，活到87岁，谁更有生命力？）。嘉靖为了他的第一个追求，的确花去了很多的时间，用去了大量的精力，填进不少宫里的银子，扯出许多许多的矛盾。恐怕在临死之前，他也没有后悔过，因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权力者都想“再活五百年”（有人借康熙的嘴唱出来了）。

　　嘉靖追求的权力空间，的确是达到了“远迈汉唐”的水平，在中国帝王中少有。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使用着权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控制住手中的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一切。在他的统治期内，不断地掀起一次次政治斗争的波澜，七八年就来一次，大臣们忙于拉帮结派，互相攻讦，无暇顾及国计民生和边关战事。嘉靖坚信：抓住了权力，也就抓住了一切可用的手段。赢得臣民的敬畏，既要有狐狸般的黠慧，又要有狮子般的凶猛。嘉靖也很自信：用他的智慧完全可以牢牢控制所有的人，稳固他的一统江山。他的努力的确没有白费，在世时，果然没有人可以动摇他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大明王朝却在他的智慧中渐渐地衰弱了下去。

　　在《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的确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把权力交给裕王，但在没有交出之前，他自己要玩个够。所以他一方面给裕王配备了三个老师：徐阶，高拱，张居正，并让他们进入内阁。另一方面有一套完全听任自己安排的系统，由严嵩、严世蕃、罗龙文、鄢懋卿组成，两个文臣集团形成矛盾的双方，既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从而让裕王在复杂的斗争中，观察官员并学习国家管理。另外，他还有一套监控所有人的特务系统，这就是司礼监和它统领导的锦衣卫，如陈洪、朱七、齐大柱等。

　　当他发现吕芳私下约严嵩、徐阶密谋，瞒着他直接处理浙江的贪墨大案，非常恼火，一气之下，便把这个跟了自己四十年的太监总管发配去永陵监修“万年吉壤”。他既不喜欢手下的人给自己留后路，也厌恶手下的人首鼠两端，勾打连环，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控制力，尤其是太监。这人够阴，够狠！把吕芳外派的同时，嘉靖让严嵩回家养病，由徐阶搬进内阁值房当班，而自己呢？又突然宣布闭关。三个元老一夜之间散伙了！大明朝这架巨大的机器似乎突然停止了运转。嘉靖要用变来观其动，而自己却以静制动。

　　半个月后，吕芳被叫回来了。嘉靖对吕芳的惩戒是很起作用的，而且后来证明了嘉靖的判断是多么地正确。

　　吕芳瞒着嘉靖，让严嵩徐阶派人打回去的那份供状，竟然又送回到嘉靖的桌案上。吕芳知道出事了。嘉靖这时候才对吕芳说：“百姓家有一句常说的话，帮忙帮忙越帮越忙。第一次递来的供词你不呈给朕看，瞒着朕跑去找严嵩找徐阶，还捧上一坛四十年的陈酿去劝酒，一个首辅，一个次辅，一个井水，一个河水，这杯酒也是你劝得了的！有些家你能替朕当，有些朕给了严嵩和徐阶当，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美酒在前，白刃在后，他们能不想法对付吗？”嘉靖还告诉吕芳，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当年宴请功臣时说的那句话“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而这两句话就在太祖实录里面，像严嵩、徐阶这样的大学士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都烂在肚子里了，你去劝酒，这不是坏事吗？”

　　惩罚吕芳半个月后，嘉靖之所以要派黄锦秘密请回了吕芳，因为到了真正要动严党的时候。要动严党，嘉靖对陈洪是不放心的。

　　《大明王朝1566》中，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十分传神，把皇权政治暗流涌动险情丛生的内幕刻画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棒打百官的那场戏，更是寓意深刻。

　　由于长时间欠发百官俸禄（不是民工工资罗），百官在过年前，冒雪上疏，徐阶当了两年首辅了，经济搞成这个样子，扛不住百官的逼问，已经下跪。这时陈洪非经请示，便指使锦衣卫，棒打恶意讨薪的百官。嘉靖躲在阁楼上，对黄锦说：“你都看到了，朕没有惹他们，是他们在惹朕。”

　　嘉靖告诉身边的黄锦：“我也不想这样，可是不得不这样。你现在应该明白朕为什么要让吕芳去南京守陵了吧？这样的事，吕芳不会干，朕也不想让他去干。”“这些百官不是对徐阶不满，也不是对内阁不满，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无非是因为朕盖了几座屋子想养老。严嵩和严世蕃在他们敢这样吗？朕用陈洪，就用他这个狠字。要是连个陈洪都没有，我大明朝立刻就要翻天了。”

　　而就在此前几分钟，嘉靖告诉黄锦：将来对付陈洪的人，朕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工地上那个被陈洪迫害得很惨的人——冯保！

　　这一切，都让人看得触目惊心。皇权政治的险恶，以及这个圈子里所有人的艰难，都可以用刘和平的那句话来概括：“知行两难”。

　　一部《大明王朝》看完之后，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剧中的人，成也好，败也好；易也好，难也好；贪也好，廉也好；忠也好，奸也好……都已成为历史。历史是过去的发生，它让我们知道如何走向未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皇权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快一百年了，尽管一些该丢掉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彻底丢掉，但历史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而且中国人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警世通言：

　　你可以永远地玩弄你身边的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一段时间玩弄你身边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远玩弄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所有复杂的对策，最终都将复杂到自己头上。

　　（2007年10月15日11：21于京西中海雅园）


　　自圆其说的统治

　　嘉靖本来与皇位无缘，他不过是正德帝的堂弟，与正德皇帝共一个爷爷成化帝而已。其父兴献王为弘治帝之弟，就藩湖广安陆。但因正德帝是弘治帝的独子，继大位后荒淫无度，31岁即早逝，且无子嗣。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当时年仅15岁的朱厚熜匆忙由湖广安陆赴京继位（1521年），次年改元嘉靖帝。从16岁登基，到60岁去世，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嘉靖是一个非常另类的皇帝，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皇帝。因此，要写好、演好、拍好这个皇帝，都是颇具挑战性的事情。

　　刘和平不仅是《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还是这部电视剧的总制片人。他第一次向陈宝国发出扮演嘉靖的邀请时，陈宝国并不愿答应，因为他演过了4个皇帝后，放出话说“不会再演古装剧了。”，何况刘和平给出的准备时间只有1个月，在陈宝国看来这也太仓促了：“刚演完越王勾践，正在休息阶段，加上还要研究嘉靖这样一个如此遥远的人物，至少需要3个月。”

　　但是，在看完剧本后，陈宝国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个角色不同于以前演过的任何一位皇帝，他偏离正常人的渠道很远，这让我有冲动去诠释。因为他是最不像皇帝的皇帝，不张扬，甚至很阴柔。成天坐在房间炼制丹药，不上朝，看似心中无物，可其实牢牢地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皇帝是从前的影视剧里没有出现过的，我想要带给观众一个最特别的皇帝。”

　　有记者采访陈宝国时问道：“其实你从前演的每一个皇帝都各有特色，可为什么你会认为嘉靖是最特别的一个？你如何去诠释这种‘特别’”？

　　陈宝国回答：“我在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往往会去思考这个角色心里在想什么。嘉靖是一个很会玩弄政治的人，很多人说他是昏君，不理朝政。可是你仔细想，他为什么会把海瑞留给他的儿子处置？因为他不想成全海瑞做忠臣的心思，不想留下自己做昏君的名声。嘉靖心里很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一直都站在暗处，通过宦官和亲信控制着一切。可以这样说，嘉靖心中有盘棋，大臣、宦官、子民都是他的棋子，他的智慧都用在了政治上。”

　　记者又问：“扮演嘉靖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嘉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没有霸气的皇帝。”

　　陈宝国说：“其实没什么困难，因为我已经扮演过很多皇帝，也能揣摩到帝王的心思。他们都猜疑、孤独、身边没有值得信任的亲人。在这种基础上，再去表现其霸气的不同。其实，只要是君王，都是有霸气的，只是演嘉靖的时候需要收敛一点这种霸气，因为他不会把这种霸气写在脸上，而是放在心里。他心里明白自己是一个皇帝，手中是权力。而且我也不认为霸气就是那种外在的东西，应该是一种气质。很多演员演皇帝就瞪大眼睛提高声调大嗓门吼，像吃了猛药一样。有句话说得好，声音越大，说明心里越没底。”

　　应该说，刘和平心中的嘉靖与陈保国心中的嘉靖是有区别的，再加上张黎导演的理解以及电视剧的后期制作，现在展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嘉靖，已经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了。最后，不同的观众还会有不同的理解，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嘉靖。

　　史学界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在明代十七个皇帝中，嘉靖的权术也许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他集荒唐、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于一身，是一个集大成者。

　　在广电总局重大题材办审电视剧本时，明史学家刘志琴对编剧刘和平说，“你的剧本写得很好，尤其是对嘉靖皇帝的描写，把他塑造得特别精明。但他的精明又不像康熙一样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而是藏起来了。”

　　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却认为：嘉靖是明中兴之帝。“对于嘉靖皇帝，大家所知道的多数是从野史中得来，其他则一概不知。而我认为，他相信道教和其他皇帝相信佛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能因此就把他打入异类。他完善科举制度，强化内阁职能，实际上是中国文官制度的进步。他所推动的改革，一直延续到隆庆、万历年间。从嘉靖到万历，是明朝的中兴时期，嘉靖皇帝功不可没。”

　　其实，嘉靖是不是明朝的中兴之帝，可以从张居正对当时社会的把握中得到答案。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应该说他对明王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中，张居正明确提出：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饥寒交迫才落草为寇。正是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隆万大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因此，《大明王朝1566》的结尾的画外音，把嘉靖驾崩和裕王登基作为“长达十八年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基本上可信的。因为，嘉靖不死，其一生攒下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就无法了结，他不会轻易修改自己制定的既定方针，别的人更是投鼠忌器。真要改革，最终就会改到嘉靖自己的头上。所以，即使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都无法实施，最大的可能是腹死胎中，明朝的中兴还得向后推迟。

　　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往往都会因为一两个重要事件的发生而彻底改变命运。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那件事，那么后来……这就是历史，更是人们在面对命运时的一种无奈。即使我们不能假设没有发生的事（刘和平最不愿意听到有人假设历史，诸如“曾国藩如果造反，将会如何、如何”之类的假设），但有的时候，人们对历史提出某种假设，并不是想要假设历史，而是想对某件事做出自己的评价。再把话说透一些，凡是关于历史的假设，其实都是在做评价。“假设没有某某，那场动乱的损失可能更大，但是如果没有某某，那场动乱早就结束了。”这样的假设其实就是在对某某人做出自己的评价。

　　嘉靖的一生之所以是这样的一生，有两件事是很关键的，一件是“大礼议”事件，一件是“壬寅宫变”事件。这两件事，任何皇帝只要摊上了一件，就够刻骨铭心的了，何况是经历了两件。

　　“大礼议”事件得从1521年说起。这一年，是紫禁城建成100周年。明朝的第十个皇帝、嘉靖皇帝的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于3月14日死了！

　　朱厚照是弘治皇帝的独生子，备受宠爱，两岁就当上了太子。所以，从小就被娇纵惯了。到十五岁当了皇帝仍陋习不改，除了骑马、射猎之外，还喜欢到民间玩妓女、寡妇，甚至是孕妇。

　　皇帝也是人，人总是要死的。荒淫无度的朱厚照死在了三十一岁上，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留下遗诏，这就给朝廷带来了麻烦。

　　好在朱厚照的爷爷宪宗皇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朱厚照的父亲接任了皇帝，另一个是朱厚照的叔叔被封为兴献王。虽然叔叔也已经死了两年，却留下一个独生子，这人就是朱厚熜，也是朱厚照的堂弟。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往上追朔到朱厚照的爷爷，朱家还是后继有人的。

　　于是，朱厚照的母亲孝宗皇太后张氏，让太监到内阁找大学士讨论皇帝的继承人问题。首辅大臣杨廷和提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孙，孝宗侄，大行皇帝堂弟，当立。”这个提议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一致同意。随后，就由他起草《武宗遗诏》，将这个决定公诸天下：

　　“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考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即日遣官迎取来京。”

　　这份诏书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1、只强调继统，没有提及继嗣，这为日后的大礼议之争埋下了伏笔。

　　2、明确指出朱厚熜是兴献王长子，这等于公开承认他是孝宗的侄子，而且不再为孝宗立嗣。既然是侄子，日后也就不存在更改称谓的理由。换句话说，朱厚熜继统继的是宪宗（他爷爷），而非孝宗（他伯伯）。是孝宗朱祐樘“兄终弟及”，而不是武宗朱厚照“兄终（堂）弟及”。

　　4月22日，朱厚熜来到北京，杨廷和要求朱厚熜以皇太子身份，从东安门进文华殿，然后再选定日子继承皇位。而朱厚熜虽然年仅15岁，但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懵懂少年。对此他明确反对，并对手下人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继皇位的，不是来继皇太子位的。

　　朱厚熜其实也知道，按常理应该是先过继给伯伯，然后再继皇位，但《武宗遗诏》里没这么写，我也就不客气了，将错就错，占个便宜。朱厚熜知道此刻他是有实力叫板的，因为他爷爷只生了两个儿子，现在都死了，两个孙子也只剩下了他一个，没有竞争对手，这皇位非他莫属。国不可一日无君，朱厚照已经死了37天了，你们不迎我进去当皇帝，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这一叫板，杨廷和就没辙了。史学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杨廷和考虑不周造成的尴尬，因为杨廷和代拟的《武宗遗诏》给朱厚熜留下了空子，本想这皇帝年纪还小，想个办法就能补上漏洞，所以他临时搞的这个补救措施，也没有来得及和群臣商议。现在朱厚熜拒绝入城，如果闹僵，倒霉的只会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当了37天的“代理皇帝”，并且开始做了很多革除弊政的事情，甚至包括杀人。如果皇帝到了北京却即不了位，他就有篡权的嫌疑，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杨廷和只好屈服，放弃了先过继的主张。

　　是不是杨廷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小心栽在了一个小少年手里呢？或者是还有更深层的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下不表，待整个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再来分析杨廷和的想法和做法。

　　就这样，朱厚熜没有过继给他伯伯先当皇太子，然后再当皇帝，而是直接当上了皇帝。他的新年号为嘉靖，所以史称嘉靖皇帝。

　　到了4月27日，朱厚熜即位的第五天，他就让礼部的官员讨论有关他父亲兴献王的称呼问题。礼部尚书只好请示杨廷和，在杨廷和的授意下，礼部会同六十余名大臣上疏认为：嘉靖应该效法汉朝和宋朝已经有的先例，先过继给伯伯，然后对他的父母改称叔叔和婶婶。就像清朝时的光绪，要叫他父亲为七叔。

　　但是，新上任的嘉靖皇帝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呢？

　　嘉靖皇帝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也是独子，如果同意了过继的要求，就意味着自己的父亲断了香火。因此坚决反对，甚至向文官集团求情：“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也就是说，你们说的都对，只是你们也应该为我想想，亲生父母的养育之恩，我拿什么来报答呢？所以，我希望封我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

　　杨廷和以及百官，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因为，这样做太违反传统的宗法制度了，你来继承伯父的资产，结果却把你爸爸弄成皇帝，这怎么行？于是就僵持下来了。

　　到了7月份，就有地位比较低的官员开始政治投机，讨好嘉靖，有一位名叫张熜的进士递上了一份奏疏认为，如果是过继，应该在嘉靖的伯伯在世的时候，才可以过继，现在伯伯已经死了，堂兄也死了，搞的什么过继呀？而且，杨廷和遵从《皇明祖训》，依据的是《武宗遗诏》，迎取皇帝入继大统，没有提到过继的事。《武宗遗诏》中只有“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明确了嘉靖是“兴献王的长子”，是按伦序当立皇帝的，并没有说是要当他伯伯的儿子。所以，嘉靖现在应该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然后把母亲接来，母以子贵。

　　嘉靖正愁没办法的时候，来了这么一道奏疏，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就让大臣们再议。杨廷和等大臣们，觉得这是无理取闹，还是不服从。

　　9月，嘉靖的亲生母亲，从湖北安陆到了通州。《明史》上记载，当她得知朝廷大臣打算她儿子过继给孝宗皇帝，非常愤怒，说道：“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坚决不肯以皇帝婶婶的名份进京。

　　嘉靖听说之后，哭着找孝宗皇太后张氏：如果这样，我还不如辞去皇帝，带母亲回湖北。因为君王要以孝治国，我如此不孝，如何可以当国君？

　　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皇太后张氏与杨廷和别无它法，只能妥协，让嘉靖下诏书：“圣母慈寿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也就是说，奉皇太后的懿旨，我来继承皇位，我的父亲可以叫兴献帝，母亲可以叫兴献后。由此，嘉靖又进了一步，只差在帝前面加一个“皇”字了。

　　但这道诏书还是留下了伏笔：这只是孝宗皇太后的懿旨，并不代表朝廷大臣的意见。

　　1521年12月，嘉靖又拿孝宗皇太后的“懿旨”说事，进一步提出要在“兴献帝、后”的名称上加“皇”字。

　　1522年正月，清宁宫后殿着火。杨廷和借机说事，认为是“兴献帝、后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所致。于是，嘉靖只好称他伯父为皇考，伯母为圣母，而称献帝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了。

　　杨廷和的坚持，终于维持了正统，守住了自己在文官集团面前的尊严和名誉，所谓“从道不从君”，他的确表现出了士大夫的骨气，因此备受大臣们尊重。后来的海瑞，之所以敢对嘉靖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坚守了中国文人的这一传统。

　　1524年，杨廷和辅佐嘉靖已经三年了，该做的事已经都做完了，而大礼议的事，实在让他两头为难，所以一再请求告老还乡。嘉靖没有办法，在谴责杨廷和“因辞归咎，非大臣道”的同时，只好让他辞去了内阁首辅职务，退休回老家。应该说嘉靖的一再挽留是出于真心的，因为杨廷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从杨廷和这一方面来说，因为自己在正德年间过于迁就武宗皇帝，已经招致不少洉病。本想通过实现“嘉靖中兴”，来挽回一些面子，却又无奈得很，不肯在维护正统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向嘉靖妥协，只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杨廷和辞职后不久，嘉靖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正式下令将自己父母追封为“皇帝”和“皇太后”，把“本生”二字去掉了。并给自己的父亲追封为“睿宗”。

　　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七月十五日的“东顺门事件”。而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正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24岁中状元，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喊出了：“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响亮口号。230位大臣集体跪在金水桥的左顺门前痛哭请愿。嘉靖两次传旨不退之后，便命人抓了为首的8人，其中包括两名大学士。一时间激起百官不满，哭声响彻宫廷内外。嘉靖恼羞成怒，又逮捕了所有闹事的人。除两名大学士免予处分之外，四品以上扣工资，五品以下廷杖，180余人在朝廷之上，当场脱下裤子，用大木棍打屁股。在血肉横飞之中，有17人被打死。杨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大礼议之争就这样历时三年，嘉靖终于用棍棒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年嘉靖才18岁。从此嘉靖正是以官员们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整合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在继位问题上不再欠任何人的人情债。

　　但是，他当皇帝的合法性问题，始终没有在人们的心中得到解决，名不正言不顺。他为此搬出了乾清宫，到外面自己盖房子住，肯定也是与文官集团赌气：你们不是认为我继承我伯伯的财产不正道吗？那我自己盖好了。

　　这场大礼议之争的本质，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权力之争。

　　明朝中期，由于皇帝一人专制而造成帝国不断衰弱的情况已趋显著，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陆王心学已经在士大夫阶层盛行，文官集团要求君臣共治的呼声高涨。这个时候，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希望嘉靖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但是，他们遇到的是一个非常另类又绝顶聪明的皇帝，对权力的欲望并不亚于他的祖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大礼议”就成为新上任的皇帝与文官集团的一次争夺权力的较量，嘉靖要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文官集团则想通过这件事，实现君臣共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变革。这场斗争，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结果来看，没有赢家，最后是“嘉靖嘉靖，家家干净”。

　　当然，有一个人是赢家，这就是杨廷和。

　　在大礼议事件，杨廷和最终是两边讨好，并且功成身退，成为一代名臣。杨廷和代写的遗诏，也绝不像后人所说的“老马失蹄”，而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自保。因为，一个可以代皇帝写“遗诏”的三朝元老，绝不可能会疏忽大意，不小心给嘉靖留下可钻的空子。何况他家里还有一个中了状元的大才子杨慎。很有可能的是，他这样写诏书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杨廷和的为难在于，他对前任皇帝朱厚照一味谦让，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致使皇帝荒淫无度，结果耽误了国家大事。为此，朝廷内外对他颇有非议，杨廷和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杨廷和知道，朱厚熜是唯一可以接任皇帝的人选，他不能将朱厚照的遗诏写得太死，逼着未来的皇帝作忠孝两难的唯一选择（要孝就不能继承皇位，要忠就只能放弃孝道），但又不能违背道统，得罪文官集团。所以，他留下一个破绽给未来的皇帝：你能扳过来是你的本事，扳不过来也不怪我。而在文官集团面前，他的态度是坚定地反对嘉靖的作法，最后选择辞官回家，也不向嘉靖妥协。甚至最后不惜搭上儿子，以正父子的清名。

　　有两个史实，可以证明杨廷和在起草诏书时故意露出破绽，就给自己留了后路：

　　一是杨慎在流放期间，不仅在当地受到了文官的拥戴，并且六次回四川老家看父亲，嘉靖并没有过问，这件事嘉靖不可能不知道。他也就是想让你杨慎知道，你不让我有父亲，我也让你尝尝远离父亲的痛苦。杨慎其实真是给他爹爹争回了一代名臣的面子。而这样的事，父子不可能没有商量或是没有默契。嘉靖把杨慎流放云南，是不是考虑到毕竟云贵川在同一方位，让他离在四川老家的杨廷和近一些呢？虽然无法考证，但应该不是随意之举。

　　二是，左顺门事件过去四年后的嘉靖七年，朱厚熜虽然定了杨廷和为大礼议的罪魁，但只是削官为民，没有太跟他过意不去。而到了嘉靖的儿子隆庆继位初年，就给杨廷和恢复了官职，并赠太保，谥文忠公（文忠的谥号，在古代是很高级别的）。倘若当初不是杨廷和在写诏书的时候留了空子，嘉靖这个皇帝就要一辈子叫自己的父亲为叔叔，叫自己的母亲为婶婶了，而且要世世代代一直延续下去。既然隆庆皇帝都知道这一点，嘉靖还能不知道？或许给杨廷和的这个谥号，正是嘉靖临死前给儿子的一个交待。

　　“壬寅宫变”，则是中国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

　　嘉靖皇帝为求长生不老药，不惜拿自己的性命做临床试验，他一方面命令方士炼丹，一方面号召各方人士提供炼丹的原材料。

　　当时嘉靖不知收到了什么人的提案，竟然相信未经男女之事的宫女的经血可保长生不老，于是花了很大的气力和财力，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亲自指挥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经血炼制丹药。

　　为保洁净，宫女们不得进食，而只能吃一些绿色食品，如桑叶野草之类，在没有矿泉水的情况下，发动群众收集露水，供宫女们饮用。

　　被征召的宫女有的由于水土不服，有的由于饮食上的不习惯，还有的嫌每天的露水供应不足，当然，主要是因为嘉靖这样做涉嫌性骚扰以及不尊重人权，许多宫女被逼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极大损伤宫女身心，以至血崩丧命。这种对少女的摧残和侮辱，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极限。一些宫女不堪忍受这种残酷的摧残，决定反抗。

　　嘉靖有个宠妃叫曹氏，生得妍丽异常，被封为端妃。

　　后宫佳丽虽有三千人，但三千宠爱都集于端妃一身。嘉靖几乎每日都要到端妃这里，笑狎尽欢。

　　这一天，嘉靖在端妃宫中酒酣欲睡，端妃不敢随便惊扰，便悄悄出去玩去了。

　　窥伺已久的宫女们，终于等到了作案的机会，趁嘉靖熟睡之时，潜了进来。众人一齐按住嘉靖，一个叫杨金英的宫女，用绳子去勒住皇帝的脖子。人多力量大，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由于平时没有好好练习，缺乏临场经验，加上从来没有读过关于勒死皇帝的技术规范，于是难免紧张了一些，杨金英将绳子系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

　　宫女张金莲害怕起来，她担心祸及自己，悄悄跑到坤宁宫，告诉了方皇后。方皇后听说后，连忙领人来救，所有相关的宫女都被逮捕。

　　嘉靖得救了，呼吸和脉搏也还算正常，一时是死不了，只是不省人事。方皇后召集御医临床会诊，御医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冒这个风险。方皇后心急如焚，亲自下死命令，让御医许绅务必设法救活皇帝，否则格杀忽论。许绅无可推托，只好开了一服猛烈的药方。嘉靖服下后终于坐了起来，但仍然说不出话来。许绅救活了嘉靖，但自己却不行了。临死之前，他对家人说：“我不行了。上次宫变，我自知若是救不活皇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因此惊破了胆，看来这病是治不好了。”

　　嘉靖好不容易醒过来，方皇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案犯的审讯。不久，司礼监将审讯结果向嘉靖禀报。嘉靖仍然惊魂未定，示意由方皇后全权处置。于是，方皇后立即下令将所有涉案宫女都凌迟处死，包括前来告密的张金莲。可怜端妃，这时候才闻报赶来。但方皇后正好要借机除掉情敌，命人也将端妃牵出凌迟处死。

　　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在西安门外四牌坊的西市被处死，端妃和王宁嫔因为都是皇帝的妃子，不能当众凌迟，所以只在宫中一个秘密地点被处以极刑。

　　嘉靖病痊后，忆起端妃的情爱，对人说：“端妃，我所爱，应该没有害我之心。”从此，迁怒忌恨方皇后，开始跟方皇后不和。清人对此咏道：“无端事变起宫闱，全仗长秋息祸根。岂料顿忘宗社恨，翻然病已忆端妃。”

　　嘉靖二十六年，方皇后寝宫失火，嘉靖故意命人不去救火，方皇后因此被烧成重伤，几天后死去。由于“宫女起义”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在“壬寅宫变”后，三十多岁的嘉靖住进了皇城西苑的永寿宫，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紫禁城内的寝宫里居住。

　　嘉靖为了能够当一个合法的皇帝，差一点连父母都不能认，这是他对文臣之狠和极度猜疑的由来，而又因为他以硬制软，取得了斗争的最后的胜利，所以他的一生一定会把“文攻武卫”进行到底，这也是后来的夏言、严嵩、严世蕃、徐阶、吕芳、陈洪、高拱、张居正等，在他面前战战兢兢的原因之一。“廷杖里面出皇位！”他的皇位是靠廷杖打出来的！

　　嘉靖为了长寿，差一点被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女勒死（实在是太没面子了），虽然拣回了一条性命，但还是搭上了两个冤魂：端妃和方皇后。并且从此对女人产生了极端的不信任和恐惧，成为嘉靖永远的痛！应该说，宫女敢杀皇帝这件事的后面，很可能与嘉靖继统有关。因为继统不合法，宫女也不认天子的正统性，这或许就是嘉靖搬出紫禁城，长期不上朝的根本原因。但是，嘉靖这样做的不良后果是，给子孙们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人在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停地寻找着活下去的理由。而一个孤独的帝王，在知道自己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需要对自己统治这个国家的经历，做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刘和平在《大明王朝1566》结尾时，为嘉靖找到了这个理由，尽管有些史学家可能不认可这个理由，但多数观众应该会认为，刘和平为嘉靖安排的结局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嘉靖知道自己靠药物托着的那股元气正在一点一点泻去，必须抓紧时间将后事交待给裕王：

　　“君既不是山，臣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只要朕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看来，来回杀人其实是帝王搞平衡的一个绝招）

　　嘉靖最后给了裕王三道遗诏：

　　第一道：《着将楚王庄田退发百姓诏》，算是安抚百姓，为民再做一次主，办一件实事。

　　第二道：《赦免户部主事海瑞诏》，理由是：“张居正说过海瑞是‘国之利器’，这话说得平常。这个海瑞就是我大明朝的一把神剑，唯有德者方可执之。朕躬德薄，你比朕仁厚，留给你。将来对付那些贪臣墨吏，或要推行新制，唯此人可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裕王哭了。

　　嘉靖无比的怜惜看着泪眼汪汪的裕王说：“不要哭，听朕把话说完。”

　　他知道这个儿子，不论是跟朱元璋比，还是跟朱棣比，或是跟自己比，各方面都实在太弱了。

　　“朕御极四十五年，从来是一人独治。你太弱，没这个本事，让内阁和六部九卿多担些担子，用贤臣做首辅。”（能专制则专制，不能专制就只好讲民主吧）

　　第三道遗诏没有封面，只有三个人的名字：徐阶 高拱 张居正！

　　裕王问：“这三个人之后，还有何人可用？”

　　嘉靖用最后一口气说：“那就是你的事了。”

　　在刘和平的笔下，嘉靖对自己四十五年的统治算是自圆其说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刘和平为嘉靖以及嘉靖式的帝王自圆其说了……

　　而历史的绝对真实，只有上帝知道。

　　警世通言：

　　帝王思想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精神母乳。不是他们不小心，而是文化传统无法抗拒。

　　每一个企业家都有一两件刻骨铭心的事，正是这些事已经而且还将影响他的一生。

　　（2007年10月14日17：20于京西中海雅园）


　　一个王朝的投影

　　一份神奇的皇家档案：

　　姓名：朱元璋

　　别名（外号）：朱重八、朱国瑞

　　性别：男

　　民族：汉

　　血型：？

　　学历：无文凭，秀才举人进士统统的不是，后曾自学过

　　职业：皇帝

　　家庭出身：（至少三代）贫农

　　生卒：1328—1398

　　最喜欢的颜色：黄色（这个好像没得选）

　　社会关系：父亲：朱五四 农民

　　　　　　　母亲：陈氏 农民（不好意思，史书中好像没有她的名字）

　　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主要经历：

　　1328年-1344年 放牛

　　1344年-1347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出去讨饭（这个）

　　1347年-1352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撞钟

　　1352年-1368年 造反（这个猛）

　　1368年-1398年 主要工作是做皇帝

　　（引自《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就是这个朱元璋，以其低微的出身和无学历的头脑，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人当政的王朝（以277年的历史跨度排名第二，仅次于289年的唐朝）。这个让许许多多最愚蠢的高贵者无比汗颜，让许许多多最聪明的卑贱者热血沸腾的人物，成为对中华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可多得的杰出帝王之一。清朝的两位极为自负的皇帝康熙和乾隆也对朱元璋尊敬尤加。满清在集中了大批饱学之士，花了几十年编纂而成的《明史》中，对明代的疆域是这样描写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康熙下江南时，经过明孝陵，他让抬辇的人从侧门进，路过坟茔时，他亲自下辇，步行而过，并给出了“治隆唐宋”的评价。乾隆南巡时亲自祭拜明孝陵，并行三拜九叩的大礼。是不是爱新觉罗的后人，对自己的祖上夺了朱家的天下，多少有一点心怀愧意呢？不得而知。但如果朱元璋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和能力，没有惊人的成就，康熙和乾隆肯定是不会对一个前朝皇帝如此尊崇的。

　　当然，朱元璋不会想到，他领导的那场反抗元朝统治并为朱家带来无比荣耀的辉煌革命，以及他亲手创立的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一些重要的制度，经历十七帝，在他死后246年的公元1644年，会走到尽头，被他那个时代还一点都不起眼的女真人后代取而代之，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竟被一个只有一百万人口的游牧民族打得落花流水，害得全国的老百姓都受到牵连：“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的事，不要说朱元璋不答应，就是朱棣也不答应啊！中国的儒教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动。满人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粗大的辫子，野外露宿时可做枕头。而汉人被满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亡种的象征。满人的这一手，比历史上所有的外族入侵者都来得高明，因为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一个汉族男人来说，被逼剃发近乎于阉割，这种心理的征服和精神的凌迟，是远甚于身体死亡的最彻底的征服。

　　2004年，刘亚洲《再祭甲申》一文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明朝灭亡了，但一部明朝的历史，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穷的启示。因为，明朝的历史是汉人将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历史，是离现代最近的纯粹汉文化的历史。这样一部长达277年的历史，有着足够长的时间，演义出了封建专制制度由开国皇帝（执政30年）从零开始建立，再传到后世的十七代各种秉赋的子孙手中，历经各种国际、国内矛盾的考验，充分展示一个大国的政治冲突、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最后由盛而衰的完整过程。对明史的研究，一直是顺治帝之后的清朝历代皇帝的必修课。在清朝覆灭之后，明史也一直被中国的许多领导者看作是借鉴价值最高的一部断代史。刘亚洲在他的那篇《再祭甲申》中还写道：“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他认为这是明朝必亡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开始潜心于明史研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顺从蒋介石让他多读书，少问政治的旨意；二是因与王阳明几乎有相同的遭遇，引发了对王阳明“姚江之学”的兴趣；三是张学良生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他很想通过研究历史，找出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

　　据有关资料介绍，毛泽东一生都在研究二十四史，而在断代史研究方面，尤以对明史的研究花的精力和时间最多，其中对朱元璋和朱厚熜的研究最为深入。

　　由刘和平编剧并担任总制片人的《大明王朝1566》，2007年春节在湖南卫视热播之后，在史学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市场反应异常火爆。台湾首富郭台铭在认认真真看了三遍该电视连续剧后，决定买下该片在台湾的播映权。

　　根据《大明王朝1566》文学剧本改编的四册本小说，最近由台湾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一、二册上市一周，紧急再版加印，荣登诚品书店畅销排行榜。据说，历史类小说在台湾已经很久没有上畅销书的排行榜了。小说的腰封上写着这样的广告：


　　明代贪腐官场，重现台湾政坛？

　　最贪腐的时代，最清廉的官吏！

　　看清官海瑞，如何不惜性命向贪腐势力宣战！

　　谁是台湾政坛的海青天？

　　2008大选前，一本你必读的小说。


　　光明与黑暗并行的时代，清廉与贪腐的激烈对决，赤裸复杂的政治斗争，

　　尽在大明王朝。


　　想了解中国潜规则的人、关心台湾政治的人，

　　不能不看《大明王朝1566》。


　　关于这部电视连续剧，刘和平一再声称：“剧本尽管有所虚构，但符合历史精神。”什么是历史的精神呢？历史精神就是人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执着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以时间为函数而变化，它可以长久地为这个星球上任何族群和任何时代的人所景仰。你可能不愿意这样去做人，你也可能永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你从心里认为人应该这样做。这种东西就是历史的精神。他存在于历史，但不一定存在于历史的故纸堆里，他需要后人根据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去整理和发掘。

　　《京华时报》记者李星文认为：历史上并没有“改稻为桑”，这部电视剧却不能没有“改稻为桑”。不是说发生过的历史不精彩，而是流传在史书中的记载太干巴，而电视剧需要翻滚缠斗、活色生香。于是，莫须有的“改稻为桑”成了国策，张居正先于历史加入了内阁。海瑞不但公义私德无愧神明，而且辩才无碍、律法精通，更是堪用的国之栋梁，和历史上那个处处碰壁的道德楷模拉开了距离。嘉靖不出门，遍知天下闻，蜗居深宫跟臣下们玩文字和心理游戏。胡宗宪完美化了，李时珍传奇化了，李妃的智商神奇化了。严嵩的忠君之道和谋国之忱有了几分名臣的意味。其实，我们不必用真实与否的尺子去衡量历史剧的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情节只是乔装打扮之后的历史，只要能准确到位地反映一种时代精神，对今人有所启示，就算成功了。

　　应该客观地说，《大明王朝1566》通过文学的形式，的确从一个角度解答了长期以来困绕在后人心中的问题：严党为什么20年不倒？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跟嘉靖的开销无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只有海瑞这样的奇人，才敢于当着天下人的面说出“皇帝的新衣”。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语），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一主题，是通过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和准确生动的细节刻画，在观众的脑海里逐渐呈现出来的。

　　能够做到从浩瀚的史料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必然逻辑，并能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史料后面的与一般结论相反的更具可能性的结论，就是一部好的“历史”（已经不可能完全展现那个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著作。

　　可以做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职业和岗位的人，都能从中看到当下生活的影子，从中获得某种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思路，就是一部好的历史电视剧。

　　不论是历史著作还是历史剧，都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逻辑判断力，因为任何经过了艺术加工的历史都是浓缩的“历史”，而“浓缩的历史”就是一种创新，历史的真实如何与逻辑判断统一，永远都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要面对的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大明王朝1566》，成功地把四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以一种全新的逻辑推演方式展示了出来，并投影在了今天的屏幕上，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发展观与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看到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那些必须绕过而又暂时无法绕过的矛盾，看到了人文力量与物质力量相比较时，是如何地更具历史穿透力和震撼力……

　　凡是能用心看完《大明王朝1566》的中国企业家，或许都能联想到，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后面，有一座五间大殿，康熙帝曾题名“依清旷”，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增题“四知书屋”。“四知”取自《周易·系辞》“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物之望”。

　　警世通言：

　　做百年企业的理想，并不等于王朝之梦。历史只能靠后人去延续，而企业家只需做好当下的事，也只能去做当下的事。

　　未来是历史与现在的延长线。企业家要学会让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站在哪里，未来将会如何。

　　（2007年10月13日16：10于京西中海雅园）


　　后记

　　黑格尔说的“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其实也可以调个个儿来说：历史是逻辑展开其自身的过程。我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历史的态度，试着让《大明王朝1566》描述的“历史”，展开它的内在逻辑。在我看来，既然这段“历史”是符合逻辑的，那么，它对当下的我们，就一定会有意义。

　　完成这样一本书，头尾花了八个月，去年二三月间，写了三分之一，十月一日至十五日，闭门不出，完成了三分之二，这时，离我五十岁生日还差八天，因此，这本书可以算是五十岁的纪念，或五十岁的自恋。

　　在此，我要感谢茅于轼老师，从一开始他就鼓励我，支持我把这本书写下去，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感谢《中国企业家》创造了机会，让我认识刘和平先生，两人之间的深入交流，使这本书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感谢王石先生，以企业家的身份为我这本书写了序言，他是有资格讨论“精神母乳”问题的优秀企业家之一；感谢《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慕云五先生和助理主编马海宽先生，是他们以每期给我留一万字版面为挟，使我不得偷懒，抓紧完成了这本书；感谢我的老同学熊宏屏先生，在我完成初稿之后，他对全书作了细致的编辑和润色；感谢周五一先生和陈捷女士在最短的时间里决定出版这本书，并对本书的文字作了认真的编审，对章节次序作了重新调整，并精心策划了市场营销方案；感谢彭中天先生和叶少勇先生，还有许多关心我的朋友，他们对这本书提出的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陈慧，在我们去欧洲度假途中，她抽空审阅了此书。不论是在飞往威尼斯的飞机上，还是在地中海豪华游轮客房的观景阳台上，她逐字逐句地校对修订，挑出了文章中一些不易发现的瑕疵，使这本书的行文更加流畅，这让我十分感动。

　　书已经出来了，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所有的读者：你们的喜欢，就是我的喜悦。
　

断乳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梓林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参与创办的科瑞集团已经有了近十六年的历史。“剩者为王，活着就是成功。”——他曾经对我这样说过。我当然知道，一个民营企业能存续十六年是很不容易的。但梓林又与一般的企业家不同，他还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说他是学者，他又跟一般的学者不同，他有十二年在国有企业从工人到总经理的经历，而且至今仍然身居民营企业最高决策层，这种特殊经历和生存方式，使他的文章跟他的演讲一样，总是非常地贴近企业实际。他从研究企业文化开始，进入到企业经济学，并涉猎哲学、历史、文学，甚至心理学、人类学，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思想。

　　《王朝投影》是梓林的一部新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梓林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给读者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这一观点，的确让人振聋发聩。书中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剖析，特别是对嘉靖皇帝和他的近臣之间的斗争和相互利用的精彩分析，让读者不禁惊叹：历史就是当下！由于他结合了自己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长，下笔之处，常常看似信手拈来，却是神来之笔，韵味无穷，并透出一种难得的幽默，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十分有趣，真是一种享受。

　　《大明王朝1566》的原作者是刘和平。原作剧本的对话本来就十分精彩。但是，在许多地方不得不留有余地，不能把话都说透。现在梓林把该补的都补上了，该延伸的延伸了，不但让人们明白了原作的意图，而且进一步发掘出连原作者都没想到的精神内涵。看过《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的人，再看这本书，一定会得到加倍的收获。或者看了这本书再去看电视剧，收获一定加倍。

　　梓林通过分析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引出企业管理方面的本质问题。其实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皇帝想把国家治理好，自己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一定要找代理人。就相当于企业的老板找总经理，要求总经理能够忠心耿耿，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要贪污。而皇帝周围的这班人却想谋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只要皇上不知道，什么事都敢干。他们一方面要对付皇上，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别的近臣的暗算。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就展开了。梓林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把整个剧情的思路准确地把握住了。他不但把握了嘉靖皇帝的这个角色，而且也深入解释了所有皇帝的心理。所以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到他时不时地回到了近现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写出这样的历史对照，真让人拍案叫绝。比如在《创收是个硬道理》的一开头，嘉靖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针对这段对白，他分析道：

　　乱打比喻往往是一些政治家神幻莫测的一般性伎俩。历来大权在握的皇帝，说起话来，总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叫你狠狠地猜去吧。他接着往下再说什么的时候，你的思维却还陷在猜的重围里，步子就跟不上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就只好晕晕乎乎地跟着感觉走，最后被他彻底忽悠住了。这一招，古今中外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屡试不爽的。

　　这使我想起最近的一个例子，1959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发言，把参会的高级领导人都忽悠住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伟大领袖终于如愿以偿，把彭德怀搞了下去。

　　要讲君臣关系，比相互利用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最高权位的追求。谁占据了那个位子就获得了生杀予夺之权，别人只能听喝。君皇之外的一切人，他们的身家性命全交托在皇上手里，连起码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所以说“伴君如伴虎”。一只老虎就在自己身边，这有多危险！生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物，还有什么能够比生命更重要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争夺皇位是生死之战，丝毫含糊不得。皇帝本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做皇帝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皇位，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谁有可能是自己的威胁，拿现代话语来说，就是谁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一旦有什么动静马上先下手为强。因此，朝廷里的斗争是最不择手段的、最背信弃义的，也是是最残酷无情的。夫妻、父子、师生、朋友，不管在普通人中间这一类的感情有多深，如果牵涉到了皇室，为了争夺皇位，立刻反目为仇。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都不新鲜。这一规律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统统都被陷入到这个关系的框架之中。君臣双方都是处心积虑，搞得昼夜不得安宁，日子非常难过。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对一切人都非常不利。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状况。做皇帝的只能改进自己的权术，而没有办法跳出这种环境。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任何驾驭群臣的伎俩都会被对方的反策略所解套。其结果无非是斗争的更为阴险毒辣，鲜廉寡耻。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几位聪明的皇帝，看穿了这一套把戏，可是又没有办法改变它，只好出家当和尚去。从此看来，我国的政治规则自从邓小平上台之后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已经不是你死我活，下台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以生命终结为结果的。当然，最后的解决应该是对统治者权势的约束，使他不能为所欲为，不能侵犯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从皇权政治转向人权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

　　看了《王朝投影》产生出这样一些遐想。好像有点离题。但是仔细想来，控制皇帝和群臣之间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围绕皇位的争夺之战。懂得了这一点，事物的变化就有章可循，就容易理解了。

　　如果说，梓林关于“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的判断基本是对的，那么，中国的企业家是该到了断乳的时候了。

　　（茅于轼为郭梓林新著《王朝投影》写的序言——断乳）
　

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

            王石

　　郭梓林是万科旗下《万科》周刊的特邀撰稿人。2004年，万科成立20周年时，他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有点怪：《5+15≠20》。文章中提到一件15年前的事：当时王石代表万科接待共青团中央一个考察团，而郭梓林正好是那个考察团的成员。谈及深圳人的新观念时，王石讲了一个万科的真实故事——

　　一位女职员结婚了，按当时习惯，只有男职员才能分房，但万科坚持市场、平等原则，也给她分配了住房。一年后，这位女职员要离婚，在传统体制下，公司一般要扮演“劝合”的角色。但是，万科向女职员表示：如有需要，公司可帮助请律师。

　　梓林在文章中说，当年听完这个故事，颇受震动，深感市场经济环境下与传统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直到今天，他还记得这件事。

　　改革开放之初创建于深圳特区的万科，或主动或被迫地，从一起步就与市场贴得比较近，并且成为最早一批公开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中较多年轻人，容易接纳新观念：工作中，做透明不做封闭，做规范不做权谋；生活上，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张扬。久而久之，形成了万科的企业文化，核心是：尊重人。今天，万科把“尊重人”阐释为：平等、契约、分享、包容——而这四种理念的源头和基础，是市场精神。

　　就在那次考察深圳后的第三年——1992年，郭梓林辞去公职下海创业了。今天的梓林已经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既是出色的企业家，也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经历也是“市场精神”的很好注脚。

　　近年来，梓林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引起财经界、学术界广泛关注。即将面世的新著《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含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作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梓林在这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命题是否成立？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在上层，是君主专制；在基层，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族与国家相似，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上。在家族内，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常常滥用私刑。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的“基因”，企业家也不例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人在上、众人为下的运作结构坚固不破，企业家个人对团队的聚散离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梓林在书中提到，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市场经济起步背景不同。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企业家很容易成为自己企业内部的帝王，颛顼自大，热衷权术，且乐此不疲。

　　这样看来，“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观念的现代化”，中国才会真正走向现代社会啊。

　　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它的行为特征是专制、善用权术。中国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是，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组织方式已经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

　　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遇到的问题。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已经超过GDP的65%（中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蓝皮书－2006》），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的有58家，纳税额超过5亿元的有36家，员工人数超过1万人的有96家。当一家企业达到这么大规模时，如何持续、有效地把人组织起来，就会成为企业家面临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就像德鲁克所说：“当企业的规模扩大到需要职员佩戴工卡才能叫出名字的程度时，原先那种痛饮啤酒的交际方式在公司里已经行不通了。”在中国，原先那种痛饮二锅头的交际方式在新兴企业里也已经行不通了。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企业家选择帝王思想？

　　第一个原因，产权相似。新兴企业在创业和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家族企业的形式。从产权结构上看，它们与古代王权专制国家的“家天下”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因，成本较低。正如梓林所说，“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评书、历史故事中学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获得就比较便宜。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

　　但我相信，长期来看，企业家帝王思想的这两个生长基础将逐渐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解，一点一点被市场精神取代。

　　从产权方面看，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改变单一股权结构，走向公共化。2006年的民营企业500强中，上市公司或控股上市公司有156家，其中国内上市124家，海外上市32家。据调查，有90%以上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集中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随着资本市场和企业本身逐渐成熟，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产权结构的变化，将会改变企业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更加认同市场精神。

　　从成本方面看，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经济的观念将越来越深入中国社会大众的意识中，使得专制和用权术的成本越来越高。更多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加入新兴企业，加上中国企业出色的学习能力，使得采用西式管理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也将促使中国企业家更加倾向于选择西式管理，选择市场精神。

　　此外，中国新兴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是第一代企业家当家。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都将面临接班人的选择问题，而“接班”是企业基业长青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方面，恰恰是帝王思想、帝王体制的弱项。相对而言，建立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体制则较好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人平稳接班、顺利过度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会迫使中国企业家断掉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从欧美的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是帝王思想最好的消解剂。而自由平等又会激发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造就企业家精神，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我相信，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观念演变，也一定会合乎这个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精神也最终会取代帝王思想，成为企业家新的精神母乳。

　　（王石为郭梓林新著《王朝投影》写的序言——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刘和平

　　作为一部小说的作者，作为以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的编剧和制片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当小说出版了，电视剧播出了，便坐到一棵大树下去看天上的云。可我还没达到这种境界，总是在关注读者和观众的反应和看法。倒也还没有俗到看见颂扬的话便喜，批评的话便恼，可还是希望多一些人说出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话。终于忍不住了，自己跳了出来，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偏又说出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话，因此屡屡后悔。终于有一天我不再说话。我发现，自己来说自己的作品，真有些像一个人在太阳底下抓自己的影子。退回到荫处，竟发现那影子仍然被太阳留在地上，这才明白，这个影子不是我的，那就任受众去扔鲜花或者石头。然而，这个影子既不是我的，那又是谁的？

　　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见了一篇名为《王朝投影》的评论文章，才霍然憬悟，影子的主人终于出现了。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姓郭名梓林的人。他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影子的旁边，居然毫不理睬我原来所站的位置，在那里自弹自唱，大谈企业管理和经营之道。在他的文中，嘉靖成了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严嵩成了总经理，而偌大的中国俨然一个正在运作中的企业。并且言之凿凿，环环入扣，让我惊叹。此后，我便天天在电脑前等着看他一篇一篇连续载出的《王朝投影》。这个时候，我反倒成了一个读者。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女儿竟成了他的媳妇。

　　正是因为他（当然也不只是他），《大明王朝 1566》破天荒地被中国企业家杂志作为主题，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从大明王朝看领导艺术》的企业家研讨会。赴会前，我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请求，《王朝投影》的作者郭梓林一定要与会。对方答道，当然。在会上我们谋面了。三言两语，使我领会到了什么叫做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长期从事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的创作，我很早就知道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但是，把现在和过去对话得如此贴切精彩，我只能说一句不是我写的《大明王朝1566》，而是郭梓林写的《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为跋。

　　（刘和平为郭梓林新著《王朝投影》写的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