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劫——压倒顾雏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周一 / 李岷
    四年前，顾雏军和张海前后脚进入佛山，今天仅相隔四个月，张海和顾雏军又先后跌倒在同一个地方，不但企业经营失败，昔日被迎为企业主人的收购者还被手铐伺候。

    这一切令人产生了一个本能的疑惑：这两个并行发生的故事套路仅是种巧合吗？这两起备受关注的案例是否寓示着某种“佛山现象”、或者“佛山模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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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

    9月9日，顺德看守所里的顾雏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海信出资9亿获得了他控制的广东格林柯尔所持有的26.43%科龙电器股份。顾雏军不到四年的科龙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自从这位小个子的中年男子凭借入主科龙扬名商界以来，围绕在他、格林柯尔身上的质疑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四年里，他经受过香港联交所质询、经历过“郎顾之争”、经历过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大幅跳落，但每一次短期而集中的“讨伐”声过后，他均能侥幸闯关成功，还能以他颇具个性的方式硬气地回应：“不要问我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次，他终于没能挺过去。这一次，不是香港联交所质询他，不是郎咸平攻击他，中国证监会也还没出示对他不利的调查结论，虽然银行对科龙收贷，但是顾完全可以通过主动退出科龙断臂求生，而且这条重组之路眼看就要迎来曙光。但是，他就是没有跑赢过时间。7月29日，佛山警方对他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终结了他三四个月以来的奔波、周旋。那个手铐加身的瞬间，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彻底压倒了顾雏军自救的希望。

    这个瞬间令不少人感到惊诧，不过也并不让人感到陌生。仅仅四个月前，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是因为涉嫌挪用、侵占企业资金被佛山公安局刑事拘留。

    科龙所在的顺德、健力宝所在的三水，如今在行政区划上皆属佛山市。顾雏军和张海，是两个相隔四个月、前后脚踏入佛山地界的外乡人，也是实业界的陌生人，他们一举从地方政府手中“拿下”两个在中国本土赫赫有名的品牌公司，在当年（2001年底、2002年初）令业界侧目。如今，也是相隔四个月时间，张海和顾雏军又先后跌倒在同一个地方，不但企业经营失败，昔日被迎为企业主人的收购者还被手铐伺候。已不复是企业大股东的地方政府悍然发动了替换大股东的行动，在第二轮出售、重组企业的过程中均扮演着积极角色……这一切令人产生了一个本能的疑惑：这两个并行发生的故事套路仅是种巧合吗？这两起备受关注的案例是否寓示着某种“佛山现象”、或者“佛山模式”的存在？

    关于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整合、收购调查及成败分析，已报道者众。《中国企业家》此篇封面故事要展示的，是包围顾雏军进退科龙这个核心事件的生态系统——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轮廓？压倒顾雏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何方？

    自顾雏军被拘后，《中国企业家》数位记者在北京和广东两地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试图通过还原最后三个月围绕“顾氏科龙”的各方博弈，来为所谓的“佛山模式”找到事实上的依据与解释。


    顾雏军：

    “我们正在和政府赛跑”

    2005年3月底，在顺德接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时，顾雏军并没有意识到绝境正悄悄地向他和格林柯尔逼近、或者是自视甚高的他从来都不愿正视有违自己意志的事实。对于这场调查，顾雏军依旧出言不逊，“我觉得太莫名其妙了。”

    但是顾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这次调查对科龙、乃至整个格林柯尔系将意味着什么。

    且先不论调查结果如何，仅是调查时间对于科龙来说就是致命的。5月到7月是空调的销售旺季，通常上一年的生产量有60%集中在这三个月售出，而经销商下一年度订货“打款”也集中在这三个月进入科龙。科龙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对经销商、供应商的信心显然是个极大利空，科龙极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在这个火热的赛季上场竞逐的资格。

    正式立案调查约一个月后，5月10日科龙电器对外发布公告，“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立案调查。”

    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银行。佛山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倪全宏主任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透露，“银行对科龙是有信心的，但对顾雏军没信心。”“上午8点半科龙电器发布公告，10点钟佛山市金融办公室和科龙各大债权银行的沟通会就已经开始了。”倪全宏说，佛山、乃至整个广东的金融环境都落后于江浙，近期在湛江、开平、佛山都出现了金融大案，成立不久的佛山金融办在维护地方金融生态、争取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顺畅沟通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次佛山金融办是试图为科龙争取银行的支持的，但银行的立场再鲜明不过了，一旦某企业被列入证监会立案调查名单，各银行会自动启动风险预警系统，立即加紧收款绝不放贷。

    科龙的资金运转由此受到重大影响。科龙电器在8月28日发布的公告中有如下披露，“从2005年5月开始公司银行净融资从2005年4月30日的约30亿元人民币下降到7月31日的约23.5亿元人民币”，三个月间银行从科龙收回资金约6.5亿。

    供应商的追债亦接踵而至。空调方面约有40%的供应商从5月起陆续减少甚至停止向科龙供应原材料，冰箱、冷柜方面约有20%的供应商停止供应。生产线开始逐步停工，三个月间，70%的空调生产线完全停产，50%的冰箱、冷柜生产线工人们全部放假。仅仅几个月前，正是这些川流不息的生产线使科龙成为中国最大的制冷王国。

    几乎毫无悬念，5月份科龙的市场份额急剧下滑，6月份更溃不成军，据说，6月份空调销量仅为去年同期的39%，只完成计划的19.9%，冰箱则完成了去年同期的31%，计划销量的24%。

    市场各方开始陆续抛弃科龙。6月中旬，科龙的原料供应商大部分已经停止了供应、银行对科龙不但只收不贷、甚至还直接截流下游经销商回款、一半以上的生产线完全停工、一些零售商停止销售科龙产品。

    科龙衰落形成的缺口，使整个空调、尤其冰箱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去年相比华凌冰箱市场份额增长约70%，一大部分来自科龙下滑的缺口。”8月初，华凌集团董事长刘亮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道，“我们都在慢慢熬着，等着对手犯错误。”

    顾雏军决定进京求援。顾的目的很明确，一方面通过中央高层向证监会和地方政府施压，一方面为科龙寻找重启生产的资金。

    据顾雏军身边的人对《中国企业家》透露，从5月到6月间，顾雏军跟一些较大的外贸公司接触过，顾寄望能从外贸公司融到一些周转资金，来支撑科龙继续保持生产。当时科龙国际营销部陆续接到国外的订单总额约有8亿美元，但有3亿订单因为无法维持生产、交货困难不得已只好推掉了。顾指望外贸公司能接手这些订单，并凭借订单从银行融资，用这笔资金来支持科龙生产。6月中旬，顾的一位助手曾对《中国企业家》说，“顾雏军现在还顾不上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太多，最煎熬他的其实是怎样维系科龙生产，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想保住科龙。”

    同时，从5月下旬，顾雏军即打算卖掉自己手中的部分股权，以渡过难关。一些来自海外的、有全球背景的投行、投资人闻风而至，顾雏军在北京曾与这些买家沟通。不过此时顾尚无意尽卖科龙，顾的打算是出让科龙电器控股公司——广东格林柯尔的部分股权，融来3亿以上资金，先补上挪用的资金，然后用剩余资金将科龙运转起来。

    此时德隆国际前执行总裁向宏进入顾的视野。向宏和诚通高层相熟，长于嫁接、整合各方资源，此番他有意撮合诚通展开对科龙的收购。

    中国诚通集团成立于1992年，是国资委直属的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近百亿。拥有中国最大、遍布最广的连锁物流配送网络、金属分销网络和集海运、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一体的集装箱运输网络。2003年年底中央国资委出台其直属大型国企《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要求直属企业必须进入行业前三名，否则将剥离、退出甚至重组。这个《办法》迅速催动了一批大型国企走上产业扩张、并购重组之路。

    不久前诚通集团刚刚完成对佛山市国资委所属企业华新发展的重组，跟佛山市政府关系密切。诚通的到来，解决的不只是资金的问题，对于顾雏军来说，和央企诚通绑在一起，科龙显然可以更主动地处理和证监会、银行、当地政府的关系。

    顾提出的条件是，顾本人依然保持控股地位，诚通至少拿出一亿资金，成为科龙集团或者格林柯尔的第二或第三大股东。但诚通对此方案回应并不积极。据悉，在诚通6月初拿出的方案中，诚通表示自己可以持股，但不会为此直接付出现金，诚通可以解决科龙的物流需要，作为交换条件，诚通利用科龙产品做仓单质押，用获得的贷款帮助科龙运转起来。这个方案自然也不能令顾雏军满意。

    6月份，顾雏军曾先后三次前往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京都在中国法律界素有威望，曾经为欧亚农业董事长杨斌、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做过辩护。京都律师田文昌，在2004年德隆出事后，也曾涉足德隆重组。

    6月下旬，在京都的一间会议室里，顾雏军和田文昌谈了整整一下午。田文昌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在谈话中，顾雏军坦承自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科龙想扩张，一方面作为民企，科龙的融资渠道太有限了。”

    寻找京都，顾雏军的目的之一是，“能不能尽快帮我协调证监会，让证监会放缓一下，再给我一些时间？”但田文昌对顾雏军表示，时间仓促，要实现他的想法恐怕很棘手。田文昌对《中国企业家》说，“哪有那么快的办法？这岂是某一个人可以左右得了的。”但据田说，其时的顾雏军似乎已甚是焦躁不安。

    田文昌劝说顾雏军快点卖掉科龙，用所得资金填补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但据田文昌说，顾“觉得自己能摆得平”。在田看来，“顾雏军犯了一个错误，太大意、太自信了。我已提醒他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但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老板到这个时候都是要钱不要命，他们根本看不到死期将至。”

    顾雏军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说，“不到最后关头我绝不会卖科龙。”

    顾雏军感到“绝望”、“山穷水尽”，决定退出科龙是在6月底。为了避免“卖不出价，被有关部门接手进行破产重组”、避免“被对手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政府手上买去”，顾雏军决定亲自为科龙寻找新主人。

    此后，顾雏军一方面没有放弃和诚通的谈判，一方面亦向长虹、海信等业内同行抛出绣球，表示出售意向。他甚至对外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会卖给TCL和海尔，因为他本人不看好这两家企业的发展。——即便身处困境，顾雏军亦不改其张扬无忌、好指点江山的本性。

    7月下旬，顾对他的副手严友松说，我们正在和政府赛跑。当时正值证监会调查组从科龙全面撤出，证监会首次在北京找顾雏军谈话。证监会内部人员透露，此时证监会已经掌握了全面情况，找顾谈话，其实是对一些资料和事实的核实。据顾雏军在北京的助理对《中国企业家》说，正式谈话结束后，证监会官员要求记录人员停止记录，“下面做一些私人沟通。”在闲聊中该官员暗示，顾雏军的问题可大可小，并对顾雏军的产业思路做了一定肯定。据说谈话当晚顾雏军心情前所未有地愉快。顾甚至乐观预计，“再过半个月，我们要主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科龙出现危机后，顾曾经对身边人说，“我所受的磨难是一个做副总理的人应该受的磨难。”现在磨难看似即将终结，顾不禁大发感慨，“等事情结束后，我要去趟天山，我们开几辆吉普车，在天山好好呆上一个月，我要把这几个月发生的事好好想一想。”

    此时，在顾看来各种迹象都表现出一切向好的信号。

    但几天后局面陡转，佛山市警方突然出其不意地对顾雏军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逮捕现场一说是在首都机场，顾雏军刚刚从上海飞回北京时，一说是在顺德科龙集团办公室。

    “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谁在背后推了一下子，使看起来一切向好的局面突然间全盘翻转，我们无从知道。”顾的助手向《中国企业家》说。

    对此，田文昌在事后评价道，“重组就是舍财保命。如果通过重组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没有形成不良后果，将对量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定罪都不一定会定得住！”“但如果重组不成的话，社会影响很大，肯定就要抓人了！”

    田文昌以新疆啤酒花为例说道，“同为民企，新疆啤酒花的巨额担保案，正是因为地方政府非常支持，重组非常顺利，所以企业里一个人也没有抓。”

    据海信方面证实，顾雏军已经有意在八月上旬与海信方面签订收购协议，但双方都没有想到顾会突然被捕。

    一位业内人士说，“一旦重组完成后，顾雏军就安全了。”

    “显然对方不愿意给他时间了。”田文昌说道。


    顾雏军与地方政府：

    始乱终弃？

    “对方”是谁？顾雏军接触过的律师、顾问、包括助手，都曾向《中国企业家》证实顾有一种想法，他认定，他是被顺德区政府和某本地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扳倒的。

    顾雏军的一位助手透露，顾曾经想通过京都律师事务所来状告顺德区政府。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田文昌回忆说，“顾雏军曾提及当地政府想撵走他，他不走，所以对方把科龙搞到今天这个局面。”田文昌说，“他当时想找我打官司，但这个官司没法打。当时还没有牵涉到有法律依据的事实，对方只是暗中给你使绊子，要仅是这样的话，你只能无可奈何。”

    顾雏军和顺德区政府之间的心结，在顾雏军收购科龙电器时即已埋下。

    2001年6月，原容桂镇镇长徐铁峰在担任科龙总裁十个月之后出任科龙集团董事长，原董事长王国端作为科龙创业层代表彻底退出。此时据说徐铁峰雄心勃勃，试图在科龙大干一番。但在当时的镇委书记邓伟根主导下，格林柯尔高层刘从梦与原镇长刘知行展开收购谈判（刘知行后来辞去公职，目前担任美的集团副总裁），4个月后，科龙电器转让给了藉藉无名的格林柯尔。毫不知情的徐铁峰及其他高层对此大吃一惊、甚为不满，却也别无选择。在顺德，徐铁峰和邓伟根素来不合、明争暗斗是公开的秘密。“把科龙卖给格林柯尔可谓一石二鸟，既改了制，又让徐铁峰下了台。”一名来自《珠江商报》、和顺德官员相熟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这样说。

    据当时亲历改制的科龙电器证券事务代表朱常叙对《中国企业家》回忆，镇政府对于科龙改制的操作十分仓促，除了格林柯尔外，似乎并没有再深度接触其他买家，当时政府对科龙的出售隐藏了很多谜团，直到今天仍无法揭开。据说，在顾雏军注册收购科龙的广东格林柯尔时，因注资不实，当地工商部门不予年检，格林柯尔为此曾请顺德区政府出面施压，才获准放行。可见对于格林柯尔的实力，当地政府并不是全不知情。就在格林柯尔进入科龙当口，格林柯尔在港上市公司的业绩曾遭媒体连篇累牍的质疑，据说这引发了区政府内部是否将科龙卖给格林柯尔的争议。此时，镇政府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中止格林柯尔对科龙的收购，因为当时股权尚未过户，顾的收购资金还没有支付。但相反的是，因为担忧银行会进一步冻结科龙母公司容声集团所持科龙股权而导致交易无法进行，容桂镇政府竟很快将未被银行冻结的股权质押给了广东格林柯尔，并且出面协调、开银行会议，要求银行解除股份冻结，把股份转让出去。而更令人奇怪的是，经过谈判，格林柯尔还将收购价格由之前的5.6亿减至3.48亿。

    顾雏军抓住了地方政府的一大软肋：科龙电器与母公司容声集团（代镇政府控股科龙电器）之间存有大量关联交易，后者占用了前者大量资金。据科龙电器2002年1月11日公告，镇政府控制的容声集团对科龙电器欠款高达12.6亿。

    作为替容声集团清偿的债务，格林柯尔将收购资金3.48亿直接交给科龙电器。这样容声集团对科龙电器的欠债就减少至9.12亿。此后镇政府（容声集团）先后将其拥有的科龙、容声商标及容桂镇一块39.9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科龙，凭此，偿还了对科龙电器的9.12亿欠款。

    在这个过程中，格林柯尔在2001年年底将收购科龙电器的1亿元订金打入科龙账户，而它进入科龙后究竟有没有继续支付剩余款，外界很难确知。总之，“政府作为大股东在出售科龙这个过程中一分钱都没得到。”朱常叙说，“后来格林柯尔又卖制冷剂给科龙，又把品牌康拜恩租用给科龙，科龙为此向格林柯尔支付不少费用，所以现在大家会怀疑搞来搞去格林柯尔收购科龙实际上一分钱都没出过。”

    他说，“镇政府卖科龙给格林柯尔，是一个非常轻率的决定。”

    顾雏军的此种收购手法，在他的收购案例中几乎被屡屡炮制。据说，2003年在收购美菱集团时，本来当地政府确定的转让对象是美的集团，谁知情势急转直下，美的在最后一刻发现收购方变成了格林柯尔。合肥市政府控制的美菱集团同样向顾雏军控股的美菱电器出让166.61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冲抵对后者的大笔欠款。据说，后来合肥市政府将荣事达转让给了美的集团，其实也是为了安抚美的在争购美菱时所受的伤害。一个题外话是，争购美菱一役使顾雏军与美的结怨更深。

    但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后，顾雏军和当地政府在收购时达成的默契在渐渐变化。在被拘押前十天，顾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孤傲地说：“我并不需要向这个社会奉承什么，因为我是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

    当地政府对顾雏军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它也许并不认为顾雏军是在全心全意为科龙、为当地“创造财富”。当顾雏军试图逐步将其冰箱产业的重心由科龙拓展到更多的企业，由顺德拓展到其他城市时，他动用的资金是否来自科龙令顺德区政府生疑。人们看得到的是，进入科龙后，顾雏军很快创造了一个新的低端品牌——康拜恩，康拜恩的所有权属于格林柯尔，但其诞生和发展的一系列费用，却都来自于科龙，此外科龙还需向康拜恩支付高额的品牌租赁费。

    此外，顾雏军进入科龙后，大力压缩成本、整治企业腐败，在采购和配套上砍掉了不少科龙的老关系，令很多老科龙人、顺德人颇有怨言。格兰仕的有关人士说，在当地人看来，进入科龙后频频开展“清洗”运动的顾雏军就像是“侵略者”。他说，“最早在科龙，通行的语言是顺德话，老顾进来后，让普通话成为主流，这等于说顺德人在科龙不再有地位。这对于科龙来说是更加开放的事，但是顺德人或许不这么认为啊。”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认为，在眼下中国，一个想成整合大业的企业家，必定会触动三根弦：资本来源的弦、个人迅速致富的弦、在整合中为效率牺牲公平、打破既得利益的弦。整个社会对这三方面的怀疑和不满扭结在一起，很快就会成为整合者前进路上的重大障碍。

    无法确切知道顾雏军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哪些点上开始恶化，总之，容桂镇政府与顾雏军的隔阂、前者对后者的恶感均在日积月累，顾雏军感到地方政府想撵他走。上文提到的那位格兰仕人士评价：“顾雏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两点没有做好：第一，他步子跨得太大，欲速则不达。第二，跟当地政府关系没有维持好，有始乱终弃的感觉。”

    2005年7月底，证监会对科龙的调查报告仍秘而不宣，工商联在其间积极斡旋，此时市场传出顾雏军将卖掉科龙、“安全落地”的消息，地方政府决定立即采取行动。7月29日，顾雏军突然被拘押。在科龙一事上始终保持沉默的证监会由此显得相当被动，不得不于三天后的8月2日证实，证监会近期完成了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顾雏军等人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的调查，调查显示，自2002年以来，科龙电器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顾雏军等人在科龙电器采取了虚增收入、少计费用等多种手段，虚增利润，导致科龙电器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构成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此外，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顾雏军及其实际控制的格林柯尔有关公司侵占科龙电器利益的犯罪行为及线索，证监会已移交公安机构及相关部门处理。


    证监会为何犹豫？

    2004年8月“郎顾之争”开始，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的《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直接将顾雏军推入舆论漩涡。郎咸平对顾雏军“七板斧侵吞国资手法”的剖析，连同顾雏军几年来频繁收购国企的行为，引发了证监会对顾雏军的关注。据说，正是在此背景下格林柯尔收购襄阳轴承计划未获证监会批准。

    4月5日，证监会调查组人员进驻科龙。同一时间，由广东、江苏、湖北以及安徽四省证监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分别进驻科龙电器、美菱电器、ST襄轴以及亚星客车4家上市公司，对广东格林柯尔涉嫌挪用其控股上市公司资金事件展开调查。

    顾雏军表面上虽作强硬姿态，但实则通过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渠道向证监会求情，请求证监会能在两个环节有所通融：其一，能不能先不要立案，等调查有了一定结果之后再进入立案阶段；其二，立案的时间能不能错过5月至7月份。顾雏军对证监会官员说，“能不能先封账，等产销旺季过后再立案。”

    证监会如期在4月5日正式展开调查，但默许顾雏军在约一个月后才对外发布公告。

    据说6月底证监会已经对调查做出了初步的结论。7月初，《中国企业家》曾向证监会内部人员求证顾雏军一案进展，该人员透露，仍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在科龙继续调查，但此次调查的报告基本已经完成，究竟什么时机公布，公布哪些内容，要等待证监会高层最后批示。

    “调查进行了3个月，顾雏军是否获罪并不重要，关键是科龙即将弹尽粮绝，已经拖不起了，证监会最好能赶快公布报告，或许科龙还有救。”科龙内部一些中层管理者对此充满焦虑。

    对于调查报告公布的时间，顾雏军的助手在6月底、7月初曾先后几次向《中国企业家》透露，“调查报告可能在本周公布。”但直至7月20日，调查组正式撤出科龙电器，证监会对该报告结论仍捂住不发。从证监会内部传出的消息称，“证监会犹豫不决跟顾雏军在北京公关有很大关系。”


    工商联斡旋

    以顾雏军的经历来看，他在北京的人脉其实十分有限。46岁的顾雏军早年一直从事科研工作，1989年前往英国并下海从商，9年后回国创建格林柯尔，3年后收购科龙电器。

    在2005年春夏之交这两三个月里，顾雏军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住在北京新侨饭店，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其在北京的一位助手透露说，一般他都是在晚上十一、二点后才回到饭店。但对于顾的行踪即使其身边的人也知之甚少，“他一直是单独行动，和很多人都是单线联系，几乎没有人了解他究竟都找了哪些人。”这致使顾雏军在7月29日突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他的助手们对于拯救工作感觉茫无头绪。究竟顾雏军曾经接触过哪些人，哪些人可以施以援手，除了顾本人外，其他人根本无从得知。

    数位接近顾雏军的受访者向《中国企业家》透露，顾在北京主要的求救思路是想通过全国工商联争取中央高层的支持。

    近两年来在全国工商联的各种活动中，顾雏军多次以座上嘉宾、优秀民企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完成科龙、美菱收购后，顾开始向外界展露其整合冰箱产业的宏图，引起了全国工商联的注意。2004年11月，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应日本福岗市市长之邀率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日本，顾雏军即是随行的核心成员。此后，在格林柯尔收购法国和英国的汽车管件工厂和设计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胡德平亦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胡德平对顾产业报国的梦想深表赞赏。胡德平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对民企具有相当深重的责任感的领导，一位熟悉顾雏军的科龙人士认为，顾可能恰恰利用了这一点，获得了胡德平的理解和支持。

    全国工商联在民间素有“民企娘家人”之称。2004年德隆出事前后，工商联就曾经跟国务院、各地政府、相关金融机构等做过大量的沟通工作。此次，工商联方面坦承，从科龙被调查到顾雏军被拘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也进行了积极的斡旋工作。工商联高层一度表示可以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但可能犹疑于时机和措辞的选择而最终选择了沉默。

    根据《中国企业家》的多方走访，工商联的拯救路线基本如下：

    和拯救德隆近似，工商联曾经把科龙的相关材料直接递交国务院办公室，并争取到了中央某高层的表态。据科龙内部人士称，“由于工商联的力保，中央某高层甚至曾口头指示证监会及公安部门，必须先查清楚问题，在问题没弄清楚之前公安部门不能先介入。”

    从5月份到7月份，工商联有关人士曾多次前往顺德，陪同顾雏军与地方政府、诚通等方面展开谈判。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工商联副主席尹明善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最初工商联的立场确实是力保顾雏军，但最后等证监会调查结果出来证据确凿后，工商联也无可奈何了。”


    刘从梦解扣

    由于顾雏军是科龙电器的实际控制者，其被拘押后，科龙如何重启生产、如何重组看起来茫无头绪。京都律师事务所曹树昌律师表示，“顾雏军拥有对科龙重组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顾雏军可以取保候审，主持科龙重组工作。即使不能取保候审，顾雏军也可以通过律师或者自己直接跟收购者对话，并做出选择。”

    不过顾雏军至今没有获取这样的机会。

    但地方政府在是否主导重组科龙一事上态度亦表现得相当克制。顺德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科龙电器是上市公司，而且与地方政府没有股权关系，其重组等所有企业行为都应该是市场行为。因此，牵头重组科龙电器的事情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地方政府不会介入。”

    曹树昌分析，政府要成为合法的重组者，必须要获得顾雏军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但是据接近顾雏军的一位科龙人士说，“依顾雏军的性格，这种授权书拼死他都不会签的！”“顾雏军被拘前急于出手科龙，也有一个考虑，害怕自己被抓后，政府将科龙卖给美的，顾不止一次地说，‘美的永远休想得到科龙’。”

    那么，谁来填补重组者的空缺？当《中国企业家》向部分竞购者求证，“目前收购谈判跟谁来谈时”，所有人都摇摇头，笑而不答。但他们同时表示，刘从梦可能是顾雏军的谈判代表。

    一位区政府人员透露，科龙总裁刘从梦正是化解区政府与顾雏军之间僵局的不二人选。

    7月29日，顾雏军、严友松等六人被佛山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总裁刘从梦却独善其身。事发后，他迅速从格林柯尔请辞，划清了和格林柯尔的界限，并且在科龙免去顾雏军董事长职务的情况下，作为副董事长代行董事长之职，在一片乱相中主持起科龙大局。

    这些迹象表明，刘从梦如今在科龙的作用和角色，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

    刘从梦于1998年加入格林柯尔集团，此前，刘曾先后担任中国驻美国等国大使馆外交官、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等职，长期负责中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项目。基于以往的经历，刘从梦在政界、金融界积累了相当丰厚的人脉，其对格林柯尔的扩张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据一位与科龙高层关系亲密的顺德人士称，当年顾雏军收购科龙电器即是由刘从梦引荐，前期的谈判工作也大多由刘从梦代表顾雏军完成。

    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后，顾对刘的回报是每年300万的高薪及科龙集团总裁之职，但刘从梦并不负责科龙的日常工作，据说只有三万元以下费用的签字权。副总裁严友松作为顾的左膀右臂全面主持科龙工作，“勤勤勉勉，在科龙几乎没有在晚上11点以前离开过办公室。”但严的权力亦十分有限，多数工作顾雏军都会亲力亲为。科龙内部人员对顾的用人策略评价说，“用人多疑。”据顺德一位和顾雏军、刘从梦均有交道的媒体人士说，在科龙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刘从梦曾经说，“（顾）这小子玩大了。”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在顾雏军时代，刘从梦有意无意地远离科龙的权力层。据那位人士说，顾雏军有一次在席间曾不经意说起，刘从梦“现在很潇洒”，连续几年拿着几百万年薪，和顾雏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劳碌相比，刘在科龙基本上如闲云野鹤。

    科龙内部人员对刘从梦评价较高，“处事潇洒，风度翩翩，待人友善。”这与顾“性格多疑、听不进劝告”形成鲜明对比。入主科龙后，顾极少跟当地企业及政府直接交流，区政府组织的一切活动顾从来没有参加过，“孤傲自负”是他留给顺德人的印象。而刘在科龙的一大工作则是沟通与当地政府关系，这对于外交官出身的刘从梦来说自然不过是小菜一碟。在顾雏军没有出事前，刘从梦被人视作顾与当地政府的防火墙。

    5、6、7月份，当顾雏军在北京四处公关的时候，在北京最有人脉资源的刘从梦并没有出现在顾雏军身边，可知两人关系有微妙变化。

    一位与顾雏军、刘从梦交往甚密人士评价说，不论刘顾曾经有怎样的过节，但刘从梦全面接手后，尽力维系科龙的运转，并避免陷于破产，维护了顾雏军最后的利益。他认为，对科龙，刘从梦始终有很强的责任心。科龙陷入窘境之初，刘从梦通过朋友关系在香港运作一个基金，以此保障科龙特殊时期还能照发工资；在3名独立董事辞职时，据说刘从梦在科龙第一次大怒，大骂独董，“一有钱就来，一出问题就溜，拿着高薪，狼心狗肺！”并在后来说服三位独董撤销其辞职报告。

    一些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科龙的重组及其他运作其实是由政府幕后主导，刘从梦在前台执行。他们认为，刘从梦注定是新股东进入前的过渡人物，对于刘来讲，假如不是出于保全科龙的目的的话，留在这个是非之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四年前，将格林柯尔一手引进顺德的正是刘从梦。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刘从梦或许正在站好他在科龙的最后一班岗。


    为什么是海信

    在所有有意重组科龙的企业中，诚通曾被顾雏军寄予厚望。顾雏军始终认为，假使诚通重组科龙，自己仍可以留下来控制科龙的走向。不过诚通本身对于收购的决定一直悬而不决。

    顺德区政府的一位顾问曾向《中国企业家》透露，8月初顺德区政府已经确定重组方案，顺德区政府有意让本地企业接手科龙。

    最知名的本地企业就是美的。美的是顺德当地紧随科龙的第二品牌，亦是顾雏军点名暗中给科龙使绊、对科龙有所图谋的竞争对手。但在8月初，对于其时业界猜测的“美的将收购科龙”说法，美的总裁方洪波在电话中对《中国企业家》说，“绝对不可能，没有丝毫的想法。”而美的上下其他负责人则补充说，“我们并无收购科龙的想法，不过政府正竭力撮合。”

    顺德区的另一巨头格兰仕对于重组科龙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兴趣。区政府那位顾问暗示，买家极有可能是当地企业东菱凯琴集团。主做小家电的东菱凯琴集团，2004年销售额约25亿人民币，且95%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主持收购工作的是东菱营销集团总裁沈关学，三年前沈关学曾担任科龙旗下合资公司营销总裁之职。8月初，沈关学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称，东菱光靠自身力量收购是有困难的，将选择和其他人联手。可能的方案的是“两个债权人和一家基金公司与东菱集团一起收购。”据沈关学估计，目前顾雏军所持科龙股权价值约在3亿人民币左右，“有的企业出价11亿，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沈关学同时十分肯定地表示，“收购将很快完成，最终仍要和顾雏军谈判，如果他不同意，收购可能就会往后拖。”在《中国企业家》采访间隙里，沈关学不时接到一些基金、投行打来的电话，询问能否联手收购。

    不过让本地企业接手也许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9月5日，海信高层在电话中向《中国企业家》透露，顾雏军绝不愿意让政府意志来主导科龙重组，目前科龙的重组事宜的主导权仍掌握在以刘从梦为首的科龙人手里。他说，“政府可能会参与意见，选择一个企业来托管科龙，凭借这个企业的信誉帮助科龙获得贷款，重新运转起来。”“这种方式是顾雏军和当地政府都能够接受的。”该人士同时补充说，“想想看，如果由顺德当地企业托管的话，顾雏军能同意吗？”

    他的暗示在几天后得到了证实。据悉，顾雏军于9月9日在顺德看守所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同意将广东格林柯尔所持的26.43%的科龙电器股份悉数转让给海信集团，据称海信将为此出资9亿。

    “各方利益的妥协才是海信胜出的关键。”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对此评价道，“无论从产业关联度上看，还是从地域关联度上看，海信似乎并不是最合适的重组方”，但是“科龙重组的关键并非取决于效率因素。”东方高圣认为，“无论美的、伊莱克斯、格兰仕还是海尔获得科龙，都会引发其余各方的恐惧和不满，因此，海信这样一个地域关联度和产业关联度都不占优势的企业出面接手科龙，反倒是顺理成章的了。”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说，顾雏军在7月15日和他的长聊中就曾提及，比较了国内几家知名家电公司的长短处之后，顾雏军认定海信的运转及发展相对良性，周厚健让他比较放心，他有心把科龙交给海信。

    随着接盘者最终浮出水面，一条消息亦被发布。佛山市检察院于9月8日向媒体证实：佛山市检察院已经按正式程序逮捕了顾雏军。

    （边杰、陈虎参与了本文采访，对本文亦有贡献）
　

佛山模式

     周一/李岷

    在不少佛山企业的改制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地方政府与管理层、投资者的激烈博弈
    地方财政艰难，青睐外来买家

    佛山在珠江三角洲腹地。2002年底，广东省调整佛山市行政区划，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县级市撤销，分别设立为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三水区、高明区。而同期佛山在经济层面的调整任务，可能比大笔一挥式的行政区划调整要复杂、细致得多。经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包括顺德在内的佛山地区产业、企业都面临转型当口。各区的企业改制、招商引资、产业结构调整，莫不考验着地方官员的智慧。

    一份研究广东经济发展之路的文本指出，如果说东莞是靠外向型经济、外资起飞的标本，那么佛山就是负债起飞的典型。负债经营的发展方式无可厚非，但是“负债”方式与佛山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依赖银行、依赖政府的经营嗜血症。在政府主导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夺目的佛山企业都是“市(县)、镇两级政府向银行担保，以负债经营方式”发展起来的。有人用“用钱银行贷，还贷下一届，经理用钱，厂长负盈，政府负债”来概括当时佛山企业、尤其是顺德企业的状况。由此，顺德等地在90年代中期曾掀起了范围广阔而影响深远的改制运动。而像健力宝、科龙这样的知名大企业，其改制任务则被延至2000年以后，直到企业增长出现显著颓势、负债重重、几成地方财政的拖累，改制命题在种种压力下才突然变得迫切起来。

    接下来的故事由于媒体大量的报道已是广为人知了。在推动改制的过程中，无论是三水、顺德容桂镇、还是佛山市，地方政府和管理层（创始人）之间都产生了激烈的博弈乃至对抗。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早年的潘宁、王国端、后来的徐铁峰、佛山照明的钟信才，和地方政府的谈判均以破裂告终。钟信才在改制的风口浪尖时曾对媒体坦言：“佛山照明虽然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股权在政府，我们想MBO，但总不可能拉着政府的手强迫签字卖给我们吧？”与冷落创始人诉求、甚至不惜驱逐企业家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大股东）对外来的陌生的投资者很感兴趣。

    据了解科龙改制的知情人士表示，当时容桂镇卖科龙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要卖给外地人，因为“科龙很多供应商和原高层有裙带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投资者（拯救者？）看似来路不小，出手阔绰，张海花3.8亿收了健力宝75%股权，顾雏军也是拍出3个多亿收科龙20%多股权，而欧司朗佑昌等境外投资者则一举掏出6.78个亿将佛山照明24%的国有股尽皆买下。

    佛山市原国资办主任张彩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佛山、顺德这些地区的国企，能卖的早年都卖光了，整个大佛山地区的财政状况都不是很好。她说，主持出售健力宝的三水市市长李贻伟刚调到三水时，2001年某些月份公务员工资都欠发，日子非常难过。

    可以想见，在地方财政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对突然出现的、出手大方的买家青睐有加。出售心情急迫加上了解甚浅，地方政府在选择这些大企业新股东之时，难免有失于轻率的情况发生。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科龙发展的周其仁教授，曾说：“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始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他接着问，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他认为从某本写顺德产权改革历史的书中找到了一个答案：时任的镇党委书记陈伟并不赞成顺德市“靓女先嫁”的那一套，他主张 “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既大又靓，当然不能嫁。陈伟认为，“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不过陈伟没有想到，仅过几年，科龙控股权只以三个多亿出让，卖得草率而不无狼狈。（镇政府并没有从科龙的转让中拿到一分现金，见上文报道）


    企业经营不善，政府重显强势

    从2004年年中张海从健力宝辞职开始，健力宝的故事就渐渐变成了一场闹剧。汇天中恒接盘健力宝，却被三水政府赶走；健力宝厂区，坐在轮椅上的李经纬出场了，据说政府有意请回李经纬；最后，三水区领导亲自挂帅介入健力宝重组事宜中；经过为期近半年的激烈争斗，三水区政府退场，李志达艰难进入。但从此已然与三水区政府结怨的李志达还能带健力宝走多远？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政府直接介入都是不合法的，这种介入不仅破坏了第一次交易的合法性，而且使政府主导下的第二次交易不合法，政府的功能是创造法治环境。他问，“政府到底应用什么手段来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就业的实现？”

    与同属佛山的三水区政府强行介入健力宝不同，顺德区政府在介入的方式上则显得成熟许多，三水区政府赶走了所有健力宝原来的负责人，而顺德区政府则扶持科龙电器总裁刘从梦全面接管科龙大局，在谁来接盘科龙的问题上，政府显示了对顾雏军和科龙意志的尊重。也正因此，目前为止，科龙的重组工作推进得相对顺利、有序，不似健力宝案例中的混乱、乌烟瘴气。

    但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等人仍对顺德政府以“抓人”方式来中止顾雏军掌控科龙的手段颇有微辞。他说，黄宏生涉嫌犯法后能取保候审，继续处理企业事务，像顾雏军这种再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涉嫌犯罪为什么不能取保，让他自己来处理他的产权？

    而曾经参与过大量问题企业重组的田文昌律师的观点相对保守一些，他认为，企业固然应该由大股东主导，但在企业的特殊时期，政府为了降低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参与重组，这在转型期中国，是被普遍采用且证明有效的方式，关键是政府要认清自己担负的是协调、润滑的角色。

    那么，佛山地区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新产权结构下的角色扮演？李肃表示，顺德一带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意识素来很强，当地很多企业与产业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早年，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也兼任企业董事长，两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

    但是，在90年代中期掀起的顺德产权改革浪潮中，顺德政府积极裁减公务人员、削减政府职能部门的努力，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促进顺德企业改制成功的一大保障。这些学者认为，政府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进行深入、彻底的机构改革、是否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权力，是改制能否成功的关键。

    不过事实证明，像顺德这样昔日强势、一手主导企业发展的政府，要真正适应新产权结构下的新角色扮演，是并不容易的转型。一位广东媒体人曾写出了顺德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某种尴尬：“顺德政府希望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但新的角色扮演并不成功。面对GDP的压力，税收的压力，地区竞争的压力，顺德的官员们不得不关心企业这个经济增长源泉；但“转制”的经验又使自己再无理由介入企业经营中……”这位媒体人提出，“顺德模式”需要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在中国整个大环境还没有真正步入市场化轨道的时候，顺德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不能过早地缩回来，政府如果太潇洒，让民营企业自生自灭，是不够明智的。“至少在最近的10年、20年中，顺德政府不能彻底退出，不能搞无为而治，更不能放任自流，重要的是参与方式以及适当的距离。”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这种观点的存在说明在顺德、在佛山，关于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如何扮演正确角色，是有分歧、摇摆和有争议的。
　

看得到的手为何屡屡前移？

            费国平

    政府突破法律寻求个案公平的做法，会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监管和司法不作为的依赖
    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的手

    在市场经济里，政府干预经济的惟一理由是市场失灵。政府当然应当管市场，尤其是转型时期的市场。但问题是政府什么时候该管市场，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应当是制度层面的、宏观的，而不是介入微观的个案操作；市场中成功失败的案例都属正常，一个个案的问题并不能显示出市场失灵。德隆、健力宝、到格林柯尔，政府的介入越来越具体。在法律工具论理论的支持下，地方政府打着法治的旗号，法律和法律的执行机构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可以按地方政府的意志随时出击。顺德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或许受健力宝事件的启发，转而变成了一只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得到的手。

    企业在地方政府的面前变成了太后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儿皇帝”。企业上市、并购重组、企业战略的确定、企业正常的经营，始终有政府的影子在闪现。企业出现危机，政府更是出手更换“儿皇帝”——不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只要这个企业在我的治下，只要这个江山是我交给你的。企业、市场、政府，对此都已习以为常。

    格林柯尔对科龙等上市公司的股权，在没有被法律程序撤销前，其所有权属于格林柯尔，顾雏军是不是有罪要等待法院最后的裁决，即便是裁决其罪名成立，其财产权以及依附于财产权的处置、表决等权力非经法律程序的剥夺，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可以随意侵犯企业和公民的财产权利，我们的社会除了人人自危以外还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还能奢谈改进投资环境吗？

    尽管顾雏军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依据现有的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该公司仍然存在合法的继续经营资格和能力，公司的董事会应该能够发挥重组的牵头和组织工作，无论是自己进行还是委托中介进行，或者由行业组织出面，公司重组都是企业的自主市场行为。离开了格林柯尔或者顾雏军的授权，任何处理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越界干预，无疑是对法治的破坏，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如果政府对私人财产的权利尊重可以缘于一个主观判断标准，可以源于公众利益的借口而不尊重法律，那么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在那里？政府这种突破法律寻求个案公平的做法，只会导致法律权威性的丧失，导致更多的人利用法律失灵的特点突破制度。


    有效监管和司法程序应站在行政手段之前

    德隆、格林柯尔之所以演变到最后的严重局面，是由于法律失灵所导致，而不是法律缺位导致的。在这两个个案中都有一个事实，就是监管部门事先既不是不知情，也不是没有能力监管，而是监管不到位。从历史上看，监管部门或者调查后被企业的公关协调能力所左右，或者视而不见。似乎是不等毒瘤长熟就不能动，动不了。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救济程序，为何就被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在被要求救济时选择了所谓的行政前置程序？

    有报道称，顾如果补上最后的款项就可免牢狱之灾、顾氏主要是没有和政府、银行协调好关系，这样的判断令人不禁要问，我们社会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法治的未来，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期待？显然，在社会公关协调能力和随意性执法的双重挤压下，法律已经被曲解为可以肆意滥用的工具，法律在社会深度层面上根深蒂固地打上了法律工具论的痕迹。执法的不作为，司法弱化也就成了自然的产物。这些是不是导致狂妄自信的扩张者视法律为无物，最终被自己参与玩弄的法律掩埋的必然结局？在法律失灵的机制下，市场主体不仅无法对自己的行为的适当性做出准确的预期，更令市场主体难以区分孰是孰非之间的距离。当上市公司近千亿资金被侵占挪用而无人查处的局面在持续的时候，企业领袖们被法不责众的原则蒙骗，殊不知最终被查处的企业哪一个又不是栽在被忽视的法律规则上呢？

    如果有法而不依，有责任进行监管的机关不尽监管职责，我们所建立的任何公司治理和监管制度，我们所提倡的任何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可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保障。市场主体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与制度博弈属于正常现象，而法律制度就是为了约束和防范这种尝试突破制度的行为而设置的。当过程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种对法律制度的突破将变本加厉。

    约束和保障公司内外部治理的实现，就必须落实监管的有效性，树立和巩固司法的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为内部治理措施的实施提供保证，为违反治理规则、对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造成损害提供有效的救济措施，最终使公司问题通过监管而得到发现、制止和惩戒,权利被损害人得到良好和适当的救济。而决不是在公司问题积重难返时，通过行政手段在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进行协调、斡旋，甚至直接越过产权人进行资产的处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拒绝承认监管不作为的弊处，拒绝公司其他利益相关人通过市场手段摆脱公司困境的自然权利，拒绝权利人通过司法救济权利寻求公平结果的正当诉求。

    从德隆到格林柯尔等坍塌的民营企业的案例中，反映的另一个共性问题是，民营企业除了企业领袖以外，并没有更高层级的合法或者核心的管理人。所以，当这些民营企业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一旦企业领袖遇到危机，企业自然解体或者难以为继。在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企业领袖出现危机不可避免，如果企业领袖对企业的影响处于绝对控制局面，或者企业实质上是家族或者类家族式管理，企业应当制定一个企业领袖突然失去自由或者不能履行企业领袖职责的财产托管机制，当危机出现时，这个机制能够自动启动财产信托管理程序，这个程序应当足以有权为了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而不至于在危机突然出现时，无人享有代表资格和权利，也不至于无人有权对企业的财产进行处置和安排。

    （作者系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主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
　

佛山方式

     牛文文

    为什么科龙成了几代企业家的伤心地，成了外部资本的滑铁卢，也成了当地政府摆不脱的麻烦？
    顾雏军获罪脱离企业，顾氏企业王国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重组——引起普遍关注的“顾案”，将以这样的方式结局，应无悬念。同样是在广东佛山，几个月前，健力宝和它的前主人张海也是按这样的方式处理的。现在的悬念是：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佛山方式”？它会不会成为各地处理“出事”企业与企业家的一种可效仿方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科龙在顺德，健力宝在三水，它们现在在行政上都属于佛山市。“小地方出大企业”，这类地方国有企业（或者是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创办，是地方政府大股东与创始人企业家二者创业精神萌动的产物；这类企业在90年代的辉煌，是这个“创业同盟”企业家精神迸发的结果；这类企业在21世纪头５年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创始人企业家潘宁和李经纬也离开了企业。这个发展同盟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大股东“得利”（税收、就业、GDP），创始人企业家“得名”（企业家声誉和企业实际控制权）。它的破裂，缘于地方政府在债务压力下希望从企业直接拿回巨额现金，而企业家在年龄压力下希望获得企业的控制性股份。最终到底是企业衰落导致了同盟的破裂，还是同盟的破裂导致了企业的衰落？这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总之，在前后20余年时间里，科龙、健力宝的创始人企业家和政府大股东，共同谱写从无到有、由合到分的“同盟三步曲”。

    一个同盟破裂了，新的同盟建立了。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新主人张海和顾雏军进入，新游戏开始。

    新同盟其实是旧同盟的延续。地方政府把大股东地位卖给了来自资本市场的陌生人，他们尽管没有管理大公司和制造企业的经验，但既然来自资本市场应该有资金实力，而这恰是政府当时最急需的。新主人张海和顾雏军需要一个大的实业平台，完成由资本家到实业家的转型。从理论上讲，新同盟应该是稳定的，至少不应该很快破裂。但残酷的现实是，刚３年左右，新的同盟就又破裂了！

    这次问题出在哪里？

    “不能让外来人把我们艰难创建的企业掏空了！”在佛山当地，这样的心理很普遍。在顺德，在三水，政府当年下决心动用财政或其他公共资源，才创建出全国知名的企业，后来虽然有的企业上市成了公众公司，但地方政府仍然是大股东，地方政府依然在税收等方面支持养育企业发展。它当初不愿意实行MBO让创始人成为企业的真主人，现在也不愿意外来的新主人把企业“掏空”了。“掏空”有两种：本来就把本地企业当资本操作工具玩垮了是“掏空”，雄心勃勃以本地企业为跳板向外发展转移资源也是“掏空”。健力宝新主人倒在了前者，科龙新主人倒在了后者。况且，还有一种说法说政府当年卖股权的钱也没完全到手！

    新主人是拯救者，还是毁灭者？本刊在2002年第12期封面文章“大公司的新主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做出了自己的结论。于是，再次出手。

    两度出手，逻辑相同，手法相似：为了本地企业的发展和大股东的利益，首先让企业家与企业脱离；出面维持企业运转；然后主导为企业寻找新主人。第一次危机处理，是以大股东的身份；第二次不是大股东了，以当地政府的身份。在处理本地知名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股权转让和管理权转移上，顺德和三水的前后做法特点明显，可以说是“佛山方式”。

    80年代创建的那一批著名的“小地方大企业”，几乎都是类似同盟的产物。倪润峰与绵阳、陶建幸与泰州、张瑞敏与青岛，李东生与惠州，全都是这样的梦幻组合，地方大股东+创业型企业家=全国著名企业。但是，各地处理这类企业股权转让和管理权转移的方式，不尽相同。TCL成功改制，长虹先换帅后改制，海尔和春兰未改制也未换帅。而科龙和健力宝走了另外一条路子：换帅的同时，向外部出卖股权，管理层和股东全部换“外人”。

    据说，广东有关部门最近有一个意见，省属企业改制要模仿TCL模式。实际证明，佛山方式的效果并不好。科龙成了几代企业家的伤心地，成了外部资本的滑铁卢，也成了当地政府摆不脱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