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庭审纪实

      何帆
    2006年11月7日，顾雏军和另外八名同案人出现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故事的法律注解终于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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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日清晨，广东佛山气温低得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颇不相称。

    “顾雏军的案子？请出示旁听证。”佛山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庭门前的法警严肃地说，忽然笑了一下，“如果没有，就不用找了，今天不可能混进去。”

    “不可能混进去”的原因显而易见：旁听证上注有参加者的身份证号和座位号，身份证必须同时出示，而进入法庭，所有人都要对号入座。 一位律师接受安检时手机响了，“我在忙老顾的案子，其他事晚上再说。”

    尽管他的当事人也是将要出庭的一名被告，但他并非“老顾”的辩护律师。不论在法警、律师、徘徊在门外的记者还是佛山当地人口中，都无意间把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表述为“顾雏军”的案子，而不是“格林柯尔”或“科龙”的案子。

    2001年，顾雏军带着一个令人震撼的宏伟目标成为这个城市的座上宾，5年之后，他的产业梦想搁浅，本人沦为这个城市的阶下囚。巧合的是，前健力宝董事长张海，进入佛山比他晚1个多月，被捕比他早四个月，开庭则早5天。（详见本刊2005年第18期封面文章《佛山劫》）。


    否认否认否认

    第一审判庭内可容纳80人左右，坐在旁听席上的不超过60人，被告人家属坐在左侧，右侧是来自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全国工商联的人士，格林柯尔“幸存”的部分高管并没有获得旁听的资格。

    顾雏军的父亲顾善鸿也在旁听席上，全体被告人第一次集体出庭时，他身后的一位旁听者搓着手指激动地几乎站起来，而这位73岁的老人神态自若。扬州格林柯尔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顾雏军出资9亿元，顾善鸿出资1亿元，顾雏军在庭审时称，这笔钱是他“借给”父亲的。在被捕之前，顾雏军每个月都会给顾善鸿2万元左右的家用。

    顾雏军身着浅灰色运动衣，半敞着怀，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尽管并不显消瘦，看起来却几乎与顾善鸿一样苍老。这个略显消沉的第一印象从他在法庭上开口说第一句话时就完全被颠覆了。当法庭核对被告人身份并询问是否申请回避时，坐在最右边的顾雏军第一个被问及。“基本信息准确，我指的是年龄、性别、姓名、籍贯”，顾平静地说，“但对我的指控并不成立。”他看了一眼手边放着的稿纸，“我申请广东省法院、省检察院，佛山市法院、市检察院回避。”

    在全场震惊的目光中，顾雏军平静地阐述着他申请回避的理由，因为此前办案人员在提审他时曾暗示，“案子基本上已经定了，判多少年就看你的态度了，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考虑。”他据此指出司法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充满“文革腔”，自己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审判。

    回避申请被毫无悬念地立即否决了，但顾雏军不以为然，继续有条不紊地念着他写在稿纸上的辩护内容，甚至当审判长提醒要简洁时，他不忘轻声嘟囔，“不长，才15页。”这一黑色幽默在十分钟后最终被制止。

    在询问被告人是否认罪的环节，9名被告分别出庭，排在第四位的顾雏军直至下午3点50分左右才重新回到法庭上。顾雏军被控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报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四项罪名，对此，他不但全部否认，而且毫不掩饰对公诉方佛山市检察院的不满。当后者按照程序说“顾雏军，现在依法询问你几个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回答”时，顾迅速反击道，“希望你们真的‘依法’询问，因为你们已经破坏过法律。”

    在刚开始的陈述中，顾雏军的措辞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演讲，他自“接手科龙之初，外部市场竞争加剧，深陷价格战”讲起，过渡到“内部关系盘根错节，科龙已经沦为二线品牌，经整顿，到2002年空调成本下降了48％，冰箱成本下降35％”，最后总结说，“如果不是被过早地控制人身自由，2005年科龙的亏损会减少一半。”

    接着，他开始了自己的无罪辩护——这本应放在法庭辩论阶段，但顾雏军迫切希望将自己手书的15页辩护内容公布于众，甚至将公诉人和律师的提问也变成了发言机会。

    四项罪名中，挪用资金罪尤其令人关注，此前科龙电器向法院提起对格林柯尔追偿5.06亿元挪用资金。庭审中，公诉方宣布只对其中3笔共计2.28亿元提起公诉，但同时又新提出3笔挪用资金，共计4.55亿元，其中包括2002年和2003年挪用江西科龙和科龙电器用于注册江西格林柯尔和扬州格林柯尔的资金。再加上挪用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顾氏挪用资金共计7.46亿元，这远高于此前科龙电器提起追偿诉讼的金额，再加上其他罪名下虚假出资6.6亿元，虚增利润计3.3亿元，职务侵占4000万元，涉案金额总计高达17.76亿元。

    对于每项指控，顾雏军至少都会列举7项反驳理由，并多次援引公司法、会计法、合同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关于挪用资金罪，顾氏认为“应该是科龙电器欠格林柯尔4.78亿人民币，而不是格林柯尔欠科龙电器”，为了补充这一点，顾氏称，“毕马威报告可还我清白。”

    在法庭针对顾雏军长达三小时的询问中，顾氏个人陈述占用了大约两个小时，其间在公诉方四次请求审判长打断时，审判长三次提醒顾雏军，“说说提纲就可以了，已经照顾你了。”对此顾雏军态度恭谨，“感谢审判长，我会注意。”随后继续，语速不快，声音甚至还有些含混，却坚持不懈。

    偶尔，顾雏军念到某些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还嘿嘿笑上几声，当审判长数次提醒“顾雏军你严肃点”时，他肩膀耸动了一下说道，“笑一笑嘛，怎么就不严肃了。”


    德勤害我？

    在询问是否认罪环节，顾雏军终于将外界一直猜测的科龙与德勤的矛盾公布于众。

    “关于2004年科龙电器年报，德勤曾提出过A、B、C、D四个方案给我们选择。”顾雏军说，“我选择了最保守的D方案，董事会也通过了，但两天后，德勤突然提出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B方案。”

    按照顾的陈述， 2004年为扶持武汉和安徽两地的科龙经销商，在年底通过压货的方式科龙电器曾向上述两地的武汉长荣电器有限公司、合肥维希电器有限公司合计确认销售收入5.13亿元，当时科龙电器还有一笔7000多万元的对华意压缩的股权投资差额摊销，对于这两笔钱在账面上的处理方式，德勤提出了四套解决方案。所谓D方案即7000多万元的摊销入账，对5.13亿的销售收入不确认，而德勤不出具任何保留意见。而B方案则是认定7000多万元的摊销，同时对5.13亿有争议的销售收入给予确认。

    顾雏军称最初其强烈反对B方案，“请香港的律师和德勤方面吵了一架，但毫无效果。”律师告诉顾雏军，按照保守的会计原则，德勤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但从法律上却找不到漏洞。

    2005年4月5日，证监会调查组进入科龙，顾雏军曾向证监会求助，希望其出面与德勤斡旋，但证监会表示无能为力。直到2005年4月27日晚上九点，德勤仍未在年报上签字，科龙电器面临推迟发布年报的风险，这对风雨飘摇中的科龙和格林柯尔系意味的风险，顾雏军自然心中有数，他称因此“被迫妥协”。气愤不已的顾甚至在当时对下属说，自己接受了“城下之辱”。

    然而，妥协并没有给顾雏军带来现实的利益。德勤对估计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令存货跌价准备增加约4141万元，而应收账款方面坏账准备总额逾1.58亿人民币。根据这份年报，科龙电器在前三个季度对外宣称赢利2亿人民币后，全年亏损竟达6416万元。此外，德勤对科龙电器2004年的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理由是5.67亿销售收入的确认及2亿多元退货是否计提准备方面难以获得足够资料。加之离奇的亏损，科龙电器由此几乎完全丧失了投资者信任。德勤同时还给科龙电器重重一击：宣布不再出任科龙电器审计师，这使科龙电器雪上加霜。

    就在顾雏军在法庭上曝出此事后，德勤方面旋即对外发表声明：德勤也受到科龙伪造数据的蒙蔽，也是受害者。并称，德勤中国公司管理层对2004年科龙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体现了审慎的精神，借此向市场发出了科龙存在严重财务问题的信号。

    一些分析师认为德勤此举有为了安全脱身，并将风险与罪责全部推给科龙之嫌。顾雏军本人则有另一种解读，“是顺德区××集团在背后的推动”才使德勤釜底抽薪，目的是获得科龙集团的控制权。


    指证

    除了惊曝“德勤胁迫”外，顾雏军也公开表示前科龙总裁刘从梦不能置身事外。

    顾雏军等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担任科龙电器总裁的刘从梦，身处漩涡中心却安然无恙。他迅速与格林柯尔划清界限，并且以副董事长身份代行董事长之职，操刀危机公关。刘的外交官身份曾是科龙对外的一面“金字招牌”，部分高管并不称呼其为“刘总”，而是“刘大使”。海信接管科龙过程中，曾有传闻刘从梦变相阻挠海信重组科龙（详见本刊2006年第12期封面文章《收购科龙300天》）。 2006年5月9日，海信与格林柯尔股权正式转让协议签定后，刘从梦等科龙“看守内阁”向科龙电器董事会提出辞呈。

    顾雏军当庭说，“我从不和顺德区政府接触，都是刘从梦来周旋。”根据顾的表述，刘从梦是科龙权力链条中关键一环，顾氏许多决策都通过刘从梦执行，例如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和几笔重要转款。在被告人质证提出新证据环节，包括顾雏军在内的多名被告都要求刘从梦出庭。

    但是，对于同坐在被告席上的另外八人，顾雏军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他们。公诉人举证阶段，九人再次集体出庭，顾雏军将上衣拉链全部拉开，露着里面一件白色背心，神态更加不以为然，却忽然说了一句沉重但与前后毫无关联的话，“我的同事承受着巨大压力，我看到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快崩溃了。”

    当被问及前科龙总裁助理刘义忠的职权范围时，顾雏军有些不屑地说，“他有什么责任？尽管有时为了表功站出来说话，但他不属于公司高管。”顾雏军说自己在法院见到刘义忠时颇为奇怪，“他怎么也进来了？应该没有他什么事。”这些表面上对刘义忠轻蔑的评价让刘的律师喜形于色，并连续请求法庭一定要做记录。

    顾雏军在庭审中明确提到了佛山市、扬州市、证监会以及全国工商联许多官员的名字，他申请追加10人出庭，其中大部分是上述官员，顾表示其中有人可以证明：“大股东占用资金是很普遍的现象，还上就行了，不用追究刑事责任。”与其他被告不同，他没有由律师代为宣读追加证人和证据的名单，而是坚持自己向法庭陈述。

    “老顾似乎曾经具备调动各种主流资源的强大能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像。”一位接近顾雏军的人士评价，“当幻觉消失后，他肯定会反思为什么看似如此坚不可摧的保护伞轻易就土崩瓦解了。”


    同案中人

    与顾雏军一同出庭的还有八人，在这起案件中，每个人的表现、供诉、申辩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命运。

    在接受单独讯问时，科龙电器原执行董事张宏第一个出场。张身形消瘦，声音略带沙哑，语速很快。他坚称自己“什么都没做过，什么都管不了”，自己所从事的涉案行为都间接经过了顾雏军的授意。

    第二位出场的严友松曾任科龙电器董事兼副总裁。他与张宏都是早期追随顾雏军在江西开疆拓土的大将，张宏身兼江西格林柯尔和江西科龙两家公司董事长，严友松则主管科龙电器华东六省销售大权。他在庭审中表示自己是“被利用者”。对于敏感问题，严友松同样以反问的形势绕开。

    刘义忠曾任科龙电器总裁助理，神情最是无所谓，他强烈要求刘从梦出庭作证，称自己“只是个跑腿的，现在成了内部斗争的牺牲品”。科龙电器原财务副总监晏果茹在顾雏军之后出庭。他的庭审表述与顾雏军所称的“德勤胁迫”基本吻合。

    原任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部长的刘科是九人中惟一当庭承认指控者。他承认自己参与了其中部分虚假销售行为，当天即有媒体大肆渲染“刘科成为当庭认罪第一人”，但实际上，刘科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刘科的表现对于确定顾雏军的主犯身份有重大意义。张细汉是惟一的非科龙员工，他曾任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他据此认为自己主客观都不具备犯罪条件。

    曾俊洪是本案中最后被追加的被告，在庭外一名格林柯尔系员工认为他“运气不好”，没有躲过这一劫。曾认为自己“冤枉”，他任原科龙电器监事会主席、科龙采购中心总监。他当庭推翻了此前在审讯笔录中的口供，扬州经济开发区财政局以“科技发展奖励基金”的名义划转给扬州格林柯尔4000万元，曾俊洪在审讯中说这笔钱是“老顾想挣一些好处”，在庭审时翻供称，因为侦察人员诱导，不这样说对方就认为自己态度不好。

    姜宝军曾任科龙财务督察员，后来成为名义上的首席财务官，但科龙并未就此人事任命发公告，姜据此认为自己不应也没有能力承担太多责任。姜宝军是惟一罪名与顾雏军同样多的被告，他承认了其中的挪用资金罪。但是，他强调在财务问题上，刘从梦和原财务总监李志成比自己有更大权力。姜是所有被告中惟一仍称顾雏军为“顾董事长”，刘从梦为“刘总”的人。退庭时，其妻子泪流满面地追到出口，在被法警拦住时顿足失声痛哭，“快15个月了，多看一眼都不行吗！”一直彬彬有礼的姜宝军神色恻然。

    休庭的时候，顾雏军首次环视了一下旁听席，抿着下唇，目光却并没有在家属一侧停留，反而多打量了右侧几眼，那里坐着的几乎全是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