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破郎咸平，爱护郎咸平

郭宇宽

　　郎咸平的走红和他所引发的争议，说明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可喜的进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再不能让少数人“摸着石头过河”，决定我们何去何从。有困惑的地方，应该让争论打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考之门，用全社会的智慧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争论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需要很多郎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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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要承认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一直对郎咸平怀有好感，曾经多次向朋友们推荐过他的文章；2004年我还在编务会上提名支持他获得《南风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郎曾有一次和长虹赵勇的公开对质，我还给搞大学生辩论赛的师弟师妹们推荐过，作为急智反应的学习案例。在我看来一个会计学专家如此关心国事本来就值得鼓励，而且如果看郎咸平单篇的文章或者言论，他的话语中常常有片言只语的闪光。大概正因为如此，这几年郎咸平风头越来越劲，网上提到他必言“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深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的经济学家”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后面跟贴必是骂声一片。

　　但有趣的是这位“经济学家”，越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我听到的对他的评价越是低，尤其在金融学界，简直有“礼法之士，嫉之若仇”的形势，如果说同行是冤家的话，金融学教授看不起他就算了，跟他没什么过节的金融学专业毕业学生也大多看不起他，本科生里恐怕还有一些郎咸平的粉丝，我认识的各校金融学博士有这么二三十个，印象中没一个对他是正面评价。

　　这让我也对他更加感兴趣，我把他作为观察中国当下社会形势和思潮的一个样本，一认真起来，把他前后的言论都放到台面上，你会吃惊的发现他的逻辑思维如天外飞仙毫无一贯性，如果不是背后几个不同的人在操刀，郎咸平只能用无厘头来形容。这让我对这个人越来越好奇，后来有机会两次跟郎咸平作范围非常小的坦诚交流，让我大跌眼镜，也终于搞明白了：“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肚子里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和一些我比较信赖的学者，包括与郎咸平非常熟悉的人的交流，印证了我的一些判断。近期也陆续有几个朋友，有与我类似的困惑，向我打听请教，我想有必要把我的思考系统地和大家分享。


　　郎咸平的几大罪状和我的看法

　　网上看到和我听说的对郎咸平的严厉批判大概有以下主要几类，大多我都有所保留：

　　第一，抨击他“私生活糜烂”，这点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舞台上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个讲道理的话语环境，只要他没有拿纳税人的钱花天酒地，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自由和个人的道德取舍问题，他的前妻都没有站出来骂他，别人没有必要愤愤不平，而且以这种理由来批评郎，他根本不会介意，反而会以为光荣。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明知我是一个记者，在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媒体人，他却能毫不扭捏地跟一个连做他的女儿都嫌小的浓妆女孩亲昵，而且毫不避讳地要那个女孩去酒店房间等他。我后来知道这样的女孩他身边有很多，有些道学家先生要是觉得这就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那就错了，郎咸平在这方面是刀枪不入的。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爱把妖娆美女称作花瓶，其实一些郎咸平这样心理素质上天赋异禀的男人才是花瓶，尽管自己是个瓦罐，却总是插满鲜花给别人看，而且换得很勤。换个角度看也许恰恰是郎咸平充满激情和雄心的表现，往阳光方面解释可以说他热爱生活。他不避讳在一个记者面前泡妞，至少说明他在某方面是坦诚的，比一些台上讲三个代表，台下包二奶的人要强。

　　第二，抨击他“伪造经历，无耻地自我吹嘘”，这点我有些不同意。

　　曾经有一个海归金融教授愤愤不平地对我说：郎咸平整天胡吹他如何牛，你们新闻界怎么就没有人去美国纽约金融界和沃顿调查一下郎咸平的老底呢？我问他，你经常去美国，他的老底你可以写出来呀，他瞪了我一眼：“我怎么能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呢。”我开玩笑说：“你搞金融学的都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们八杆子打不着，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郎咸平确实是一个很能自吹的人，比如他在澳洲的演讲就自我介绍：“我在美国，混得还可以啦。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在学术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地位”。最遗憾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竟然没有办法亲自参与。一九九四年之后，抛妻弃子，放弃一切，包括美国的国籍，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2000年之后，正式踏入国内。我的一生，错误不断，但是这件事情，可能还算是比较正确的。”他在美国或者台湾是绝对不敢这么吹牛的，或者在美国学者和台湾学者面前也不敢这样吹牛，但在不了解他背景的人面前，比如到了大陆吹起牛来胆子就变大了。一个助理教授把自己吹成是教授，假如在学术界应该算是学术腐败，不过鉴于郎咸平一直把自己标榜为“和主流经济学家划清界限的民间斗士”，所以遗憾的是，我们恐怕不能用主流学术界的标准来要求他。而且郎咸平一直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业品牌来打造，平时做些夸大宣传也是可以理解的，俗话说：英雄不问来路么。

　　第三，抨击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和利益集团勾结”，这点我不完全同意。

　　有些对郎咸平了解的人，知道他和一些金主的利益关系，他的一些貌似特别有良心的公共言论，和这些金主的商业利益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有一些明眼人已经看在眼里，并在网上抨击过他。有所保留的是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把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是一种文革作风的残余，如果不能从道理上驳倒一个人就不要拿别人的动机说事儿。

　　不过让我反感郎咸平的是，他自己却总是拿道义的帽子扣别人，比如他经常高调地把张维迎他们称作“无良学者”，他所抓住的把柄就是人家当了企业的独立董事。在我看来：这方面张维迎就算有千般不该，你郎咸平有什么资格来说？你以讲课费的名义捞钱比张维迎当独立董事捞钱高明在哪里？我一向的观点是，任何人都有被代言的权利，但干净的做法应该是公开的，比如一个律师拿了别人的代理费，就该理直气壮地为别人辩护，明明有直接利益关系，却故作公允状，装做为公共利益状，反倒让我觉得恶心。从这点上讲，张维迎虽然作为一个纯粹学者来要求，近些年他在学术上有些不争气，但人家在大陆的体制内不失为一个本分尽责的管理干部，比郎咸平要干净得多。

　　我对郎咸平的揭露没有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这是出于我的基本操守：如果没有得到跟郎咸平关系特别密切的人的授权，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会写出来。只是当他四处标榜他的“良心”，并让一些公众着迷时，有人出来为社会略尽预警义务是必要的。拿郎咸平在仰融案和对待海尔，TCL上不同态度、观点仔细比对，很难不感到奇怪：此人怎么自搧耳光都不脸红？有奶便是娘，无奶便先咬一口，毫无操守可言！在我看来，公开拿别人的钱，当别人的董事，再帮别人说话，并不可怕。貌似为了公共利益，打着良心的旗号，暗地里做一些金主的传声筒，或者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四处恐吓再四处收保护费……那才真是败坏社会风气！

　　第四，“思维混乱，不学无术”，这点我也不完全同意。

　　确实，有的时候，比如他拼凑几个数据，告诉你他研究出来一个重大成果：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民营企业。你简直怀疑他是在哪个克莱顿大学学的经济学。受到明眼人批评以后，他又自我矫正：“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说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也是满嘴里跑火车，他强调他的学术成果是“千万不能过早搞民主”，他警告大陆人“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没过几天大概又忘了自己说过的话，称没有过早实现民主的大陆“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出语惊人却毫无逻辑的人，居然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说明美国确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今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五洲酒店的咖啡厅聊天，除了我和郎咸平，还有三个人在场，当时我对他已经很不佩服了但也还保持礼貌。我们聊到他的一贯观点：“中国眼下需要的不是什么民主和新闻言论自由，需要的是严刑峻法！”我很客气地请教他：“如果没有一套公众参与和社会制衡的系统，靠谁来制定严刑峻法呢？怎么保证严刑峻法就符合社会的老百姓的利益呢？”他变得很不耐烦了，要跳开话题：“你连胡温都不相信么？中国搞民主是没出路的，必须靠集权，政令才能出中南海。”我说：“看好胡温是一回事，倡导中国要朝更加集权的道路走是另一回事啊。”他愣了一下很高傲的回了一句：“历史上大国崛起靠的都是专制，这是我的学术研究。”大概觉得我不是搞学术研究的没资格跟他对话，我也不客气了：“郎教授，你假如对这几千年专制给这个民族人民带来的痛苦，没有一点基本的认识，你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什么什么基础上呢？”我眼看着他愣了大约有10秒钟，脸涨得通红，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他没有再回应我，把茶杯重重的往桌子上一砸，茶水四溅，居然摔椅子拂袖而去。

　　但是据我的了解，说郎咸平完全不学无术，也是不客观的，在他没成名的那些年头里，他是非常勤奋的，确实在学术刊物上发了不少文章。也许因为美国不光看发表文章来评价学术成绩，他在美国始终没有进入学术主流，混了多年，教授也没评上。但这不能否认他在微观金融方面的知识确实是合格的，如果不谈为人师表的问题，他大概在中国任何大学当一个会计学教授都是称职的，我甚至向不少人推荐过：把郎咸平的专业知识，用于当一个记者，他肯定是中国财经记者里最优秀的。但是上升到更宏观的社会科学领域，他则表现出素养的欠缺。他骂起张维迎，顾雏军来挥斥方遒，所向披靡，那是因为他相当懂得捡软柿子捏的道理，他选择的这些对手要么胆色不足，要么底气有亏，可真要碰上和他认真讨论问题的，他就像个纸老虎，一指头戳一个窟窿。一位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跟我提起郎咸平，他的评价是：“this guy has low moral standards. He is an opportunistic person with no principles.”（这家伙道德水准低下，是个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我和这位教授经常交流，他是个地道的君子，平时非常温和幽默，我从来没见过他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形容一个人。郎咸平是聪明的，他很明白什么人是能欺负的，因而从来不敢招惹那种真正有学术地位的人的。那位美国教授说起郎咸平直摇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这位先生实在看不过去郎咸平的胡说八道，写了篇文章批评其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理论和逻辑混乱，结果没想到我们的郎教授，居然嬉皮笑脸私下向他讨饶：“求求你老兄，别这么较真嘛”。可就这么个人，一转眼就能公开吹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


　　警惕郎咸平式的劝进表

　　目前人民群众心目中郎咸平最大的功德就是“敢说真话”，此话不完全错，郎咸平确实说了一连串真话，“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其实你到上访村去随便找个人聊聊，或者听听北京出租车司机的言论，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但郎咸平平台高，嗓门大，又是一个“独立学者”，有人包装推广他，声音传得就远了，自然叫好不断。如果听他说这些话以为郎咸平是心忧黎元，感念苍生疾苦，或者以为他真心痛恨腐败而生敌忾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说了一堆苍生疾苦挺痛快，你且慢被感动，郎大学者再往下说就不对味儿了，人民日报现在都不会这么赤裸裸的说肉麻话：“要树立胡温新政”；“要开明专制”；“要严刑竣法”；“政令要出中南海”，他变着法儿其实就说一个意思，中国当前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专制的不够，集权的不够，领袖权威不够，这是给中国问题开出的最歹毒的药方。稍微了解些历史的人都知道，所有想当皇帝的人都最爱听这种话，这也是郎咸平嗓门这么大的“说真话”，而料想绝无被封杀之虞的不传之秘。

　　中国老百姓痛恨腐败痛恨了几千年，留美博士郎咸平给出的药方就是这个千年古方，如果专制，集权，严刑峻法真能解决腐败和公民权利的问题，秦始皇或者朱元璋的时代早就建成社会主义了。如果不对这种言论怀有警惕，中国老百姓就像无数次的历史教训一样，很多识别力不高的人常常是被人卖了，还拍巴掌叫好呢。

　　郎咸平的这些言论整体对照起来，我发现和历史上上劝进表的行径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上上劝进表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缺乏廉耻的小人，窥测上意，伺机进言，这种劝进表文体格式和郎咸平的言论对照起来看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明明是寡廉鲜耻的投机非要表现出一番忠肝义胆：

　　先要渲染一堆车轱辘话，群奸窃命，民不聊生，纲纪荡然，伦常崩丧，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总之“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往后就要论证一番，天生蒸人，树之以君，天命未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总之古往今来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老百姓不适合搞民主，不树新君，立君威，则天下不宁。最后的落脚点就图穷匕首见，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大声疾呼，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浃辰，则万机以乱，要老大俯顺民意，早正大位，立威天下，四海归一。

　　一般劝进表总要呈上三遍，前两次按礼仪总是要被退回，而且要装模作样一番、逊让一番“何德何能，窃次大位”，劝进的人就要更加奋勇地“说真话”，慷慨激昂，指天划地，“耿直”进言，乃至涕泪横流，通常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会“勉强”同意，龙袍加身。

　　这种劝进表其实是顶着“说真话”的名义把自己的廉耻货与帝王家，可以写给曹丕，或者朱棣，或者袁世凯，必得厚赏，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有些担心，听一个跟郎咸平关系不一般密切的人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知道么，郎咸平被某高官秘密接见了，受到高度赞赏，不日将进中南海讲课，后来他还告诉我，郎咸平要被中纪委特聘为高级顾问云云。

　　庆幸的是胡哥温哥毕竟知道世界文明的潮流，没有像郎咸平想像的那么低级，压根就没有理会郎咸平紧锣密鼓的高调拍马，这点上我相当欣赏胡温。今年两会上温家宝先生答中外记者问，坦言：“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小胡先生在耶鲁的演讲也连着提了十几个民主，向世界表白中国领导人的认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些明确的表态简直就是劈面抽郎咸平耳光，想借反腐败的名义来呼吁集权，否定民主进而逢迎上意，可谓不识春秋大义，是认错了主子，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不过郎咸平唾面自干的勇气倒是惊人，硬挺着不认错，还好意思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一直是正确的”，这点上还真让人不得不佩服。我看郎咸平把廉耻货与帝王家的努力，在台湾没人理，在美国没人理，在香港没人理，在大陆也不会有好结果，除非再奋勇跑到北朝鲜去忽悠，在他有生之年大概是没戏了，也许为一些有钱人卖一卖还大有前途。就这样我相信他也注定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对那些金主们的价值也在下降，综合他的学术底蕴，生活状态，品格操守，借用证券业的术语，此人“基本面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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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要爱护郎咸平

　　并非一个坏孩子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坏事，我至今也认为郎咸平获得2004年《南风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是应得的。当国有企业的改制在黑箱中操作，这是涉及转型正义的重大课题，学界几乎万马齐喑的时候，郎咸平的果断出击，挑起这个话题是有很大社会意义的。很多人看不起郎咸平投机，其实投机是需要很大胆识的，他投机仰融案就失败了，投机顾雏军案就大大赚了一笔，很多地方能看出他有一种敢赌的魄力，即便做个泼皮牛二也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我一直认为除了道德评判，一个社会需要大量的投机者，这些人能起到鲶鱼效应的作用。

　　尽管有很多人其实观点见解比郎咸平高明得多，可是或怯懦，或矜持，或沉默，或暧昧，浅言辄止，欲说还休。这时候郎咸平的嗓门显得格外高亢，尽管他的观察和结论很多地方都经不起推敲，也依然是有功劳的。我打个比方，一家人的厨房失火了，可这家人家庭不和睦，大家都在赌气，谁也不吭声，眼看火就要越烧越大，这时一个不相干的闲人跑过来，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开始满世界大声嚷嚷“这家人卧室起火啦，死了好多人啊，赶快泼汽油来灭火呀！”这一下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一看确实起火啊，大家开始研究灭火方案了。尽管这时候有人会说：这小子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厨房卧室都分不清；泼汽油能灭火么？什么居心？是不是想趁火打劫啊？但别管人家什么居心，客观效果上不能否认凭他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就该给他记一大功。

　　我一直以为：在一个社会，老百姓已经掌握了基本阅读能力以后，哪怕再混帐的言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对一个社会的有益补充，再“别有用心”的言论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充分讨论的空间和氛围。说话的人不好好讲道理，大众焦虑到没有聆听的耐心，甚至有的势力根本就不让人说话，或者不让人说某些话。前不久又一个年龄不小的台湾人，看了我的文章，不知怎么找到我，连着给我写了几封长信，批评我否定文革是中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和一些怀恨毛主席的右派分子的毒；说我这样受片面教育成长起来的大陆年轻一代理解不了文革的伟大情怀和重要意义云云。我一开始还和他讲道理，讲着讲着后来发现实在跟这样一个人讲不通，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我真希望这位老兄，能在大陆公开讲讲他的道理，这会激发更多人的思考。我相信即使一种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混账也该有表达的空间，它代表一种思维和认知方式，把它公开展现出来，让社会公开讨论，可以推进我们的社会认识更加深入，拿文革来说，有人讨论，就会有奇谈怪论，但这总比一片沉寂，让年轻一代彻底遗忘要好。多有一些混账的言论，反而会增强一个社会的免疫力，公共理性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

　　而且我不喜欢一些学者一提起郎咸平就说他“爱作秀，善于利用媒体”，这种话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每一个知识分子除非他自己都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思考有公共价值，否则他都具有公共性的一面，需要有公共姿态的一面，从广义上讲几乎所有人都需要作秀。假如你自信自己的研究思考有公共价值，而你对郎咸平式的人物蛊惑民众又有所忧虑，你为什么不努力表达呢？是担心你自己讲道理讲不过郎咸平么？如果这点自信都没有，你不妨效仿一下从小口吃的古希腊先贤德摩斯蒂尼。

　　前面我说过，郎咸平话语中常常有片言只语的闪光，他有一段话，尽管他的本意是用来攻击他的仇人“主流经济学家”的，而且这段话从一个呼唤集权的人嘴里说出来非常反讽，但它本身意思是对的：“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

　　郎咸平的走红和他所引发的争议，说明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可喜的进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再不能让少数人“摸着石头过河”，决定我们何去何从。有困惑的地方，应该让争论打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考之门，用全社会的智慧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争论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需要很多郎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