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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总设计师发出改革开放的号令，剩下来的就是行动。
我们从80后的孩子对于1970、1980年代中国所有事物恍如隔世般的极度陌生，便可以感受到我们已经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大众来说，同样陌生的，是以不懈的努力促成种种演进、改良和革命的那些幕后推手。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许已经如日中天，但是在大众视线里，在他们的奋斗结出的硕果面前，并没有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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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改革30年系列报道三：三十年幕后推手
同治年间，丁日昌认为中西接触之扩大是千载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认为西人东来侵略是三千年来之大变局，王韬认为是四千年来之大变局；光绪年间，曾纪泽认为是五千年来之大变局，张之洞则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前所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警觉到，巨大的世变正要降临中国。紧随着这样的认知的，是诸多重要观念的出现和与之相应的行动：有了主权意识和自强观念，自然就有了操练西洋枪炮、建立兵工厂、制造轮船这些紧迫的行动，有了江南制造局和北京同文馆的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有了李鸿章的设立技艺一科取士的主张，有了“利益均沾”和“治外法权”的讨论，有了对于国际政治“均势主义”的清醒认识，有了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的议论、酝酿乃至短促的推行。这一切的背后，皆有一世俊杰的推波助澜和意见领袖的大声疾呼。
1978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怎样沉甸甸的变局，我们记忆犹新。历史在这一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震荡。波及诸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终结了“文革”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和长期的锁国政策。壅塞在国人脑子里的意识形态的水泥敲碎了，朝向世界的窗口打开了。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从极度异常的状况中，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回到世界的主流轨道上来。
学者丁学良认为，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在邓之前，有的改革家比他更开放，但是他们的政策延续不下去；有的地位比他更高，但没有实权，比如光绪皇帝；有的做事比他更激烈，但地位比他低，对全国没有全盘的影响。”今天，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总设计师发出改革开放的号令，剩下来的就是行动。
我们从80后的孩子对于1970、1980年代中国所有事物恍如隔世般的极度陌生，便可以感受到我们已经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大众来说，同样陌生的，是以不懈的努力促成种种演进、改良和革命的那些幕后推手。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许已经如日中天，但是在大众视线里，在他们的奋斗结出的硕果面前，并没有他们的身影。
这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也不可能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这些人物，捕捉到时代的一些关键节点。
1979年，“文革”中被打倒的杜润生调回农委，这时他已经66岁了。在中央意见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杜润生起草了为农民包产到户力争的75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一锤定音，明确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的合法性。没有这一系列的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不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中央党校教授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群体，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我们看看中央党校的两份杂志发过的三篇文章，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重要的舆论高地：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0年，《学习时报》发表了《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江泽民指示将此文复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参阅；2007年，《学习时报》又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
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抛出“计划”和“市场”二重唱，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这些激进的观点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悉数采纳。
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保育钧潜心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竭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奔走呼号，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胡舒立不是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独家刊发的。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奇迹，最终会由一位瑞士外交官一手创造。没有乌利·希克这位“贵人”暗中相助，没有中国艺术家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集体亮相，中国艺术不可能这么快就在国际上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
“形象比金钱重要”，不符合姚明形象的广告，姚明的经纪班子“姚之队”都会拒绝。姚明的形象是如何定位的？约翰·海金格加盟“姚之队”后，推荐芝加哥商学院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他做市场调研，完成了500页的机密报告书。根据这样一份深度调研，“姚之队”在姚明登陆NBA之初，将“姚明”一词定位为：一个球技精湛、朝气蓬勃并且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新青年。也许，姚明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他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们无法低估“姚之队”付出大量心血的周密决策和他们对于维护姚明形象做出的贡献。
熊晓鸽，早年的心愿是做一名新华社驻外记者，“代表一个国家去采访”，结果阴差阳错地成了风险投资家，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掌控着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亚太区20亿美金的资金，并将其中的大部分沉淀在中国。
王中军与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拍摄《大腕》、《寻枪》、《天地英雄》、《手机》、《可可西里》和《功夫》，与寰亚合作拍摄《天下无贼》、《夜宴》和《集结号》，作为一家民营影视公司，华谊兄弟无疑是推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一支生力军。
王志纲通过一系列的策划帮助今天的中国首富杨国强挽救了他当年最头疼的项目——顺德碧桂园。十多年过去，王志纲的策划事业越做越大，开发商坚信自己不但从他那儿买到了方案，更买到了方向和信心。
除了这些人，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人的名字，比如1994年隆重推出“魔岩三杰”的张培仁；比如一些民间出版人，没有他们的智慧和能量，某些出版社可能会被仓库里的积压货压死；比如越来越壮大的NGO，他们推动的往往是被社会忽略不计却又异常重要的事情——环保，艾滋孤儿的救助，等等……
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 蒯乐昊
三十年幕后推手·杜润生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杜润生
再过一个月，就是杜润生老先生的95岁生日了。在他的90岁生日那天，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庆祝会，老爷子发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老年精神生活的总结和理想，可惜夫子没有活到更久，没能道出一个9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怎样的情怀和思考。
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这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润生本人就出生在破产的富农之家。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邓小平曾转述毛泽东当时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
发愁粮食吃不完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载光阴，但杜润生“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与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润生相比，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首先是一个生产大发展运动，组织一支农业生产大军，发展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15年超英，30年赶美。英国是地球上的富裕中农，美国是地主富农”。
杜润生记述说，“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于是，包括杜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找了去，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1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最后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
同样负责农口工作的廖鲁言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而杜润生则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
为此，杜润生自己专门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复出时的杜润生如此解读时代的风标。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的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为杜润生老先生整理过自述录音的学者高王凌说，这是首次听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你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是杜润生弟子，也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眼中，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正是杜的圆通和协调，促成了75号文件以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亿万农民面前。
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是经济学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
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
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至今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这五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长期不变”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杜润生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声的晚年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支持我们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周其仁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那段举国上下朝气蓬勃的改革岁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一生与农村问题结缘的杜润生，在复出农口后的第10年，正式退了下来，那一年，是1989年，先生76岁。
曾经跟随他的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已经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但中心仍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20年来，老先生坚持着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这个办公室，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也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90岁以后，杜老渐渐失去了听力，这位曾经对农村历史发出过洪亮声音的老人，晚年独自沉浸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之中，所有交谈都需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下中国的阅读、观察与思考，他思维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中央党校教授：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安库雷
三十年幕后推手·中央党校教授
作为一个群体的党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中共中央党校
“四不主义”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学系教师王贵秀路遇中共中央党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党校简直呆不下去！当时距文革结束不久，北大也是“余孽很厉害”，王贵秀“憋了一肚子气”。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见到这位朋友，朋友说：党校变了！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开了近一个月的整风会议，创办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第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并发动党校808名学员，讨论路线问题。
“他白天晚上都干，一个礼拜有五个晚上就住在党校里，有两天回富强胡同6号，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为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时任《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沈宝祥回忆。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发表在《理论动态》上，文末标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报刊发此文，真理标准问题的举国讨论由此展开。
按照其女满妹的说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党校建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加速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为胡耀邦，中共中央党校本身也种下了思想解放的传统。
党校1977年9月正式开学，一期808名学员分为高干班、中级班和宣传干部班，在宣传干部班学习的原空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董润民曾回忆，开学后不久，他汇报思想状况时提及，学员们讨论时不敢讲真话，怕“说错话”，“过去有人讲话被记录下来，结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余悸。”
这时胡耀邦说，“三不”之外，还得加上一条，讨论不记录，不附加小材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原是中共防止党内政治生活无限上纲而提出的主张，胡耀邦加了个“不装袋子”，将其落实为“四不”。
“你来学习，你的发言什么的，没有任何材料带回去，谈完就完，这已经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不成文法了。”沈宝祥说。他记得，1979年，成都军区参谋长就在党校批评毛泽东，“那时候中央还没有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通过）啊，大家都很紧张，而胡耀邦的态度是，不发动大家讲，也不阻止大家讲，讲完就完。”
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1979年，全程参与了中央理论务虚会的王贵秀从北大调到了中共中央党校，他还记得1979年1月18日，务虚会第一天，周扬带来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不设禁区，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个民主的气氛。”王说。
1986年，为准备来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了不少当时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同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也成立了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王贵秀是参与者之一，“我们的层级低多了，但当时叫‘平行作业’，中央也不鼓励两个组过多联系，而鼓励各自研究独立的方案。”
“中央组”下设的办公室与“党校组”在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上还一度有过分歧，前者相信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进行，后者则并不这么认为。
3年多以后，“中央组”宣告解散，而“党校组”则以“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样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宝祥在1996年参与创办了《学习时报》，关于报纸的言论尺度，他提出，一要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独立思考，就算你对，我也得明白为什么对，一创造，就有花样了”，二要积极地把握好度，“明确规定的东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违规，思想必须放开，不然，不是在浪费青春吗？”这位75岁的老人说。
分管《学习时报》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对沈宝祥也有过类似表态：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2000年，《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泽民对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复制发政治局委员参阅。
2007年，“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对我说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觉得好就登了，作为党的干部这么多年，你应该主动考虑：怎么样才是为党好。”
对学员，有三个“不要低估”
“文革”后中共中央党校复校，中共开始确立地厅级以上干部定期轮训的制度，据党校一位教授介绍，党校早期有进修、培训、理论三大部。
中央机关、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必须轮流来中共中央党校进修，“中组部统一安排。比如一个省13个常委，都排好了，你什么时候去都知道的。”
培训部则主要是培训中青年干部，学制也比较长，一般是一年，有知情者曾对媒体说：“中青班培养后备干部，‘备’到哪一级的都有。”
进修部和培训部属干部教育系统，而理论部则在后来发展为研究生院，和普通高校一样招硕士生和博士生。
在中共中央党校，每周五都有报告，主讲者至少是副部级官员，“让大家知道中央各部门很多的情况，以及方针政策，一个学期下来少说也能听十几次报告。”这位教授说。
谢春涛教授1988年来到中共中央党校，总体感觉是“（教学）压力越来越大”，“学员越来越年轻，层次也越来越高，1990年代中期还有学员是工农兵大学生，到现在，有的班甚至研究生就超过一半。”
党校研究室曾业松教授对“压力”有一个具体的诠释。“全国县委书记县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安排他讲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备课期间他和部分县委书记交流，有的书记明确表示怀疑：你一没当过书记县长，二没直接从事过县域经济方面的工作，能教我们？
为了“过关”，曾业松一方面大量阅读资料，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组织参与教学的有关专家反复研讨，经过一个月准备写成讲稿，做出课件，后来又进行试讲并广泛征求意见。
“对这些官员，也是学员，有三个‘不要低估’。”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不要低估目前中国干部的能力，多数人堪为政治精英；不要低估中国干部的思想解放程度，（这一点）甚至不亚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因为“关起门来讨论，没有条条框框”，他发现，很多社会上、知识界仍在争论的问题，地方早就按照解决了。“比如国企改革，现实工作会让他们觉得，该卖就卖，一争论，事情就耽误了。”
吴忠民没有继续阐述第三个“不要低估”，但是他提醒，中国党政干部对政治制度改革推进的愿望非常强烈，“下一步就是现代理念的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渐进式改革对所有群体都影响很大，党校教授有这个便利条件，可以把改革对不同群体的影响进行集纳和总结，”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的赵杰博士分析，“来党校学习的干部带来了特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主张与需求，执政施政方面的信息，同时国企干部学员还能带来他们对中国经济变革所了解到的信息。”
此外，从1992年十四大起，中共中央形成了党代会前到中共中央党校吹风的惯例。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了报告，论述了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前，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央各部委和省市一把手悉数参加，1997年的“5·29”讲话，江泽民为“公私”定论，公有制实现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2002年的“5·31”讲话，也被认为有重要意义。同样，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6·25”讲话，也被广泛解读为给十七大报告定调。
公信力最佳
从微观角度看，中共中央党校确有多人被认为具体地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一位副校长就曾在十七大前对相关课题做重点调研，并两度向高层汇报；过去几年中，党校也曾有教授走入中南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
但从宏观角度看，作为一个群体的党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谢志强看来，党校教授首先可以影响的就是作为决策者的学员，“影响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在课堂上讨论执政方式，不需要有结论。”
他提及的另一途径则是《思想理论内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每期只印200多份，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办、国办等单位，“我们都叫它‘直通车’。”谢志强教授说。
据说，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和中共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是高层领导最喜欢的两份内参。《思想理论动态》的定位是“依据党校特点，着重反映党校系统学员、教员的学习和调研情况，反映他们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服务”。这份内参要“重点办好”的栏目则有：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动态、领导干部思想政策建议以及国内外重要思想理论书刊评介。
曾业松教授还负责党校《思想理论内参》编辑工作。2007年，曾业松先后在《思想理论内参》发表他主持的课题研究报告，《八百名县委书记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县委书记关注的问题》等都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一位副总理在批示中明确指出调查报告“很有见地”，“对我们研究农村政策，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很有参考价值”，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吸纳”。这正是曾业松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课题研究的成果。
每次党代会、全会前，中央党校教授都是记者们的追逐对象，而每次党代会、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又会成为地方讲座与培训的邀请对象，负责阐释与解读中央精神，“毕竟是干部培训，中共中央党校公信力最佳，但我们也是文责自负。”吴忠民说。
高尚全：经济政策研究工作的长征 陈彦炜 吴永熹
三十年幕后推手·高尚全
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是他的长项，也是他的长征
高尚全
“如果否认改革，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高尚全的话语异常坚定。在政治语言的字典里，“改革”词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与这位79岁的长者紧密相连。
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高尚全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直接参与和推动了这个泱泱大国的改革步伐。
名校科班出身的他离开校园即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专职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这是他的长项，也是他的长征。
高尚全喜欢观察现象，并且善于将现象与改革相联系，他能够从1956年某一个工作日内入住一机部招待所的人数入手，将这个狭小的空间放大到全国，从而得出企业没有自主权的著名论断。这一年的12月6日，《人民日报》二版即刊登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显然喊出了很多人压抑良久的心声。然而，就在这个字字千钧的标题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显要位置的当天，批判的大字报刀光剑影般现身城市街头的每一个角落。高尚全在这个令人惊悚的节骨眼上差点被打成右派。
1982年，高尚全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领导工作。正是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四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积极性上去了，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自然节节攀高。中国改革肇始于农村，从一项中国农民自发的创造开始，并以一种极为直接和根本的方式呼唤和要求城市改革。城市不改革，市场不开放，丰收的农产品没有地方销售，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真正兑现，城乡之间就无法进行农产品与生产资料的交换。这一需求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了出来，也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上了议程。1984年，高尚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被写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这一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又一次抛出自己的“计划”和“市场”二重唱，并且突出了“企业”的位置。高尚全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这在当时已是相当激进和前卫。
所幸这些观点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悉数采纳，在执政党最高级别的会议文件里被正式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改革的步伐却明显加快。1993、1994年是我国改革史上举足轻重的两年，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的决定，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目标，开始施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然而，在1993年，正要如火如荼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尚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概念。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劳动力市场概念，“既然我们承认劳动力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承认它在各个生产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怎么能让其它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单单劳动力不让进入，还怎么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呢？”高尚全的提议被吸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在高尚全眼中，企业所有制形式和价值分配方式一直是个焦点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他最初关注的企业生产积极性问题，也就是“效率”问题，不可分割。1997年，他参与起草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建议，经过高层审议，这些建议被十五大报告吸纳。
2000年，他又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提出要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这个论断甚至催生出经济管理学领域的一个全新研究方向。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弊端逐渐显露，而被人们质问最多的是，这风云激荡的30年似乎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兼顾不够。作为一个激烈的改革派，高尚全对“效率”的追逐难免被人诟病为牺牲“公平”，反对者往往抛出基尼系数、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广受争议的问题作为杀手锏。对此，高尚全的态度很明确：改革的成果不容否定，关键是怎么分析问题。“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一个是有效地更好地创造财富，一个是更好地实现公平，使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优先或者公平优先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仍在中国继续，而且从未停滞。高尚全对于改革的呐喊也不曾停滞，年近耄耋的老人如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的任上继续前行。
胡舒立和新闻专业主义 林北方
三十年幕后推手·胡舒立
对于她认为没有分量或者不专业的报道，她会用“瞎说乱写”来评价记者和编辑。她认为记者们要想在两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清醒，除了正直和敏感外，还必须专业
胡舒立
5月12日下午3时，胡舒立突然对会议室内正在讨论“财经媒体的专业分化”的人们说：“地震了，在四川。”看到她低头摆弄手机，有人试图继续刚才的发言。“在汶川，震级七级以上！”她再一次抬起头来说话，目光闪亮，看着大家。
现场的人里，除了发表过《唐山大地震》的钱钢，没人领略过大地震的惨痛景象。与当时正轻微摇晃的北京东部地区不同，地处西部的香山卧佛山庄平静如常。但大家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空气里夹杂着震惊、担心和恐惧。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话题转入“地震报道与地震防护”，有人陆续离开，而胡舒立则不时大声引用钱钢的观点，提醒大家在报道中要注意交通、通讯、饮用水等问题。至4点多，所有人撤离。
此时，《财经》记者欧阳洪亮和法满已出发，带上了胡舒立刚用2.5万元帮他们租到的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全国各地的记者、编辑都在行动，包括刚从卧佛山庄离开的那几十个人。
财经百人会
本来，他们是怀着轻松的心情，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财经百人会”的。
自1998年刚创刊起，《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CCER），每年选拔10名国内优秀记者，对他们进行“财经新闻”方向的专业脱产培训，为期3个月。在这3个月里，《财经》负责他们所有的费用，包括教学、住宿、生活费。至2008年，这个被命名为“《财经》杂志奖学金”的项目受惠者累计达100人，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各媒体机构的中坚。
有人为这次聚会写了对联挂在墙上：“十年财经、谈股论金、激浊扬清、每有佳篇惊天下；百人聚首、笃学求实、铁肩铮骨、常怀壮志报神州”，隐然有“精英同盟”的味道——而胡舒立则是当然的盟主。
地震的突然发生，使这次聚会出现了另外一层含义：灾难报道的现场动员。相信在那短短半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很多人的记忆是混乱的，他们要一边留心各种传言和建议，一边担心家人朋友的安全。但是很多人都会记得这样的话：“重大灾难报道一定要去现场，要快！”
作为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品牌，“财经奖学金”项目在从容挑选国内新闻业优秀年轻人加以培养的同时，也正通过他们的媒体实践传播“财经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10年积累，这一理念在财经报道领域已经成为主流。
概括下来，它有如下主张：新闻业可以凭借专业的观察、记录和预测能力赢得公众，并且可以凭借与公众的互动参与社会的变革。它要求新闻业者不仅具有宏观视野，而且应该掌握分析工具，具备分析能力。按照胡舒立的话说，就是能够“看到事物的关联度，小中见大，由表及里”。
对于她认为没有分量或者不专业的报道，她会用“瞎说乱写”来评价记者和编辑。她认为记者们要想在两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清醒和独立，除了正直和敏感外，还必须专业。“你不明白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你当然就不敢写，或者写不好。”
在专业主义的旗帜下，“财经百人会”一些成员的新闻实践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比如刘洲伟任主编的《21世纪经济报道》、王子恢任主编的搜狐财经频道。这为胡舒立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不过，也有异见者不能完全认同《财经》所秉持的新专业主义价值观，5月11日，李楠在“百人会”现场代表第五期学员发言，他的“新左”论调刚一冒头，就被主持人强行按下。事后胡舒立亲自向李楠致歉，表示观点不同，但可以平等讨论。
所有的奖学金学员都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从这个平台中收获的，除了知识、眼光、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温暖。有相当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得到过胡舒立的支持、关照，包括介绍出国留学、培训或介绍工作。
“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那是瞎猜，有些人总是自己吓自己。”她笑眯眯地回答。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刊发的。这些报道被许多媒体同行誉为“奇观”：很多自己想碰而不敢碰的重大敏感问题，都被《财经》一一拿下。
“这没什么秘密。一是发现事实，二是审时度势——某件事情发生了，在一定时期内大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判断这个问题会被证明、是不能够回避的，那么这件事情的新闻价值就比较高。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则就是太猛。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盲动上。”
这回答充满睿智，但短期内并不能解决其他媒体的问题。关键的难点在于怎么判断出某个问题是会被证明、是不能回避的，而某个问题又是短期内不能改变的。除了她一直坚持的专业分析工具外，她多年积累的人脉如吴敬琏、王岐山、周小川等，都能在重大时刻发挥咨询作用。
不过她认为这是技术性问题，只要媒体愿意努力，愿意学习，这些问题迟早都能得到解决。她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媒体能否形成价值共识。
“我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说漂亮话，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肯定在中国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这是她少有的坦露内心彷徨的时刻。这种彷徨并不指向个人命运，而是指向一个社会的未来。按照胡舒立的新闻前辈、《中华工商时报》创办者丁望的说法，她富有“人文精神”。尽管她从不愿提及她的家世，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文精神”从上一辈知识分子如胡仲持（胡舒立外公）、吴敬琏、丁望等人身上传承下来的脉络。
在这种传承的基础上，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并以她特有的偏执和敏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终于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我相信舒立愿意见到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早日打破。”一位参与了地震报道的“财经奖学金”学员说，“这回她不该感到孤独了。”事实上，中国新闻界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总体表现，与5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姚之队：姚明的世界充满了可能性 安库雷
三十年幕后推手·姚之队
一位学生后来对《商业周刊》说，这份报告更多是战略性的，其指导原则是“耐心”，“我们希望他既谨守这个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能代表新生代的力量”
姚之队部分成员：海金格（左）、章明基（中）、比尔·达菲（右）
1996年，章明基从美国给姚明带来了鞋。
那年在亚特兰大，中国人延续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辉煌，拿到了16块金牌。姚明则在上海东方青年队的训练营里，梦想一双属于自己的球鞋；她的母亲，开始担心自己16岁儿子的教育问题，她不希望姚明因为体育错过太多东西，最后成为一名不成功的运动员。
鞋是章明基托朋友从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到的，白色，92美元，2米10的姚明骑着单车去取鞋，这也是他第一次见这位远房姐夫。
在章明基家，姚明第一次上网，看到威斯康星大学那个巨大的体育馆，“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
两年后，姚明真的去了美国打球。他参加了耐克青少年篮球夏令营，不到两个月时间，打了近30场比赛，比国内青年队两年的比赛加起来还要多。一位新华社记者后来写道：姚明在1998年的夏天“让美国人目瞪口呆”。
此后姚明开始在CBA的历练，前国家队主教练王非曾评价他：“虽然他很瘦，技巧也不够，但他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失去控制或让其他队员尴尬的那种，而是在队友打出好球时会告诉他们，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中国就不同寻常了。我一直想让球员那样，但很难找到那样的中国球手。那不是他们的本性。”王非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篮球教练之一。
2000年底，姚明的家人开始让章明基为他物色经纪人。此前，因为有关方面对国际商务知识的欠缺和急功近利，姚明差点被一家“血汗公司”骗走。
起初，章明基推荐乔丹的经纪人戴维·福尔克，但似乎姚的家人并不喜欢这个讲话像连珠炮的家伙，于是比尔·达菲浮出水面。
姚明在自传中提起，达菲和那家“血汗公司”的人不同，他不会“总是谈钱”，“他总是告诉我NBA是什么样的，我需要做些什么”，这让他很有好感。
作为NBA最好的经纪人之一，达菲的金牌信誉让球员能放心地与之合作，好几年以后，人们会在类似姚明纳什慈善赛这样的场合发现，有一个足够大牌、请得来人的美方经纪人是多么重要。
达菲的父亲出身军队，曾被派驻台湾，达菲在那里上了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学会了“东方思维”：“我欣赏东方的观念：答案在于平衡，所以处理中国的事情我还是比较自如的。”
让上海人也走出去
仿佛好事总是要成双，又是在两年后，2002年4月19日，CBA总决赛第四场，姚明率领上海东方队客场123比122战胜八一双鹿队，终止了八一65场主场不败纪录，并首获总决赛冠军。同样在这个月，为了突破“代表资格”这个障碍，章明基变身“姚明表哥”。
5月1日，姚明最终成功抵达美国开始试训，当时NBA29支球队中至少有24支球队的老板或总经理云集芝加哥，NBC、ESPN的记者则被挤到了二楼走廊。试训大学篮球馆里的镁光灯甚至晃得姚明睁不开眼睛，“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飞人乔丹的城市。”姚明的朋友、篮球记者杨毅当时对他说。
无数被挤得大汗淋漓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海金格，此君是芝加哥商学院副院长，NBA的超级球迷，从同事那里拿到姚明试训的观摩票，并由此结识章姚二人。
饭局中，海金格对他们说，“NBA的球队水平不一，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留在中国国家队，而不愿到洛杉矶快船队去。”然后又说，“可以做一些工作，来影响姚明最后录到哪个队。”
海金格花了10天时间列出了给姚明的所有提问，再把姚明的回答与他所了解的各球队信息相对照——这将成为未来的姚之队经常采用的办法——确定了最适合姚明的三只球队。休斯顿火箭排名第一。
5月11日，海金格加盟姚之队，在签订合同前，他郑重地告诉章明基：“章，你必须向我保证一点，在代理工作中，很多人会吹一些不痛不痒的谎话，但在姚明的代理工作中，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我们可以不提供任何信息，但我们绝不能提供假信息。”
姚明的美国之旅收获的不止海金格。按章明基的说法，这次试训的轰动效应，让中国的球迷已经把姚明进军NBA“当成一个国家的目标”。
中国的官员显然感受到了这一点，试训结束后，当时上海的政府代表对章说：市长和政府都认为，姚明去NBA的时间到了。“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能只进不出，要让上海人也走出去，被世界了解。”
看起来，剩下的唯一门槛就是中方经纪人问题。姚明的家人找到了厦门的陆浩——陆5月刚刚通过了中国篮协认证的考试，成为中国首批篮球经纪人，“（考）什么是挡拆战术，什么是罚球线。我打过职业篮球，做过教练，所以考试对我特别容易。”后来，陆浩成了众辉国际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众辉体育与丁俊晖签约，在服务姚之队的同时开始打造“丁之队”——同样是“形象比金钱重要”，同样是推掉了大批不符合其形象的广告，这和姚之队成立两年多推掉3000万美元的广告如出一辙。
加上达菲的比尔·桑德斯，律师王晓鹏，姚之队到位。
500页机密报告书
姚明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个“外籍状元”后，海金格推荐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他做市场调研，2002年秋天，该实验室的8名学生开始这项工作——这包括在中国的许多次街头访问——姚之队为此支付了6万美元。
实验室的负责人Frenzen教授说，我们发现姚明的世界充满了可能性。他的学生曾经为美联航、花旗银行和霍尼韦尔公司的新产品做过市场调研，但第一回，这个“新产品”是一个大活人。于是后来就有了被称之为“锦囊妙计”的500页机密报告书，据报道，8个学生都签订了保密协议，甚至火箭队的市场总监也只能在姚之队成员的陪同下阅读。
一位学生后来对《商业周刊》说，这份报告更多是战略性的，其指导原则是“耐心”，“我们希望他既谨守这个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能代表新生代的力量。”
在登陆NBA之初，“姚明”一词被姚之队定位为：一个球技精湛、朝气蓬勃、并且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新青年。
姚明的第一份商业合同来自美国无线交互游戏开发商Sorrent——高科技产品是姚明的最爱，而这也符合报告书锁定的目标受众：中国数亿青少年、他们的家长以及生活在中国大城市富裕的年轻人。
同时，姚之队也积极利用公益事业，塑造品牌形象。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姚明和姚之队便利用自身影响力，策划了“超级明星超级爱心抗击非典直播节目”，乔丹、罗纳尔多、成龙悉数出现在荧屏上，为国人打气。今年5月，姚明为地震灾区捐款引发“嫌少”风波，姚之队紧急出手，接受采访澄清谣传，再坐实行动，并承诺继续组织援助——这被视作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从中亦可见出公益形象对姚明的重要性。
99.99%的功劳应该记在姚明身上
姚之队这些成员散布中美两地，依靠每周进行一次电话会议进行协调和沟通。章明基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模式：
“我们6个人，重大决策大家都有一票，阐述观点然后投票决定。每个人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比方说负责媒体公共关系的人就不会管这个商业合同到底带来多少金钱，他不拿这个佣金，他会非常公正地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投这一票。每个人都必须拿出可以说服其他人的说法来征得大家的赞同。如果大家无法一致同意，那么最后就是由姚明决策，姚明有最后的一票。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求‘姚之队’给姚明的建议和咨询必须先征得内部一致同意，但是姚明还是有最后的否决权。”
2003年是姚明的丰收年，他先后签约锐步、苹果电脑、百事可乐、VISA，彻底树立了自己的高端形象——尽管目标受众仍是年轻一代。2004年，姚明在雅典奥运会上霸气十足，进入本命年的他，也开始向“成熟”转型。这一年，他代言了豪雅表。到2007年，人们在电视上看得最多的，已是姚明与叶莉你侬我侬的对话：有中国人寿在你身边，我很放心。
也并非一切都顺。事实上，姚明第一个广告（代言电子游戏）就被指责为是一种冒险，章明基自己曾亲口承认，个人品牌的商业化，即使据称有强大的数据调研支持、决策模型与计算机软件评估，也存在着40%的失误率。好在，有“健康向上”“烟酒不沾”这样大原则的约束，姚明至今尚未遇到“鹤舞白沙”这样的尴尬事件。
章明基评价姚明的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姚明本人，如果没有他的人格魅力，没有他的这种篮球场上的智慧和技术，一切都谈不上”。而姚明的朋友、《体坛周报》篮球部主任杨毅甚至认为，“（成功）99.99%的功劳应该记在姚明身上”，他提起姚明初入NBA不太顺利的日子，“甚至是姚明反过来安慰姚之队，让他们要有信心。”
姚之队的一员、BDA公司市场主管比尔·桑德斯早就对美国媒体说过，这个报告不等于一切，他认为姚的影响力会在2008年达到顶点，“2008就是终点线，北京是个大日子，姚明赚钱能力（earning power）将冲击新的高峰”……
2008年北京奥运近在咫尺，姚明可能永远也拿不到一枚奥运金牌，但是，谁在意呢？
王中军：最早进行资本运作者 彭苏
三十年幕后推手·王中军
我是特别喜欢《手机》……冯小刚最初提出的两个剧本，我都觉得没戏，后来他说要拍手机与人的关系，没有剧本，我说可以
王中军
王中军的双腿，闲散地搁在茶几上。记者推门走近的一刻，他可没打算把双脚抽离。
他的鞋底正对着他的王国——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层层汇集呈报上来的信息：剧本及艺术家资料、内部信息、公司有关资料。
他的视角只需稍稍往上提，透过那副方框眼镜，即可看见早年收藏的两幅当代艺术品。有人说，对于这位影视娱乐大亨来说，这两幅作品寓意颇深。
一幅是他深为崇敬的偶像，一幅是技法还欠火候的祼女图。
“没想过，没有直接关系，反正挂在那里快十年了。”他矢口否认着，站起身，为“崇敬的偶像”扶了扶画框。
十年前，王中军才投身影视业。当时华谊兄弟还只是一家广告公司，影视仅属于公司旗下的很小一个部门。
靠着在美国留学打工，送外卖，长期穿POLO，五年的省吃俭用，王中军辛苦攒下了十万美元。1994年回国，和弟弟王中磊创办了华谊兄弟广告公司。
为中国银行设计统一标志，从而引来与其它银行的合作。这段赚取“第一桶金”的往事，王中军已倦于再提。
与英达合作，投资拍摄电视剧《心理诊所》，才让他知道，电视剧也可以是商品。1998年，中国娱乐业正步入正轨，之前一部《渴望》曾红得一塌糊涂，但《心理诊所》收视很是一般，“赚的还没我拍广告多，就算是交学费了。”
“另一笔学费”是和当时北大华亿，现在保利华亿的董事长董平合作。他前后投资900万，拍出的《鬼子来了》却没能上映。这次他说自己不赔不赚，因为投资前签过一份保证不赔本的合同，钱最终是收回来了，朋友也没得罪。他还知道了电影原来是这样拍出来的，要知道，以前他压根就不知道中国有电影局这样一个机构。
几年前我国新批准6家民营公司拥有电影行业的全国发行许可证，华谊兄弟与太合合作，正式成立了影视公司。它和新画面两家公司被选为拥有合拍片许可证的民营试点公司。2004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创造了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突破15亿元。
这一年，由华谊兄弟投资拍摄的《天下无贼》，上映后首个周末全国票房狂收3000万。
《功夫》自2004年12月23日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第一天仅内地就超出1000万的票房，之后三天突破5000万，已经在内地拿下了近7100万的票房收入。
2000年，王中军筹拍《大腕》时，尝试与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资金投入各占五成，各自出自己的演员。因为《大腕》合作成功，二者又共同投资了《寻枪》、《天地英雄》、《手机》、《可可西里》、《功夫》。那个阶段被王中军形容为缺乏资金和经验，跟哥伦比亚的合作一方面解决了拍戏规模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华谊同时运作几部戏的问题。
因为看重香港英皇、寰亚在东南亚市场的发行经验，其后几年间王中军分别展开了与这两家电影公司的合作：与寰亚合作拍摄了04年的《天下无贼》、06年的《夜宴》、07年的《集结号》；与英皇则合作拍摄了《宝贝计划》、《情癫大圣》。
对王中军来说，今年的主题是华谊兄弟在A股上市，启动IPO方案。之前，他已完成了三轮私募，最好的融资渠道是上市与银行贷款，而不是风投，这是他向来的主张。
“你看看，这是五月份的财务报告。主要利润在《功夫之王》。” 他又吩咐，具体数字不可上报。
“跟你说话的工夫，我们就有六部电视剧在全国各地拍摄。”
没有竞争对手
人物周刊：你说过华谊兄弟不存在竞争对手？据说，在影视方面是三足鼎立，除了华谊兄弟，还有保利华亿、新画面？
王中军：新画面？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新画面与华谊兄弟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司，不能放在同一层面上去考核。就一部电影来比，我觉得新画面很多电影要比我们好，但是你算算它的数量，恨不得两三年一部。而且，新画面只拍张艺谋先生一个人的电影，我们公司拍美国导演的电影、拍香港导演的电影、拍大陆导演的电影，拍无数人的电影。
至于另一家公司。我觉得也不在一个层面上。也许，在电影市场的份额上，我们和那家公司基本匹配，但我们同时还是电视剧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对不对？我们是最早进行资本运作的，最早买断音乐公司的，最早做并购的，最早做经纪公司的，我们的经纪人公司，都是第一阵容。
人物周刊：这些“最”，怎么核实？
王中军：比如你就这样想吧。国内经纪人公司除了华谊兄弟之后，还有三四家吗？没有。明星也有100多个，这肯定是第一阵容了。中国有第二家音乐公司有我这么多歌星吗？张靓颖、尚雯婕、羽泉、杨坤、周迅、李惠珍等等这些歌手。有第二家么？可能有第二家，但也许只是音乐强，其他不强。
我说我们不见得都是第一，但全部是第一阵容。电视剧，华谊兄弟有五大工作室，每年大概拍600-700集电视剧。去年最受欢迎的影视剧《集结号》、《士兵突击》全是华谊兄弟的。
假如你说电视剧，可能有海润，有华谊兄弟；电影有保利华亿，有新画面，也有华谊兄弟；经纪公司有橙天娱乐，也有华谊兄弟；音乐上有太合麦田，也有华谊兄弟。相对而言，那些公司就没有一家组合出两块来吧。
人物周刊：不同的业务板块之间是资金相互流动依赖的关系吗 ？
王中军：它们之间是产品互相依赖的关系。譬设我们的电影在帮助我们音乐公司的歌手上台阶。《功夫之王》是张靓颖唱，《集结号》是杨坤唱。这对歌手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帮助歌手就是对音乐公司的帮助，是给音乐公司带来收入。
再假设我的明星上我的电视剧，使我的电视剧阵容强大。同时我的电影对明星有帮助，这几年不管是李冰冰，还是原来的范冰冰、周迅、黄晓明，上位靠什么？就是上大电影。艺人上位就是收入高了，这样对经纪公司就有帮助。
再假设周边有很多不错的演员，他们可能演电视剧很多年了，可能在二线上已经很红了，但是他就需要上的脍炙人口、大家在年底去看的一部大电影，可能这个演员上了大电影，马上就稳定了明星的地位。
这些大明星出来，还可以带新人，新人怎么出来的，总要有明星带的。这个架构让我心里特别舒服。我自己不懂电影怎么拍，可以常不来办公室，在办公室待不到3小时，但我不担心，因为架构搭得合理，每一块有独立团队在做事。
我也是观众
人物周刊：有个小细节，据说前几年，华谊兄弟和太合老板合作成立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时，是爱车的嗜好让你们两家走到一起？
王中军：我们组了一个5000万的公司，各出2000多万。它当时是一家地产公司，我们当时需要资金，把这个公司资金盘子做大一倍。一个企业拿出几千万投资，可能今天觉得是一个小事，当时谁知道你的公司做成怎样。两个人经常在一块玩，你跟他聊的时候，他说这个可以，就这么一个过程。在我们公司和TOM集团进行第二次私募时，就把它全部回购了。那年还收购了王京花的经纪公司，估计没花几百万。
人物周刊：坊间一直有一个传闻，说2005年，王京花带着一批大牌艺人跳槽，是因为周迅的加入？
王中军：全是媒体的八卦，与周迅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个人行为。虽然没在我意想之中，但也很正常。因为我当年买王京花的公司时，她跟我有一个合约就是服务五年。不能说我买了你的公司你就走了吧？公司谁干？你得给我一个承诺，你为我服务五年，人家服务到五年了，她是有条件说我想出去另外干，就这么简单。
人物周刊：你挑选剧本凭直感么？据说《手机》是凭了你的直感？
王中军：不知道。反正是剧本搁到这里了，我跟你一样是一个观众，喜欢和不喜欢。另外一个条件是，我是否需要拍这部戏？能否盈利，不是我说了算，是我的团队。剧本给国内发行部、国际发行部、娱乐营销部三个部门，它们给戏评估。
我是特别喜欢《手机》，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功。冯小刚最初提出的两个剧本，我都觉得没戏，后来他说要拍部手机与人的关系，没有剧本，我说可以。
我也是一个判断者，我判断之后，团队的判断跟我是一致的，就可以。如果不一致，我就开始用我的感觉说服大家，说我觉得这部戏会成，当然最后结果是成了。
人物周刊：前几年，还有一句戏语，说冯小刚在华谊兄弟打一个喷嚏都能震一下？如果他现在离开华谊单干呢？
王中军：我和他认识在《不见不散》之后，他已拍过两部贺岁片了。这句话是前些年的事了。我觉得小刚在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专业人才，他的产品对华谊来讲是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单干没太大可能，他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他离开了，公司有损失，他也在损失自己的利益。小刚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工作基础和感情基础。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何况也没有这个选择。
当然，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有可能小刚说他退休了。人总是要退休的，我未来也是要退休的，小刚比我大两岁，也可能退休的。但现在没可能发生的事，想它干嘛？
那句话是在四五年前出现的，我不认为不好，当时恰恰点到了公司的弱点，对我是有震动的。我说华谊不健康，所以才逐渐去发展，拍了成龙的《宝贝计划》、今年美国的《功夫之王》，只有这样这个公司才安全。但这并不是说小刚就不重要了，他还是一样重要。
我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艺术家
人物周刊：你认为以华谊兄弟目前和以后的实力足以制定这个行业的规则？
王中军：不会，我不会制定规则。有些商业模式你可能创新，但不是你规定。国家的政策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就像裁判员，到底什么可以拍，什么不可以拍，不由我们说了算，我只是一个运动员，而且永远都是。
人物周刊：怎么样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与追求市场化效益之间寻找平衡？
王中军：那你说什么没有国家管制呢？任何行业都有规定标准。中国电影有条例法规，你只要符合就行了。不能色情，不能暴力，不能有悖民族文化，就从中揣摩吧，这件事很简单。不光我一人这样，全国拍影视的都这样。
人物周刊：有人推测华谊兄弟的未来，首先不会垄断演员明星，而是垄断导演与制片人，还有剧本？
王中军：我没想过。什么都垄断不了。我们会精心去打造明星和制片人、导演。我觉得垄断行业太清楚了，石油、通讯，这叫垄断行业。我们这个行业什么都垄断不了，你只要有钱，你说我今天拿了1000万拍个小电视剧，你马上就可以拍，没有人管你。
至于剧本，更不可能。一个公司拍再多戏，也就是中国电视剧份额的很小的一块，怎么可能把剧本垄断。
人最大的问题不就是一死吗？你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就是你曾经拥有的感觉，曾经与别人分享过乐趣的感受。网罗人才靠什么，就是公司的品牌，还有公司可以实现的愿景，人都是有梦想的，要把大家的梦想放得一致。
所以我一直对媒体讲，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具备商人非常细节的东西，我觉得我大多数的细胞是艺术家的细胞，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保育钧：为民营经济发展高声鼓与呼 张欢
三十年幕后推手·保育钧
他说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地位，如果自己再不发声，他们的声音就实在过于弱小
保育钧
保育钧曾是一位新闻人。
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自此一直工作到1996年调至全国工商联，历任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
从1966年到1996年，这30年正是中国大地铁马金戈的变革年月。从毛时代的革命激情主义到邓时代的全面改革开放，我们很难知晓保育钧先生作为新闻人有怎样的感悟。
告别新闻界，保育钧调入全国工商联。他坦言，工作变动之大，实在难以适应。
当时的大背景在知名政论家凌志军和马立诚所著的《交锋》中有过详细介绍：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中国正处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中，堪称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保育钧去全国工商联任职时，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这些都是政界的敏感词汇，曾有友人劝他，工商联乃是非之地，务必要慎重对待。
身上流着蒙古人血液的保育钧没有明哲保身，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期间，他潜心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竭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奔走呼号，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他直接负责了1998年和2002年两次“一号提案”的起草工作。核心议题就是主张通过修改宪法来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这实质上是在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根本利益，让大家能够安心工作、赚钱。
在微观层面，他曾经和何伟、茅于轼等6位教授两次联名给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保护陕北油田开发中民营企业家的利益。
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出事后，保育钧专门看望他，鼓励他振作。
一年当中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泡在基层，他喜欢去走访企业，喜欢和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尽管随后他又去了全国政协工作，但人们印象中他还是那个为民营经济发展高声鼓与呼的老人。
回首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史，他曾有过分析：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任务还很艰巨。深化改革的障碍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二者一结合，使得改革缺少动力。
“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影响政府科学决策。”保育钧认为，结构调整中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政府部门不应当成为利益主体，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要革除。所有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都有待认真落实。落实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
他还说过，应当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主体”是个数量概念，“主导”是个质量概念。
他说过的话很多很多，那大都是为了解放民营经济而高歌，言辞之激烈让他有着“大炮”的“美誉”。
面对这样的称号，他也有自己的无奈。他说过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地位，如果自己再不发声，他们的声音就实在过于弱小。
他出过一本《呼唤理解》，让社会来理解民营经济，也去理解他们这些研究民营经济的人。
一辈子在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保育钧，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在老了之后才“下海”——担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他曾在悼念《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的纪念文章中抒发过自己的感慨——“过去他想讲真话，不敢；待到敢讲真话时，又由于疾病缠身讲不成句了。这是何等的痛苦！”
这也许是他敢开口的原因。
希克：中国艺术的国际操盘手 李宗陶
三十年幕后推手·希克
如果没有他，中国当代艺术可能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不一样。我的生活也因他而改变，如果不是他收藏了我的作品，我甚至供不起一座房子
乌利·希克
将中国艺术推上国际舞台
除了大量的孙中山头像，雕塑家曹崇恩的工作室里最近多出两尊：一尊是达摩，另一尊乍看有点像去掉胡子的达摩——乌利·希克，中国当代艺术短暂历史的西方见证人兼最大收藏家——从1985年起开始零星收藏，至今已拥有200多位艺术家的2000件作品，包括油画、装置、影像和雕塑，尤其是他们的早期作品。
“希克是最早的，也是当时惟一的。”上海现代艺术馆馆长陆蓉芝说。
关于希克的影响力，当年聚居在北京画家村的艺术家们喜欢传这样一个段子：有一天，希克去一位不知名画家的窝看作品，画家的狗狂吠并且作势咬他，希克没看成，所以这画家至今默默无闻。
希克的收藏目的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他想通过收藏的作品来记录这段历史。也许，正是这种压倒性的高度与视野，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
他有时会说起意大利梅第奇家族——当年佛罗伦萨众多画家和雕塑家慷慨的资助人，这个家族改变了佛罗伦萨的气息，使它变成欧洲的文化中心。
艺术家周铁海曾在帆布上借骆驼先生抒发胸中恶气：当代艺术的教父教母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也画过希克位于瑞士家乡的那座湖心小岛。
1998年，希克创立的两年一届的“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被称作中国的“透纳奖”（注：英国最前卫、也最受争议的现代艺术奖）。担任评委的国际知名策展人和艺术家们评出首届大奖得主周铁海，这个奖，将他推向一个更开阔的舞台。
“如果没有他，中国当代艺术可能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不一样。我的生活也因他而改变，如果不是他收藏了我的作品，我甚至供不起一座房子。”周铁海说。
2000年的萧昱，2002年的颜磊，2004年的徐震，以及获得其他奖项或提名的林一林、谢南星、杨少斌、卢昊、蒋志、郑国谷、杨福东、宋涛、张培力、王兴伟、王音、章清等一批人从此“上了名单”，步上坦途。
曹崇恩的女儿曹斐也拿到过这个奖，2006年的“最佳年轻艺术家”。希克认为她的装置艺术和影像作品“很成熟”，“反映了中国南部广东地区很多社会现象”。每个艺术家都相当看重希克的评语——CCAA的评委每届在变，但评委会主席希克不变。
2008年的大奖颁给了1972年出生的刘韡，艾未未荣获终生贡献奖。而那些今天频频出现在各大国际拍卖会上的耀眼的名字，无不一一记录在2005年亮相的希克个人收藏图册《麻将》上。
正像中国导演盯着三大电影节、中国文学家念叨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中国艺术家也一直渴望着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这样的国际大展上。正是通过当时的瑞士驻华大使希克的“幕后操纵”，中国艺术家得以首次大规模地在西方大展上亮相。他早早地将苏黎世美术馆馆长哈洛德·塞曼邀请到中国，让他领略到中国艺术的力量。这次访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位中国艺术家于1999年参加了由赛曼先生担任总策划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共有102位艺术家参展）。塞曼将中国艺术家拆散，让他们与西方艺术家“同台演出”。也许，说中国当代艺术从此成为国际艺术的一部分有点夸张，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捕捉到中国艺术家的自我
1979年，乌利·希克作为瑞士一家电梯公司的副总裁第一次来到中国，参与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商务洽谈。那时的北京，街上没人打扮，没有珠宝和香水；晚上8点之后月冷灯稀，行人很少；希克，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能单独订宾馆的房间……这一切，让这位前瑞士国家划船队队员觉得陌生又有趣。然而他从没想过，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一次旅行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当时他已涉足艺术品收藏，内容多是西方古典或当代作品。“我年轻时也喜欢欧洲经典绘画，但成年后，当代艺术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更让我着迷。”初到中国，他也看到当时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处于对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模仿。当他偶然看到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时，他一下子被那种原创的、野性的力量击中，他捕捉到了他们的“自我”，他改变了投资方向。
先后担任驻中国、朝鲜、蒙古大使的履历，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与兴趣。有一阵，他对基于不同概念而生的文字产生兴趣，遇到田伟的作品（用书法表现拆解为英文字母的汉字）也许是一个机缘。他开始研究中国书法，能写出阿拉伯字母表，虽然字母总数不超过30个。
他可能比政治家更早体会到全球化的内涵。对确实存在的东西方的身份问题，他已经丧失讨论的兴趣：这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或者二者都不是？乌利·希克，是一个保留了西方身份、长期呆在中国的人，他更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桥梁作用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工作。
2005年，希克在嘉德秋拍会上以1012万元人民币拍下了陈衍宁“文革”时期创作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丰富了《麻将》。希克对过程的解释暗示了这是一场友情客串。“拍卖价格我们又能相信多少？也许它们并不能反映市场。画廊价格似乎可靠一些。”他在另一场合说。
他清醒地看到：“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确实能给一流艺术家带来财富和多种可能性，但对于二三流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带来混乱。面对太多来自西方的输入，面对海量信息，艺术家必须先甄别、归类、解读，然后才能运用它们。而要做到这些，艺术家必须要思考、必须去学习、必须花时间、必须努力工作，这是慢工而非速成。许多艺术家会放弃，因为他们不想经历这个看似漫长的过程，他们停滞不前，或者什么都拿来用。”怎样才能过这道坎呢？希克的答案是：专注，坚定不移。
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投身于现实批判，大量面目相似的作品出现了。此时希克又会发出先知一般的声音：“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作品只是反映了某些现实，我希望艺术家们能走得更远一些，去分析现实而不仅仅是表现现实。我看过许多反映城市空间被毁坏的作品，但是否值得展出众多相似的作品？我希望他们能超越一步，创造好的艺术。”
希克的中国当代艺术之旅还在继续，与后来涉足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的外国人不同，他不仅收藏，而且深入研究。左右他购买的只有一个人的眼光：他自己的。他转手的记录至今没有出现。
33年来，他保持这个姿势，走走看看，挑选放弃，寻找惊艳，发掘人与作品的深度。他的《麻将》名单会很长。他的好奇心保养得相当好。他好像总在问：下一个，是谁？
对话希克：艺术是我认识中国的一种工具 彭苏
30年前没人做这件事
人物周刊：您的朋友认为您“不仅是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入国际舞台的第一人，更是最后一个人”，您是否认为您是这一领域的行业推手？
乌利·希克：不是我刻意寻找或承当这个角色，而是30年前没人做这件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有很多思想要表达，想被更多人理解，可惜当时无人问津，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很多作品独具魅力，反映出的文化是世界性的，是在一个特定的、重要的时刻所诞生的一系列作品。我想，我应该帮助他们。
另外我要强调，“推手”是一个非常中国化思维的概念。作为来自瑞士小国的我，从没想获取或追求这种权威称呼，从来没有。
人物周刊：1979年，您刚刚来到中国，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到这一领域？据说，您个人的经历十分丰富，这对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有何帮助？
乌利·希克：早年我当过一段时间的运动员，曾经吃苦耐劳，对我以后的事业不无裨益。
1979年，我被公司安排来中国谈合资，当时我还是一家电梯公司的CEO，中国大门尚未向世界敞开，还没有“合资”这个说法。我呢，也是没准备就来了，对中国了解不多。
当我和人谈判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学习，必须了解这个国家。当时的情况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你永远只能看到事实的碎片，或一小部分。因为你不是单独行动，身边总会有不同的人陪着你去参观，他们仅仅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事实。
这样对中国的认识无疑是片面的。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从艺术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原因。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认识中国的工具。
我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去直接认识那些艺术家，看他们的作品，我认识到了艺术家在中国的地位。其实应该不光看到艺术，更要发现艺术背后蕴藏的深意。它们是有纪录性的，记录了中国某阶段的现实。
同时，我又能站在不同视角，去回望西方艺术，这样有别于一些只知道中国当代艺术或西方当代艺术的收藏家。这两者结合，特别重要。
没想到投资，没从事买卖
人物周刊：据说您在收藏作品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挫折？
乌利·希克：准确地说，我是1995年开始收藏的。来中国前，我一直在关注世界上最新最有意思的艺术品，沉迷在西方艺术的最前沿。后来我做了驻华大使，瑞士政府并没有让我做这件事，中国政府也可能阻止我做这件事。要知道，当代艺术在当年的中国，是一项地下活动。虽然我怀着强烈兴趣，但也必须非常小心，我可不能拿我的工作去冒险。
没人知道艺术家们在做什么，也无从知道好的艺术家在哪儿，能看到的全是官方的东西。
最早时，宋庄的艺术家群体还不存在。我到上海、重庆、成都，或更小的城市去寻找。也许去10次才发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家和有价值的作品。我直接上艺术家家里，看他们的画作，起码看了1000个工作室，这种感觉想想就很枯燥，投入的精力太大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投资中国当代艺术品，当时可没人敢做。朋友们知道我带着钱来中国做这事，都说我疯了。
人物周刊：您认为自己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有很敏锐的商业嗅觉吗？
乌利·希克：曾有中国人认为我很有投资眼光，在艺术品便宜时进入。但我不这样看。当时我只是怀着一种艺术憧憬，没想到投资，没从事买卖，不是在进行商业行为。即使当时有投资机会，我还是会选择我喜欢的艺术品。
人物周刊：据说您在收藏时有一套“理性的逻辑”？在收藏之初，您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作品的价值？
乌利·希克：如果站在全球眼光，当时一批艺术家的作品并不是前沿的。但我不能单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我要从中发现他们在特定时期的思考方式。
人物周刊：您收藏的第一幅作品是什么？您比较喜欢哪些艺术家的作品？
乌利·希克：我收藏的第一幅作品是一个无名画家画的。
我也很难回答比较喜欢谁的风格。
不应由一个外国人来决定中国艺术品的好坏
人物周刊：1998年，您创办CCAA时，没有外援么？
乌利·希克：创造CCAA，是因为我必须想办法，在国外找机会，让中国当代艺术品走向世界，让它们受到重视，实际上它们值得。我找了国外著名的策展人来作评委，这样他们会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品。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将艺术从市场中独立出来。要知道，市场评价并不代表作品本身。
建立当代艺术的运行机制，对中国来说特别重要。要让艺术独立起来，就需要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来平衡，但在目前还达不到。评论有助于建立这样的机制，中国没有很多独立的艺术评论家，这也是我创立CCAA的原因之一。
我创立CCAA时，是一个人做的，没有人给我钱。90年代初，艺术家和艺术品都没被人接受。
很多迹象显示，对于一个公司、一个商人来说，这不是一项很好的投资，他们不会感兴趣，即使有兴趣，中国当时还不怎么允许做现代艺术展览，这样的话，他们的尝试有可能是灾难。直到2000年，情况才好了一点，上次投资的是UBS，以前全是我出资。
现在CCAA有一个中国评委，我希望里面有一半是中国评委，最后全是中国人。毕竟不应由一个外国人来决定中国艺术品的好坏，决定权应在中国人自己。
人物周刊：在这个领域您是否存在竞争对手？中国的收藏家们情况如何？
乌利·希克：当年我觉得我是市场，现在很多人都是市场。现在中国有很多投资人，很少有真正的收藏家。两者的目的和兴趣是不同的，我不想作出评价。这也不是件坏事，只是想法不一样。做投资，就买一些能升值的艺术品；想收藏，就该买自己喜欢的，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是否想过您的收藏品将来的去向？
乌利·希克：（笑）没想过,我还想多活几年。这些艺术品现在收藏在我家，我也没有儿子继承。我应该找一个最好的地方，会有好办法的。但我认为我收藏的基础是在中国，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机会看到他们自己国家的艺术，我希望他们看到，所以中国是最理想的归属。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虽然创建了CCAA，但也因此而提高了您的收藏品的身价。而且，您还由此越过了画廊这些中间人，直接从艺术家手中低价收购作品？
乌利·希克：CCAA是由评委们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创办了CCAA，但是我没有从中得利，而且我准备将它交给别人。收藏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由我。每年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个奖，但每年大约有两百幅作品我要收藏，而不是卖，这样可以帮助这些艺术家们。如果是低价卖给我，可以啊，我希望越多越好，但和CCAA无关。
人物周刊：有不少人担心，火热的中国当代艺术会有泡沫破灭的一天，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您会做些什么？
乌利·希克：我对那一刻充满了兴奋，那样我就能大量收购收藏了。这是一个玩笑。我估计它不会很快发生，起码我还没有看到迹象。
熊晓鸽：做风投有点像姑娘找老公 刘欣然
三十年幕后推手·熊晓鸽
他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掌控着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亚太区20亿美金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沉淀在中国
熊晓鸽
想当一个好记者
回顾过去30年走过的路，熊晓鸽认为前15年都是在为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准备着。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感谢邓小平。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解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这个国家腾飞的梦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采访在周六的下午进行，熊晓鸽从密集的日程安排表上挤出了1个半小时。
熊晓鸽声调和缓，不紧不慢，过了预定时间之后他频频看表，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给人急促逼迫的感觉。他外表的温和包容与内心燃烧的激情形成强烈反差。
在湘潭当了4年电工之后，熊晓鸽1977年底考入湖南大学读英语。大学二年级，他在《湖南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稿费7块钱。
当时熊晓鸽一个月的助学金才11块，“我觉得，当记者挺好，能出名，能挣钱，能出差到处走。”谈这些经历的时候，熊晓鸽有着成功人士身上经常能够看到的朴实——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足够强大之后便不再需要矫饰和自夸。
那是个在国内出趟差都很让人艳羡的年代，熊晓鸽有了惦记一辈子的梦想——做记者，正如王小波说的那样，这个梦想像“火炉上的一滴糖，滋滋作响，翻腾不已”。
1981年熊晓鸽从湖南大学毕业，当年报考社科院新闻研究生，“专业课都在80分以上”，可是却因政治课不及格而未被录取。
毕业后熊晓鸽在机电部任翻译和英语教师，“周末就去上考研补习班”。1984年，他以全国统考总分第三名的成绩录取为社科院英语采编专业研究生。到新华社当驻外记者已是指日可待。
“当时有个美国来的外教很喜欢我，他说，我觉得你很有做记者的潜质，应该到美国去留学。”
“我不想去，我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老师说，记者要见多识广，如果你不去美国，就不可能当个好记者。”
新的挑战来了——1986年秋天，已经在新华社国际部实习的熊晓鸽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
选择同时意味着放弃，也可以说是赌博。出发去美国，进候机室时熊晓鸽口袋里只有38美金。“我对自己说：没有退路了”，“这么想着，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不过到上海转机时，熊晓鸽突然找到了一个解脱自己的理由。“上海”在英文里可作动词用，意指当年那些劳工像卖猪仔一样被卖到大洋彼岸，九死一生，从此过着悲惨的生活，“至少我比他们幸运多了”。性格中的乐观洒脱是向上最好的助力，在他人生中的每一步都如影随形。
到波士顿大学后，熊晓鸽用了8个月时间完成了2年的课程，因为“只有一年的奖学金，只好晚上不睡觉学习。”
1987年底获得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熊晓鸽进入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
在这期间，他在全球最大的出版机构卡纳斯公司工作，担任了《电子导报》亚洲版的主任编辑。
那个时候熊晓鸽看了时代华纳老板的自传，他小时候很穷，岳父经营一家殡仪馆，后来他们夫妻继承了这个殡仪馆，开创自己的事业后，在不算长的时间里拥有了时代华纳帝国——“我虽然也是打工仔出身，但是受过的教育与训练比他强多了。为什么不能做得比他更好呢？”熊晓鸽憧憬着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出版传媒帝国。
熊晓鸽命运发生转折是和IDG老板麦戈文联系在一起之后。
梦想和赌博
IDG是麦戈文1964年用5000美金创办的，主营媒体出版以及IT信息服务。2004年麦戈文身家20亿美金。
麦戈文在中国改革开放大门初启时便来到中国，他看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从此成为中国坚定的“唱多”者。
IDG于1980年3月和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合资成立中国计算机世界出版服务公司，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合资的面向信息产业领域的媒体——《计算机世界》。
熊晓鸽所在的卡纳斯公司本来在大陆也有出版物，1989年时关闭，随后退出中国。1989年8月麦戈文先生来了一趟中国大陆，“当时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熊晓鸽去采访他，麦戈文坚定看好中国，“你们不应该把在中国的刊物关了，我的报纸还在出版呢。”
1991年，卡纳斯集团想把熊晓鸽派往香港，熊晓鸽觉得吸引力不大，于是就给打过四次交道的麦戈文先生写信，阐述“电子杂志的未来在中国大陆”的想法。麦戈文给了熊晓鸽聘书，主管亚太地区。
当时麦戈文对熊晓鸽说：“既然你愿意赌一把，我也愿意赌一把。”
1991年11月熊晓鸽正式到IDG上班，12月就到北京找到《国际电子报》，把这份报纸合并到计算机出版服务公司里，变成了现在的《网络世界》。
1992年9月，连续赔了7年的新加坡市场开始盈利，连续赔了2年的马来西亚市场开始盈利，连续赔了8年左右的港台市场开始盈利……熊晓鸽无可争议地成为国际数据集团（IDG）新一任亚太区总裁。
麦戈文在中国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是1989年1月投资太平洋比特体育器材公司，一直在亏损。1991年初，“麦先生让我去看看。”
回国后熊晓鸽发现这家公司不是产品不行，是市场有问题。于是他帮这家公司找了一些海外订单，那年公司扭亏为盈赚了150多万元。
这个小小的成功给麦戈文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想到你对VC还挺了解。”熊晓鸽对麦戈文说：“中国现在就缺这个。”
在卡纳斯集团的《电子导报》工作3年，熊晓鸽经常往硅谷跑，不仅结识了一批创业者，也认识了一些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第一次知道有“风险投资”这个词，觉得“这个东西搬到中国来不是挺好嘛”。
风险投资源于美国，1946年诞生了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风险投资公司，该公司于1957年对数控设备公司的投资一举成功。1973年全美风险投资协会成立，从此风投出现在世界各地，目前美国已有近2000家投资机构，规模达600亿美金。
在许多人眼里，风险投资家们似乎天生就具备点石成金的本领。1976年，风险投资家马克库拉向两个年轻人的电脑公司投入近30万美元。到1980年，这家著名的苹果公司已经价值12亿美元。1995年，塞考亚风险投资基金会向杨致远的雅虎工作室投资400万美元。1年后，雅虎公司的市值已达到8.5亿美元。
事实上，微软、英特尔、戴尔等如今已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坚力量的高科技公司，都是创业基金所造就的“杰作”。有人因此形容说，美国的硅谷就像一台爆米花机，扔进去一批冒险家，再投入风险资本，就能爆出一个又一个百万、千万甚至亿万资产的企业来。
1991年回国探亲时熊晓鸽到过深圳，深圳的活力和朝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夜了大家还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工作，跟当年硅谷差不多。”“中国有那么多人想创业，可是就是没有风险投资，为什么不在中国做风险投资呢？”
1992年熊晓鸽在深圳办了一个“风险投资研讨会”，陪着麦戈文和美国好几位有名的风险投资家在中国转了一圈，结果除了麦戈文，他们一致得出结论：现在进入中国早了十年。
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投资基金，随后在北京、广州也成立了类似的风险投资基金。
公司成立了，找不到资金和管理人。熊晓鸽在香港《南华早报》登了招聘启事，看了“大约200多人”，都不怎么了解中国国情，“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麦戈文请来一家英国老牌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级人员来中国考察，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结论是找不到管理团队。他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类似于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45岁之间。
熊晓鸽说，“我们可以从低成本、低姿态做起”，他们说：“对不起，也许10年以后可以，但现在投资人不可能把钱给你们。”
麦戈文再一次在熊晓鸽身上赌一把，熊晓鸽成为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这样，两个对中国大陆、对VC同样有着坚定愿望的人，开始了他们新的共同的梦想航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之旅，IDG之前并没有多少风险投资经验，熊晓鸽也只是在做记者时采访过很多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商而已。
“在美国，一个学新闻的人是很难去管理基金的。”
我要找的是宋江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成为VC的热土。在2006年，中国的创投总额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现在，不论是在纳斯达克或者香港上市的企业，只要市值超过10亿美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背后有一只“风险投资之手”。
但1993年的熊晓鸽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有待开拓的市场。
“我去见人家的时候人家根本不见我。”熊晓鸽的名片上有一长串头衔，他总是把“中国计算机世界出版服务公司美方董事”放前面。
熊晓鸽只能摸索前行：“在有些国内的创业者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他们都不相信，天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
现在熊晓鸽的手机号码都不敢随便告诉别人，“来要钱的人太多了。”
熊晓鸽觉得，从1993年到1999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处于普及推广期；1999年到2005年，处于初步收割期，这一阶段，IDGVC中国获得了超过50%的回报；2005年至今，是快速发展期。
一般讲，在国外风险投资商投10个，成功2个就不错了。IDG在中国大概投10个有5个是成功的，“非常高了，大概只有12%左右的案子可能是失败的”。
风险投资的工作简单说是扮演教练员，帮助那些有潜在成功素质的人实现梦想。
“当年速达软件开始时想做翻译引擎，那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热，后来发现根本不行，得走别的路子。我在国外找到一家做财务软件的公司，介绍给速达，他们开始时做做代理，后来自己也开发财务软件，转型成为一个专门为中小企业开发财务软件的公司。最后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如何选择项目？熊晓鸽认为，第一是评估市场，市场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第二，选择产品，哪一种产品合适，有没有独特性，什么时间推出；还有最重要一点是选择领导者，投资团队。
“风险投资是一个‘看人’的工作，找的是未来的成功者。”
怎么找呢？“要深入调查，沟通，看他做过什么，靠谱不靠谱”，“有点像姑娘找老公。”
什么样的人才能打动熊晓鸽？“首先要有激情有梦想；其次逻辑思维得强，实干，不能像个诗人，整天天花乱坠的；第三必须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有领袖气质，包容性强；第四学习能力强，能把握新的机会。还有，身体一定得要好，企业领导人必须得比别人多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说白了我要找的是宋江式的人物。”
“宋江其实没什么本事，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可是每个英雄好汉见了他都说：我们在江湖上早就听说了您‘及时雨’宋公明的大名。所以李逵啊孙二娘啊吴用啊什么人都愿意听他的。”
“这帮人有共同的宗旨目标，就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好比企业要有共同的目标；梁山好汉短期的分配方式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银’，后来给每个人排了座次，估计分配方式不一样了，这就好像用期权的方式给大家解决了激励机制的问题；他们讲究的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就好比创业强调时机选择，等风过去了放了火也很难烧起来，月亮出来了杀了人就跑不掉，做企业也一样，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要抓住机会；最后宋江们被朝廷招安了，这就好比企业上市了，把财务、市场、运营不规范的地方做规范，最后上市实现价值。”
在熊晓鸽的讲述中，风险投资家和记者工作有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VC人必须心态平和，去帮助别人成功，而不是跟企业抢风头。正如记者写报道，记者的成功是这个人物或者事件的轰动，但是外界对记者本人不见得有什么印象。
其次风险投资家得是个杂家，不是专家，必须不断地学习寻找机会，研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研究未来哪个市场可以投入。
第三必须对新的东西保持好奇心，没有好奇心，也就不能把握新的机会了。
另外去看项目看公司的时候，也是要提问和记录，“和记者一样”。
打造一个中国的时代华纳的梦想仍然在熊晓鸽心里翻腾：“在文化产业里，过去成功的公司都是工具型的，比如百度。将来肯定会出现做内容的公司。我在美国看到Disney20年都没什么新招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为什么就不能出现这样的公司？”“IDG旗下有自己的媒体基金，这不是痴人说梦。”
15年的VC生涯看上去离熊晓鸽最初的梦想远了，其实让他更靠近那个梦想。
王志纲：民间智库的先行者 张欢
三十年幕后推手·王志纲
他一直在寻找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生存方式”——既不依附于权贵，也不向金钱谄媚，而凭借自己的智力投身市场经济获取报酬，赢得尊严
王志纲
在今年六月的“金三角”，王志纲学会了“斗地主”，这位中国房地产界的“幕后大黑手”（朋友戏称）以前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土鳖房地产老板们玩这个。
“王老师”的牌风相当彪悍，凡是可以叫地主的机会绝不容错过，从来不把机会让给对手。
他的理论是“相信底牌总会有机会”。
从当年新华社的名记者，到全国知名房地产策划专家，到现在成为从事企业和区域发展战略咨询的民间智库的领军人物，不管身份如何变幻，他总是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知识分子”，喜欢别人叫他“王老师”。
从开始下海，他就一直在寻找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生存方式”——既不依附于权贵，也不向金钱谄媚，而凭借自己的智力投身市场经济获取报酬，赢得尊严。
前几天，刚从湄公河流域考察回来的王志纲在广州请老朋友们小聚。他笑问：“你们这些家伙现在也都是老总了，今天谁请客？”这些当年的小兄弟嘿嘿一乐：“老大在，还轮得到我们买单吗？”老王笑着摇头：“你们这些家伙！吃大户吃惯了。”
席间，有老板向老王请教当下房地产市场的大势，老王便滔滔不绝：“形势已经很清楚了，房地产的冬天已经来临，现在是一九二九，怀中插手，马上就是五九六九，冻死猪狗的时候，只有死一批，才能活一批，所以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是活一批，死一批。要做好过冬的准备。”
接着，大家聊起房地产江湖世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从老王嘴里汩汩流出。他的口头禅是：“我给你说个故事啊，我和XXX当年……”
熟知他的人说，老王在哪里都一定是中心，他有一股气场让人们围绕在他身边。
要吃粮，找老王
在90年代初的广州记者圈中，流传一句话：“要吃粮，找老王。”
时任新华社经济记者的王志纲是广东记者圈中的“带头大哥”。广东媒体圈的骨干记者们喜欢跟着老王去采访，一来可以抱回猛料，二来，老王也不忘照顾这些小兄弟们。他经常跟老板们说的是，这是一个财智时代，知识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有当年的参与者戏称老王就像是新闻界的“穴头”。
王志纲并不认同这样的评论，在他看来，他的工作是让记者们的工作更好地和现实生活“对接”，同时也是让新闻策划的功用发挥到最大。“我是信息盟主，不是穴头。”
这种江湖地位源自当年他当记者时的积累。
王志纲1978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会去学政治经济学。
命运仿佛是一个轮回，到最后他还是干了记者，不当记者后，他又投身到了商界。
在大学时，他读了7遍《资本论》。在他眼中，方法论是最大的事情。不论是日常的闲谈，还是进行战略规划，他的开场白总会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方法论的普世性让他能够“纵横官、产、学，打通学、术、道。”（自评）
毕业之后的王志纲先在甘肃省社科院做了一年经济学研究，随后抛妻离子跑到了新华社内蒙分社当记者。这可能受他岳父的影响，他的岳父是新闻界一位老前辈。
随后经过新华社总社的“小分队”式全国采访后，他被抽调到广东分社当记者，负责宏观经济层面的调研与报道。
在当新华社记者期间，他先后写下了《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广东和浦东的对话》、《风帆起珠江》、《珠江三角洲启示录》等一大批有分量的作品。
如果以今时今日的观点来审读这些作品，其实并不算是上乘之作。这些作品里充斥着大量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和感情化写法，更接近政论作品，而不是新闻报道。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个对改革开放还存在很大争议的年代里，王志纲作为新华社的记者，选择了为改革鼓与呼。
作为一个记者，王志纲是成功的。他写的关于蛇口改革长篇通讯《放眼向洋看世界》被袁庚说是“写蛇口的第一篇可以算是进入门槛的文章”。
邓小平“92南巡”前后，国内政治环境相当紧张，他执笔，配合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写的通讯《风帆起珠江》被穆青称作是“关键时刻影响新华社命运的关键稿子”。
那个时代的新华社记者，除了采编任务以外，更多地被赋予了对社会宏观形势观察的任务。《中国走势采访录》就是这样一个作品。他和另外一名同事跑遍全中国五大区域，采访了十个省委书记，作品先是以内参的形式发表。
中央领导办公室来电，请两位记者同志到中南海向领导汇报。
在中南海，上面直接征询王志纲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来中办工作。在外人看来这是可直达天听的机会，被王志纲婉言谢绝。
他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就想好了不走仕途，因为他想追求最大自由，而官场是不允许你绝对自由的。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记者时代的王志纲还有一个身份引人注目——电视专题片策划人。
90年代初，他先后策划了《大潮涌珠江》、《北方的躁动》、《老板，你好嘢》、《南方的河》等一大批专题片。
有人说他是不务正业，在他看来，新华社的舞台已经不能让他尽情舒展自己的才华，电视是他宣泄才情的另一个舞台。
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的朱小丹（现广州市委书记）在点将拍摄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成就的《南方的河》时，说只有王志纲才能行。
这些专题片大都围绕着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区域发展的故事展开，而区域的定位也成为日后王志纲工作的重要部分。
1994年，王志纲下海，声称自己要做“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和独立策划人”。
他还说自己要在50岁以后回到大学教书。他的理想并没有都实现，王志纲这个名字开始更多地和房地产、大盘、区域战略联系在一起，和那些房地产富豪们联系在一起。
在下海之前，他就担纲了号称中国最大烂尾项目——顺德碧桂园的总策划。那时的杨国强还远没有今天首富地位之尊，身为一个包工头，他垫资修盖了4000座别墅，却赶上了国内原材料价格飞涨，开发商让他用卖房子的钱来抵消建筑工程款。
杨国强找到了王志纲，他的初衷是，希望王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一篇“大文章”。用现在新闻界的行话说就是重金聘请记者写“软文”来促销。
杨国强提出办一所贵族学校来吸引买家。王的答复是，办学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要当作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去做。
杨老板当即拍板：“大策划要有大师傅，王老师，碧桂园请你当总策划。”
随后王志纲先后提出“房地产不等于钢筋加水泥”、“品牌的背后是文化”、“碧桂园生活方式”等地产新理念，同时还辅以新闻、广告等全方面的整合包装，他对媒体的把握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碧桂园的楼盘销售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杠杆和支点。
顺德一战，让“王老师”的名号在地产江湖上打响。尽管后来杨国强和王志纲分道扬镳，但是更多的房地产老板开始找上门。
在王志纲工作室的名单上布满了各个房地产开发商：星河湾、合生创展、珠江地产、奥林匹克花园、宋城集团、龙湖地产、紫薇地产……
他先后提出了泛地产发展、复合地产等各种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有人拿着策划方案找到星河湾老板黄文仔，说我们的方案和王志纲的差不多，可为什么他的收费那么高还有人买？
黄文仔的答复是：“从王老师那里我们买的是方向和信心，不单是方案。”
这话让王志纲听着非常舒坦。一直以来，他就在追求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生存方式”——不向权力和金钱低头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在广东民营企业家商会的一次年会上，一位地产大鳄向作为商会首席顾问的王志纲敬酒说：“我们的项目都是王志纲工作室做的。”王志纲听了马上纠正道：“你们的项目都是你们自己做的，项目是鸡蛋，企业是鸡，鸡蛋都是你们孵化的，跟我无关。我们的产品就是老板的脑袋，我们是给老板换芯片的，当一个老板跟我们合作之后，他的脑袋就从386变成了486，变成了奔腾。”适逢在广东备受尊敬的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座，他当即说，这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王志纲先生就是货真价实的知本家。
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他的结论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现在的工作就是“找魂”
王志纲闻名于世，更多的是与他成为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幕后推手”有关。今天的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房地产策划人。
“如果把王志纲还当作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策划人，那么只能说明他对王志纲并不了解。”
他的事业开始更多地向区域战略规划进军。王志纲工作室的客户开始包括了昆明世博会、丽江新城、天津滨海新区、河北廊坊、西安曲江新城、成都、广佛、重庆三峡、广西北海、乌昌……
他对目前工作的总结是“找魂”，为企业、为政府、为区域经济做战略性定位。
他把自己比作是“三栖动物”——以前当记者是在地上跑，创办工作室是下海去游，现在则是在天上当预警飞机看情况把方向。
对于工作室这种工作形态，王志纲说：“我们是不明飞行物，打常规的战争用不着我们，但如果要打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就能派上用场；我们是预警飞机，我们不能直接杀伤敌人，甚至还需要飞机和大炮来保护，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变压器，我们可以把不同电压的电流变成同一个电压。很多人说我们不专业，但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的话，我们是横向专业化：专业公司好比桌子腿，工作室就是搭建桌面的，没有桌面，再好的厨师也摆不成宴席。”
现在的他打交道的对象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让他很清楚政府官员要的是什么，缺的是什么，哪些是市长该做的，哪些是需要配合市场做的。
王志纲工作室自微观而中观，自中观而宏观，甚至已经从区域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牡丹江的中俄合作项目到乌（鲁木齐）昌（吉）一体化，从北海的北部湾战略到云南的大湄公河流域战略，甚至在中国走进非洲建立海外经济特区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毛里求斯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总策划工作室，其对毛里求斯的定位是“中国企业进驻非洲的生产加工基地和区域总部基地、面向非洲的国际商贸枢纽、辐射全球的国际贸易黄金平台以及中国驻非洲企业后勤生活的最佳休闲平台”。
王志纲说工作室收费在国内咨询行业中应该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他的理由是：“换芯片和换尿片如果都是同一价格的话，还枉谈什么知识的价值呢？”
他的语言充满了50岁中国人常见的话语体系：他可以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诗词，对问题的总结善于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在工作室2002年的年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来讲述工作室的定位。而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也做了同名的报告。
王志纲说自己几乎从来不看西方所谓大师的管理典籍，对那些顾问咨询公司常常运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也没有丝毫兴趣。但他鼓励他的员工们看，要海纳百川，取长补短。
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那些理论工具只有在一个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才有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的大环境中，一旦拘泥于西方的分析工具就必将会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的错误，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方法论远比掌握那些公式要重要得多，而方法论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动态的、复合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但要想真正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并能做到运用自如，在任何书本中都找不到答案，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只能依靠在大量的策划实践中的渐悟。”
在咨询业务上，他更乐意用自己的原创理论。比如他的“四出理论”，是说通过自己的服务，让客户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出品牌。
总结自己的人生，老王喜欢说：“我这三十年，坚持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
——什么道理？
——《东方红》唱的是“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个体是没有希望的。《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对话王志纲：让中国人知道什么叫战略 张欢
人物周刊：您讲过新华社是一个从政非常方便的途径，而且中国知识分子讲的是学而优则仕，权力对你的诱惑有多大？
王志纲：回顾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有定力，不摇摆。我对我的人生有规划，从我跨入大学校园的那天，我就下定决心不从政。为什么？做人莫当差，当差不自由。从政就意味着你让别人掌握着你，命运不是自己控制，第二个我的性格是希望我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自立自强自尊自信，这是我所坚持的东西。第三，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的确有很多诱惑，但不足以让我改变信念。
人物周刊：一个新华社的记者下海，辞了公职，还了房子，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王志纲：我下海挣的第一笔钱也是个传奇。听说我下海了，有个广告公司的董事长来找我，他说他接到很大的一单业务，很多人在抢。他就讲自己的优势，说和我认识，对方老板讲他只要能把王志纲请到，业务就给他。他让我开个价，说这个是出场费，像明星一样的出场费。
我就问旁边人，现在最大的明星是谁，他们说是毛阿敏。我问毛阿敏的出场费多少，他们说是五位数，我就数了下，个十百千万，我说那不行，那我肯定要六位数。如果知识的价值比不过明星的价值，那就是给中国知识分子丢脸。我就又问旁边现在像我在新华社这样的房子，外边卖得比较好的多少钱一平米，他们说如果120平方米的话，3800元/平米，那就45万左右。好，那就45万。半开玩笑的话说给他，结果第三天他就答应了。
人物周刊：当年和您合作的老板，有的交往很愉快，有的交往不愉快，您是如何评价这些人的？
王志纲：我想你们肯定要问我和杨国强的关系。杨国强是很优秀的，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中最优秀的代表，他勤勤恳恳，事必躬亲，像农民侍奉田地一样对待他的企业，所以注定他是一个命苦的人。第二，他还很可爱，就是很本色。第三，好学习。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对我们之间合作关系的认识。
他当时从商人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是他整合的对象，他认为给我的待遇远远超过给一般的工程师，这样算是很对得起我了。但是他对我们的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对于财智双赢的观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得我们没有继续合作下去。
另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老板是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我们合作了十来年，我们很坦诚地交流。她这个人不好出风头，是实实在在做事。善待员工，善待客户，这是她的哲学方式，她不做假，这也是她成为我朋友的原因。
杨国强是农民，吴是大学生，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但他们都是白手起家，一样的是人品好、诚信、好学习。所以，成功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不成功的就各有各的不同。
人物周刊：你总是给人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
王志纲：干我们这行必须好为人师，因为你本来就是师啊，这里的关键是你能不能与时俱进。我们要不断地轻装上阵，我们都是不熟才做，只有不熟，你才能不断地超越自己，才能够教育别人。
人物周刊：你今年已经53岁了，按中国传统文化是60岁退休，王志纲工作室是因为有前三个字才响亮的，你想过没有，退休以后，怎么把这个品牌延续下去？
王志纲：它跟传统的企业不一样，传统的企业是完全的产权的交割，但我们靠的更主要是一种无形资产，我只能寄希望于一边走一边看，所以我最佩服邓小平，他摸着石头过河。
我现在做的任何事，都是充分地利用社会燃烧自己，过些时候，也许中国会发生变化，我们这种企业有了存在的必然，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那我只能走着看，也许到了60岁，有人跟了上来。如果到时候没有，那即使我这个机构只是一个传奇，它的价值不在于这个机构还存在不存在，而在于它的思想。到时它可能是个研究所，来研究这四五十年激荡的变化，也许我会将我的资产和财富全部捐给我看得上的一个大学，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然后成立一个研究院，比如王志纲基金会，道理一样的，像福特基金会一样。这些研究院又研究又做咨询，这样不就薪火相传了嘛。
我的财富不会留给我的孩子，他们现在已经很自由了，我只会留下一点生活费给他们。
人物周刊：王志纲工作室的股份中你占多少？很多人都好奇你的身家？
王志纲：很多人可能还以为我们搞策划还是像最开始那样处于一个散兵游勇的阶段，大家做完一个项目就分钱走人。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完善的团队，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成都五个战略中心，既有跟我十多年的老兵，也有新加入的硕士、博士和海归。按照孙中山所说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宪政的阶段。现在工作室有成熟的公司制度，具体经营方面的事情由各个公司的老总负责，我不管这些事情，怎么分配他们自己安排，年底我拿分红。这就是中国的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我很早就说过一句话：“我的生存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的确是这样。我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太高，但是到了我这个程度，亿万身家还是有的。
人物周刊：1994年你下海时说，知识分子一定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来创造财富，如果连我王志纲都不行，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有这种底气？
王志纲：中国要走向文明、自由、开放、繁荣，离不开知识，离不开智能，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作为中国最早赶上市场经济大潮的一员，我在广东，我在海边，如果我下海都淹死了，那就证明这个承诺是假的。我本来就是有水性的。如果连我都淹死了，就证明中国知识经济是假的。抱了这个心理，你就下去了。很多事情都是要算大账，这是没有数学模型的。
人物周刊：94年你下海，和体制做了一个告别，对于传统体制，你怎么看？
王志纲：我当时就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在短时间之内，新闻作为有限。第二句话，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既然不行，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虚耗生命呢？我在体制内找不到我的能量释放的地方，我只能找体制之外的。第三句话传得更广，一个找裤子的新华社记者。我长大了，裤子破了，结果阿姨不表扬我长得壮，还骂我，我只能到体制外找裤子了。我需要一条我长多大，裤子就多大的灯笼裤。这就是我当时的人生信条。
坚决不当老板，只靠思想，靠智能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很多人下海实际上都提前暗度陈仓了，把船早准备好了。而我是真的下海，没有先准备什么。我和他们对海是两种感觉。他们是在航空母舰上，觉得海有多么多么美好，我就是一印第安人，乘着小船就下海出去了，我对海的感觉是惊涛骇浪，底下还有鲨鱼，但是历史记住的是最后谁到了彼岸，最后航空母舰沉了，我却到了。
在这个机遇频生，颇为浮躁的时代，一个人要成功，关键之处与其说要善于抓住机遇，不如说更要敢于拒绝诱惑。定了目标，一直走下去。一定要知行合一。做人做事一定要一以贯之。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策划这个行业，很多人对它评价不高，这些战略上的东西，捉不到，又摸不着，你怎么看待咨询这个行业？
王志纲：我在工作室创立之初，就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志纲工作室是中国的一个清流，我们能存在下去，这个行当就能存在下去，我们不能存在了，那这个行当就是污泥一片，不能存在了。这就是我的责任感和道义观。第二句话，这个过程中鱼龙混杂。很多人跟着我们沾了光，一荣俱荣，但是乌合之众最终会被淘汰掉。只要我们不倒，我们会穿越云雾，让中国人最终知道什么叫战略。
所以谈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为什么鱼龙混杂，而应该是为什么有人成龙上天，有人成蛇钻草了。像当年麦肯锡走了出来，和他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咨询机构死掉了。所以我跟我的员工们说别的我管不了，管好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走了15年，也许还有15年的道路，伴随着中国产生更多的世界500强，它们需要能够与它们对等的战略咨询机构，我们已经伴随一些走出去的企业走出了国门，假以时日，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需要我们这样的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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