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个男人的自由之路

韩雨亭

　　从中国海南岛到纽约“自由塔”，冯仑的商业旅程代表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从本土走向国际的成长历程，其中也多少夹杂着一个中国男人的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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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一个男人的自由之路

　　冯仑迎来了他人生中最绚丽的一笔生意——2009年3月26日，他出现在纽约，代表万通实业正式与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签署了一份租约，他租下了“自由塔”（Free Tower）最高的5层。冯仑实现了在这座美国最具政治意味的建筑（高1776英尺，象征美国1776年建国）上兴建“中国中心”的梦想。

　　对于中国商人冯仑的进入，部分纽约人认为：“中国公司把红旗插上了自由塔”，或者是中国人在挑逗资本主义，而中国人则喜欢把它当成经济崛起的象征。

　　“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国家与民族的大事，这只是个很好的生意。”冯仑努力抵抗着外界对“中国中心”的意识形态化。在冯仑看来，这次万通实业的成功只代表了国家经济的消长。


　　哪个冯仑是真的？

　　站在万通中心楼梯口，冯仑穿着那身西服，双手习惯性地插在裤兜里，回答着冷不丁扔过去的问题，回答完了，不忘与现场的人幽默几句。

　　这时，摄影师噼里啪啦地按动着快门，冯仑很不娴熟地按摄影师的要求摆着站姿，但他已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现自己了。

　　在过道拍摄时，许多人驻足观望，每当碰到熟人，冯仑脸上总会不经意地掠过一丝羞涩，然后一脸憨厚地说：“没办法，都是宣传，嘿嘿嘿……”在他说话的时候，令人不禁冒出一个疑问：在狡黠与憨厚之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一直都存在着两个冯仑：一个生活在公众构造的虚拟世界，那是一个思想家，人们渴望咨询他对地产和人生的看法、投资方向，年轻创业家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另一个则是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冯仑，每天面对着无数个会议、谈判，权衡各种利益关系，甚至有时忙得只能吃助手送过来的饭，有滋有味地啃着楼下陕西餐厅做的肉夹馍。

　　面对采访时，那个睿智、老辣与狡黠的冯仑又自然地闪现回来。几十年的江湖游走与商场历练，让他的叙事富有极强的思辨与想象力。财富、名声以及江湖风云……你会完全被带进他所构建的话语世界。

　　1990年代初，冯仑走入远离体制的江湖，下海经商，以海南作为起点，把万通从个体户变成今天中国最具价值的地产公司。

　　创业初期，体制给予的影响力没有消失，显规没有确立，商人与权力之间始终保持着微妙关系。为此，冯仑的注意力不得不停留在如何权衡人际上面，既不太越界，又得把事办成。

　　“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冯仑说。

　　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冯仑撞上了中国两次声势浩大的房地产狂热，第一次令他的公司几近崩溃，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时，冯仑则用一种“地产思想家”的角色走进了公众视野，他的自嘲式名言“傍大款，走正道”幽默地道出了中国商人谨慎而精明的生存哲学。

　　虽然，冯仑身上至今仍保持着江湖气质，但他却努力地走出了他那一代商人的命运诅咒，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到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这次，冯仑带领万通实业在新世贸中心建“中国中心”只是一种尝试，但在冯仑看来则是在“创造历史”。“所谓创造历史，就是在伟大的时刻、伟大的地点和一群伟大的人做一件庸俗的事。具体行为都很庸俗，讨价还价，只是时间人物场合是伟大的。结果这些庸俗的事改变历史……”

　　冯仑曾经说过自己有四套话语系统：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与江湖的。见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如果对方与他谈学术，那么他就用学术语言系统来应对；如果与他瞎侃喝酒，他就用江湖一点的语言来周旋；如果他面对的是官员，那就采用政府的语言系统来对话；如果跟老外谈生意，他就应该用比较商业的语言来商谈……

　　那么，老问题出来了：哪一个是真实的冯仑？“我固执地相信，真实的冯仑应该是批判的、怀疑的，同时可能也是绝望的，他决不仅是一个嘻嘻哈哈、笑谈风月的冯仑。”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揣测着冯仑。

　　这些或许都不重要。冯仑作为一名商人，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参与者，也由此实现了一个男人文人式理想和商人式务实结合的梦想，这就足够了。对此，冯仑轻描淡写：“没什么，这只是地球上最富挑战性的买卖而已。”

冯仑

　　一不留神参与进了一段历史

　　几年前，冯仑曾与中国电影导演冯小刚有一次对话，他说自己想拍一个电影叫《自由塔》，因为这个名字寓意很好，“象征人类能爬到自由的高端”。

　　细心的人会发现，位于CBD的万通中心，也是一栋由两座高达100米的双塔形建筑对立组成，厚重的石材材质与轻盈的钢材形成了强烈对比，有着竖向光影和现代意识。纽约自由塔“中国中心”也是由写字楼、活动中心、商务中心、俱乐部组成的综合空间。

　　不过，如今“自由塔”已改名为“世贸中心一号”（One World Trade Center）。

　　签约那天，冯仑笑得很开心。为了能顺利地把总面积逾1.776万平方米的“中国中心”建在纽约最高的大楼，冯仑曾先后30多次去纽约，历时1825天，打了不下2190小时电话。“从谈判到最后签合同，真是太难了，我们签订的那份合同得有这么厚。”冯仑坐在办公桌的另一端，两只手悬空比划着。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旅程。

　　8年前，9月11日那天，身在西安的冯仑正准备和王石、宁高宁、周庆志等中国企业家开车去西部旅行。当晚，他接到了胡葆森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出事了。冯仑他们立刻打开电视机看到了世贸大楼被狠狠撞击的画面，“这个事太突然了，跟电影儿似的”。

　　这对美国人是一次巨大的挫折与伤痛，冯仑虽然无法估计它会对世界产生多大影响力，但他隐约知道；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当时绝对没想到，我会和这个历史发生任何联系”。

　　2002年的冬天，冯仑参加了北京大学一个国际研讨班，演讲者中有位美国的大学教授，他讲了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坐在台下听课的冯仑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或许对中国企业是个机会。”于是，他向教授询问中国企业家是否能参与进去？教授的回答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但我可以帮你联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世贸中心，冯仑花了3000多美金，请在美国的朋友帮他搜罗了世贸中心重建的几乎所有资料。邮寄到中国后，他又立马请人翻译出来，当他拿到翻译好的资料时，“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如何下手”。

　　2003年上半年，冯仑到纽约开会，世贸中心的管理者——希尔维斯坦家族的负责人莱瑞先生介绍世贸中心的重建。他是纽约著名的犹太裔商人，拥有世贸中心99年的经营权。坐在台下的冯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我一定要认识他。”

　　冯仑辗转联络多人，后在纽约合作组织的引见下，见到了莱瑞·希尔维斯坦。2003年下半年，冯仑来到纽约世贸废墟，莱瑞·希尔维斯坦告诉他：“你360度往上看，你看到的天空都是我的。”

　　这句话更加坚定了冯仑参与新世贸中心的决心，但如何合作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

　　莱瑞·希尔维斯坦家族想知道的是：万通公司是谁，冯仑是谁？为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利用各个侧面和渠道去了解万通公司的信用和能力。

　　“我们也喜欢去了解合作者的信用，但往往只找几个熟人，但他们几乎找了万通所有的合作伙伴，以及通过律师事务所与会计师事务所考察我们全球的信用。”冯仑说。

　　为了测验冯仑与万通公司在中国的影响力，莱瑞·希尔维斯坦到中国访问的时候，给冯仑开了一张想约见的中国企业家名单，请他们到京城俱乐部吃饭。张朝阳、陈聪、杨元庆等6位企业家很给面子，悉数到场，大家聊得很开心。

　　在美国《财富》杂志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对方又开了一张长达30人的约见名单，柳传志、王石、马云、王中军、郭广昌……凡是中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都写了，还特别点名让柳传志出席。没办法，冯仑只能亲自给每位企业家打电话，最后几乎也都来了。那次，柳传志确实有事，差点没来，冯仑立刻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柳传志最后一刻赶到了，这让冯仑很感动。

　　“如果我请不到柳传志的话，他们会认为我在中国商界的影响力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中心’是中国企业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冯仑说。

　　除了向他们证明自己在中国的商业影响力，冯仑还显示了自己在政府资源方面的优势。

　　对于“中国中心”项目，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给予了极大支持，“只要他们想见中国商务部的什么官员，我们都尽量想办法约到。最后，‘中国中心’被纳入了中美经贸联委会的指定项目，有一次，吴仪副总理还亲自见证并与我们座谈。天津市副市长，大股东天津泰达集团的领导，曾为此事去与纽约港务局交涉……”


　　“我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
　　
　　为了与世贸中心方面联络，冯仑专门派了一个商务谈判常驻美国，他们先进行的是商务条款的谈判。冯仑说：“商务条款的谈判大约从2005年5月开始，到2006年1月商务条款谈判结束，谈判过程非常复杂。”接着，双方又开始了法律合同的谈判，这个谈判过程也并不轻松。2006年6月30日，所有合同谈判结束。

　　为了进行法律合同谈判，双方共出动了近10名律师，合同正式文本约200页，合同附件达到了1200页。这是一场极具挑战性的合作。

　　2006年1月开始，世贸中心的市场预期租价开始上升，这提高了美国人在谈判桌上的砝码。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如出于安全考虑，应该限制进入的人数。这让万通每年可能损失500万美元。最关键的是：万通要在10天内开具4500万美元的信用证，第二是港务局将对合同进行审批，这个过程要60到90天。

　　信用证需要在中国的银行开具，再由汇丰银行作为转让行，最终送达业主手中。条件十分苛刻，冯仑表示尽量完成。20天后，经过中国6道以上程序批准的信用证终于紧急提交美方。

　　7月中旬，冯仑沉浸在对“自由塔”的美好想象中。他带着4500万美元信用证赶到纽约时，得到的却是7月11日希尔维斯坦公司已单方面向媒体宣布中止合同的消息，原因是他们认为万通“错报财务资源”，已经超过了约定时间。两年多的谈判戛然而止。

　　“虽然表面是信用证问题，但最核心的还是利益问题，给我们做的话，他起码少了2000多万美金。”冯仑不甘心，他做了各种努力，邀请了很多纽约政商人物说情，纽约市副市长罗伯特·莱博（Robert Lieber）还专门给莱瑞先生打电话，但也没有办法，谁都不理会，包括纽约合作组织，这极大地惹恼了纽合组织，他们把莱瑞从该组织除名。

　　时过境迁，对于莱瑞·希尔维斯坦家族的自私，冯仑另有看法：“按照我们中国的思维，市长挂电话应该会给个面子，但人家根本不理会，虽然美国的商人极端自私，但自私得可爱，他想要什么都会直接告诉你，表达自己利益的方式很可爱，不像我们中国人，越自私的人，越把自己装得不自私。”

　　正当冯仑对入驻新世贸中心失去了信心时，他得知了另一个消息：为了尽快恢复重建新世贸中心，纽约港务局给了希尔维斯坦家族一笔补偿，把1号楼和3号楼的开发权要了回去。

　　冯仑觉得“机会来了”，2007年起，万通与纽约港务局开始谈判。两个月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这让冯仑的“中国中心”项目顺理成章地谈成。

　　2009年2月20日，万通地产发布了2008年年报，去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41亿元，按净资产收益率排全国房地产行业第一。但“中国经济不断成长，也是双方往来越来越紧密的原因。没有中国经济的成长，我们的这轮谈判也是不可想象的”。

　　冯仑说，这一次他在签约前一周就把信用证拿到了手。他害怕再次失去这个机会。有意思的是，这次不用再通过汇丰银行转证，经济危机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银行的信任度。

　　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这桩生意让大家皆大欢喜。

　　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董事长考西亚（Anthony Coscia）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用较具竞争性的条件签下‘中国中心’这个项目，给世贸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商务集散地的可能性盖上坚实的印章”。

　　纽约合作组织总监魏德（Kathryn Wylde）也觉得，“‘中国中心’项目签约，使纽约经济复苏再进一步……”。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冯仑，签约当天，他感觉“就像结婚一样”。

　　时光回到15年前，冯仑曾有过相似的感觉。

　　那是1994年初，万通在西安市中心拿了一块地。一天清晨，他和潘石屹两人跑到即将拆迁的小餐馆里，蹲在地上大汗淋漓地吃了一碗面条，他们当时想：“吃完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拿张支票一交，那一片人的命运就改变了。”

　　更具有意味的是，在2009年3月16日，万通地产与中体产业签署了一份金额高达52亿元的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三亚奥林匹克国际村”。

　　海南是冯仑商业之路的起点，也是一个差点让他破产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这次的商业行为解读为一种“回归”。对此，冯仑淡淡一笑：“商人不是诗人，你要相信他们永远在乎的是利益”。

　　从海南岛到自由塔的商业旅程，作为商人角色的冯仑一直在试图通过拿下一块又一块的地，来验证自己作为男人的眼光和智慧。他说：“男人最大的乐趣还不在女人，在于征服外面的世界。”

　　曾有人问过冯仑是否有信仰，他的回答是：“我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学习的理论、规则，实际上都不能让我们应对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