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财富辩护

刘建强
　　企业家出事，在公众眼中，罪有应得；在企业界眼里，则值得借鉴甚至值得同情。

　　在律师眼里呢？

　　为出事企业家辩护的律师是一群极为低调谨慎的“隐身人”。如果不是事过境迁，要找到他们并让他们开口进述他们眼中的出事企业家，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的变迁，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中国企业家》终于在2006年秋天找到了这群律师中的六个代表：田文昌、钱列阳、陶武平、刘爱国、张星水、许志永。他们讲述了为那些著名企业家罪案辩护的点点滴滴。有的谨慎，有的激昂，有的说自己“累了”，有的还在一桩一桩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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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富辩护”的律师们：陶武平、钱列阳、田文昌

　　在律师眼里呢？

　　为出事企业家辩护的律师是一群极为低调谨慎的“隐身人”。如果不是事过境迁，要找到他们并让他们开口进述他们眼中的出事企业家，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的变迁，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经历几年的持续追踪，《中国企业家》终于在2006年秋天找到了这群律师中的六个代表：田文昌、钱列阳、陶武平、刘爱国、张星水、许志永。他们讲述了为那些著名企业家罪案辩护的点点滴滴。有的谨慎，有的激昂，有的说自己“累了”，有的还在一桩一桩接案。

　　在律师看来，中国企业家与监狱的距离比他们想象的近得多：

　　一些人仅仅因为忽略了做事情的程序而获罪，而更多人根本不相信法律；

　　定义模糊、已经过时的法律罪名最易被指控，而选择性执法加大了防范的难度；

　　有的地方法律进步了，有的地方二十年没多少变化。

　　20年来，企业家一直在和中国社会比赛进化的速度，而律师们则见证了这场有关进化的赛跑。

　　这些见证很昂贵。

　　田文昌、钱列阳、陶武平、刘爱国、张星水、许志永……

　　这些律师的名字进入历史的方式与某一阶层的痛苦有关。他们因为以下人物而被意外地拉进了中国商业史：

　　杨斌（欧亚实业原董事长）、周正毅（农凯集团原总裁）、孙大午（大午集团董事长）、戴国芳（铁本公司原董事长）、唐万新（德隆集团原总裁）、郑俊怀（伊利集团原董事长）。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李经纬（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顾雏军（科龙电器原董事长）、赵新先（三九集团原董事长）、黄宏生（创维集团原董事局主席）……

　　顾盼自雄的企业家们不大会想到，有一天，他们需要一种叫“律师”的人为他们曾经的行动寻找理由。在律师们看来，中国企业家们与监狱的距离要比他们想象的近得多。

　　“企业家要认识到，法律在中国是越来越重要了。”健力宝集团创始人李经纬的委托辩护律师邱代伦说，“儿童期和青年期不一样。儿童在路边撒尿人家说可爱，到青年期还这么做，人家就说你流氓了。”

　　“在中国，企业家不相信法律，”曾给杨斌等多位企业家作刑事辩护的田文昌律师对这种现状表现出无奈：“他们宁可行贿找关系，也舍不得给律师花钱。”采访中，田对此有更激烈的表述。

　　“律师费应该是生产成本里重要的一块，”邱代伦说，“很多企业家没有这个习惯。”邱本人已经退出律师业（其律师事务所尚在），改行为从事投资。据他说，去年付给律师的费用达“600万”。而在出事前的李经纬心中，“我们这些人可有可无。”

　　远在呼和浩特的刘爱国曾是郑俊怀的代理律师，企业家们对法律顾问的漠视让他深有感触：“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大毛病。哪怕法律顾问跟他有再深层次的关系，他做决策的时候真的是懒得跟顾问去商量。很多人都是出了事才找顾问，没出事以前他绝不跟你商量。”

　　律师也并不仅仅是在法庭上重要。在律师们看来，一些企业家是可以避免走上法庭的。他们仅仅因为忽略了做事情的程序而获罪，比如李经纬和郑俊怀。“法律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个手续问题。该履行的手续一定要履行完毕。只要程序合法，个人就没责任。”邱代伦说。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准备办公司搞创收，其时尚任教职的田文昌在讨论会上表示，他最担心公司办起来后把握不住法律上的界限。田的忧虑招致哄笑。“现行法律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立法的不明确和不严格导致了理解和适用的随意性，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想想，（法律界限）连我们都把握不住，谁还能把握得住？”

　　“选择性执法对法律的损害是最大的。”铁本公司的辩护律师孙国祥说。“类似（铁本）的问题国家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考量，从制度上去弥补，而不是一味去惩处。”

　　犯罪企业家被指控的罪名中，虚报注册资本、虚开增值税发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诈骗最为常见。律师们对这些指控往往会做无罪辩护，但效果并不理想。它们由于定义模糊或者已经过时而很可能成为某些人构陷企业家的利器。“尤其是金融犯罪，”田文昌说，“我们现在很多金融诈骗根本不是骗，而是投机。当年的投机倒把罪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笑？”为此，田一再呼吁：刀下留情啊，不要过些年回过头看，原来我们冤杀了精英啊。

　　还有可能更为重要的一条。中国企业家在商业领域的犯罪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关。与政府关系的远近如何拿捏，在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的中国仍然是一门学问。“企业家与政府的沟通能力很重要。他们这种能力创业时期最强，但是逐渐在减弱，因为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他们越来越自我。”邱代伦警告说，不要瞧不起小的（官员），“最小的可能是最要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如果说李经纬、郑俊怀以及孙大午等的获罪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那么杨斌、周正毅等人也给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者做出了“榜样”。

　　一边是多得让人欲罢不能的市场机会，一边是模棱两可动辄得咎的法律法规，构成了突飞猛进的中国商业社会的特有景观。“如果让律师办企业，一定办不起来，”田文昌说，“把自己的手脚全捆住了。我们的市场和法律都还不成熟。”在这种环境里，孙国祥的建议是：不要打擦边球，尽管发展速度会慢一些，但是至少有保障。同时，鉴于目前一个企业出事往往其高管尽数被抓，田文昌提醒说：“一定要安排好接班人。顾雏军安排了8个，结果都被弄进去了。他没有第9个，结果企业没人说了算。”

　　“这么大一个国家做急剧的转型，很多问题都超浓缩了，突破了正常发展的规律，所以要付出一些按规律办事不必付出的代价。但是也要看未来有多大的发展，看看我们自己走了这二十年，有多大进步。比如我们今天在谈刑事诉讼法这样那样的问题，当这些问题提出来，距离解决就不远了。”戴国芳的辩护律师钱列阳说。

　　每当一个企业家倒下，总会有一个律师站起来，后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曾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与企业家们深入交流，对他们的罪与非罪有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痛苦和缺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