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刘建强
孙大午先生一不小心食用了禁果,这个果子虽然能使人解渴,但是它却同时也含有一种毒素,使食用它的人中毒。那么,我们究竟是禁止人们食用禁果呢,还是改良果子的品种而使它不再带有毒素从而能够被人们食用呢?答案显然是后者。
孙大午,大午集团董事长。2003年5月被捕。2003年10月30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
2003年10月30日,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2003年6月,田文昌由于杨斌案去往东北沈阳,张星水和许志永因为孙大午来到河北徐水。
在我们采访到的律师中,张和许最为年轻(张39岁,许33岁),直率,大胆,与他们的同行区别明显。二人志趣相投,以“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为己任。就在2003年5月1日,因为孙志刚事件,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一个半月后,该办法被废止。
张星水之前对孙大午有些了解,得知孙出事后,主动约许志永一道赶赴徐水大午集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二人对孙的评价很高:企业家中的另类,思想者,理想主义者。采访中,张言必称“大午先生”。
孙大午在看守所的表现与其他富豪不同。张星水的第一印象是:他确实是经历过风雨的人,心态沉稳平和,说话慢条斯理,逻辑性强。第一次会见,在场的有当地公安局局长,看守所所长,张感觉他们对孙大午“很尊敬”。孙大午与律师的看法一致,自己的集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而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交谈中,孙向张说明自己贷款无门因而“另辟蹊径”,并暗示这次出事有“其他原因”。
孙大午被判缓刑走出看守所那天,张星水在场。他看到孙与前来接他的兄弟、员工一起痛哭流涕。“企业家做到这一点(有个人魅力)很难,”张星水对《中国企业家》说,“毕竟企业家不是思想家。”在法庭上,张星水说:“我可以坦诚地对大家讲,在我本人接触过的各类企业家中,孙先生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虽然,他的辩证思想体系朴实无华。这似乎与当地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认识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并不认为当地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具有开明的前瞻性。”许志永在辩护中提到了在当地取证受到的多重阻挠。
张星水的辩护词特色独具,视野开阔,旁征博引。能把辩护词写得有文采,应该不大容易。“孙大午先生一不小心食用了禁果,这个果子虽然能使人解渴,但是它却同时也含有一种毒素,使食用它的人中毒。那么,我们究竟是禁止人们食用禁果呢,还是改良果子的品种而使它不再带有毒素从而能够被人们食用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张星水把“民间集资”比为“禁果”,“僵化的金融管制性法律规定”则是“毒素”。
作为大午集团的辩护人,许志永从法条上分析了集团“非吸罪”不成立。其理由与后来陶武平为唐万新辩护相同。“应当注意的是,”许接着说道:“《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的,本身就已经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扩大化,把大量的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列入了打击范围,这种扩大化在今天已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辩护是在2003年10月30日进行的,当天下午,孙大午被判三缓四。媒体与各界的声援功不可没。这不是最坏的结果,但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按照张星水等人的想法,最好判无罪,最坏有可能判10年有期徒刑。“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张星水说。
许志永说,开庭前,他劝说孙大午做些让步、妥协。“我们希望他能认错。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许的理由打动了态度强硬的孙大午:一旦判了实刑,企业垮了,人们也会慢慢忘记这件事,就像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些因“投机倒把”(该罪名1997新《刑法》已废除)受打击的人。“他很平静地面对了对他不能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张星水对《中国企业家》如此评价。
“我们在很多村庄里调查的时候,常常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得到周围百姓如此广泛的拥戴而感到吃惊,有的从没有见过孙大午面的老人说起孙大午的遭遇甚至流下了眼泪。”在法庭上,许志永念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辩护词的最后部分:“如果说法律非要打击这样造福百姓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许志永把两天前写作此文时的激情通过他的念诵传达出来,并即兴补充道:“应该接受审判的,是僵化的法律体制。”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马军为褚时健所写的辩护词:“被告人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也抓老鼠但经常偷吃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有偷鱼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许志永说完这句话,孙大午落泪了。”张星水说,“他这许多年受了那么多委屈,此时被触动,百感交集。”张星水看向旁听席,看到许多人眼圈红红的。“在大是大非上,老百姓还是有觉悟的。”
尽管张、许因为“维权”而多受打击,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不悲观。或许因为年轻,他们还能大声地谈论理想,这让他们具有了不知是否律师该有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