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的男三号：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企业家生态

   新周刊

　　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

　　中国企业家群体，作为创富的、进取的、有社会贡献的男三号，也是尴尬的、委屈的、被喝倒彩的男三号，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依然很青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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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涩的男三号：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企业家生态

　　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财经作家吴晓波如是说。

　　面对出席万科股东大会的209名股东代表，身陷捐款危机的万科总裁王石做无条件道歉。他感叹：我虽然快60岁了，但对于大事情的处理，还是显得很青涩。

　　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商人总位于中国社会身份序列的最低端。从“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到“无商不奸”的大众认知，商人与商业精神常被妖魔化。

　　当代企业家也如明星般收获过鲜花与掌声，一跃成为青年导师与成功榜样；但他们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烙印，行走在权力与利益交错的灰色地带，既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承受着体制变革与市场嬗变的双重风险和阵痛。

　　包括王石在内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作为创富的、进取的、有社会贡献的男三号，也是尴尬的、委屈的、被喝倒彩的男三号，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依然很青涩。

　　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和谐社会的梦想，必然包容企业公民成长的道路和中国人的财富梦想。男三号要升级，国人也要悦纳企业家。毕竟，经济成果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拥有健全社会人格的企业家，也是社会进步最好的试金石之一。

　

尴尬的“男三号”

    王安

　　30年中国企业家的4条轨迹

　　30年前，中国没有企业家。30年后，企业家成为时代宠儿。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尴尬”的中国企业家成长史。

史玉柱、马云、冯仑

　　30年来，政府官员、科技人员、个体户与新经济人员投身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企业家。


　　企业家还是企业官员？

　　30年前，中国没有企业家。有的或许只是企业官员？也不对，应是工厂、商业、农业、银行的官员？——总之，所有这些机构，都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行政机构，或行政附属物。

　　30年间，大批的官员转为企业家，有的成功，有的黯然。

　　如今，令人忧虑的是，政府的企业行为太多、太滥、太堂而皇之。

　　比如馒头。郑州市市政府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蒸馒头要办许可证，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在区里办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14日，市馒头办和金水区馒头办当街对骂……

　　和郑州馒头办有同样爱好的是湖北省武穴市市政府。2001年7月4日，武穴市市政府号召开展“武穴人爱武穴，武穴人喝武啤”爱心大购买活动，规定全市各部门一律用金龙泉啤酒作为招待用酒；全市所有财政供给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年内每人购买6箱金龙泉啤酒，譬如交通局356人，分配2136箱；中医院259人，1554箱；武穴中学269人，1614箱……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国人面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问：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另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一起奔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周冠五——首钢老板，承包，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

　　袁庚——蛇口开发区创始人，后悔没有同意港资入股

　　褚时健——红塔老总，59岁现象，如今变成35岁了

　　李东生——TCL老总，前无古人的MBO，哪找惠州那么好的领导？

　　倪润峰——长虹老总，以降价大战，行国家宏观调控之责

　　马慰华——招行老总，新锐直逼国企

　　张瑞敏——海尔，从砸冰箱走向世界，在海外也砸吗？

　　李经纬——健力宝之父，倒在MBO

　　陈久霖——中航油老总，典型的国企官员懵懵懂懂

　　金德勤——前中行行长，以香港规则，套在共产党员身上

　　于志安——长动集团董事长，资本外移，职务也能外移吗？

　　赵新先——三九教父，黯然退场


　　科学家下海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珠海市劳动局2000年制定的该市85种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为：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110800元，月薪为9233元，最低的统计人员年薪为7800元，月薪为650元；技术人员中，高级工程师年薪为100500元，月薪为8375元，最低的助理经济师年薪为12560元，月薪为1047元；在生产人员中，中餐烹饪人员年薪为39450元，月薪为3288元，最低的裁剪缝纫皮革制作工年薪5670元，月薪为473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80000元，月薪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5400元，月薪为450元。

　　步鑫生——海盐衬衫厂厂长，最早的管理大师

　　柳传志——联想创建者，幸运的转轨者，疑有上帝关照

　　俞敏洪——新东方老总，一招鲜，吃遍天

　　段永基——民营企业家，如果万润南不走，段永基会怎样？

　　王石——万科老总，30年中国能容下这么个执拗之人，奇迹


　　被边缘化的个体户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姓社姓资确实是个扎眼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摆上台面，经济总也躲不开政治。辽宁本溪女工关广梅租赁了8家国营副食店，成绩大大，但有人问：这是姓社姓资？《经济日报》为此展开讨论。

　　雇工是另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到现行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其实，邓小平未必看不清，未必心里没有准主意，以他的性格，是可以雷霆万钧的。1961年4月，邓小平到北京顺义县调查，在一个社队干部会上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管以前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当时，邓小平在中央里只排在六七位。

　　马胜利——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本人和支持他的官员，都高看了承包的效力

　　禹作敏——大邱庄党支部书记，人一发达，就容易动作变形

　　吴仁宝——华西村庄主，当过县委书记的村官，成就大于县委书记

　　年广久——傻子瓜子，时代的弄潮儿，实际上也被时代弄得起伏摇摆

　　戴国芳——铁本老板，2004年宏观调控第一靶子，到老都觉得冤枉

　　李书福——吉利老板，以民企之身份，闯国企之禁地


　　新经济人员：“好人”还是“坏人”？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说：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与阶层相关的是财产，江泽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所谓物质决定意识，所有制决定态度，这是中共理论基础的铁律。此次，是相当的突破。

　　沈太福——前长城机电老板，案子放到今天，还会被处死刑吗？

　　黄鸿年——中策老板，收购国企海外上市，资本花枪令人叹服

　　黄光裕——鹏润老板，草根首富

　　荣智健——中信泰富集团老板，红色光环，资本基因

　　管金生——万国证券老总，想赚钱有错吗？

　　吕梁——著名庄家，撇下一大堆秘密，生死不明

　　牟其中——南德老板，不进天堂，就入地狱

　　霍英东——香港英东集团老板，极符合共产党员标准

　　唐骏——前微软中国区总裁，打工皇帝

　　仰融——华晨老板，资本奇才，出走美国。

　　唐万新——德隆老板，如果资金链没断，德隆将是怎样的帝国？

　　张树新——瀛海威老板，互联网先烈

　　王海——打假专家，干什么都能为企业家

　　丁磊——网易创始人，干净的财富

　　王志东——前新浪CEO，人力资本被金钱资本战胜

　　史玉柱——巨人集团董事长，起起伏伏，有点美国西部故事味道

　

委屈的“男三号”

       潘滨

　　商业潜规则下企业家如何起舞

　　“在今天的中国，走正道的机会已经足够好。”

王石

　　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制度渐变的转型国家。很多商业上的突破创新都意味着与现行体制的冲突，由此便存在着无数“灰色地带”，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创业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有过种种灰色行为。


　　第一是回扣，第二还是回扣，第三是吃请

　　《赢在中国》的“虎符门”事件说明潜规则正逐渐扎入中国年轻人的思维。当事人分别是央视2套《赢在中国》虎符得票的前三名：赵继爽、董冰、李文。投票期间，三人达成口头协议，董冰退出争夺，赵继爽、李文给其50万元作为补偿。赵继爽、李文先各预付5万元给董冰，董冰发表声明退出虎符争夺，声明在董冰博客中登出后，两人又各付10万元。等投票截止后，再付20万元余款。不料，5月7日、8日风云突变，董冰收到30万元现金后，向投票公司疯狂买票，一举超过李文8万余票。而李文此时已在海外，再进行部署已于事无补，遂向项目组发来传真揭露此事。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正是现场评委之一。电视上，他对唯一到场正痛哭流涕的董冰说：“在今天的中国，走正道的机会已经足够好。”事后他说，我不是天外来客，这些中国的商业现实我都看得见。在改革开放30年间，很多企业获得超额回报都是因为它们很好地利用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国情，特别是这些所谓“中国国情”下的潜规则。譬如回扣。除了导演睡演员之外，给客户回扣可能是第二个最容易被人们联想到的“潜规则”实例。

　　网友“我爱杜超”在百度知道里“悬赏提问”：“你能想到的商业潜规则有哪些？”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第一是回扣，第二还是回扣，第三是吃请。

　　王冉说，在中国相当一批行业里——譬如广告业（特别是媒体广告代理）、建筑业、旅游业、医药业，还有一部分设备制造业——回扣可能是最大的“潜规则”。送回扣、拿回扣如同嗑瓜子要吐壳一样天经地义。

　　很多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技术驱动，不是产品驱动，不是服务驱动，也不是资本驱动，而是回扣驱动。也有一些企业，本来不是回扣驱动，但是为了应对大多数的回扣驱动型企业在市场中给自己造成的困扰，也不得不拎着钱袋上阵，“常在河边走难免要湿鞋”。于是，回扣成了回扣者的通行证。如果谁要硬是顶着不给回扣、坚持原则，那么他最后只会发现——就像那个段子说的——“为人敞开的门紧锁着，为狗敞开的洞也锁着，一个声音高喊着，怎么他妈都锁着！”

　　但王冉坚定地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仅靠给回扣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商业上的成功都离不开良好的客户关系。但是，客户关系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你在“关系硬”的同时还必须“活好”。所谓“活好”，其实就是说你要在自己经营的产品和服务上有自己独特的“绝活”，有真正属于自己、能够屏蔽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

　　他说，在未来的10年里，回扣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一定会呈下降、而不是上升的趋势。行业整合将引导“显规则”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行业整合也必将导致“潜规则”渐行渐远。


　　梦断潜规则

　　除了回扣，王石在弥勒论坛上遇到的那个尴尬问题同样困扰着许多企业家。湖南企业家陈昌友曾是一个投入高达1900万元的湘莲大市场的老板，却因为不肯顺应当地某种势力的“潜规则”，被周围人评价为“吝啬”，并进而陷入劫难。

　　湘潭生产莲子，但处于低价出售原料阶段。当年，陈昌友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湘莲加工交易项目的策划书，立即得到批准。于是投资600万元，并贷款1000万元，开始建设湘莲大市场。

　　随着市场的房子一层层盖起来，陈昌友的名气也达到了顶峰，全县几乎人人都知道，但他慢慢发现，他要应付越来越多的预料之外的事情。湘潭县的个别干部，开始不断地往陈昌友的办公室跑。寒暄两句之后，就会从兜里掏出几张发票，或是手机费，或是交通票，要求报销。

　　“其实都是些几百块的小钱。”陈昌友说，“但你今天几百，他明天几百，凑起来数目就大了。”陈昌友统统拒绝。有的人走时脸色很难看，很多人从此跟他招呼都不打了。但陈昌友觉得无所谓，“我这是省里都关心的项目，我抓项目要紧。”

　　市场建设期间，陈昌友除了过年时请县干部吃一顿饭，每个人送点礼物表达心意，一年中再无其他“勾兑行为”（意为打理、疏通社会关系）。

　　一位熟悉陈昌友的机关干部说，做生意的见多了，真没见过陈昌友这么认死理不认行情的人。有次，湘潭县某单位告诉陈昌友，外地考察团要到湘潭来，湘莲大市场负责接待一下，希望准备8000块钱的土特产礼品，再请考察团吃顿饭。在陈昌友看来，外来的考察团是县里请来的，凭什么要他接待？照例拒绝了这个接待任务。

　　湘莲大市场建起来后，麻烦却接连不断。开业3个月后，湘潭县公安局找到了陈昌友，工作人员向他宣布，经湘潭地税局查明，陈昌友的湘莲大市场偷税9万多元，对他立即进行刑拘。陈昌友稀里糊涂地进了看守所，在那里待了21天，直到被取保候审，陈昌友也没想明白自己哪里偷了税。

　　更苦的日子在后面，市场的一名租户向法院起诉，在租赁合同里，陈昌友答应帮租户落实水电，如果没有落实，则租户自己落实水电管线的费用由陈承担。现在租户自己落实了水电，陈昌友却没有付钱。法院判决陈昌友付给租户水电管线费用，并承担诉讼费1200元。随后法院将判决转至执行庭，宣布对陈昌友进行强制执行。

　　执行速度非常快，在长沙奔走的陈昌友还没收到执行通知书，法院执行人员就将市场里价值20余万元的莲子加工设备搬出拉走，用来抵充1200元的诉讼费。法院的人走了，却留下砸开的大门和洞开的窗户。当天夜里，便有无数的身影沿着法院执行人员开辟的路径进入市场，他们空着手或是拎着麻袋进去，出来时个个满载而归。

　　随后几天，湘莲大市场成了劫掠者的乐园，“湘潭县的乞丐、地痞、无业游民，趁机占便宜的人差不多都集中到市场里了。”市场里没有任何一样能换两个钱的东西逃得过劫掠者的眼睛。

　　陈昌友的大市场之梦就此破灭，他多次上访无果，请来新华社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就此写出的《农民企业家陈昌友造价1900万元的梦》等稿件都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直到7年之后，山西《记者观察》杂志的一篇报道帮助了他，《省委书记八批“湘莲”案》经网站转载以后，引起了湖南官方重视，陈昌友这才得到相关赔偿。

　　或许，落难的企业家通过媒体呼唤正义，进而受到官方重视并讨回正当利益，也是中国商业潜规则之一？


　　企业实力PK商业潜规则

　　商业潜规则下的中国商界，缺乏对简单而普世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循，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神话或悲剧都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

　　“潜规则”一词最初来自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在书中，吴思并没有给出确切定义。在《潜规则》之后的第二本《血酬定律》中，吴先生试着给出了下面的圈定：

　　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王冉说，刘翔在大阪惊艳一跑，赢得了无数掌声和欢呼。最为令人信服的是，他是在被公认最困难的第9道上完成自己的大满贯的。只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他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实力。刘翔在110米栏上的实力就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也是一样，最终真正能让市场听懂的语言只有一种，那就是能够让你继续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和超越的核心竞争力。

　　在今天，走正道不容易是因为还有一些人在用“潜规则”阻挠着“显规则”的确立。但是，对于那些立足长远的企业家来说，我们还是要走正道，因为只有走正道，我们才能建立起我们逐步淘汰那些仅仅依靠潜规则而生存的企业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

　　“潜规则”或许存在千年，不易消失。但一个日渐透明的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逐步完善竞争机制的市场，或许也就不远。

　

被喝倒彩的“男三号”

        潘滨

　　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家成长

　　西方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

孙大午

　　1978年11月27日，中科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第一次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科学养猪的文章，他感叹“气候真是要变了”，2007年年初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上卷选择了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开头，来说明中国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受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而一年后出版的下卷，则用1993年3月某个傍晚的一抹黄昏展开了稍显悲剧性的叙述：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地想着那些日子里自己因为与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而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惊天大漩涡。一个月后他正式被捕；又过了4个月，他因窝藏嫌犯、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5项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6年后，保外就医的他在年届70时孤独去世。

　　如此鲜明的对比，或许恰恰是改革30年里中国企业家跌宕沉浮的缩影。在吉姆·柯林斯所著《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堪称卓越的11家企业的CEO都有共同的个性：内向、沉稳、内敛。这似乎与中国浮躁的明星企业家们正好相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磕磕绊绊，一路走来。有人还在风光，有人失足落水。在摸着石头走过的30年岁月河流里，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家成长？被喝倒彩的男三号，如何才能走出“原罪”诘责的阴影？


　　身份的焦虑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至今仍清楚记得1985年创刊之初的那场争论。当时针对杂志刊名，形成两大不同意见的阵营。“中国企业家”的刊名遭到有些人的反对，理由是当时只有厂长、经理，没有“企业家”，杂志应取名《中国厂长经理》。“这是一个士农工商身份等级非常森严的国家。”牛文文说，“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中国的企业家在成长之初，就面临着身份的困扰。与英美工业大革命时代相比，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生存土壤极其贫瘠。在美国，有这么一个传说，美国社会和美国文明是由三个城市推动的：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纽约代表商业的力量，华盛顿代表政治的力量，波士顿代表知识的力量。这三个城市所代表的三种力量，共同促进了美国的崛起和繁荣，三位合一，并未分离。很多人的这三种身份是统一于一身的，比如说富兰克林，既是科学家，也是企业家，同时也是政治家。所以，在商业发展过程中，三种力量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英国同样有这样的氛围。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研究物种进化论的达尔文，还有很多政治家和议员，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圈子里很好的朋友。在这三种身份里，他们甚至可以自由地转换。

　　而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在中国社会崛起过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来路。企业家的来路最为卑微。他们诞生在中国最边缘的人群中，是由失地农民、返城知青、社会闲散者、劳改释放人员等，从个体户干起，逐渐发展起来的。牛文文说：“30年前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商业社会，不允许商业元素生存。像鲁冠球、何享健等草根企业家，都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出来的，我们缺乏一个让企业家迅速成长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

　　“现代中国能有如此繁荣和发展，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力量多元化了，人的角色认知也多元化了。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能容忍企业家。”在国外谁都可以申请办企业，但在改革之初，只有一些先知先觉和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出此下策”。


　　孤独承担改制成本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企业本质上就是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找到一个边界。”在没有企业之前，社会是用市场来调节的，有了企业之后，就把一部分市场的功能内化。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企业的效率要超过市场的效率。企业家的任务就是不断地跟不确定的市场作斗争。

　　而中国企业家面对的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西方的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的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在面对市场之前，先要赢得在社会上的生存权。

　　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改革之前，中国连市场都没有，是先有企业后有市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获得任何市场资源，都需要跟政府去“求”和“要”。政府严格控制生产要素，在早期，私营企业不能成立，民营企业也没有资格得到银行贷款，甚至雇佣工人的人数都严格限定在7人以内，任何生产资料都受到严格控制，无法或难以得到，这些民营企业就只能到“倒爷”那里去买。

　　政府政策放宽一点，企业就有生存空间，不放就没有，甚至放了还会收回来，随时可以翻脸。那时法律不断完善，并保持追诉，企业家时刻胆战心惊。这期间，先行者做事就有了合理不合法的嫌疑，“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突破制度，才能把路越做越宽。”牛文文认为，那些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是社会英雄，因为他们承担了整个改制的成本，而且是孤军奋战，获得好处的政府和其他灰色阶层，则躲到了暗处。

　　在正常的商业社会里，那些创业条件都是必备而不需要争取的。牛文文在和一些美国的企业家谈时，总能引起对方的惊诧。“他们觉得很奇怪，说你们的企业家怎么没讲拥有多少股份就开始创业啊？怎么在没有投资人的情况下就创立企业了？”事实上，当初大部分的企业产权都不清晰。当年联想、海尔、万科都在归属问题上遇到过困境，更有一代企业家栽在这个问题上。


　　官商潜规则

　　企业经营生产所必需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却不能通过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获得。企业家就会通过灰色手段来取得，想办法去买去行贿。比如说生产许可和目录，政府不会明码标价，但又不会轻易放给你，要想获得这个东西，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稍有不慎，势必有人落水，付出代价。其实这些权利和资格，政府应该无偿提供给国民的。

　　孙大午的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正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无奈。位于河北的大午集团，是孙大午与妻子刘会茹在1985年以2万元资金起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孙大午被捕之前，大午集团已有固定资产上亿元，职工1500人，并曾在1995年入选国家工商总局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

　　虽然是当地最大的企业之一，但大午集团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自20世纪90年代始，大午集团开始向内部员工集资，并逐渐将集资对象扩大到邻村村民。孙大午不给官员送礼，还和当地的税务、土地管理部门打过官司，并且公开宣称农民身上有“八座大山”，是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

　　2003年5月28日，徐水县公安局以大午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将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二午、总经理孙志华等人拘捕。

　　这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中，孙大午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却触了“非法融资”的雷区。

　　“在制度缺陷和官商潜规则中倒下的还不只他一个。”牛文文指出，黑幕交易和官商勾结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绊脚石。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直有序的企业家同样面临尴尬。


　　有人要算“原罪”的账

　　“企业家原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牛文文曾请教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和美国《商业伦理》杂志的阿尔伯特，这是他们的共同评价。他们都很奇怪，中国商业的起点居然写满了罪恶，整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几乎人人都有罪，这在西方世界是没有的。

　　这是一种仇富心理，从边缘阶层起来的企业家，不管是在政府还是社会其他阶层眼里，他们是利用了制度和法律的空档来发财的“罪人”。他们的巨额财富充满了民众的血泪，所以毫不奇怪，汶川大地震之后众多网友逼捐的现象，其中明星和企业家首当其冲。

　　所谓原罪，是政府应该给国民但没给的，那些先知先觉的人，通过个人手段取得，事实上，不是他单方面的过错，但却承担了双重罪过。政府认为他们是腐败的源泉和供养者，公众认为他们侵犯了集体利益。

　　牛文文说，公众不应该恨企业家，而应该问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些便利直接提供给大家。直到今天，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还得面临跟外资企业不一样的国民待遇。

　

靠不住的“男三号”

        锤子

　　曾经改革大业所系，曾经民族希望所系，一旦企业家们都靠不住了，我们靠谁？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对企业家群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

宗庆后与女儿宗馥莉

　　“宗庆后绿卡事件”将这个民族企业家代表打回原形。宗庆后家都弄到了海外，他本人也持有美国绿卡（永久居留卡）达9个年头。这是继宗庆后涉嫌偷逃3亿元所得税款之后，“达娃之争”剧外的又一颗重磅炸弹。

　　事实上，这并不出奇。我们的企业家“男三号”们，怀揣绿卡、太平洋岛国卡或最不济的港卡者，大有人在。因为每当民族到了紧要关头，或矛盾得不可开交，都会拿“男三号”到火上烤。近日王石“捐款门”事件即是其一。所以他们只有脚底板抹油，随时开溜。

　　数年前吴晓波写了一本《被夸大的使命》。书中论证，中国企业家是当今最尴尬的一个群体，一方面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财富榜样”，另一方面则遭遇“原罪”的质问；一方面是最强势的阶层，最被羡慕和最受欢迎，甚至被赋予秩序重装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被仇视和鞭笞。

　　吴带着些许无奈总结道：“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这里，不妨以“我们错误地认为”句式作以下铺陈：

　　第一，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乔厂长”，他们横刀立马为改革开放趟出一条血路来。30年后，学者们提醒的是警惕“混合体制”合理化，即吴敬琏所谓警惕“权贵经济”。今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保护垄断和特权的混合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第二，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全球化的“急先锋”，他们在国内运筹帷幄、韬光养晦，是识时务之俊杰，而没成想“走出去”却大多败下阵来，一招一式透着张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生存能力甚至不及民工和偷渡客。

　　第三，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实践“精英”，而现实中他们最拿手的、操练最得劲的是“毛泽东管理术”，是“三大战役”，是“八大军区对调”，是“毛式用人术”，是大搞营销“运动”。而德鲁克们只是书架上摆一摆，韦尔奇们只是饭桌上吹一吹。

　　第四，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能为民族寻找到“蓝海”，结果仍然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最奏效的战略仍然是价格战。一个人民币升值，一个新劳动法实施就把企业打得无利可图。难道所谓“大国崛起”是建立在民工脊梁和打工妺双手之上的吗？

　　第五，我们错误地以为当企业家沦为富人之后能过上所谓富豪生活，其实他们是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们，他们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确定感。名声最差的群体却享有社会最多的财富。“你别指望社会上被骂最多的群体为穷人盖房，别指望他们一朝良心发现，于是房价下降。”（任志强）

　　第六，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能当青年导师，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开启民智、点醒迂腐。王石的《让灵魂跟上脚步》、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的《野蛮生长》、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均入畅销书前十，似乎将企业家捧为当代青年导师的模样。可细看之后，那不过是另一种版本的成功学，且只符合企业家个人。除了营销企业家、企业品牌和他们个人品牌外，其参照的价值几乎为零。

　　我们的国策仍然是“不扛旗、不出头”的韬略，可有些企业家怎么就“出头”了呢。

　　只是问题仍然要问：改革开放的大旗谁来扛？

　　马云说：“游戏不能改变中国，短信不能改变中国，只有电子商务能够改变中国。”谁来操持电子商务呢，自然是马云代表的新锐企业家们。他们改变中国。

　　曾经改革大业所系，曾经民族希望所系，一旦企业家们都靠不住了，我们靠谁？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尾语。对中国企业家群体，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那就让“男三号”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