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方证券

松间三老
    新年将至，南方证券总部决定不予预订明年的各类报刊，并准备将电话线路缩减到100条，诸如此类细枝末节的伤心之事层出不穷。鉴于该公司为期一年的接管期行将结束，各类有关公司破产的传闻漫天飞舞，公司上下的干部员工们已日益沉浸在一种宫廷末代氛围之内，其情形比之今年元旦被行政接管时“作楚囚相对”的惨状还要悲凉，正是：

　　“生死两难悲末路，弟兄相对泣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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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终审判决：南方证券资不抵债122亿，破产还债

《论南方证券》之一：第一论 论所谓“悲情英雄”——阚治东

                 松间三老

　　甲、花边总裁

　　回想去年此际，南方证券正陷于与现在同样的末路恐慌之中，有关公司无力回天的种种消息见诸报端。但与今日不同的是，今日之传闻来自江湖，而去年之消息来自萧墙之内。当时费尽心机在报纸上对南方极尽诋毁之能事的，竟是该公司当时的总裁——被某些媒体鼓吹为证券业三大“猛人”之一的阚治东。

　　其实阚氏在传媒前的高姿态，早在其入掌南方之初便彰显无遗。2002年6月，深圳市政府突然宣布前党委书记沈沛退休，董事长刘波和总裁郭元先调离，代之以两个曾叱咤证券市场的人物——前深发展行长贺云和前申银万国副董事长兼总裁阚治东。贺任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阚任总裁。鉴于当时南方证券在经营方面已暴露出较大的问题，且高层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贻误良多，因此公司上下对这两个强力人物的君临普遍抱有理解和欢迎的态度。

　　对媒体的高姿态，是阚的性格所致，也是其手段之一，据说其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他一到南方，便与媒体打成一片，其重返证券市场的激动，挽狂澜于既倒的自信，“阚二毛”式的计划计量，都令媒体趋之若骛，也令员工精神一振。

　　在任南方证券总裁的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下数十次地现身于各类媒体。在这些媒体的帮助下，他不知疲倦地表白着两个中心思想：一是自己有匡救南方的良策。直到行政接管前不久他仍表示，只须30个亿的支持，便能盘活南方。但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他根本是在撒谎。南方光保证金占用一项就已是2-3个30个亿了，他作为总裁不可能不知道。而在其辞去总裁之后，和讯网在2004年1月2日犹然报导：“而在1个月前，阚治东还在努力为南方证券辩护不会破产，自己已经有让南方证券起死回生的良策，现在什么都没有用了。”

　　二是南方之所以没有被他救活，除了资金匮乏外，最主要的是南方内部存在着强大的掣肘势力，使他无法顺利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他不辞用伤害所有南方员工感情的口吻说：“我们在这里尽了最大努力，但是靠斗争方式决定一些问题、决定我要做的工作，短时间还可以凭着斗志激情干，长时间会太累，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单位长干下去。”但事实上，南方的员工最明白，在换届之后，首先挑起矛盾斗争的正是阚治东本人，他架空董事长贺云，独揽大权，令公司从副总裁到一级部副总经理以上干部皆雌伏于下。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董事长办公室门可罗雀，总裁办公室却门庭若市。阚氏把持着经营权、财政权和人事权，甚至连历来由董事长管理的公章都收归总裁室。到了最后，他却将脏水泼向整个南方，作为总裁却毫无公司的概念，可谓不仁不义，无德无良。是故，到那个时候，广大员工对他的态度已完全转变，视其为南方的耻辱。

　　结合阚氏见诸媒体的时间来看，大抵是在“非典”之前，其言论偏重于攻，慷慨自信，赫然有救世主的姿态；而在“非典”之后，其言论偏重于守，嗟呀不平，陡然成为“悲情英雄”。传媒在有关南方证券的问题上一叶障目，仿佛南方的成败荣辱尽系于阚氏一人，尽由其发空论道，左右视听，从始到终竟未见到一篇负责任的报道。


　　乙、豪赌“双哈”

　　在阚治东君临南方证券之前，南方的客户保证金占用为19个亿，但在他离去时已达近90个亿。此即，在阚治东时代，客户保证金又被侵占近70亿之多，是此前全部占用额的近3.5倍，此外，还拖欠了登记结算公司数额巨大的交易结算资金。接管后，央行提供了78亿再贷款以解南方燃眉之急，满心以为绰绰有余，不料竟不够用！

　　由于阚氏“悲情英雄”的迷幻演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关南方证券的报道皆喧宾夺主地追逐他的个人成败，而对于保证金占用方面的资料，仍然止步于原先曝光的“19个亿”，因此，当接管组成员们斗志昂扬地进场后，发现南方原来是一个避之犹恐不及的大黑洞时，不禁惊愕万分、叫苦不迭。即便央行和监管部门，也被媒体和阚氏给骗了。别忘了，直到2003年的秋天，他仍信誓旦旦地说，给他30个亿，就可以解决南方证券的问题。

　　那么这近70亿的保证金如何被侵占的呢？

　　2002年6月换届前，保证金已被占用19亿，但南方证券的资金链却仍是流畅的。后来被认为是心腹大患的“双哈”问题虽已滥觞，却还完全不成气候。当时南方持有的“哈药”主要是投行部实行配股包销形成的6800万股，而“哈飞”只持有不超过500万股，因此，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双哈”问题。当时南方的重仓股是“安彩高科”、“上海汽车”等，可就连这些股票后来都被悉数减持了，那么以“哈药”这点仓位，遇到后来6·24那样的行情，变现决非难事。

　　路人皆知，“双哈”问题的形成离不开孙田志副总裁的大力推动。阚治东君临之初，对孙氏似乎有所疏远，但奇怪的是，没过多久，这两个江浙人便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了，孙氏负责盘面，阚氏则为其筹措粮饷。阚对孙的态度转变十分突兀，是否有什么内幕，就不得而知了。

　　阚治东和孙田志借着6·24行情的东风，不仅没有卖出，反而大量买入“双哈”。从2002年6月到2003年7月，“哈药”股价从13元扶摇至24元，涨幅达85%，“哈飞”则从除权后的14元涨到近25元，涨幅近80%。这种疯狂的拉升需要巨大资金的支持。为给“双哈”鸣锣开道，他一方面督促资金部门积极融入资金，另一方面便开始大量侵占客户保证金了。

　　随着保证金侵占数额愈来愈巨，阚日益不安，于是在媒体上拼命为自己开脱，甚至声称投资方面的事情自己并未过问。作为一个执掌实权的总裁，居然会编出这样的谎言，实在滑天下之大稽。而更滑稽的则是矮子看戏的媒体，他们居然把阚治东打造成一个“悲情英雄”！

　　“双哈”的问题，完全是在阚治东君临南方之后形成的。除“双哈”外，阚还做了一件严重伤害南方的事情。2002年底，他为取得帐面盈利，竟不惜卖掉了公司最优质的一块资产——南方基金的30%股权，得到区区1.5亿现金，却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臂膀，也严重地伤害了南方员工的感情！

　　时至今日，有关南方证券的人事责任问题尚未完全明朗，但孙田志已被拘押，其麾下华德公司的一干人等也随之进去了，但谁都没有听到阚志东“出事”的消息，反倒是在9月中旬网上风传阚氏又君临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望春花”爆涨便是他的新作。


　　丙、人事疑云

　　一重天）

　　救星成了灾星，那么谁来承担这人事更换的责任呢？

　　曾几何时，有越南前线作战经验的郭元先也想推行新政，以化解由于监管法规疏漏下形成的实业投资漏洞，以及因此递生的保证金占用问题，他不仅更换了南京管理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员，以打入孙田志的腹地，而且限制了财务总监——与孙交好的冷清桂的权利，直至冷离开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内部矛盾重重，阻力太大，郭的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纷纷扰扰，久之便闻达于政府。不久，市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进行了人事更换，君临南方6年之久的沈沛及其在业内选就的接班人刘波都被替换，步武雄健的郭元先也惨淡离开，贺云和阚治东这两个相貌与性格都截然不同的风云人物进入南方。他们两个人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贺云较为矜持，略重威仪，见人不尊重自己会表达出来，相对脱离群众；阚氏看似外向豁达，挥洒自如，实则话留半截，闪烁不定。可以说，这两个人都不简单，但绝对格格不入。

　　两位几乎坐席未暖，就暴露出了严重的矛盾。据传阚治东在公司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便明确提出，董事会不要干涉经营方面的事情，董事长只负责党委事务就可以了。有一次总裁办公会议上，阚治东发现办公室主任没有到会，询问到他原来是在董事长办公室时竟勃然大怒，即刻命人去将其拖上会来。又有一次，中央来人莅临公司进行 “三讲”的讲座，贺云要求所有副总裁必须参加，结果阚治东和5位副总裁无一出席，且只有两位副总裁请假。贺云威信扫地，但阚治东的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更是令人侧目。贺阚矛盾，一时成为南方食堂里的佐料。

　　在阚治东频频以高姿态现身媒体的时候，贺、阚之争也就正式拉开序幕。贺云虽然深居简出，避敛锋芒，但并未停止对阚的斗争。在说长不长的一年半时间里，绝大多数时间内贺云都很沉得住气，但是在最后半年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时，矛盾凸现了。由于贺云是法人代表，许多资金进出的项目须有其签字，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阚氏搏命般的融借资金令贺云局促不安，于是陆续出现了多次拒绝签字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历史地来看，显然贺云是正确的，当时融入的资金已被证明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而且有许多违规操作，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这一类的资金是绝对不该被融入的。但阚显然顾不了这么多了，他好比醉酒驾车，已毫无停下来的意思。

　　贺阚之争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都有投影，尤其是对与资金有关的部门。随着阚氏的渐行渐远，渐有一些高中层干部开始反对其做法，基层也出现了裂痕，工作难度无限增加了。如外出融资的工作就极不好做，往往是既不能不融，又不能融到，还不能毫无眉目，因此往往就成了公费旅游，带着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结果回去复命，这一时成为工作上的一大笑谈。

　　这个一山二虎的人事架构是深圳市政府赐予的，除赐予这两个“风云人物”之外，2002年后，深圳市政府没有给过南方一分钱的赞助。在换届之初，据传贺云从市里争取到了30个亿的支持，但阚治东拒绝接受，他向市政府慷慨陈辞，说南方的事情自己可以解决。以此献媚之后，他便开始豪赌“双哈”，但到了后来，他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之后，又扬言只须注入30亿，便可以救南方。可以说，从始到终，他都不曾站在公司的立场去考量问题。

　　据传，阚氏君临南方，并非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被动地“临危受命”，而是他主动请缨的结果。作为一个被市场禁入多年的受挫者，他在主观上非常想重返江湖，如今有南方这样的机会，自是雀跃不已。他虽不象贺云那样是深圳市政府的嫡系，但由于在深圳摸爬滚打多年，且在创新投打造出了一片繁荣景象，亦很得市内某些领导的赏识。这个一山二虎班子的构设，想必就是互相妥协的结果；而阚氏在南方的越俎代庖肆无忌惮，也未必就没有狐假虎威的成分。

　　另据传，到了“非典”前夕，由于南方证券二虎之争已渐明显，股东对阚的意见很大，深圳市曾准备将其撤换。但由于“非典”袭来，加之其它因素，他又得以保全。但这一“保全”的代价，便是保证金的继续占用和南方证券的行政接管。

　　2002年6月南方证券的换届对南方证券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首先，在此之前，该公司名义上属于深圳市，但实际上关系相当松散；此后却完全成为一个市属企业了。其次，在此之前，南方尚无“双哈”的问题，可谓“疾在腠理”，又有郭元先等厉行改革，自救尚有希望；在此之后，“双哈”苦酒酿成，可谓“病入膏肓”，加之阚治东一意孤行，终于不可自拔。

　　深圳市政府显然有心通过此次换届，达到完全将其本市化的目的，但是实际不仅欲速不达，且未对症下药。历史已经证明本次换届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它违背了“一山不容二虎”这一简单的定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派来一个实力派人物主管人事，以确立市政府对该公司的领导，但在经营方面，理应沿用该公司熟悉情况的改革派，并在资金上有限地给予支持。鉴于当时人事更换的命令相当急促，可推断到深圳市事先可能未加详实调查，而走了“各打八十大板”的俗套子。但由于这一失误，南方不仅失去了自救的契机，且自救方向都被打乱，以至于滑落深渊。对此，深圳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表现在本次人事更换上，后来贺阚矛盾凸显后的当断不断也同样令人失望。

　　二重天））

　　阚治东刚到南方证券时，十分依赖副总裁许均华，委托其分管财务等部门，使后者有了常务副总裁的性质；并令任起峰副总裁组建债券总部，以绸缪券商发债事宜；令韩宝兴副总裁主持国际业务，以斩断该业务延续多年的恶劣传统；惟独对另两位副总裁李振伟和孙田志未加特别倚重。当时看去，一派要励精图治的表像。

　　但是阚的态度不久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原先刻意疏远的李、孙二位，突然成了他的密友；而原先十分倚重的许均华，反而被逐渐排斥，到后来竟被无故褫夺了主持多年的经纪业务分管权。到后来，在总裁办公会上，阚与李、孙二位一唱两和，俨然是一家人；而许、任、韩均陷入沉默。这一转变令人费解，要知道，在南方证券的5位副总裁里，许均华（1964年生）是社科院当年最年轻的博士，是南方证券的重要组建人和见证人，任起峰（1955年生）是清华大学科班出身，在金融监管界资望甚孚，韩宝兴（1961年生）长期从事外汇管理等工作，并有驻外金融工作的资历，皆为一时瑜亮，而阚治东偏偏要器重厨师出身的李振伟（1959年生）和工人出身的孙田志（1962年生）。

　　更离奇的是，从2002年到2003年初，从郭元先到阚治东，中国证监会曾多次明文要求南方证券撤换孙田志。郭元先仰承文件精神，更换了孙田志老巢——南京管理总部的总经理和财务经理，但正在他击楫中流时，便被市政府调离；新任的南京管理总部总经理王普金也突然因莫须有之事锒铛入狱，公司由此风传孙田志神通如何广大云云。随即接任的阚治东，则干脆将证监会的命令束之高阁，在短暂的冷漠之后，就开始了与孙、李二位的亲密之旅。行政接管后，孙、李二位都被拘押，许、任、韩则枉遭池鱼之苦。所谓人以类聚，阚既然亲小人而远贤臣，又焉能清白？

　　三重天）））

　　大赌伤身，豪赌要命，上百亿的重压，使阚氏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之内，谁若说融资困难，他便对谁破口大骂，一些中层干部便因此去职，如计划财务部的负责人董宇辉女士，本来风韵犹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竟至苍老如许，终于离职平调；再如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铁娘子”郑毅，便被阚氏骂得毅然离去，到渤海证券栖身去了。

　　阚治东对麾下的态度，有着鲜明的人治色彩。如沈沛和李振伟的后院——国际业务总部素来存在很多问题，郭元先故强行将其并入投行部，但阚来后不久便予以恢复，以至于该部门的问题持续积压，直至东窗案发，总经理江岩等锒铛入狱。另如，他刚到公司时，拟采取调研员制度，以迫使部分中层干部离职，其中包括电子商务总部负责人白晓光。白是一个高尔夫球、足球和羽毛球都玩得很好的青年，对业务不甚了了，阚曾经表示过对他的不满，但是到了次年6月，他又对白委以重任。

　　阚治东对白晓光态度的转变，与对李振伟、孙田志态度的转变是一致的。李振伟和孙田志同为沈沛的爱将，白晓光则曾是沈沛的秘书，说到底，这些人都是沈沛的亲信，他们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阚对白的态度，其实就是他对这一利益集团的态度。本来，阚对孙、李和白都是排斥的，但后来突然变为纵容和关照，这也正是他对这一利益集团的态度。否则，又何以解释阚治东对这些人如此突兀的态度转变呢？


　　丁）性格及综论

　　阚治东的“阚”字，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字眼，“门”字框里一个“敢”字，意为：在门里老子什么都敢！也就是“窝里斗”的意思。

　　阚氏的窝里斗是有传统的，他与贺云的矛盾，与当初在申银万国时与董事长朱恒的矛盾如出一辙。当时，申银与万国合并为申银万国，按照上海市的人事安排，由原万国董事长朱恒任董事长，原申银总裁阚治东任副董事长兼总裁。按理说，法人代表应由董事长担任，但是阚誓死不从，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将法人代表争取到了自己名下。这真乃咄咄怪事！但是咎由自取，1997年，申万由于操纵股价被处罚，阚治东因是法人代表承担领导责任，与当时海通的负责人一起，被罚市场禁入。据说阚治东非常悲愤地说：放着满街妓女不抓，抓了两个良家！

　　5年后方一解禁，阚便来到南方。已吃一堑，他虽没有明确地索要法人代表，但是他这窝里斗的禀性却丝毫未变：他先将董事长架空，将公章收归总裁室管理，然后又亲小人远贤臣，直至践踏斯文凌夺下僚，可以说，阚在南方这一年半载的历史，就是其舞枪弄棒的斗争史。

　　但是，从字面上看，“阚”字还有另一层意思：一个“門”字框，阊阖伟岸，金碧辉煌，再加上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敢”字，很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和安全感。结合前卦可证：阚不仅败絮其中，还颇金玉其外。若不其然，他又如何声名鹊起且迷惑世人呢？

　　对上，他信誓旦旦，颇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他深谙南方不是深圳市的“亲生儿子”，必不胜聒噪，因此也就很是知趣，直到最后都未给上级添加太多压力，否则岂不重蹈南方前任领导的覆辙！对下，他骄矜并用，喜怒无常，刻薄寡恩。今天还勾肩搭背，明天就弃如敝屣。对外，他巧言令色，鲜矣仁德，在报端说风即雨，指鹿为马，装腔作势，欲笑还颦，算尽机关以蒙蔽天下。对内，他拉帮结派，一意孤行，置南方数千员工的身家利益于不顾，倾上百亿资金赌两只股票。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当南方危急存亡之秋，正当同舟共济之时，他竟然多次在报端攻击自己的公司，以保全自己的名声，推卸自己的责任。试问，作为总裁宁当如此？其集体荣誉感和良心何在？

　　南方因历史原因以及个别人的失误，渐至步履艰难，但从未放弃自救，当阚氏君临南方，因其挟名望而来，素有“猛人”之称，所以纵使他架空贺云，独揽大权，南方上下也未作多想，都道是老马虽丑，毕竟识途，一心只想跟着他走出迷津，再踏青云。即便在他豪赌“双哈”的的时候，南方依然砸锅卖铁地支持着他，纵然个别人有不同意见，也从未影响到其决策执行。因此，阚治东在媒体上的言论，何止不负责任，简直昧了良心。

　　如今，南方一案已立一年，许多当事人已“求仁得仁”，而阚治东作为主要责任人之一，居然借助着在媒体上的花言巧语，以及其背景关系，至今屹立不倒，且时有复出之态，实乃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荒唐！我等将之昭告世人，是为了给“英雄”二字正名，为“悲情”一词求实，为南方濒临险境之数千员工的身家幸福立命，为整肃证券市场害群之马略捐绵薄之力。这正是：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论南方证券》之二：论“华德”的身世与“南方系”的覆灭

                       松间三老

　　华德的身世与南方系的覆灭
　　股票市场的江湖叠浪无穷，决不因为庄家的陆续倒下而有舍昼夜。对于赌徒来说，前车之鉴是没有说服力的，他们一则鼠摸狗盗，二则嗜赌成性，为此甚至漠视失败，何况集体，何况他人，何况市场，何况国家呢？以南方证券为例，一度可谓富可敌国，就算全公司员工坐吃山空，也够快活十年八年的，何以却非要得陇望蜀，终至亏逾百亿，贻误别人，自己也作楚囚相对呢？所以有员工总结得好：在南方证券，领导不作为比作为好，领导若什么都不做，何至于如此！有道是：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甲 南方系时间表

　　混沌阶段 南方+0 1997年前

　　1997年前，南方证券的自营规模尚不够大，其最著名的“北大车行”内幕交易，事后被证监会发现并予以处罚，将非法所得的税后收入7456万元没收并罚款500万元，董事长王景师和总裁沈沛负领导责任被警告，直接负责兹事的副总裁熊双文被暂停执业资格半年并罚款5万元。这虽是南方到当时为止的最大事件，但从规模上看，与后来的“双哈”相比，简直不值一哂；而从手法上看，既然被如此轻易地识破，当然也就无法跟后来的孙田志相比。总之，1997年前，南方的“庄”还当不起一个“系”字。

　　第一阶段 淮海等+南方 1997年1月——2000年8月

　　沈沛青睐孙田志的赚钱手段，于是为他量身定作了“淮海投资”。该公司1997年初成立后，依托南方证券的分公司和营业部做庄，不久即跻身杉杉股份、南通机床（现ST纵横）、南京高科、冀东水泥、虹桥机场等个股的前10大流通股东。自此，“淮海系”出世，此即“南方系”的第一阶段。

　　外人概括“淮海系”的最大特征为，跟风于南方之后，作“附骨之蛆”，由南方顶风冒雪，自己则进退裕如。事实上，淮海只是个空壳，其人员、业务均与南方南京分公司（或管理总部）自营重合，说是联手操作，实则都听命于孙田志一人而已。孙象“木偶戏”子，一手一只“木偶”。而淮海投资借鸡生蛋不说，还要多吃多占，到2002年，南方证券总裁郭元先还抱怨道，淮海还欠南方一大笔钱。

　　但在这一时期，“南方系”除南京方面的“淮海系”外，还有别的支系。2000年前，南方除投资理财总部外，还有多个分公司（或管理总部）从事自营业务，且多不服从投资理财总部的调度。因此，此时的“淮海系”还只是一般现象，孙田志也只是一路诸侯而已。

　　第二阶段 天发+南方 2000年8月——2001年7月

　　2000年，证监会以剥离实业为名，勒令南方证券剥离“淮海投资”。是年8月，南方撤销淮海，另外成立“天发投资”，但后者仍然是南方的“附骨之蛆”，仍然由孙田志玩“木偶戏”，仍然是原先的出资股东及出资比例；所不同的是，其注册资本金比淮海放大了1.5倍，因此可说是公然挑衅监管。与“淮海系”相传承，世人称之为“天发系”，此即“南方系”的第二阶段。

　　与“淮海系”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各分公司的自营业务已被总公司收并，惟有南京方面以总公司自营分部的名义予以保留，可谓一枝独秀；孙田志已坐大，且不服从投资理财总部的指挥，“天发系”日渐与“南方系”重叠。

　　第三阶段 华德+天发+南方 2001年7月——2002年6月

　　华德资产管理公司于2001年7月26日成立，开启了“南方系”的第三阶段。由于华德与南方是公开的关系，因此便只有“南方系”，而无“华德系”之名了。自从有了华德，局面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设在总部的投资理财总部（或资产管理总部）已撤，华德总揽委托理财大权；其次，如今有了三驾马车——南方、天发、华德，可说是狡兔三窟，更上层楼，孙田志的“木偶戏”已玩得手舞足蹈渐入高潮了。所以说，华德的成立，开辟了“南方系”的新局面。

　　从华德成立到阚治东入主南方，华德并非一无是处。是年，以华德为主力的“南方系”成功减持隧道股份、上海汽车，若非马上置换成哈飞，本应有较充裕的现金流。而且，华德还准备以向社会募集的方式增资扩股至20亿。总之，此时的华德，作为一个新生命，还是充满了希望的。

　　但是，华德已经有了危险的倾向，即其不服膺总公司收缩投资的战略方针。是故在2001年，虽然刘波及研究所已看空市场，却不料孙田志与年轻的投资总监孙明明，操纵着华德这个新生的小生命，一个以老而弥辣的精神，一个以初生牛犊的勇气，毫无畏惧地要挑战高收益高风险。如哈飞，到2002年中报显示，华德与南方已共同持有2514万股，为阚治东搞跨南方作了开路先锋。

　　第四阶段 华德+天发+南方+阚治东 2002年6月——2003年12月

　　这一危险的倾向因阚治东在2002年6月的到来而变本加厉，如前所论，阚桀骜不驯的性格，“門里一敢”的勇猛，都比孙田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作为上司的权威，以及作为密友的猫腻，调动全公司的力量，鼎立支持着孙，使得南方的投资业务陷入疯狂的境地，其情景便如《魔戒》里沙茹曼的魔兵工厂一样惊心动魄。

　　截止行政接管，华德的诸项指标都冠于“南方系”，具体而言，其透支总额、占用客户保证金数额、挪用债券数量、债券回购协议金额、质押股票数量、“双哈”持有量以及资金帐户数量、委托理财帐户数量等俱为南方之首，可见，华德不仅是南方证券投资业务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且是责任最大的一部分，它比天发、淮海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华德的存在，南方加速沦丧了市场信誉，加速走向日暮穷途。而上述表现，岂是孙田志一人的当量可及？若非总裁阚治东的力量，华德焉能如此孟浪？是故，从阚治东入主南方开始，“南方系”开始了第四阶段。

　　在这一阶段：孙田志在资金方面毫无掣肘，反对声音被牢牢压制；在投资决策方面，不止没有了公司高层的干预，抑且有了最高统帅的全力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方面，孙的“木偶戏”已到了“手挥五弦”的阶段，因其贪得无厌，早已力不从心。

　　华德不幸，遇上孙田志这样的“破坏王”不算，还遇上了孙明明等“大小师兄”，差不多一个“星宿派”了。到后来，更遇见了阚治东这样的“君子剑”，那还安有命哉！


　　乙 怪胎“华德”

　　“华德”二字，是“中国”与“德国”的联合。当时南方证券新任董事长刘波（内部任命），素有些海派的洋味，又有些兼济天下的书生气。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国际知名证券公司”，于是也不管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话，便迫不及待地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刘波此人，祖籍河南，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与其交睦的尉文渊当上了上交所总经理，遂进入上交所任副总经理，兼《上海证券报》主编，后来任光大集团驻新加坡负责人，之后被沈沛相中，进入南方证券作了总裁。综其半生倥偬，也算春风得意。其在上海多年，故浸染了浓重的海派作风，且以上海人自居；其驻国外时间虽不长，却籍此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以开放派自命。此即为华德注册地在上海而非深圳，“华德”一名联合外国而非中国的心理渊薮。

　　在刘波的主持下，南方证券与德国第三大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其行长H先生也曾大驾光临。中德之间的合作将主要在技术开发领域展开，涵盖投资理财总部、国际业务总部、南方香港（中天经纪）公司和研究所。而这一合作之肇端，大约可追溯至2000年底，当时南方证券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想法尚不清晰，华德公司更是无从谈起。

　　2001年春夏之交，南方证券调整了战略思路，拟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投行、经纪和资产管理业务分拆上市。由于在投资业务方面，孙田志在沈沛的支持下，据守南京坐庄，已全不服从投资理财总部的调度。且其欲壑难填，志在囊括公司所有的投资业务，如淮海、天发之类皮包公司已不能满足其需要。由于孙田志的积极表现，在成立子公司的问题上，资产管理方面就比之投行和经纪方面更为踊跃。是故，资产管理业务率先被分拆为华德资产管理公司，而投行、经纪子公司，虽几经绸缪，却终因总公司日益陷入困境而胎死腹中。

　　华德的成立，在注册地方面选中了上海。这一安排首先表现了董事长刘波“弄潮儿”的性格。当时深圳危机日甚，社会上流行着“深圳你被谁抛弃”这样的论调，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机构欲将总部迁往上海的传闻甚嚣尘上，以刘波爱穿牛仔裤、搽香水的“赶时髦”性格，遂大起衣锦还乡之心，不要说子公司，就是总部迁往上海的传言也依稀有过。其次，这是刘波、孙田志甚至沈沛的不谋而合，上海固然是刘和孙的根据地，对沈沛来说也决不陌生，他的江湖盟友不乏上海滩的大鳄，而华德既是其私囊所系，就更应远离总公司的众目睽睽。最后，这也彰显了当时南方证券的自由度，名为深圳市属企业，却因其中央嫡系的历史根源而随心所欲。于是，尽管在2000年公司党委刚被深圳市委评为“好班子”，却无法留住该“班子”不羁的心。是故，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庄心一某次视察南方时，曾当面讥讽道：“经纪、投行子公司，也要设在刘波同志的老家上海吧！”回想当时的沈沛和刘波，相视一笑得是多么的揶揄呵！

　　在名称方面，用了“华德”二字，这倒也不仅仅是海派文化崇洋媚外心理的外化，事实上德国商业银行确曾派员担任华德的副总经理。由于我国券商在资产管理方面刚刚起步，刘波西学东渐的思维令人赞赏！但是，以孙田志这种土炮鸟枪，就连叶公好龙的素质都是不具备的，他只求坐大，连刘波都未必放在眼里，哪里还顾及什么国际友人！所以，那洋人呆了不久，无事可做，自觉没趣，收拾收拾就走了。因此，“华德”只留其名，已全无其实。按照刘波在2001年8月公司经营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该）公司要发展成为合资公司，要把总公司所有的资产管理业务都统一管理起来，成为独立运作的子公司。”但随着孙田志的越俎代庖，刘波的“兼济天下”之志也就被阉割了。

　　于是，因为刘波的虚荣，加上沈沛和孙田志的私欲，一场爱欲，造就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怪胎”——华德。


　　丙 孙田志的新衣

　　世人皆以孙田志为股市奇才，以为“双哈”不过其一时之辱，且因大势不妙云云；甚或有人认为孙田志是南方证券的萧何，成也是他，败也是他，纵已折戟沉沙，终曾功不可没。实际上，孙绝无那般神秘瑰丽，今试为剖析之：

　　壹）落后的操作手法

　　孙氏的操作手法可归纳为：

　　其一，死多头。孙几乎从不看空，从来都是满仓操作。2001-2002年，南方减持了升华拜克、隧道股份、上海汽车等数只股票，有数亿资金到手，若能审时度势趁势收缩，不失为一桩美事，可他偏偏不甘寂寞，马上换为哈飞，以至于养虎遗患。

　　其二，爱用“套”。孙田志曾抛出一句名言：“什么叫庄？套住了就是庄！”其实际操作中没有周密计划，常是以强大资金作后盾，瞄准一只股票便大量买入，以操纵股价获利，较成功的如虹桥机场。实际上该股票虽然获利，但若非“5·19”也未必就能全身而退。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资金实力和市场的周期性，这也是后来“双哈”积重难返的原因。

　　其三，“板凳”理论。孙田志对新股不论品相，一律都要认购一些，此即所谓“板凳”理论，即占个位置先，以待后续。如“哈飞”在2000年12月上市后，南方一个月之内即持有500万股，此即孙的杰作，而这正是今日“哈飞”重仓问题的滥觞。

　　其四，手法凶悍。从其做过的股票可总结出，他的手法十分凶悍，大起大落，气势恢弘，如虹桥机场在1998年和1999年的两次拉升，都是在一个月之内拉涨50%以上，最能体现其本色；而“双哈”在2002年6月之后的凶猛走势更是路人皆知。但很显然，这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支持。

　　综上所述，他的手法须仰仗许多客观条件，一是公司赋予他的投资主管权和资金调用权，以及全公司强大的资金支持，二是有诸如华德、天发、淮海这样黑暗角落作为平台，三是社会背景为他提供的无所畏惧的大环境。他对市场几乎不做研究，也轻视公司调研，受其影响，其麾下的操盘手们也大多不重视大势走向，而崇尚个票个性。这样一来，南方的研究所便尸位素餐了，华德更不屑有研究部门。试问，以他这样的投资手段，在90年代尚可侥幸成事，到今日岂不是刻舟求剑吗？

　　贰）仓鼠自肥的发家史

　　在“南方系”中，无论淮海、天发、华德，沈沛都与孙分掌虎符，朝应野合，利益共享，除他二人及其党羽外，他人绝难染指。到了阚治东，与沈、孙的君臣之谊相比，与孙更是两小无猜。惟有刘波可怜，他策划成立华德实在是一件“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蠢事！

　　孙田志在南方谱写了他的发迹史。早在1994年，江苏电力实业公司出资与南方证券共管南京金桥营业部，时分管彼公司投资业务的孙田志出任该营业部经理。到1996年，南方收回该营业部，因孙业绩不错，遂予以挽留，但据传营业部在移交时，孙只交出了少部分盈利，其余则不知去向。若兹事属实，则为其正式进入南方后贪墨的第一桶金。

　　之后，他便开始营造“南方系”，利用淮海、天发、华德等子公司及其一干孙公司，强拉股票，频繁倒仓，流洗资金，哺肥私囊。从1997年到2003年，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他全力搏逐过的股票不下两位数，而其个人从中攫取的资本又焉容小觑？当此私有化前景明朗的前夕，他必是要为自己的家族圈钱固顶。若非如此，又何以解释他全然与公司相违、与大势相抗的满仓操作呢？

　　叁）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孙田志于1996年正式进入南方证券，为金桥营业部经理。当时南方的营业部已有五、六十家，如此多营业部经理，何以惟独孙田志异军突起，攀升到公司的高层了呢？据说有个缘故：有一次沈沛视察南京管理总部，开会时，金桥营业部经理孙田志不时出门接手机，沈沛很是生气，遂责问他怎么回事，孙回答道：都是客户的电话，而客户是一刻都不能怠慢的。沈沛于是龙心大悦，马上将孙树为典型，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不久，孙即被提拔为南京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历经总经理、总裁助理，直到最后的副总裁。

　　在2001年前，他据守南京，挟自营盘而自重，尾大不掉，桀骜不驯。2001年后，他身为总公司的副总裁，却几乎从不到总公司办公，而是以华德总经理的名义坐镇上海，另立中央，以至于绝大多数员工都不知他什么模样。在南方，除了沈沛和阚治东，孙皆一律躐等，不仅是公司内部无法控制他，就是监管部门也如之奈何！证监会三令五申要求撤换他，却始终未能如愿。证监会的权威，固然令人微笑不语，而孙田志的神通，更是教人百思不解。

　　无论孙田志如何攀龙附凤、根深叶茂，但他不顾大局、拥节坐大的行为终将害人害己、作茧自缚。据传在监管机构的某次会议上，有领导气愤地说道：“有的人手里操纵着上百个亿的资金，交朋友交到了中南海，自以为万无一失，等出了问题后，人家谁都不会管你的！”只是，南方和南方的客户可怜，对孙田志，可谓高官厚禄，极尽恩荣，孰料是“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肆）拙劣的领导水平

　　以华德为例，可证其管理水平的拙劣。华德不愿使用总公司的标准协议，与客户签订的协议混乱不堪，格式随意，字体混乱，有的更只是在一张白纸上用钢笔涂鸦几句而已，如同旧社会的签字画押；下单方式也非常落后，常是由孙田志随意指派，方式不过是打电话而已，若非营业部有记录，则将无可追查；在人员管理方面也非常随意，与天发及总公司投资部门过从甚密，以至于南方其他部门员工都难以分辨。然而最要命的还是财务管理的混乱：当东窗事发，行政接管组赫然发现，这个名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超级庄家，其本身的“资产”竟几乎处于无“管理”的状态。一位增援的财务人员向清查人员抱怨道：华德几乎无帐！

　　身为总经理，却在一年半时间里，让一个只有30多人的小公司成为这般模样，试问他的领导水平何在？

　　除了水平问题外，他还毫无公允心。南方的投资业务包括华德、天发、总公司自营、总公司理财四个部分，但彼此之间没有防火墙，而只有孙田志一个统帅。但在对待这四个部分的态度上，孙统帅是区别对待的。南京方面的天发是其嫡系，上海方面的华德是其“螟蛉子”，深圳方面的自营总部和资产管理总部则是“佣人”。以华德与天发比较，便颇见炎凉，如华德的持仓质量，比之天发要恶劣得多，在其总市值中，哈药占85%，哈飞占13%，其他的只占不足2%，而天发却只有少得多的“双哈”，而颇多价值良好的股票。由此可见，孙田志对华德的感情远逊于对天发。而以自营总部与华德相比，却又寒碜不少，如2003年南方已危如累卵，工资也只是勉强发付；华德的员工却还发了奖金，大家伙儿自是欣慰不已，对孙总自然也是感恩戴德了！

　　同为领导，而孙田志对自己的部下都不能一视同仁，试问其公允心何在？

　　伍）真小人的品性

　　孙不苟言笑，其貌不扬，“喑喑若鄙人”，有时吃完饭拿根牙签边走边剔，看去与市井小民并无二致。但他意志不凡，一到开盘时间便在自营室端坐不动；在办公室，在车上，开口闭口，必是股市如何如何。网上传闻他的一大爱好是嫖妓，这倒不甚可信，结合其音容笑貌，竟是很难将其与股票以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他对深圳深恶痛绝，每周一的上午飞到深圳开总裁办公会，会后便回；如果非要停留，必手足无措，烦躁不堪；他在总公司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则几乎从未用过，若不在会议室，就一定在操盘室。他对上海则情深意重，由于家在南京，华德以每月数千美圆为他租用豪宅。据说华德刚组建时，他在南证大厦的办公室内面向窗外的上海，对刚到上海的几位部下说：“留在上海吧，上海多美呵！”结果被一名普通员工迎头一句：“有什么好，不过是若干县城拼凑起来的罢了。”于是此人被搁置不用，日后当然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这位仁兄尚属幸运，如前所述，郭元先派往南京的王普金，不久便锒铛入狱了；便是郭元先本人，旋即也被调离。2003年，新组建之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刘辉因不合其意，也随即被调离。可见，孙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党同伐异。

　　孙与阚治东遥相呼应，阚是伪君子，孙是真小人。若非他率意而为，南方也断然不会陷于今天的水深火热之中，当然，他还没有象阚治东那样巧言令色地推卸责任。不过，无论阚还是孙，抑或是沈，都严重缺乏对公司、对客户、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使命感，他们心中所想，无非个人名利，真小人全力逐利，伪君子兼要博名，狼狈为奸，责无旁贷，正如汉朝张敞所言：“豺狼当道，何必问狐狸！”

　　陆）总结

　　孙田志凭借些须江湖背景，利用南方的人事疏漏，巧取南方的投资大权，更将其迁至上海地区，割据一方，尾大不掉，是南方上令不能下行的关键环节，他的种种做法是对南方、对客户及对社会的巨大伤害和背叛，也是南方陷入不可自拔境地之最直接的原因，他个人似蛟龙出海，让市场仰视其见首不见尾的雄姿；南方却日渐虎落平阳，不得不为他收拾落日的余晖。若不裂其华服，现其原形，何以面对百十家血本无归的客户？何以告慰数千名无辜受累的员工？


　　丁 “南方系”覆灭的反思

　　“南方系”绵延6年，一朝覆灭，总其缘由，除了伪君子和真小人们的胡乱折腾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壹）子公司战略痴人说梦

　　华德是刘波金融控股战略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但这一做法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根本就是错误的，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方一成立即南辕北辙。德国友人被逐客，集团思维被阉割，“资产管理”四字徒具其名，华德无非延续了淮海、天发的做庄思维，仍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土匪恶霸”。而且，淮海与天发还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以实业为名从事资本运作，总有些藏头缩尾不敢见人；而到了“华德”，那便有牌有照，公开坐庄了。华德虽由刘波的原配秘书——据传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期间便领取南方证券工资的孙明明任投资总监，他却与狼共舞，步入歧途。华德作为“南方系”的主力，引领了南方证券的败亡。

　　就实际运作而言，华德也未给南方带来任何好处。首先，华德作为独立法人，却不具备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事事依赖总公司，比如与客户签定协议，大多还须加盖总公司的公章。此类形式上的分离，根本起不到防火墙的作用，反而因信息不畅，增加了总公司风险管理的难度。其次，南方与华德作为两个独立法人，必须双重缴税，由是造成公司资产的极大浪费。再次，人员的重复设置，是对公司人力资源的浪费。华德地处上海，与总公司天各一方，亦在无谓地浪费公司资源。最后，子公司的形式，除分割公司资源外，还使其实际控制权游离于南方之外，割据局面于是更易形成。

　　从华德的失败可知，刘波太过理想主义。南方在2000年固然大获丰收，但是历史积淀的不良资产尚未得到有效清理，公司远未夯实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加之次年即爆发了麦科特“欺诈”上市（已平反）事件，资产管理也出现浮亏，南方陷入舆论旋涡，来电责难者纷至沓来，公司陷入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股票市场也急转直下，牛市结束，熊市扑来。当此之时，南方理应将前几年的收入合理安排，收缩投资规模，收缩机构设置，小心处理旧帐，等待市场的新机会。而金融控股集团的扩张型战略虽然动听，却不切实际；分拆上市云云，更是痴人说梦！

　　对刘波来说，不仅个人理想被肆意羞辱，且因接踵而至的资金危机被市府撤换至南方基金任董事长，孰料不到半年，阚治东更将南方基金的股份变卖，害得刘波被炒，至今赋闲在家。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报道，刘波曾当面告诉他，自己恨透了南方！

　　贰）投资理念刻舟求剑

　　2000年后，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比如在投资者的结构与分布上，由于机构投资者的超常规发展，市场的投资竞争已由过去的机构投资者与散户的博弈为主，逐渐演变成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为主，其后果便是投资者的趋同性增强，而市场的流动性下降，资产配置、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投资理念进入人们的眼界。此外，新上市公司类型的变化，新投资品种的增加，发行与交易规则的改变，QFII的实施等等，都需投资决策者洗心革面、高瞻远瞩。然而事与愿违，阚治东、孙田志等对此熟视无睹，不要说组织人力对此进行全局性、战略性的专题研究，就是对行业及公司的研究报告都懒得理睬，而麾下偶有献芹之人也会被当场喝退。于是，在市场出现40%的巨大跌幅过程中，孙田志等始终是满仓操作，妄想破釜沉舟，不想却折戟沉沙。

　　在操盘这一环节，孙田志的营中充满掩耳盗铃式的神秘，其实，在信息披露日益规范、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投资是无须神秘的，因为投资的本质就是价值的发现，要想取得超越市场的表现，就须寻找市场的定价失误。由于掩耳盗铃式的操作模式，南方还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对先进生产工具有着本能的抵触。以此为战，焉能不败呢？

　　在客户工作这一环节，孙田志等奉行“拿来主义”，即从不考虑能否履行协议，也从无保障协议执行的诚意，将“信用”二字视同无物；对客户资金的偿还，往往按照客户与孙田志关系的亲疏来排序。2001年以来，南方的信用生态已被破坏殆尽，以至于后来的融资工作形同拐骗。

　　叁）风险控制滥竽充数

　　南方证券的风险控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稽核部，主抓事件；二是纪检委，主抓干部，但并无专门针对投资业务的风控部门。只是在2000年，为了节制南京方面，总公司曾经设置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投资决策委员会。

　　不过，南方至少应该做到一点，即将自营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分开管理。鉴于证监会对此已三令五申，在强大的压力下，孙田志不可能牢不可破。但是可惜的是，郭元先的努力被突然打断。而阚治东则是个表里严重不一的人，如他在2003年1月的系统工作会议上表示：“……要适量压缩自营规模……逐步收缩传统代客理财业务……”，但实际上，他却正在“大炼双哈”；他还说：“……要坚决压缩保证金占用，决不允许发生新的占用……”而结果，2003年保证金占用扩大了3.5倍。在他这篇洋洋洒洒的报告中，对风险控制已不再强调，甚至于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篇幅都远远大于投资业务的风险控制，后者不过寥寥数笔带过而已。

　　其实，想通过制度来钳制孙田志也是不可能的。古来只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未闻“挟制度以令诸侯”，在南方证券这样脱胎于政府的国有企业里，连“不许在办公室吃早餐”之类的小规定都难以执行，想在投资方面以法制人更是痴人说梦，何况人家孙田志才是“偕天子以令诸侯”呢！对此，惟有占据重要岗位，以人制人、以暴易暴，才能取得实际效果，但是也不会有什么长远意义，这便是此类企业的痼疾。

　　肆）监管机构尸位素餐

　　上文提及，证监会从2001年开始便三令五申要求南方节制或更换孙田志，但是可笑的是，孙田志直到2004年依然健在。那么，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为什么不予以强制执行或予以处罚呢？

　　事实上，从华德的成立问题上，证监会即模棱两可。对此类资产管理子公司，证监会不识得，也无从干预。到后来，证监会又规定，证券公司不可重复拥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资产管理公司，而事实上，南方的投资理财总部公章从来没有作废，而资产管理总部在2003年还重新组建过。在华德的业务开展方面。华德、天发和南方共同使用734、G58席位，大量直接占用保证金，无论其形式或是内容均严重违规，但证监会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几乎从未干涉过。在孙田志等一次次恶意拉高股价的过程中，监管机构也几乎不曾问津。证监会曾于2000年发出罚单，因“南方证券南京分公司利用个人股东帐户为公司作自营买入虹桥机场”，故予以警告并罚款10万元的处罚。这真是隔靴搔痒，舍本逐末！

　　自孙田志混迹南方以来，从交割金桥营业部到执掌华德，亿兆资产滔滔流逝，于是从股民到债主，从公司到监管层，可谓哀鸿遍野叫苦连天，公司员工们更是捉襟见肘枉耽虚名，孙田志却依然满仓操作，这除了骑虎难下，难道不曾仓鼠自肥？对孙田志等人的个人财产，难道不该调查并昭示天下吗？

　　日前有一部弱智的电视剧《坐庄》，将证券公司演绎得如同黑帮，证管办则如同警察。此诚可笑！但是作为监管机构，难道不应该明镜高悬吗？

　　伍）市场环境四面楚歌

　　从2001年华德成立至今，市场处于漫长的熊市中，这是华德败亡的客观原因，不须赘述！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证券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从业人士作为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有着“木秀于林”的地位，但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却太低，因此在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巨大矛盾运动中率先被凸现，与同样属于新生事物并陷入困境的足球界并无二致，这也许是本次熊市渐趋不可救药的一大内因。当务之急，证监会应申请由事业建制易为国务院直属部委，并增加证券业的人大、政协代表名额，为主体争取政治话语权。

　　另外，2003年以来，中央也曾着力救市，政策面上，有“国九条”这样的重大利好；基本面上，各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利好消息依然梅花间竹，但市场仍旧萎靡不振，何也？在监管不力的前提下，作为市场重要主体的券商在数年来可谓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几乎从无利好传出。券商是联系市场与投资者的纽带，纽带不牢，人心焉能稳定呢？

　　最后，对于决策层来说，还须躬省其以往的做法，抛弃以往在“全流通”问题上的花花伎俩，本着为民谋利、立信于民的态度，重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当前的市场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问题了，妄想从细枝末节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欲挽狂澜于既倒，则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提高证券业的政治地位。其二，支援券商，为监管不力赎罪。其三，抛弃圈钱思维，妥善解决全流通问题。舍此三项，别无他法。


　　戊 乱音

　　清人赵翼论云：“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后人驳之道，“美人本不欲倾国”，其责任还不如奸相杨国忠大，于是杨贵妃翻案。今人松间三老论云：“以南方证券之盛，子、孙公司无数，锦衣玉食，云蒸霞蔚，而一孙田志足以败之。然孙田志一介小人，又如何与杨贵妃相比？如阚治东之流，则恰与杨国忠相亚。所以他们将是永远不会被翻案的。”对于他们，惟有依法严惩，才能昭谢天下，正所谓：

　　“伯喜（否）犹在，越仇难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