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教父”阚治东归来

刘欣然
    阚治东沉浮

　　他是中国证券行业20年沉浮的一个缩影。他曾盛极一时，也两度出局，但始终隐忍克己。现在，他离开体制，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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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教父”阚治东归来

　　2月26日，记者见到了阚治东。他并不在上海淮海东路的办公室，而是出现在略微显得凌乱的合肥，为安徽徽商产业投资基金做筹备。计划中这个基金将注册资本金10亿元。

　　从去年五月撤诉，阚治东就四处奔走，创办私募股权基金，这是第三只。

　　当记者阐明来意后，阚治东第一句话是，以前对我的报道很多是错的！

　　对于一些细节性的错误，阚治东一一指出，但是对于自己1997年因陆家嘴事件下课，2006年因南方证券被起诉并入狱20天，阚治东并不喊冤辩白。

　　在外界看来，阚治东是位难以定性的人物。

　　体制和组织曾经给了阚治东如日中天的地位，也曾经使他落入人生低谷，度过常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与艰难时期。

　　但阚治东没有挥手而去，仍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组织的关系，也相当谨慎地处理着和周围一切人的关系。

　　在第一代开拓证券行业的证券公司老总中，目前他是仍然活跃在舞台前沿的硕果仅存的一位。

　　已56岁的阚治东精力堪比壮年，记忆力惊人，复述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仍然有大把鲜活的细节随时跳出，“90年代末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昨天一样”。


　　1.以前是帮国家打工，现在是帮资方打工

　　“在中国要做事，必须依靠组织。”阚治东说。

　　他头发浓密乌黑，中间或夹有银丝，罕见的挫折没有磨掉飞扬自信，大开大阖之中不失细腻。

　　3月2日对阚治东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2006年的这一天，他锒铛入狱。20天后阚治东取保候审，十五个月后被撤诉。

　　两年后，阚治东的石家庄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安徽徽商产业投资基金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加上去年9月成立的奥锐万嘉这三只都是他撤诉之后创办的，如果算上更早的东方现代，阚治东旗下已有4只产业投资基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004年成立的东方现代目前已经成功在望。

　　东方现代最重要的投资项目是国内一家大型风电设备制造商。东方现代资本金3000万，中间进行过一次增资扩股，在这个项目上投资5000多万。

　　5000多万中，3500万是股权投资，1750万是债权借款。东方现代与尉文渊的新能盟公司共同持有3500万股。

　　这家公司去年分红，一股分一块钱，投入的成本其实已经回来了。

　　“2005年年底我们决定投这个项目，资金到位前我出事了，好多资金能不能到位，公司当时很担心。我出狱以后坚决要求资金全部到位，资金不够，借！”当时阚治东仍然官司在身，前景渺茫。

　　大连华锐风电计划明年上市，目前A股市场上同类型的公司有去年12月底上市的新疆金风科技，二者同为发改委指定的仅有的两家风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基地。

　　金风科技上市前对原股本拆细，一拆五，上市之后股价直接蹿到150元。而东方现代投资的这家公司和金风科技，在各方面都可以相比肩。

　　对于自己在这家公司中持有多少股，阚治东含糊其词，说：“我们团队总共不多的，都是穷人，拿个十万八万可以，多的就没有了。”整个团队持有六七百万万股，拆细之后也有三四千万股，“少算市值也二三十亿了”。

　　在安徽筹备徽商产业投资基金期间，这个故事被阚治东反复提起。

　　谈到未来，阚治东说：“我现在做PE私募股权投资还是帮着人家打工。慢慢我希望我们团队能够组建一个自己的基金。”

　　以前是帮国家打工，现在是帮资方打工，如今阚治东想自己做老板。

　　得意转瞬即逝，阚治东很快恢复常态，他反复叮嘱记者写稿子时注意把握分寸：“我特别忌讳人家说我霸气十足什么的，我自认为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愿意给人留下得意洋洋的印象。”

　　相处的几天，阚治东细致周到，每次吃饭都将在场的十几个人招呼妥贴，亲切地以“×总”的方式称呼司机。

　　自从因为南方证券入狱后，阚治东再没有交过党费。2003年12月深圳市委组织部批准阚治东辞去南方证券总裁职位后，阚治东还一直坚持让秘书去交党费。

　　牢狱之灾后阚治东没有去过深圳市委组织部，也没有交党费。他想，我也不要怎么样，算了，咱自己干吧。

　　但阚治东对记者说，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还会去交党费的”，“我没有退党”，而且，“我还是要跟深圳市方面打交道的”。

　　阚治东做事一向喜欢规模大，目前紧锣密鼓筹备的徽商产业投资基金，初期注册资本金计划10亿，目前也许会有政府力量介入。

　　“如果不做事无所谓，但是只要做事，就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对政府对组织离心离德，否则谁敢用你？”

　　如果了解阚治东此前的经历，就会多少感叹选择这样一个态度所必须的心胸。


　　2.合作不抵抗与两度出局

　　对记者来说，很难分清楚，阚治东的这一态度是出自纯粹的实用主义，还是依然有一些信仰和情结的成分。

　　阚治东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

　　2006年3月2日阚治东在上海突然被捕，他回忆说，“当时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愤怒、屈辱，奇怪的就是没有恐惧感。”

　　“我入党三十余载，从农村到各种金融机构，被认为做出巨大贡献的我，稀里糊涂一下子怎么就沦落为罪犯！我罪在何处？难道又是组织上因为南方证券的事要向公众有所交待，再次把我像祭品一样贡献出去？”

　　1997年因陆家嘴事件受处分时，国务院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给阚治东捎过当时一位领导人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我理解那就是所谓的挥泪斩马谡了，这是一种借他人人头警示世人的做法”，“没料到我阚治东的人头又被组织上看中了，这可能也是不少媒体把我说成悲情人物的原因？”

　　即便当时处于如此之情境下，阚治东依然说：“我还是希望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这个组织中某些人的行为。”

　　当时阚治东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与警方对抗。因为“对抗没有意义”。

　　3月2日晚在上海第二看守所羁留一晚，阚治东给妻子留下字条：“松妹，看来得分别一段时间了。希望：1.要冷静，相信法律是公正的。2.涉及律师等法律事务多听取刘龙九的意见。3.我帮尉总的工作只能请他自己多费心了。阚治东20060302”。

　　当夜，阚治东回忆噩梦般的一天，久久难以入睡。“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怎么也没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这种环境，这种生活，我能挺过去吗？”

　　“不，一定要坚持，不信这世界真的这么不讲理！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我自己告诫自己。”

　　久为资本市场一线人物，阚治东怎能不深知中国现状？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他说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被“硬判”。

　　2007年5月初，检察院对阚治东撤诉。阚治东封锁了消息，不让外界知道：“我怕有反复。”撤诉后的这一年，阚治东仍然对南方证券问题讳莫如深，“我如果大声朗朗在口，事情也许不会是今天这样，你信不信？”

　　沉默对阚治东来说不是第一次。1997年陆家嘴事件真相如何，阚治东至今三缄其口。

　　1997年6月12日上午，阚治东从外地返回上海，下飞机后获悉，国内各新闻媒体当天同时刊登了新华社6月12日电，电文称，“日前国务院证券委会同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审计署、国家证监会等部门在经过深入调查取证后，依法对证券市场一批违规机构做出严肃处理。”

　　电文随后公布了受处分的违规机构和个人的名单，排在第一位，也是受处分最重的是深圳发展银行和该行的行长贺云。

　　正是这位贺云，5年后和阚治东一起搭班子组成救火队，进入沉疴已久的南方证券。此时阚治东并不认识贺云。

　　文章称：“另经查实，去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办法，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做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一年。

　　“许多人说我被禁入市场五年，其实根本就没有。”

　　陆家嘴事件发生时是1996年，当年沪深两地因为金融中心地位之争，由两地政府导演了一出席卷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的二级市场大战。

　　事件发生之前，手下人找阚治东商量，是否听从政府命令？阚治东当时就意识到：这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问题暴露之后，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国务院处分的消息传来之后，公司里惊惶失措。阚治东说，这件事由我一人承担责任，与各位无关，各位在外面也不要到处乱说了。

　　事件发生在1996年的9月和10月，阚治东正在党校学习，并不在公司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处分下达后阚治东到北京参加听证会复议，证监会一位处长曾如此提醒他。阚治东笑着说：“以现在的通讯手段，就算我在月球上，也能参与决策吧。”

　　“以后我还要跟政府打交道，还要跟各种人打交道，还要混饭吃，还要做事，不能让人家看到你就觉得敏感，感到头疼。”阚治东说。


　　3.体制带来的辉煌

　　如果不了解阚治东曾经有过的光荣和江湖地位，就难以理解他为何如此隐忍克己。

　　有人把阚治东在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阶段称为他的史前时代；从申银证券到申银和万国合并一年后下课，称为黄金时代；在深圳市创业投资集团公司的时期称为白银时代；而在南方证券以及其后的官司在身的阶段，称为黑铁时代。

　　组织的力量和个人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语，阚治东在“史前时代”就深明其意。

　　1985年左右，阚治东被团中央选派，赴日研修一年证券。回到上海后，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正在搞一个信托公司发展证券，阚治东当了副总经理，分管证券和投资。时值1986年，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那时候信托公司每年5000万利润，2个营业部才20多万利润，是最没有油水的部门。“老总的意思就是有这么个部门，作为对外开放一个窗口就行了。”

　　但阚治东觉得，“这样不行，得改变。”

　　此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国债买卖，杨百万作为国债买卖的先驱很被推崇。

　　“我想得把这块业务做大做好，要搞就搞大的，个人的力量还是不行。”

　　阚治东让手下黄贵显牵头，搞了个工商银行证券业务信息网，做国债买卖。工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收集信息的时候阚治东发现，外地国债价格比上海价格低，于是就从全国各地买进，然后再卖出。“这样我们就把国债做活了”。

　　这些国债有的就存放在当地，有的运往上海，从银行开出来有价证券货币免检证，由工行的经警大队武装押运，火车、飞机、汽车都运过。这个规模和气势，自然是杨百万难以望其项背的。

　　1986年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相继成立，上海人行相继出台很多政策，规定一些业务只能由专业的证券公司做，起初觉得自己有信托公司就够了的工行只好开始筹备成立证券公司。

　　这事让人行知道了，人行说，我们自己这里就有一个申银证券没用，我们与民争利干什么，你们拿过去吧。

　　把工行原来信托公司的证券投资业务注入之后，申银第一步注册资本金3000万，实际运营资金1亿多。

　　第一年申银净利润500万，第二年盈利2500万，第三年12500万，每年利润都翻番，实际利润还远远大于账面利润。

　　随后申银万国增资到6.6亿。1995年“3·27事件”爆发，万国证券亏损13亿元。1996年申银和万国合并后，万国账面资本金不变，二者合并资本金达到13.2亿。半年后，申银万国盈利6亿元。

　　20年前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久远了，对阚治东来说却恍如昨天。得意瞬间从扬起的眉间迸发出来，他下颌抬起，翘起的脚尖摇了几摇。

　　此时的他，罕有的磨砺早已洗去了浮华。就在几分钟之前，阚治东刚刚让手下人把在酒店定的豪华套间调换成普通标准间。

　　申银和万国合并带给阚治东如日中天的地位，许多人认为，阚治东是“赶上了”。

　　对于这段历史，阚治东说，为解决万国问题，当年市政府希望几个国企接手万国，但是谁都不敢碰。“我主动向市政府提议申银和万国合并。”

　　“这事至今没有几个人知道。‘3·27’之后万国有十几亿窟窿，申银当时的盈利能力很强，这包袱我们背得起。”

　　虽然每一个网点按净资产算不过是几百万。但是阚治东认为，一个好的网点一年将赚到几千万的利润。当时每新设一个营业部都需要监管部门批准，“很麻烦”。

　　合并后申银吸纳了老万国证券40几个营业网点作为自己原有的50多个营业网点的扩展，“至今申万的营业部网点格局还是当年我在的时候布设的。”

　　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到此后的申银万国证券，阚治东写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十几年后的他仍然津津乐道：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办境外证券业务，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

　　这一切，确立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阚治东也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理事会副理事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等职，是全国唯一一个在两个交易所都担任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阚治东黄金时代在1997年戛然而止。在随后开始的白银时代，政府的力量仍然是他成功的基础。

　　离开申银万国两年后，阚治东受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庄心一之邀，到深圳掌管深圳创新科技投资公司。

　　就在这时上海市打算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家公司“层次高，资金运作量大”，上海方面认为，是一项非常适合阚治东的工作。

　　阚治东决定接受上海市方面安排，但庄心一不容推辞，让阚治东立即飞往深圳，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此后阚治东的职业生涯和深圳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2003年12月辞去南方证券总裁职务。

　　1999年7月阚治东来到深圳，当年8月26日完成公司筹备。“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风险投资、创新投资，哇，他们给我讲的那个复杂。后来我不管这些了，做公司还不会吗？”

　　深圳市政府给了深创投5亿元资本，市政府给深创投“拉郎配”，又找来一些企业出资，募集了2亿元，公司初期注册资本7亿元。经过2年半的发展，创新投资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到16亿元人民币，“噼里啪啦投了一大堆企业”。

　　他说，“深创投没有10个亿，在创业板没戏的情况下，根本活不下去。”

　　20岁在北大荒插队时就管1万亩地的阚治东做事喜欢搞规模化，资金得雄厚，“否则那么点钱，抠抠唆唆，怎么做事？”今天他做PE仍然强调这一点。


　　4.务实风格搞创投

　　如果说，选择合作不抵抗，是从“做事”出发所必须的务实态度，阚治东的务实特点在做事的风格上也有所体现。

　　在北大荒插队时阚治东还任过科研排排长。“我现在搞创投，精神是在农村就在做的事。”

　　阚治东在科研排用的是“拿来主义”，背着书包，到各个农科所去要种子，在实验田把这些种子种下去，进行比较之后，把长得好的再种到大田里去。

　　“当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记者，来了看我这样搞很生气，他希望我们搞一些嫁接育苗那样的科研活动，我心里想，这要搞到猴年马月去了，没有十来年搞不出来。再说我们也不具备育种的条件，那得海南那样的自然环境才行呢。”20岁的阚治东没有跟随别人的主意，坚持自己的做法。

　　收获后，别人到粮食站卖粮食，一毛钱一斤，“我卖5毛钱一斤，因为我卖的是种子”。

　　这种务实的作风贯穿了阚治东整个职业生涯，20多年以后他在深创投搞风险投资，仍然不肯从孵化器开始培育项目，一定要把资金投向已经产生一定效益的项目，和一些主流的风险投资理论家在理念上产生很大的分歧。

　　在创业板未能推出，全国创投公司纷纷死亡的情况，深创投实现连续三年盈利纪录，累计实现利润2.5亿元。这与掌门人阚治东的作风密切相关。

　　“我和主流观点最大的分歧在哪里？他们认为，要做真正的创业投资，就是从种子孵化器开始。在实验室里已经初步形成项目，让我重点搞这些项目。”

　　阚治东则认为孵化器项目，必须是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不讲究回报的。因为从实验室到商用，这中间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失败率也极高。比如说太阳能电池，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今年已经到了2008年了，还没有做到批量生产。

　　阚治东认为，“我们中国刚搞创业投资，不要搞很多的失败案例，这样很多人就缩手缩脚不敢进了。”当时深创投找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中段的，企业基本形成，已经有一定的量产，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效益。

　　“我就想到我当年在农村种地，种粮食和种种子的问题。到底是自己搞嫁接母本副本什么的培育种子，还是我把人家科研站的种子拿过来，我在这里搞筛选的问题。”

　　“实践证明，做什么事一定要务实，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理念的差别，用闲置资金打新股、买卖国债，引得闲言碎语纷纷：“阚治东干的不是真正的创投”，直到现在，这种说法仍有耳闻。

　　阚治东说，至今深创投的发展也没有跳出他“三段论”的设计。


　　5.我必须要有个自由的身份，否则以后没法做事

　　南方证券是阚治东绕不开的话题。对于这件仍然疑点重重被外界追问不已的案子，阚治东憋闷在胸，却不愿多说。

　　“将来这件事终于还是要大白于天下的，但是一定要得到合适的时机。”

　　2002年6月21日，阚治东出任南方证券总裁；

　　2003年12月8日，深圳市委组织部批准阚治东离职；

　　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被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

　　2006年3月2日，深圳市公安局突然以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逮捕阚治东，同月23日获准取保候审；

　　2007年5月初，阚治东被撤诉。

　　在离开申万5年之后，阚治东重入证券业。这一年他成了中国“2002年股市十大新闻人物”。这股市中的十大新闻人物中包括：“大鳄”仰融、“花瓶”陆家豪、“黑嘴”赵笑云、“小卒”丁福根，而他则是“老人”阚治东。

　　去南方证券之前，深圳市领导告诫阚治东，去南方要“先救命，后治病”，“南方证券是个火药桶，你不要捅破它。”

　　阚治东本来以为深圳市政府是让他一个人空降南方证券，在等待市政府领导接见的时间里，前面一个人回过头来说：“我是贺云。”随后两人一同被接见。阚治东这才知道，是和贺云一起到南方证券工作。

　　“我去南方是带着使命感去的，要拯救南方。”秉承“不纠缠历史问题”、“通过发展解决南方问题”告诫的阚治东，并没有得到政府之前关于资金在内的一系列拯救南方的承诺兑现，也没有得到南方证券高管的一致配合。

　　感觉举步维艰处处掣肘的阚治东半年后即以口头形式多次向政府提出辞职。

　　“应该说，南方证券追查的是为什么资不抵债的问题，而不是违法违规的问题。但是最后专案组把造成100多亿元亏损的问题，以两个与破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小案收场。”

　　这两个案子一是因B股业务违反外汇政策的问题；二是查处南方证券公司操纵哈飞公司股价案件。

　　由于检察院方面认定是单位犯罪，提出追究更高领导责任，深圳市方面在2006年全国“两会”前夕将阚治东和刘波、郭元先三任南方证券总裁，以涉嫌操纵股票价格罪逮捕。

　　阚治东认为，与华夏证券等老牌券商的问题一样，造成南方证券公司巨额亏损的直接原因，是南方证券公司早年搞实业造成的窟窿太大，主管副总裁孙田志负责的公司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虽然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太大的直接损失。“这两个案子，与南方证券亏损100多亿元，并没有直接关系。”

　　阚治东在任期间南方证券保证金占用巨额增加，是外界质疑他的重要问题。

　　阚治东说，很多人没有搞清楚一个简单前提，当时证券公司自有资金、银行借款和客户保证金是存在一起的，第三方独立存款是这两年才搞起来的。当证券公司亏损无法掩盖，银行不再拆借资金之后，原来隐藏的占用保证金就暴露出来。

　　南方证券资本金34.5亿元，根据对刘波和郭元先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2001年度和2002年上半年，南方证券实际亏损近23亿元。该审计报告还指出：南方证券82.05亿元应收账款大部分属无法收回的资产。

　　“南方证券成立了一个华晟达，承接这些不良资产。按理说，有这么多资产划出去，是不是该有这么多资金进来？可是这些都在南方证券账上挂着应收账款。”

　　阚治东认为，新班子到任时，南方证券早已资不抵债，历史上形成的大量实业和股票占用的资金都是客户保证金，其严重程度被大量非规范融资掩盖。

　　根据资料：2002年6月末南方证券总负债125.86亿元，其中向银行和信用社融资规模为73亿元。此后，银行出于对自身风险的控制，纷纷取消或压缩对南方证券的融资业务，导致保证金占用真实情况逐步显露。从账面上看，南方证券客户保证金占用在阚治东任期由30亿元增加到58.7亿元。

　　对于起诉书中说的操纵哈飞股票价格，阚治东以一拉杆箱的材料向法庭证明，与己无关。

　　和刘波转入深圳第三看守所之后，阚治东问自己这种情况能不能取保候审，得到的回答是：“这里面风刮进来，都得呆上半年。”“那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呢。我也做好长期在里面的打算。”

　　在监狱里，旁边监仓突然伸出一只手跟阚治东打招呼，阚治东一看，原来是大鹏证券的徐卫国，已经在里面呆了半年。

　　20天后，阚治东和刘波一同取保候审。

　　漫长的为庭审准备过程中，“很多人劝我放弃，说最多就是一个罪名成立，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分。这不是一样吗？”

　　“我就感觉我必须要有个自由的身份，否则我阚治东以后没法做事。如果我能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要放弃抵抗呢？很多人包括一些兄弟都叫我放弃。认为这件事已经没办法了，中国就这么个现状。后来我想算了，别找他们了，我就自己弄吧。”

　　在阚治东身上，与隐忍相伴左右的，是常人没有的韧性和坚持。


　　6.转身重来 感慨是旁人的事

　　看看同一代人的际遇，也许更能理解阚治东的处事哲学。

　　陆家嘴事件为什么要选择代人受过？阚治东说：“即便我这次免于处分，我这个老总当着还有什么味道呢？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将来难保还会出现其他什么问题。”

　　君安证券的张国庆本来也在处分名单中，因为托了关系被免于处分。后来碰到阚治东，张国庆有些得意地说：“老阚，太老实是不行的。”

　　一年多以后，君安证券被调查，张国庆起初抵抗调查，随后被全国通缉，最后以“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判刑3年。

　　出狱后的张国庆再也不能回到从前。

　　至于管金生，一个传言这样说，一次管金生出了一个会场，走出几步一看，后面十几个随从畏缩不敢上前跟随。这则传言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其作风却可见一斑。

　　谈到入狱十年后出狱的管金生，有人说，长期不接触外边世界，人都傻了。阚治东心有余悸想到自己：幸好我在里面时间短。

　　张国庆、管金生和阚治东，当年并称证券界三大“教父”。

　　接受处分后，阚治东提出，能否以申万一般员工的身份留下，答复是不妥。1997年6月13日，阚治东离开了他带领十几个人起步，付出了近十年心血的申银万国。

　　再过了十年，阚治东因南方证券案件处于极度迷茫和痛苦之中，给证监会领导写信，他对记者说：“我在这封信里也没有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要抱怨，那太多了。”

　　阚治东形容自己：脾气暴躁，但绝不莽撞。外界评论阚治东：性格温和、处事圆滑。相比作风强硬的张国庆和霸气十足的管金生的现状，阚治东有理由为自己的生存哲学而欣慰。

　　常人少有的际遇令人感慨万千。但感慨是旁观者的事，阚治东没有花时间感慨，很快投入到新的事业中去。“难道我还要在床上躺半年吗？”

　　“如果我出来不做事，那人家判你无罪跟判你有罪结果不是一模一样吗？争取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做事。如果不是为了做事，要这个结果干嘛？”

　　2007年5月阚治东刚被撤诉，9月奥锐万嘉在上海成立。盛大的开业酒会上，上海滩一些金融大腕纷纷到场。

　　是什么支撑着阚治东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后依然奋力前行？

　　阚治东说：“我北大荒插队的十年经历，对我个性形成影响很大。你不是问，1997年我为什么没有退出江湖，2007年那我更是不应该干了，如果不是有这段经历的话，确实是这样。”

　　在北大荒最冷的天气，一杯水慢慢从高处往地上倒，水流到地上已是碎冰。

　　阚治东选择在这里插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文革时幼小的他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极大歧视，他暗暗憋了口气：“我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不是混蛋。”

　　阚治东在北大荒创下了一天割大豆12000米的纪录。20岁左右就成了大队干部，负责整个大队的生产，管着一万多亩地，千把号人。

　　“这个工作要养活大队，养得好，分红分得好，这和后来搞公司不是一样吗？”

　　隐忍克制和冷静坚持，都与大志联系在一起。在阚治东的内心，当下全力投身PE的理由也许和当年选择去北大荒插队的理由一样：我要证明自己。


　　7.百年以后，哪一样是你的？

　　2月28日，三天的采访完成了，在下午回忆了南方证券的一段经历后，当天晚上的饭桌上，每餐饭都喜欢小酌几杯的阚治东少有地醉了。有一瞬间低垂着头。

　　渐行渐远的过去的辉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压力，艰难困顿时刻的抗争和坚持，不甘寂寞不被社会舞台抛弃的执着和努力，那一刻，没有人能体会到那杯酒中的复杂滋味。

　　席间有人提起，喜欢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阚治东抬起头双臂一挥：我们只要努力了，成功不成功都无所谓。

　　“有一次朋友给我发了条短信：当你话多的时候，别人要批评你；当你话少的时候，别人要批评你；当你沉默的时候，别人还是要批评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被批评的。眼睛不要老是瞪得那么大，百年以后，哪一样是你的？”

　　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阚治东：不要把这些看得太重

              刘欣然

　　不是简单的冤与屈的问题

　　人物周刊：对曾经入狱和涉案这段经历，您现在怎么想？

　　阚治东：这些东西不要把它看太重，就当作中国当前证券行业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当成是一个事件。也不要认为这件事对你是多大不公，愤愤不平，（觉得）我受到了多大伤害、一定要恢复我名誉怎么怎么，我根本不去想。

　　人物周刊：换一个人处在您的位置上，无论是陆家嘴事件，还是南方证券事件，可能都会觉得很委屈。

　　阚治东：这些事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冤与屈的问题，不要那么看，也不要太计较。

　　人有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以后还有机会。为什么有些人跌倒了再也起不来？就是因为太计较了。

　　你看一看邓小平的经历，当年他一下子被打倒了，他受的委屈不比我大多了？他三上三下，最后还是坚持住了。好好研究一下那段历史，就知道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人物周刊：从2006年3月2日，到2007年2月2日庭审，这中间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阚治东：没有犹豫太多。

　　人物周刊：就是特坚定，一定要抗辩？

　　阚治东：我觉得要尽我的最大努力，往最好的方向发展。不去努力等于是自我缴枪。努力也是很累的，你看我写了多少材料，又准备了多少材料。我给法院送证据就送了一拉杆箱。我在南方证券的一举一动都有文字记载，是有备而去的。

　　人物周刊：你是做了准备的。

　　阚治东：我做过最坏的打算，就像大鹏证券徐卫国，硬判，我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努力。

　　人物周刊：07年5月撤诉后，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对外面就南方证券多讲过？

　　阚治东：我不想把问题激化。这些问题，不讲，让它慢慢去。也可以这样说，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当然最终事件真相要把它暴露出来。对不对？就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和体制不断纠缠的过程

　　人物周刊：咱们说点轻松的。当年阚二毛这外号怎么得上的？

　　阚治东：从来也没有什么事实说我申银的股票只让涨2毛啊？

　　人物周刊：说当年你抬陆家嘴，只让抬2毛就不让涨了。

　　阚治东：那还犯错误吗？当年的价格走势，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显然不是。这就是无稽之谈了。我觉得可能是朋友在一些场合吹牛时的玩笑之谈。

　　反过来你问他们，哪一个公司的股票我是让涨两毛钱抛的？

　　一会说我是猛人，一会说我是阚二毛，你到底说我是胆小还是胆大呢？

　　人物周刊：你自己认为呢？

　　阚治东：我认为我是比较谨慎的。都说“3·27”时申万之所以能够躲过一劫，是因为我当时不在上海，自营部的经理联系不上我，想跟着做空也没法做。（阚治东俯身向前一连串反问）我在的时候申银就会破产吗？我就会抛、抛、抛吗？可能吗？

　　人物周刊：很多公司，特别是第一拨成立的证券公司，自营盘子都是很大的。您为什么不提倡证券公司做二级市场？

　　阚治东：我当时在日本学证券，做庄是违法的，可是在我国很长时间，“庄”字是随便讲的。犯法你就悄悄做，可是我们报纸媒体天天讲。申银没做过一个庄。

　　人物周刊：经过了这么多，那现在你看人生是怎么回事呢？

　　阚治东：不要把这些事太当真。

　　人物周刊：不要太当真？

　　阚治东：那可不？一帮朋友还是希望你做点事。

　　人物周刊：这样的一个公司你希望它多大呢？

　　阚治东：具有一定规模吧，现在还没有对这个想太多。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

　　人物周刊：我想，在您这个年龄一定做过这样的梳理，自己这一生，做过什么，还有多少光阴去做事。

　　阚治东：按我们这个行业来看，再做个15年没问题。

　　人物周刊：做到70岁？如果按还做15年来看的话，现在来评判一生是不是还太早了？

　　阚治东：那是。

　　人物周刊：其实你过去的经历是和体制不断纠缠的一个过程。

　　阚治东：对。以前是给公家干，现在是给股东干，将来我希望有一个和朋友自己的公司。朋友都是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的。我总想为他们创造一个天下。就这样想。

　　人物周刊：如果说以前在申万是你人生的第一次高潮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之后，可不可以说这是你人生的第二次高潮？

　　阚治东笑而不答。


　　不怕和海外资本竞争

　　人物周刊：您亲眼见证了VC和PE在中国的发展，能不能谈谈PE在中国的现状？

　　阚治东：现在风险投资在中国，有几种资本在做，一个是境外资本，像IDG，红杉资本等等；第二类就是政府资本，当年上海拿了5个亿，深圳拿了5个亿；第三类资本就是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再细分还可分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等等都可以。

　　人物周刊：海外资本动辄几百亿规模，本土资本是不是压根跟他们没法比？

　　阚治东：海外资本从他们刚进来到现在，我始终感觉他们对中国情况不了解。这是他们很困惑的事情。他们去看项目，人家公司都很重视——海外资金来了！可是做一个项目，报到总部，枪毙，再做一个项目，再枪毙。好多国内的人帮海外投资做，到最后感觉就是没脸下企业。当然现在也有在中国站稳脚跟的。但是他们跟我竞争我不怕他们。

　　第二个，海外资本在进入的谈判过程中，往往谈的条件都比我们差。就像我们这个项目，后来海外基金想进来，和公司管理层一起，3元一股，买的，一年多前你干什么了？我们投了也就一年多而已。

　　第三个，现在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很难。我们卡得很严。过去海外资本跟我们谈，那时候我在深创投，他们往往说，我们的资本不进来行不行？怕资本进来出不去。往往是成立个公司，我们的资本放在深圳，他们的资本放在香港。

　　现在海外资本千方百计想变成中外合资基金，因为看到人民币天天在升值，美元天天在贬值。但商务部现在卡得很严，一亿美元以上的资本进来很难。

　　这就是海外资本在中国的情况。

　　人物周刊：除了海外资本，其他的资本主要是什么性质？

　　阚治东：当年搞创投一些政府拿出了钱，比如上海和深圳，很多政府没钱，也没出钱。这一条途径我认为政府越来越不会拿出钱。

　　现在唱主流的是民间资本。上市公司卡得严国有企业也不太可能，现在活跃的就是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搞创投，是这段时间的特点。非常活跃。

　　人物周刊：民间资本搞创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阚治东：民间资本最大的问题是不规范。今天想干创投，明天他说，我房地产这块缺点钱，你能不能调点给我？再后天我一个项目缺资金，你无论如何给我想办法。

　　进来的资本怎么能借给你？张三借了，李四借不借？这种不规范的东西，必然导致在创投业的失败。我想其他的创业投资，有的也可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叫创业投资，但是资本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了。

　　民间的创业投资资本真的要专一，还要专业，不要今天炒炒股票，明天搞搞房地产。2000年深圳成立100多家创业投资公司，大部分创业投资公司失败了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就是看着创投好像没前途，创业板不开了，都炒股票去了。偏偏碰着熊市，大部分都把创业资本在股市中亏完了。今天同样问题，创业资本火，资金来了以后，今天炒炒股票去吧，明天我买块地缺点钱，就把钱拿出来买地去吧。会毁在这一方面。

　　人物周刊：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阚治东：现在创业投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民营资本不讲联合。不知道资本规模的重要性。我们到全国各地去，好多人在搞，但是一件事总有个牵头人吧，不能每个人都牵头。为什么你来牵头呢？为什么我的资本要你来管呢？往往遇到这样的问题。

　　人物周刊：为什么一定要联合？

　　阚治东：弱小的创业投资是没有生存余地的。创业投资讲究的是管理效益。同样是这几个人，1个亿是管，10个亿也是管，但是固定成本是一样的。民营资本不讲联合，国有资本有政府做背景，命令你必须这样那样，民营资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民营资本斤斤计较在公司里的地位等等。过去我们投一个项目，八九百万就可以，现在投一个项目都是几千万。你民营资本能适应这种需要吗？

　　一个是专业、专一，一个是联合起来，很难。第三个是民营创投公司管理还是有问题。民营资本的游击作风，不规范，往往导致管理中间不按照国际管理去运营。民营资本是创业投资的主流，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还会像过去一样大规模垮掉。

　　导致今天创投业火爆的，是财富效应。这是一种盲目的动机。创投有成功案例，失败案例更多。我也告诫好多资本，不要盲目进去，弱小的资本，不能长期投入的资本，不要盲目地放到里面去。
　

他们为何转会PE

        杨静

　　那些红极一时的人选，怎么如此密集地进入这个行业
　　趋势仍在延续。从2005年开始，一个人群开始浮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家、投资银行家、职业经理人投身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PE）领域。

　　“人有很多共性，在华尔街吸引银行家、企业家做的事在中国也同样会发生。”已经成为TPG（Texas Pacific Group，德州太平洋）合伙人的王兟说。出现在中国的“转会”PE潮只是延续了华尔街的潮流。2003年郭士纳加盟凯雷，杰克·韦尔奇退休后兼任凯雷、Dublier&Rice高级董事。这几个个案的背后是许多叱咤风云的商业精英纷纷转身PE。

　　华尔街的这轮转会热潮，起于2003年后PE在美国的重新焕发生命力。在中国，也是基于从2005年开始大量PE基金进入亚洲。“如果晚到一步，就会失去交易时机。如果步步皆晚，就永远抓不住中国概念。”业内人士指出，PE机构需要“不惜一切去找到专业的人帮他们发现新项目、投资好项目”。

　　在国际顶级PE确立中国战略之后，他们开始了“圈人”计划。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高调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后，宣布同时聘请汇丰控股前任主席庞约翰、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以及中国网通前CEO田溯宁为公司资深顾问。另一家PE大佬黑石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则聘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为高级执行董事及中国区主席。TPG则延揽了王兟和原联想集团CFO马雪征。

　　当郭士纳加盟凯雷后，曾经有记者问他：是否怀念以前管理公司的日子？郭士纳的回答是“一点也不”。在国外，PE具有双重吸引力：金钱和自由。中国人刚刚开始感受到其中好处。


　　从宝马、奔驰到劳斯莱斯

　　比PE公司早一步进入中国、亚洲的投行，成了被挖角的“重灾区”。仅以摩根大通为例，其中国投资银行业务联席负责人孟亮去了萧氏企业（D.E.Shaw & Co.），担任其中华区CEO。时隔一段时间后，摩根大通原亚太区主席兼行政总裁白瑞甫（Ralph Parks）以及摩根大通大中华区运营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一起被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 LLC）“笼络”。

　　摩根大通熟悉孟亮的人评价他的离去：34岁就已经做到了国际知名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部负责人，这个年纪的他需要的是挑战。

　　“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超过10年时间，应该说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对于摩根士丹利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中国公司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IPO项目我都参加了，我也在想：在这个行业里再做下去又能怎么样呢？”现任贝恩资本（Bain Capital）中国业务负责人的竺稼说，“不如去新的领域试一试。”于是，这位摩根士丹利前任亚洲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CEO和其前任，摩根士丹利前任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系主管刘海峰都选择了离开，前者去了贝恩，而后者加盟KKR。

　　这几乎是所有投行精英转身PE的原因。

　　对于他们而言，“PE是个人的最高选择”。如果摩根士丹利、高盛是宝马、奔驰，那么KKR则是劳斯莱斯。KKR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被称为“Henry King”（亨利王）。

　　而挖他们的PE机构，则意在借力他们“在中国的人脉资源”，这对有意于开拓中国市场的PE机构来说，非常重要。这些前期进入中国的投行精英，比这些后来者更了解中国。

　　2004年2月24日，竺稼以摩根士丹利中国CEO身份公开亮相。这之前作为摩根士丹利中国业务的关键人员，他参与过中海集装箱运输（2866.HK）、中国蒙牛乳业（2319.HK）、中国电信（0728.HK）等一批大型企业的海外IPO（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多个并购项目上担任顾问。他在国内有非常深厚的人脉基础。

　　这位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直率而专业”。在担任摩根士丹利中国区CEO期间，竺稼除继续参与投资银行的业务外，还同时统筹该集团在中国的整体业务发展，包括固定收益、直接投资以及QFII。期间他还寻找过在中国开展基金管理业务、与中国银行合作发行信用卡的可能途径，以及以某种方式直接做中国业务的平台。


　　企业家走“私”

　　黯然辞别UT斯达康总裁之位大半年之后，吴鹰步柳传志、田溯宁、丁健等人之后也做起了PE。2008年年初，吴鹰复出并宣布加盟和利投资集团（CTC），任该集团的资深合伙人。这位曾经创造了小灵通神话的“大胡子”，在回答母亲对其新职业的询问时说，“希望能帮助企业做大，比UT还要大、还要成功。”

　　他所推广的小灵通曾经在2003年前后大受欢迎，当时这种像BP机一样的过渡性产品因为话费低廉且可以移动使用而在中国迅速铺开。当年就为UT斯达康带来了19.65亿美元的收入。但是随着3G逐渐临近、移动与联通也相继下调资费，小灵通渐渐式微。2005年UT收入锐减30%并开始亏损，市值缩水九成。到了2007年UT的小灵通业务收入由于移动资费进一步下降而再次迅速下滑，而已经花费该公司10亿美元的IPTV尚不成熟。利润缩水、大幅裁员、股价下跌等矛盾使得吴鹰最终与董事会分道扬镳。

　　在离开UT之后，吴鹰需要重新选择前进道路。“但是如果再去做哪家公司的CEO，也就那么回事了。”业内人士说，就像田溯宁，创办了亚信和网通之后，“肯定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投身PE则“可以纵览各个国家、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公司的商业全貌”。

　　田溯宁在离开网通之后，以中国宽带基金（CBC）为平台做起了PE。这位“宽带”先生先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后来又成为运用国际资本介入中国电信产业的第一人，直至管理国有电信运营，“每一步都是在延续他的宽带理想”，也包括设立CBC。

　　转身PE或许是命中注定。早在2001年，“小网通”向高盛、新闻集团等私募2.5亿美元之后，“就一直有很多国外基金找上门来”，谈做PE基金的想法。到2006年3月，电讯盈科公告向设在开曼群岛的CBC投入5000万美元，而此时CBC已经完成了向中信资本、新闻集团、电讯盈科、网通、WPP等在内、规模达2亿美元的第一轮融资。

　　比上述两位更早“转型”的柳传志谈到做PE的原因时说，“感觉自己对管理上有心得，对选人挑人上有心得，实际上是想把这些心得结合起来，能够更宽地施展开。”而投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吴鹰也说，“能把我以前的经验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同时把自己的一些教训跟企业家分享，如果能帮助这个企业做大做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些转身做PE的企业家，不仅对投资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判断，比大多数CEO更深谙资本之道，而且远比一般的财务投资人更懂得运作一个公司。

　　而这些人与资本市场、政府关系普遍深厚。“比如在跟资本市场打交道中，与上市公司、运营商、客户建立了关系；在小灵通业务发展中，与政府打了很多交道，有了很深的积累。”吴鹰说。


　　老VC再创业

　　时间仅隔了1个月。2007年11月，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在深圳成立。这家当时全国最大的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册资本高达9亿人民币。在此之前的2007年10月，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其首期5亿人民币的资金主要来自吉兴集团、徐州维维、沈阳明华、常州上上电缆、广东骏发贸易、北京兆丰汇金这6家民营企业。

　　两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凑巧的是，奥锐万嘉的董事长阚治东以及东方富海的董事长陈玮恰恰是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前后两位董事长。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创投都是国内政府背景的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老VC再创业，做起了“中国土鳖式PE”。背后，是2007年6月1日修改后的《公司法》开始实施，有限合伙制被承认合法。而在2005年PE在国内重新热起来后产生的财富效应，吸引了大批民间资本跃跃欲试地想进入这个领域。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本土PE如同“小蝴蝶”般破茧而出。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阚治东指出了国有投资公司的弊端：人员臃肿，机构庞杂，决策拖延。在管理上有很多僵化教条，每个投资的项目要报国资委，每个退出的项目也要报国资委。“国有投资公司的许多项目都不是一次决定的，要好几个来回。”

　　对此阚治东深有体会，他介绍，奥锐万嘉脱出了国有投资机构的制度制约。一个项目在尽职调查之后，会形成一个投资建议书，提交到投资委员会通过之后再发给每个董事，多数董事签字通过之后就可以实施投资。以顺风光电为例，“几个董事当场就签字了”。
　
    【为方便初入金融界的新秀朋友们理解上文中提到的“3·27事件”，下面特补充一篇关于“3·27事件”的文章。www.xyzlove.com】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重温3·27国债期货事件

                      徐士敏

　　股指期货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特别是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及跨市场交易行为，对国家金融决策工作和监管机构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市场稳定、公司稳健、个人稳妥，是每个市场参与者的愿望。要真正做到这三个“稳”，需要有三个层面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从而建立起三道防线。首先，严格职业操守，加强自律管理是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前提条件；其次，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核心问题；第三，强化外部监管职能，依法维护市场秩序，是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有效保障。
　　目前，股指期货的技术准备工作陆续到位，部分学者和业内人士呼吁监管部门早日推出股指期货。但是，他们不断重复的都是发展股指期货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少有分析言及股指期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任职期间，曾参与“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十二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前车之鉴

　　1992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个标准化证券期货合约――国债期货合约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事隔两年半后发生了“3·27事件”，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通知停止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这一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无价的教益。

　　从表面来看，“3·27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个别会员的蓄意违规和交易监管跟不上。2月23日，交易所宣布3·27国债期货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事后万国证券公司面临清盘。3个月后，国债期货市场关闭。5个月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上证所总经理尉文渊也就此离职。

　　“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主角，是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为240亿元，1995年6月到期兑付，利率是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贴补率，但财政部是否对之实行保值贴补，并不确定。在“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交易上，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做多，万国证券做空。

　　当时“万国证券”与“中经开”正在展开厮杀之际，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该国债的保值贴补率，即这一国债交易品种不是以原来的每百元面值按128.50元兑付，而是提高到148元兑付。这一消息的公布，对做空方无异于泰山压顶。当日开盘，3·27国债从148.21元一路劲升，攻到151.98元时，原与“万国证券”结盟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辽国发”）突然倒戈：空翻多！在其掌控的“无锡国泰”交易席位上，10分钟内3·27国债竟猛冲至155.75元！这意味着什么？每涨1元，“万国证券”就赔十几亿元；涨了6元，整个万国证券全赔进去也是资不抵债。

　　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使管金生成为背水一战的赌徒，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后，在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空方主力大量恶意透支交易，以730万口的巨大卖单打击价位（一口是200张合约，一张合约是1,000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就是1.46万亿元面值的国债，而3·27国债总面值才750亿元），1.46万亿元的面值接近1994年全国GDP的三分之一，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空方主力的蓄意违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市场影响，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当晚，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最后8分钟内已完成的交易全部无效，并从2月27日起休市，组织场外协议平仓。


　　追根溯源

　　期货市场的规范运作、稳健发展，不仅是期货监管机构、经营管理者及全体期货从业人员必须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全社会及所有人的大事。市场稳定、公司稳健、个人稳妥，是每个市场参与者的愿望。要真正做到这三个“稳”，需要有三个层面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从而建立起三道防线。首先，严格职业操守，加强自律管理是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前提条件；其次，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核心问题；第三，强化外部监管职能，依法维护市场秩序，是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有效保障。

　　积极规范券商的市场行为，是保证整个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良好的行业道德和的职业操守，不仅是市场发展健康、有序的要求，而且也是券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原万国证券公司的一笔“3·27”国债期货品种的违规交易，事后造成了该公司12亿元的亏损，最终导致了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停止。在“3·27”事件，管金生最后下了一个超级大单，730万口的空单，这一数字相当于3·27国债期货的本品――1992年国库券发行量750亿的19倍多，试问在期货交易中，单子可以乱下吗？没有规则限制，交易数量可以超过交易的标的数量？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持仓量？为什么不设涨跌停板制度？……这些在监管方面都值得深思。


　　完善监管

　　股指期货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特别是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及跨市场交易行为，对国家金融决策工作和监管机构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有必要从多方面来改进监管工作。比如，要彻底改变所谓“政策市”的状况，保证政策信息的公平披露。如果股指期货推出后，仍然是政策市，不确定因素很大的话，整个市场就很难有效运作。“3·27国债事件”的一个主要诱发因素，是国债利率政策信息不透明和捉摸不定，市场参与者获得的政策信息不对称。

　　酿成“3·27事件”的具体原因有三点：其一，期货业务的推出相当仓促，不仅缺乏经验，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法规，更重要的是对市场风险缺乏必要的认识。其二，国债期货市场投机风气浓，违规造市、超额持仓、内幕交易现象相当严重。其三，有关3·27期货品种的标的券分段计息加息及贴息消息的泄露，是触发此次事件的导火线。然后，从监管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仓位的限制和保证金的控制。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当前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已形成统一的法规与监管体系，交易所的布局趋向合理，风险监控制度与技术更加完善，现货市场的基础更为牢固，“3·27”事件发生的市场基础不复存在，我国期货市场完全有能力防范与杜绝国债“3·27”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然而，历史教训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