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张荣坤

罗昌平 陈中小路 赵何娟

　　“小苏州”张荣坤打通上海权贵之门的关系经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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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张荣坤

　　2007年最后一周，一场暴雪将吉林省松原市的气温压至零下10度，而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张荣坤案在此开庭，却使这个位于黑、吉、内蒙古交界的边陲小城骤然升温。

　　2007年12月27日上午，张荣坤案一审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是张荣坤案发500多个日夜之后，再次现身公众视线。

　　被告席上的张荣坤，褪却了“慈善状元”、“公路大王”等光环，神态不失沉稳。狭小的主审法庭被控辩双方占满，张荣坤始终不曾回头。参与旁听的30余人只能通过隔壁法庭的转播屏幕，看到一个孤独而富态的背影。

　　松原市检察院、吉林省检察院共同组成案件公诉方，张荣坤及其控制的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沸点投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福禧投资）成为本案个人和单位被告，福禧投资出资人周卫明、投资总监张军、董事兼运营总监王永德则同案被诉。

　　上述四名被告人和两家被告单位一共被控五宗罪：沸点投资、福禧投资、张荣坤涉嫌单位行贿共计2913.6113万元，沸点投资、张荣坤涉嫌对公司人员行贿170万元，两项行贿总金额高达3083万余元；沸点投资、张荣坤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福禧投资、张荣坤、王永德、张军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沸点投资、张荣坤、王永德、周卫明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

　　多达11人的豪华律师团为被告提供辩护，其中张荣坤及公司聘请了五名律师。四名被告的家属各获得三张旁听证，张荣坤之妻张樱作为本案证人，并未获准入庭。

　　由于五项罪名的事实部分并无争议，加之张荣坤基本认罪且无立功表现，原计划至少四天的庭审两天即匆匆结束。控辩双方仅就虚报注册资本罪、操纵股票价格罪的定性程度，在最后半天展开了两轮辩论。

　　截至《财经》发稿时，案件宣判尚未有期。

　　张荣坤受审，意味着震动世人的上海社保案及随之而来的大审判渐近终局。

　　上海社保风暴降临于2006年夏。当年7月5日，中央纪委会同国家审计署等有关部门，对上海市社保局违规运营社保基金问题展开核查；7月17日，原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双规”；因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次日凌晨，在位于上海西郊宾馆4号的住所里，张荣坤被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上海分局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此后，社保案波及上海政要、国企高管及民企富豪近30人，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亦由此落马。

　　2007年国庆节前夕，上海社保案所涉的22人已分别在吉林、安徽、上海三地相继受审，部分一审或终审已获判决。继张荣坤案开庭之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上海市长宁区区长陈超贤、原上海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原上海申能集团副总经理王维工，亦将分别在天津、安徽和上海等地审查起诉。

　　虽然大审判未到终局，但核心人物张荣坤所面临的司法指控，以及此前对社保案受贿方的系列判决，已清晰勾勒出一个多重利益交汇的腐败联盟。

　　居于权钱交易网中枢的张荣坤，是人们注目的焦点。2000年之前，张荣坤大体上不过是在苏州、南京创业的年轻商人一名，小有成功，但影响力偏于一隅。2000年后，张荣坤转战上海，转瞬间崛起为长袖善舞、乐善好施的一代青年富豪。先则撬动数十亿国有资金，连番坐庄股市；次则依托高速公路建设，坐致百亿元社保资金与银行贷款，大肆染指金融、地产和上市公司。一个异地年轻商人，何以在上海滩收获惊人功业？无他，打通权贵之门，六字而已。

　　然而，区区六字，谈何容易。从寂寂无闻的小职员起步，张荣坤15年间步步钻营，以过人的逢迎手段渐次接近高层，织起一张上达官场显贵、下联市场作手的庞大网络，仅已诉诸司法的贿款金额就达3000万元之巨。打通权贵之门，岂是幸得！
　

前传：1992-1999

　　小商人

　　初尝来得快的钱的滋味

2000年之前，张荣坤大体上不过是在苏州、南京创业的一名年轻商人。
2000年后，张荣坤转战上海,打通权贵，转瞬间崛起为长袖善舞、乐善好施的一代青年富豪。

　　张荣坤出身寒微。

　　苏州城内上塘街，一个石库门大宅院里，曾居住着苏州百货公司的14户职工。1973年10月3日，张荣坤便出生在这里。父亲是返城知青，家境清贫；与其同岁的妻子张樱住在不远处的义慈巷16号，她家对面就是两人的初中母校苏州市第五中学。

　　张荣坤的正式教育早在1992年就已结束。他从苏州市第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苏州三山期货公司的经纪人。据他向调查人员提交的简历显示，此时张荣坤只有18岁。

　　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张荣坤别无凭借，但其机灵已经给人们留下印象。“善于经营人脉，思路非常灵活。”一位熟人回忆。

　　1992年，苏州市科委下属进修学院举办了一个对外经济培训班，讲课者为上海各名牌大学教授，学生则为本地三资企业、大型国企的高管。张荣坤请托多方争取到了旁听机会。对于一位刚刚还是中学生的18岁年轻人来说，这确是不常有的远见。

　　期货经纪人生涯非常短暂，在太湖度假区的工作则更短。不晚于1993年，20岁的张荣坤迫不及待地开始创业。

　　周卫明比张荣坤大两岁有余，两人合伙在苏州当时最大商场人民商场租下一个服装柜台。周既是张荣坤的第一个合伙人，也是日后张最亲密的追随者。他出任张氏旗下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06年7月27日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监视居住，此次一起走上被告席。

　　当年11月，张荣坤参与组建苏州惠丹尼时装公司（下称惠丹尼），这是他实际运作的第一家企业。惠丹尼主营服装、皮具，规模很小。50万元注册资金由龙努西服厂划拨，后者是苏州市人民警察学校的校办企业。

　　惠丹尼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20岁的张荣坤任经营经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惠丹尼开业仅一年就被注销，但此后张荣坤仍以其名在外活动。

　　做服装小商人辛辛苦苦挣利润，不是年轻人张荣坤志向所在。据他案发后的供述材料，1994年间，他已涉足期货交易。在苏州商品交易所炒期货，“赚了几百万元”。自此之后，只有来得快的钱，才能引起张荣坤的兴趣。

　　1995年7月，苏州恒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苏州恒旭）成立。公司注册资金150万元，其中惠丹尼出资76.5万元，占51%；张荣坤个人出资73.5万，占49%。除服装外，新增房产装饰、建材销售等业务。

　　事实上，苏州恒旭是张荣坤投资的操作平台。到了1997年左右转进股市，规模已近千万元。

　　尽管张荣坤日后身陷囹圄时，谦称此时“规模很小”，无家世、无背景的年轻人下海四年有此收获已属不易，但张荣坤志不止此。

　　老同学张樱此时已经与张荣坤走到了一起。张樱在惠丹尼公司长期任职，并出任张荣坤多家公司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两人最终于2003年完婚。

　　在公司员工看来，张荣坤仪表堂堂，有年轻人少见的沉稳，张樱身高一米七，挑染短发，作风干练。夫妻两人恩爱有加，即使开会之时，张荣坤也会不经意间喊出“樱樱”这样的昵称。

　　张樱有亲和力，有足够的谨慎与组织能力——她精密地管理着为丈夫及公司辩护的五名律师，用不同的电话号码与其联络，并限制彼此的沟通与联系。2007年12月29日，《财经》记者与其共进早餐时有过短暂交流，略见其对公司及家族的控制力。

　　张荣坤受押期间亦向律师转话：“现在只有她会救我，也只有她能救我。”


　　“小苏州”

　　张荣坤恭逢其会，迎来送往，得以结交上档次的有力人士，渐渐在上海政商界中有了“小苏州”之名

　　不止一位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张荣坤日后跃出苏州一隅的关键，就在太湖边上的东山宾馆。

　　东山宾馆是一座五星级标准的国宾馆，位于苏州东山镇，背山面湖，风景绝佳。1994年开业时，太湖度假区获批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才两年，东山宾馆人迹尚稀，一度成为上海政府官员及国企高层常去的度假和会务之所。

　　东山宾馆系属国有，关于张荣坤在此间的角色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称，张荣坤承包了宾馆；一种说法称，其挂名副总经理，主要为东山宾馆推销客房和会务。不论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东山宾馆都成为张荣坤发挥逢迎与结交才能的第一个重要场所。

　　东山宾馆其后与张荣坤合资成立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尚农亦在两家相关公司中担任董事，可为张荣坤在东山宾馆如鱼得水的侧证。

　　沪上冠盖云集此地，张荣坤则恭逢其会，迎来送往，得以结交上档次的有力人士，渐渐地，上海政商界中有了“小苏州”之名。

　　熟悉上海话的人知道，以籍贯前加“小”字命人，在上海人中，是对外地年轻人相当亲呢的褒奖之词，意谓灵活能干。有此称呼，张荣坤日后在上海的发达已有门径可窥。

　　韩国璋与韩方河，便是在此期间与张相识。韩国璋其时虽不居显官，但在由机电系统整合而成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等职，上海人脉甚熟。事实上，陈良宇等上海多位党政高层，均出身于上海机电系统。韩国璋曾在1998年间患病，张荣坤得讯后驱车数百里往探，两人从此交情深厚。

　　韩方河当时任职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参与筹建华安基金。二韩是小学同学，彼此甚为熟悉。

　　近十年以后，两人均因上海社保案落马。其时，韩国璋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韩方河任华安基金总经理。前者因受贿600余万元，被处无期徒刑；后者因受贿400余万元，被处以18年有期徒刑。

　　驱车探病之外，当年二韩与张还因何交情深厚，已缈不可考。而张荣坤案发后的审讯笔录，亦未着墨于东山宾馆一节。

　　“二韩不仅日后协助张荣坤获得资金，而且还介绍张荣坤认识了大批上海政商两界人士。”张荣坤的一位辩护律师对《财经》记者说。

　　韩国璋本人称，曾介绍韩方河、王成明（案发前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曾任原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国雄（案发前已退休，曾任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和祝均一（案发前为上海社保局局长）相识。

　　数年后张荣坤得意上海滩，在政商圈中遍撒金条，其中部分金条，即经由韩国璋之手散出。建立、稳固并扩展这种灰色关系，正是张荣坤的长项。

　　1998年前后，通过韩国璋引荐，张荣坤结识了秦裕——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陈良宇的秘书。因受贿682万元，秦裕于2007年12月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贿款中即有39.9万余元来自张荣坤。

　　1997年到1999年，张荣坤关系网初就，生意规模有所扩大。1997年11月，他以苏州恒旭与东山宾馆合资组建江苏东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东山实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苏州恒旭占股55%，张荣坤自任董事长。

　　一位当时与他有过业务往来的苏州人士表示，在苏州生意人的圈子里，张荣坤已小有名气——“做得比较大、过手的钱比较多”，大家资金周转不灵找他借钱，往往出手豪爽。

　　此时的张荣坤在上海已有布局。1997年12月，他注册了上海同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同创企业），同期也借前华东师大教师秦裕之力，就读华东师大在职研究生。但张荣坤大举进入上海，则要到两年多以后的2000年。


　　南京插曲

　　“实业来钱太慢。”张荣坤说

　　介乎东山宾馆阶段与2000年转进上海之间的，是一段原因不明且最终无疾而终的短暂插曲。

　　1999年，张荣坤转战南京，旗下东山实业与苏州吴江富豪蒋学明的东方控股集团各自出资1500万元，在南京注册成立了江苏两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两江实业）。

　　蒋学明比张荣坤大十余岁，其名下的江苏东方控股集团脱胎于当地一家大型服装企业。张荣坤与蒋学明的正式合作为时甚短，但两人此后各自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接近：蒋学明坐庄泰山石油（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54），收购安徽省合巢芜高速公路。

　　先股市后公路，很难说是谁在复制谁的投资主意，亦或，这正是政商关系深厚者当时不约而同的选择。

　　不难在张荣坤的南京布局中读出“东山宾馆模式”——两江实业选址于南京市北极阁1号。

　　此地原为宋子文公馆，始建于1933年宋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期，由两幢掩映在鸡笼山深处的小别墅组成，内部中西合璧、富丽堂皇。此前，其中一幢别墅被作为江苏省委招待所，专门接待高官；另一幢则被两江实业租下，直到张荣坤案发后被政府收回。

　　名义上，两江实业经营范围横跨“国内贸易，实业投资，制造加工服装和销售，计算机网络的设计以及施工”，但接近该公司的人士透露，主要业务就是炒股，此外便是承担各种接待业务，公司员工则经常在南京市面寻找奇珍异石。据张荣坤供述，其在南京时炒股资金规模已经增加至约7000万元，不过其中有部分是从证券公司获得的配比资金。

　　张荣坤曾有意在南京大有作为。昔日的一位合作伙伴告诉《财经》记者，张荣坤名下有数家公司落户南京，其中包括主营软件业务的南京蓝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禧福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日后闻名的“福禧”公司字面正好相反）、江苏惠民堂药业有限公司等，多为投资实业的公司。

　　但是，在这些公司筹备落成之后，张荣坤便对打理实业投资丧失兴趣。“慢慢地就不再回复我们的汇报了，”一位当时的下属说。

　　“实业来钱太慢。”这位下属转述张荣坤对南京实业投资的评价。工商登记资料亦显示，上述南京公司均惨淡经营。张荣坤在南京的一大收获，是其后期重要助手王永德于此时加盟。

　　王永德生于1970年1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为上海沪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合伙人；随张再入沪后，出任福禧投资董事、运营总监兼董秘。

　　2006年12月19日，王永德被捕。此番受审，他被控“欺诈发行债券”以及“虚报注册资本”两项罪名。

　　到了2000年底，张荣坤已决意全面转向上海。此时，张经营多时的上海政商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年轻的张荣坤已有了七年商人生涯，自身长处与短处、喜好与嫌恶了然。上海滩十里洋场，一场不可能预想得到的大富贵在等待着他。
　

下篇：上海风云：2000-2006

　　大庄家

　　初战海欣股份虽败，但有力者对张荣坤的信心与支持不仅未动摇，反而升级

张荣坤

　　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和古北商圈，紧邻虹桥国际机场，坐落着沪上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上海西郊宾馆。这里早年主要用于招待高级干部，至今仍是上海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张荣坤入沪即租住此间豪华别墅，依稀可见东山宾馆－北极阁的起家路数。

　　就是在这里，张荣坤六次向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秘书的王维工行贿，他在上海官场关系的飞跃亦自此始。

　　通过秦裕等人的渠道，2000年间，张荣坤与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秘书的王维工结下私交。此后多年，王维工成为张荣坤政商经营最重要的恩主之一，亦是受其贿赂金额最大之官员。

　　张荣坤固交有术，出手豪绰，前后行贿王维工财物933.25万元，除六次在西郊宾馆，其余八次发生在2002年王维工调任北京之后。14次行贿始于2001年9月，终于2006年6月，即上海社保案案发前一月。

　　张荣坤麾下28辆豪华轿车随时待命。司机们在此有专用的卧室，待遇不坏，但随时都要工作。张行踪不定，睡觉很晚，谈判到凌晨3点是常事。张荣坤苏州时代的朋友和下属也都汇萃此间。周卫民、沈嘉健、时文绮等心腹旧人均掌握实权。其中，“时文绮很少能见到”，一位工作人员说。

　　“很难见到”时文绮，是因为她操盘海欣股份坐庄。这是张荣坤入沪的第一场大阵仗，也是他到终局也未能扳回的一次大失败。

　　其实，2000年底坐庄海欣股份（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51）时，无论是格局还是规模，张荣坤地利人和俱备，拥有此前无法想象的便利。

　　好朋友、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动议，相互配合 “集中操作”海欣股份。该股此时已是华安基金重仓股。韩方河与海欣股份董事长袁永林相熟，并引见给张荣坤，三方联手：利用华安基金重仓优势，由张吸纳华安基金的股份，同步拉升股价，再由韩安排旗下基金与张倒仓，承接张抛出的股票。期间，袁永林掌握上市公司，适时披露利好，甚至不惜在报表上炮制虚假利润，以求配合。

　　有关司法会计检验报告显示，张荣坤通过同创企业、沸点投资、新天财务、工业新创、高速广告、茂祥投资、两江实业、祥恒贸易、兴广实业、广泰电子、苏新发展等公司，在83个证券公司营业部开设了135个资金账户，下挂13843个账户进行操作。

　　此时的张荣坤，调动资金的能力已非往日可比。2000年间，经由韩国璋介绍，张与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工投）原总经理王国雄及原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成明相识，再经有力者施以关键的推动，来自两集团的资金源源而来。

　　以上工投为例。最初双方采用委托理财的方式，由上工投在原三峡证券（后经重组迁址并更名为亚洲证券，最终于2005年5月被华泰证券托管）上海瑞金一路营业部开户，委托张荣坤一方负责该公司账户内资金的证券买卖和资金划转。后者许诺的回报率为8%－9%，一般还款周期是八个月。2000年－2001年期间，共有16笔、总计17亿元资金以此方式流向张实际控制的公司同创企业、沸点投资、新天财务。

　　本是“天衣无缝”的内幕交易，却难抵2001年下半年开始的大熊市。很快，张荣坤发现自己陷入了陷阱：尽管你可以随意控制价格，但你找不到买家。另一方面，循环委托理财许诺高额回报，产生沉重的运作成本。只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注入，才能维持这个游戏。这是在熊市中击跨了以“德隆系”为代表的几乎所有“集中持股”型庄家的陷阱。年轻人张荣坤未能幸免。

　　2001年7月5日，大量海欣股份股票被高位抛出，韩方河让张荣坤“顶住”，张荣坤一日内砸入2.7亿元。“接货接到手软，负责操作的时文绮当时都哭了。”张荣坤在供述中说。

　　张荣坤随即从江苏找来操盘名家、斯威特总裁严晓群，亲自坐镇大户室操盘。在严氏操盘的一年间，大举震仓、分仓，但事与愿违，期末张的持仓量不减反增。数年之后，一代庄家陷入了属于自己的绝境。2005年9月开始，严晓群主持的斯威特系被爆资金危机，并深陷多宗股权纠纷。旗下上市公司*ST沪科（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08）原董事长张杰涉嫌挪用资金1.7亿元已被送上法庭，严晓群则另行处理。

　　比几乎所有庄家都要幸运的，是张荣坤资金源源不绝。这既是因为支持者力度足够，也与张本人的行事风格不无关系。上工投早期17亿元资金，大多如期还本付息，偶有延迟亦不过数日。王国雄及上工投财务主管李易曾均参与炒作股票，在熊市中自然损手损脚。张荣坤即令手下往两人亲属的股票资金账户中分别打入500万元。两人自然心中有数。

　　上工投资金供给惟恐不周，到了后期，干脆与张荣坤旗下公司合资成立上工新创公司，由张持股52%。此后上工投的资金作为投资直接打入上工新创，再进入股市。

　　直到2006年夏案发，上工投和上广电累计给张提供的资金超过40亿元。上工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资金、政府拨款以及银行贷款，而上广电提供给张荣坤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当年增发所得。除上工投和上广电的融资，张荣坤之后几年陆续又从海欣股份、上海社保局、上海路桥、嘉金高速等处拉来资金。

　　海欣股份做庄惨败，始终未能翻身。2004年-2005年间，张、韩、袁等人多方设计解套，包括找其他基金接盘、收购美国上市公司，以及资产注入之类的方案，都因不具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2003年到2004年间，张荣坤还斥资1.65亿元，入股华安基金，获20%的股份。

　　其时证券市场低迷，华安基金几方券商股东急于套现，复星集团和工商银行等有意进入；倘成为现实，海欣股份之事将暴露无遗。身为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以辞职相抗。为求自保，他拉来了同样有资金陷入海欣股份的上工投、上广电，再加上张荣坤老关系上海电气，与张荣坤一起各持20%华安基金股权，海欣股份之事方未穿帮。

　　根据起诉书所称，2000年12月8日，张荣坤所持海欣股份仅占流通股的0.17%；到2006年7月21日，已占到流通股的70.16%。其中，在2005年12月15日达到最高点，为72.44%。如果计入华安基金旗下涉及的七只基金所持仓位，至案发时，庄家方面控制海欣流通股达89.54%，2005年7月28日最高点甚至达97.85%。

　　“彻底陷入了海欣股份这个吸水黑洞。”张荣坤事后回忆说。不过，张荣坤炒股所拆借的资金，基本按期归还，信誉尚佳，内幕交易的合作方个人亦获厚贿。为张提供炒股资金的王国雄及上工投财务总监李易增，因受贿罪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韩方河受贿400万元及操纵证券价格，获刑18年；海欣股份袁永林受贿100万元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刑8年。

　　以委托理财模式撬动国有资金坐庄股市，构成了张荣坤向官商过渡的重要转折，过往的人际逢迎由此转变为真实的利益联盟。张荣坤初战海欣股份虽败，但过程中表现出“忠实”“诚信”“可靠”的一面。有力者对他的信心与支持不仅未动摇，反而升级。

　　前后数十亿坐庄股市，以资源动员能力计，张荣坤已可算是上海滩当时有数的“隐形”富豪；当此之时，高人指路，要他改换路数，高调出场，攀附另一条通向更高端政治资源的“终南捷径”——慈善捐赠。


　　慈善状元

　　外来者张荣坤一举确定了慈善扬名的入沪方略，更深谙曲径通幽的攀附要诀

　　“对我来说，捐个一百万，不过意味着今年少换一辆车，少买一套房。”2001年初，张荣坤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上出手200万元、拿下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状元”，然后以外省年轻富豪姿态出场，有如此说。其时，上海私营企业尚处于财不露白的低调状态，外来者张荣坤一举确定了慈善扬名的入沪方略，更深谙曲径通幽的攀附要诀。

　　由于坐庄海欣股份，2001年，张荣坤只是小试慈善牛刀。待到2002年深陷股市泥沼、不得不转换猎取目标直指沪上高速公路时，张荣坤捐赠数字如火山喷发，一举跃入千万级别。

　　2004年12月，张荣坤入选中华慈善总会评选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慈善人士。评选公示材料称，张荣坤十多年来，累计向社会各界捐款3227万元。其实，几乎全部捐赠额，均发生在张荣坤入沪以后，特别是在2002年染指上海路桥股份以后。

　　一则《解放日报》2003年初的消息则称，张荣坤“近年来”共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2250余万元。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张荣坤2002年以福禧投资名义对外捐赠额高达2706万元，以至于企业竟亏损486万元。根据胡润中国大陆慈善家2004年排行榜，张荣坤以2003年捐赠900万元名列第31位。

　　到了2004和2005年度，张荣坤捐赠势头有增无减，分别为2400万元和3800万元（据胡润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截至2006年夏天案发前，张荣坤出现在媒体聚光灯前的时机，无一例外地与慈善捐赠及年初公益活动有关。

　　与出手凌厉的捐赠相随，是这位外来商人沪上社会地位的节节高升。早在2001年，张荣坤就成为上海长宁区工商联常委。同年7月，上海市人大、市工商联负责人到长宁区民营企业调研，“重点探访沸点投资的融资问题”。2002年5月，张荣坤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又任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此外，张荣坤还曾荣获上海市“慈善之星”、民政部先进个人等多项政府嘉奖。

　　起诉书称，2004年，在秦裕的帮助下，张荣坤获得“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这是中央统战部、发改委、人事部、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设立的一个针对非公经济人士的国家级奖项。与张荣坤同批获奖的，还有王均瑶、郭广昌等沪上知名企业家。

　　张荣坤所获最显赫地位，当属2002年间以29岁之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职务。有意思的是，因为要掩盖资望太浅而窜升太快，张荣坤将自己在全国政协委员简历上的出生时间改到了1968年，比自己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大了足足五岁！

　　以全国政协委员之身往来京沪，张荣坤自然将关系网织到了北京，行贿王维工就有八次发生在这里。其他布局亦已启动。

　　2004年-2005年间，张荣坤投资约4亿元参与中国再保险集团重组。包括投资1.968亿拥有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11.03％的股权，投资1.68亿持有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10％的股权，投资2000万元持有中再资产管理公司9.9％的股权，投资1545万元持有中国保险报业公司15％的股权。

　　在此期间，张就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项目，再现当年入沪先入学的一幕。2006年3月，福禧投资还在银行间市场发行10亿元短期融资券，成为第一家发行短券的民营企业。

　　与张荣坤同为政协委员、青联常委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亦在任内获张赠送10余万元现金，并因此落马，最终因重婚罪受刑。这一款项虽以礼金而非贿金论处，但张氏在全国政协委员、青联常委平台上广结善缘，可见一斑。

　　不过，张荣坤在北京的发展并未充分展开。与2000年底决心入沪不同，此次他并未决心北上。直至垮台，他的重心始终在上海。


　　“公路大王”

　　2002年1月，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在收购上海路桥一事中予以关照，陈当即表示支持

　　早期动用国有资金炒股，张荣坤虽然长袖善舞却也一直低调。至2001年熊市难起，他于次年春天又以上海“公路大王”身份横空出世，格外高调起来。

　　此前半年，张荣坤经韩国璋结识时任上海城投总公司（下称上海城投）高层，了解到上海城投有一条公路要“处理”。城投方面称已与浙江方面谈判，但也欢迎有实力的江苏企业加入竞争。

　　这条要“处理”的公路，即指上海城投下属上海路桥发展公司所持的沪杭高速上海段经营权。

　　张荣坤志在必得，并动用了竞争者无法企及的高层关系。

　　“2002年1月，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王维工帮助。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关照，陈良宇当即表示支持。”

　　起诉书中的这段细节，为张荣坤上海发展的最大转折“画龙点睛”。由于张此前在人脉和慈善两方面的充分铺垫，陈良宇此时的表态亦显得“水到渠成”。这顿饭之后，其他各路竞争者纷纷铩羽而归，其中就包括来自北京的华闻控股；其当家人王政由此决心与上海本地势力结盟，最终亦于上海社保案中折戟。

　　同年2月，张荣坤成立福禧投资，由沸点投资、南京禧福、自然人时文绮、沈嘉健为股东，注册资本5亿元（后增资至10亿元）。

　　2002年3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一号贵宾厅，市政府秘书长姜斯宪主持了上海路桥发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仪式，陈良宇出席，相关委办局领导也悉数到场，场面极为盛大。

　　《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上海城市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将所持有的99.35%路桥公司的股权，以人民币32.07亿元转让给福禧投资。后者支付现金10.15亿元，承担原上海城投对上海路桥21.92亿元的长期借款担保责任，并负责借款本息偿还。有关收购款项，则可于2002年分三次支付。

　　消息震动业界，此前藉藉无名的张荣坤和成立方才一月的福禧投资，自此成为公众视野中的“公路大王”。

　　根据上海市技术产权交易相关指标，上海路桥转让前评估总资产37亿元，负债总额为23.3亿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为13.7亿元，按照福禧投资股权计算，对应资产价值也在13.6亿元。

　　案件起诉书称：“此笔交易实际支付10.15亿元，获得了最低价值13.36亿元的上海路桥股权。陈良宇违反决策程序，在没有充分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上海城投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公司99.35%股权转让给福禧投资。”

　　张荣坤在这宗交易上获利，绝不仅限于价格上的些许优惠。福禧投资实际上用杠杆收购方式，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经营权纳入囊中。

　　公路项目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链接张荣坤在股市黑洞中几乎断裂的资金链。

　　2002年8月，福禧投资再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获得100亿元本外币融资额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资料显示，福禧当年即从工行获得短贷6亿元。

　　张荣坤10亿元收购款的另一来源，则正是上海社保资金。起诉书称，2002年夏，经韩国璋、韩方河介绍，张荣坤认识了时任上海社保局局长的祝均一。当年10月，张荣坤就从上海社保局处拿到了第一笔2亿元的借款，并“按约定给予祝均一、韩国璋、韩方河回报”。

　　2003年3月20日，上述所贷2亿元被存入亚洲证券上海常德路营业部，随后以张樱、周卫明、时文绮的名义开出三张本票，共计1.7亿元，以股东增资名义转入沸点验资账户，欺骗工商行政部门使公司注资达到2亿元。在此过程中，王永德负责资金调度，周卫明负责办理具体的验资、增资手续。由此案涉虚报注册资本罪。

　　此后，张荣坤以高速公路为融资工具，又累计拆借34.5亿元的社保资金，并引发社保大案。此为后话，但其获地方高层支持得手路桥股权在前，谋取社保资金在后，当属无疑。


　　超级权贵资本

　　相比其他权贵资本，张荣坤更有银行贷款和社保资金一明一暗两条融资渠道，杠杆率大为提高

　　知情人士称，2002年张荣坤收购上海路桥，确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政策背景——“王维工、秦裕等人根据高层的意思，让张荣坤等人首批运作，并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协助。因为当时先知先觉者已领会到有关政策，可以在这个领域做些尝试。”

　　起诉书提到，时任上海市长陈良宇秘书的秦裕，对福禧投资取得沪杭高速经营权、嘉金高速BOT项目提供了帮助。

　　上述政策信息，在2001年12月原国家计委颁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中已然透露。文件首次提出：“逐步放宽投资领域。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

　　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同样适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同期，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规定，来沪投资企业参与“一城九镇”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开放政策之前，国内公路历来以国营主体“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的模式建设，在引进外资和民资的背景下，便发展出相应的BOT和T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经营—转让方式，是指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政府。

　　TOT方式则是将现有已建成的设施转让给投资者，国营主体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建设。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项目的建设过程，避开了BOT方式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矛盾，如建设成本超支、工程停建或者不能正常运营、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债务等。有些项目可能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但同新建项目相比，风险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与愿违。在高速公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强势干预，黑箱操作，公开公平竞争环境难以形成，“民营化”实验迅即成为官商勾结的场所，高速公路或同类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演变为权贵资本融资工具，案例频发，教训深刻。

　　本世纪以来，各地公路经营权转让频现内幕交易。贱卖问题之外，一些民营业者挪用建设资金，虚增建设成本，最终收买政府官员延长公路收费年限。2006年11月，交通部下文，要求各地政府在国家新的《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颁布实施之前，暂停还贷公路收费权益转让，而新的《办法》迁延一年，至今并未出台。

　　上述政策的现实困境，在张荣坤握有的两条上海高速公路上体现得甚为典型。收购上海路桥，实为TOT模式。由于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为已建成公路，资产负债比例也达到了70％的银行政策线，因此张荣坤只能以改扩双向四车道为由，每年向工行申请约五六亿元规模的短贷。

　　作为上海市重点工程的嘉金高速，实为BOT项目。就在上海路桥转让当年，张荣坤借道上海工投，实际控制了新建项目嘉金高速。按2002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对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的批文，公司注册资本为12亿元，其中上工投、上工新创、南京禧福的出资为4∶3∶3。其貌似国有控股民营参股，但上工新创为张氏控股，嘉金高速从开始便掌握在张荣坤手中。

　　截至2006年2月9日（最后一次工商变更），嘉金高速注册资本增至14.72亿元，其中，南京禧福维持6000万元，占4.08%；福禧投资续增至14.12亿元，占95.92%。

　　BOT模式的嘉金高速一旦到手，张荣坤迅速打开了大规模银行贷款的通道。2003年，嘉金高速获工行17亿元短贷，次年转为27亿元长贷，张氏对外投资的大幕就此拉开。

　　对深谙此道者而言，新建高速公路项目非但可以获得承建利润，更关键的则是撬动巨额银行贷款。在多达数年的建设周期中，操盘者可巨额虚增在建工程及库存，套出建设资金实现对外投资。

　　相比其他权贵资本，张荣坤更有银行贷款和社保资金一明一暗两条融资渠道，杠杆率大为提高。收购上海路桥之初，由于公路经营权已抵押于工行，张荣坤只能以公司股权抵押拆借上海社保资金。据上海社保局当时一份风险报告认为，这种股权抵押模式存在权益不被认定、保证责任无法落实的风险，但祝均一仍为张荣坤大开绿灯。

　　经法院认定判决，祝均一收受的166万余元贿赂中，有131万元余元来自张荣坤，其中多数是通过妻女以财物方式获得。

　　通过上海社保资金隐形融资，张荣坤还得以隐瞒公司负债水平，此次其被指控欺诈发行债券罪，便肇因于此。

　　2003年之后，张荣坤从两条高速公路项目挪出短期资金，购买资产后再向社保抵押，资产规模如雪球般滚大。公司总资产由2002年的40.2亿元增至2006年6月底的136.22亿元，净资产也由12.47亿增至53.13亿元。

　　至案发时，“福禧系”公司对工行上海分行的贷款，贷款余额为61.34亿元，分别源自嘉金高速的27亿元长贷、路桥转让时承接的20亿元长贷，以及多年累增的十多亿短贷。对上海社保的贷款，也累积至34.5亿元。

　　三年间的高速扩张中，“福禧系”对外投资分布于金融、地产、基础设施及上市公司私募投资。其中包括：投资约4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关联机构的股权；购入华安基金20％股权；对家乡苏州投资近9亿元，购买沪嘉杭高速20％股权和城区两幅土地；此外，还在北京、上海各买了约1亿元房产。

　　张荣坤收益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当数上海电气赴港上市前的私募入股。在这场交易中，密友韩国璋发挥了重大作用。


　　老朋友，新交易

　　有早年官商密友韩国璋、王成明们的主动逢迎，上海电气案使张氏账面获益10余亿元，付出贿金27万元

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脉络图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称电气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装备制造业企业集团，也是上海最大的市属国资企业，2005年销售收入达到604.9亿元。2004年改制香港上市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上海电气，香港交易所代码：2727），则集中了电气集团核心资产，2005年销售收入为344亿元。

　　2004年上海电气改制时，张荣坤早年密友韩国璋已出任电气集团副总裁。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也是张的老相识。2000年，张荣坤曾以旗下同创企业公司，代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从旗下上市公司广电信息（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37）买入持有800万股浦发银行法人股，此时，王成明即任广电信息董事长。

　　2004年9月，福禧投资出资10亿元，持股10.54％，成为第二大股东，上市后股份摊薄至8.15％，张荣坤亦出任上海电气副董事长。据韩国璋事后交待，张荣坤所出资金，有9.1亿元来自上海电气方面的借款。

　　2005年4月28日，上海电气登陆香港H股市场。以上市时股价计算，张荣坤手上股权已升值至15.8亿元－16.7亿元人民币，至社保案发时，这笔股权的市值更高达25亿元以上。

　　针对张荣坤的起诉书还透露，2005年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旗下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2345，下称上海集优）赴港上市时，张荣坤通过下属蒋位、张军注册东英集团有限公司、贝克科技有限公司、新诚国际有限公司，参与上海集优IPO配售获利。张荣坤从上海电气拆借资金数千万元，在香港炒股赚得1.38亿港元。

　　检方指控，就借款炒作上海集优事宜，张荣坤向王成明、韩国璋、上海电气原财务总监徐伟、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原副部长程彦敏共计行贿27.52万元。

　　在张荣坤高达3000万元的贿金中，区区27万元较之其十亿余元盈利几乎微不足道。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在此过程中，王成明、韩国璋等人，因知晓以“公路大王”身份亮相商场的张荣坤早已今非昔比，背景愈深，遂主动逢迎，故在当时既有伙同张荣坤入股华安基金股份之举，亦有安排张从上海电气上市中获利之行。在对华安基金的收购中，王成明和上工投的王国雄，均为张荣坤和沸点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王成明最终以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死缓，不过他被认定受贿总额21万元，仅6万元来自张荣坤；而韩国璋所得610万余元贿款，有375万元来自张荣坤。


　　罪与罚

　　张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

2007年12月27日，张荣坤案一审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意味着震动世人的上海社保案及随之而来的大审判渐进终局。

　　经历2003年到2005年的高速扩张后，社保、银行双向融资已近百亿元的“福禧系”仍感资金压力。

　　2006年3月6日，福禧投资在银行间市场发行10亿元一年期短融券，发行利率为3.6％。这是国内首只由民营企业发行的短融券，一度受到基金追捧。

　　一种分析认为，此时的嘉金高速因建设资金失血过多，工程进展缓慢，原本预计2005年底竣工已无法实现。张荣坤就此筹划了第三种融资模式。亦有人士称，张氏坐庄海欣股份数年，2005年随资本市场进入最低谷，已有10亿元账面亏损需要填补。

　　无论如何，上海社保案在2006年7月案发，直接导致福禧短融券风险剧增。当年8月21日，该债券的信用评级被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由A-1降为C级，成为中国第一只“垃圾债券”。

　　彼时，“福禧系”主要资产已遭法院冻结，10亿元短融券投资者面对偿付风险。这也被业内人士普遍看作是中国债券市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信用危机。

　　据此次检方指控，张荣坤及福禧投资投资总监张军、董事兼运营总监王永德等，“向中介提供了虚拟的2002年-2004年三个年度的审计报告，虚增9亿元资本公积金和2005年上半年的报告，隐瞒了福禧投资向上海年金中心借贷30多亿元和上海禧天酒店向上海工业投资实业公司借贷4.5亿元股权质押的情况”，由此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

　　2007年3月7日，在各方配合下，主承销商工商银行公告称，福禧融资券如期足额兑付了全部本息，其资金来源则未公开披露。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6年12月，配合调查的张樱恢复自由，由其主导出售了公司名下苏州的高速公路股权以及其他资产，偿还了10亿元短融券本息。资产售价较原购入价格均无甚溢价。

　　社保案发至今，各方消息显示，张荣坤名下资产已近乎清理完毕，但交易细节如司法审判一般秘而不宣。比如，上海路和嘉金高速两条公路股权据称已折抵社保基金借款，上海电气和中再子公司股权已由电气集团和中再集团各自平价回购。

　　在百亿元权贵资本的光环倏尔褪色之后，本是一介草民的张荣坤正在等待他的罪罚。上海社保案审判接近终局，已产生一个死缓判决，三个无期徒刑的判决，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权贵十余人。不过，接近案件的法律人士称，张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其最终量刑与一干受贿官员动辄无期、死缓的重典，或不可同日而语。

　　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发，一朝而成的百亿元“福禧帝国”一夜倾覆。纵是身经百战的刑辩律师亦感叹，这位年仅34岁的资本新贵，18岁出道直至身陷囹圄，15年间过山车般的人生体验，非常人所能揣度。在这场官商勾结的大戏中扮演枢纽角色，对原本太湖之滨寻常出身的“小苏州”而言，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张荣坤现在一定已经有了答案。

　　本刊记者付涛、杨海鹏、范军利、宫靖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