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是什么人？

王姗姗

　　唐骏是什么人？

　　——艰难求学的海外学子；成功的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管理者；跨国公司内斗的牺牲品；“知名度就是生产力”的信徒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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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是什么人？

    “唐骏不是一个一辈子靠骗人吃饭的人，但后来，特别是从上海到北京后，真的改变很多。”一位曾与唐骏在微软共事多年的同事这样评价唐骏。

　　过去一周是自许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唐骏最尴尬的一周。

　　他的简历曾经无可挑剔：日、美留学，微软中国区总经理，盛大总裁，然后是新华都集团CEO，自称在新华都报酬10亿元。

　　这张简历的起点现在遭遇致命怀疑：先是知名学术打假者方舟子在新浪微博称加州理工大学并不曾有过一位名叫“唐骏”的华人博士，随后唐骏出示的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博士证书遭到了更大嘲笑（参见本期文章“唐骏‘母校’在华淘金记”）。

　　“这件事影响很大，我们都当笑话讲。”很多IT业内资深人士称，由方舟子引爆的这场唐骏学历事件，不过是将过去“IT高层们都知道的事传播到了草根层”。

　　关于诚信和成功的争论却已超越了个案本身。为唐骏辩护者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证明自己的成功”；批评者则认为诚信是成功的基础，曾经是“年轻人楷模”亦热衷于宣讲自己成功经历的唐骏应向公众和投资者道歉，以维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绳。

　　直至7月7日，唐骏在接受多家媒体公开采访时仍拒绝道歉，坚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方舟子给我扣的帽子”，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假如唐骏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意欺骗公众，作为“成功偶像”的唐骏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在他的“成功之路”中，学历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此还原一个真实的唐骏。


    “最愉快的时光”

　　唐骏1984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学专业，次年留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电气电子专业，但未获博士学位，终止学业，转去美国发展。

　　1994年进入微软是唐骏职业经理人生涯的起点。他在微软的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员，后升为产品经理。唐骏在自传中回忆，称经过了八轮面试才得到一份在Windows NT开发部门做程序员的工作。

　　唐骏的工作是帮助微软发展Windows中文版。在多位微软在职和离职员工看来，这不是一个需要博士学位才能获得的职位，如果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说大才小用。

　　在此时和之后的很长时间，同事们并未听唐骏称自己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一位曾在微软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认为，微软人事部门在入职时的审查很严，唐骏在进入微软的简历中没有必要“作假”，因为这个工作他出国之前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学历就足够了。

　　唐骏也不会提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在翌年即1995年才获得这个学校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这个工作唐骏应该完成得不错，因为不久他得到了提升。但如果将之归结为唐氏开发法，就太夸张了。” 另一位曾参与视窗开发的前微软中国区总监也证实，视窗开发是上千人的团队。

　　唐骏的下一个职位是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随后，微软决定在中国设立一个技术支持中心，唐骏主动请缨。1997年年底，唐骏被总部派到上海，负责组建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这是一个类似于售后服务的机构。需要一点技术，但主要是管理。微软当时需要有人来收集和归类整理中国客户反映的问题，帮助解决，并反馈给产品部门以修改缺陷。”前述微软中国资深人士介绍，这对唐骏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亦是对他之前工作能力的肯定。

　　唐骏之后的表现没有令总部失望。他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将一个区域技术支持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中心，团队也由最初的25人扩展到后来的400多人。

　　当时的唐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技术中心第一天成立的日子是1997年11月4日，也是我第一天加入微软的日子，我还记着唐骏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微软T恤。”一位唐骏的老部下回忆说，当时30多岁的唐骏用英语演讲，“充满激情”，给了这些刚入职的年轻人一个“Surprise（惊奇）”。

　　这些年轻人并不了解唐骏，他们只知道这位领导“曾在总部做得很优秀，然后被派遣回中国，再早，他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

　　在唐骏的前部下看来，“微软牛人太多了，平时没人会把学历当回事。”话虽如此，这只是有漂亮学历的人的想法，在海外求学多年却没能拿到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唐骏或许仍视之为软肋。唐骏曾在不经意间对一位同事提起自己是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在得悉该同事认识其导师时就密嘱手下不要再提及此事。

　　不少曾与唐骏在上海共事的人，后来也在微软或其他公司走上管理岗位，多年之后，对唐骏仍保留不错评价，认为“他善于激发员工的潜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在上海微软的那几年，是唐骏成长的时期，也是我们成长的时期。”前述唐骏的老部下认为，在唐骏所有职业生涯当中，“可能最留恋的就是这一段”。

　　这的确也是唐骏职业生涯中最轻松惬意的时期：他管理了一支年轻的技术团队，成员对他尊敬有加，业务流程相对简单，几年运营下来早已驾轻就熟。

　　 2001年，比尔·盖茨亲自到上海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中心揭牌。“对唐骏在支持中心的工作，所有微软人都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前述微软离任高管告诉本刊记者：“能把上海支持中心做成亚洲的、又做成全球客户的问题都由你来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从团队管理到团队文化在公司都被认可。”


　　内斗牺牲品

　　2002年3月20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高群耀突然宣布辞职，一周后，微软正式任命唐骏为高群耀的继任者。一直梦想“从一个技术管理者转变成为一个独立部门管理者”的唐骏，得到了人生的一个大机会，也是大挑战。

　　这是一个新的提升，因为实际管辖范围从过去的单纯技术部门一下拓展开来，从业务战略、市场销售到政府关系、法律公关事务及内部行政，中国区总裁都有责任。但熟悉微软内部政治的人都为唐骏感到担忧。

　　“尽管表面上‘微软中国总裁’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位置，但大家都知道那个位置不好做，上面还有一个大中华区总裁，是一个很不好相处的台湾人。唐骏的前任就是与台湾人斗争失败才离开。”一位微软老员工对本刊记者回忆了数年前那场最终导致唐骏出局的内部纷争。

　　临危受命之后，微软为唐骏召开了场面颇为盛大的媒体见面会，隆重推出唐骏，唐骏给人的印象还“有些生涩和拘谨”。

　　所有到会的记者，都拿到一份唐骏的个人简历——

　　“1962年出生；1981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1985年留学日本；1990年赴美攻读博士；分获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94年进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2001年升任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三次被授予微软公司的最高奖项：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和杰出管理奖。”

　　随着管辖范围的拓宽，管理的复杂程度也成倍增加。但中国区总裁在微软不是一个很高级的职位。在唐骏之上，离总部之间还隔着大中华区总裁、亚太区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除了管台湾和香港市场外，就是管中国区总裁，两个职务权限严重重叠。

　　不仅如此，由于当年中国区层级较低，层层都有人管，总部也有很多条线交叉共管。“体系非常复杂，业务的横纵线、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比较多，再加上又是全新的环境，唐骏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前述上海微软的员工向本刊记者表示。

　　唐骏走马上任后，也继承了与时任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明争暗斗。接近唐骏的人士透露，唐骏当时非常痛苦，私下抱怨“老板（指台湾人）很坏，员工欺骗他”，处境颇令人同情。

　　另一位接近微软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微软总部当时还设有中国管理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并无实权，但对中国区事务有建议之责。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李开复正是委员会负责人。他曾为此给盖茨写信，批评中国区的叠床架屋结构不合理，建议改变。之后，李开复又向微软CEO鲍尔默引荐了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陈永正。

　　在唐黄争斗激烈的2002年、2003年间，微软中国区的销售业绩一度比预期有相当大的下滑，这帮助微软下了最后的决心，提升中国区的级别。

　　2003年8月微软任命陈永正为微软副总裁及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唐骏身份不变，改向陈永正汇报，黄存义则以区域销售市场总监身份也向陈永正汇报。

　　同年10月18日，微软中国对外宣布了新的管理架构，以进一步实现权力向陈永正集中。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的权限收缩为仅负责微软全球技术中心以及设在北京的中国技术中心的工作。唐骏回到了两年打拼的原点。

　　“本来李开复建议陈永正开掉黄存义而留下唐骏，但陈选择把黄调开、把唐骏开掉”，前述接近微软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唐骏在这个名存实亡的“微软中国区总裁”位置上又坚持了两个月后，向陈永正请辞，前提是要求获得“微软中国名誉总裁”。

　　多位熟悉微软的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唐骏时期的微软中国区总裁在微软内部级别并不高，唐骏在微软时期的多个职位并不需要有高学历，基本上还是靠能力干起来的，特别是在上海从无到有打造了全球技术支持中心，还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反而是到任北京后的业绩无足称道，最终是“因销售业绩不佳，内部摆不平才被迫走人”。

　　在唐骏之前，医护人员出身的吴士宏亦曾担任过微软中国区总经理一职，亦足证明此职位无需高超学历和技术背景，只要过去资历证明有管理能力即可。


　　寻找光环

　　多位唐骏的前同事公认，唐骏的变化，发生在从上海到北京之后，特别是在离开微软前后。“讲的话有些太荒谬了，什么四大发明，唐骏这些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整天当笑话讲。”

　　很多人猜测“唐骏是总经理的工作太难做了，压力太大，太痛苦”，以至于剑走偏锋。这是一种善意的理解。

　　事实上，“忽悠”在当今的中国商场上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无往不利的“通行证”，在商场上，吹嘘自己拥有“神秘高干背景”、“强大靠山”以及“超强资金运作能力或实力”的人比比皆是。

　　与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单纯管理一群技术人员不同的是，唐骏在“微软中国总裁”任上交往面急剧扩大，曝光机率明显增多，原本就爱“吹点小牛”的唐骏在这种普遍的浮夸中膨胀起来。

　　另一方面，在业内资深人士看来，唐骏的变形与他的危机感亦不无关系。上世纪90年代进入跨国公司管理层的大陆籍职业经理人并不多，时势机遇以及关键时刻的眼光和努力，使唐骏搭上了头班车。但在随后的职业升迁中，唐骏直面的是学历背景深厚又比大陆人更熟谙跨国公司内部政治的港台籍职业经理人的挑战。唐骏急于用更大的光环来包装过去，迎接未来。

　　2004年2月3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宣布，“唐骏不久将由公司退休，同时将被授予该公司‘荣誉总裁’的称号”。荣誉总裁只是光环的一部分。六天之后，唐骏宣布加入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盛大），与过去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国博士”不同，这次伴随而来的是“双料博士”的头衔。

　　为了庆祝唐骏加盟，盛大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群星璀璨，共铸辉煌”的媒体答谢会，正式宣布唐骏出任公司总裁。席间最有趣的场面莫过于唐骏先是从盛大董事长陈天桥手中接过聘书，继而又从陈永正手中接过为唐骏特制的“微软中国名誉总裁”的荣誉证书。陈天桥更承诺“唐骏将全面负责公司运营与管理”。

　　事实上，此时的陈天桥，心中早已经有了向“国际化大公司”迈进的第一个目标：赴美上市。陈天桥需要一个可以用英语跟华尔街投资人沟通、又能淡化企业家族色彩的职业经理人作为形象包装。

　　唐骏在微软公司任职期间，其对外发布的个人简历中，对具体在哪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始终语焉不详。而转投盛大后，盛大公司在向美国SEC递交的IPO报告书中赫然写到：“唐骏拥有美国西太平洋机电工程学博士学位（a doctorate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University of Pacific Western）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电子学博士学位（a doctorate degree in electronics from Nagoya University, Japan），此外他也拥有名古屋大学的电子学硕士学位（a master’s degree in electronics）。”

　　这是唐骏的公开简历中首次提及其具体毕业的院校为“西太平洋大学”，此时的唐骏，显然已经从一个不知其具体出处的“计算机专业博士”进化成了电子学和机电工程的“双料博士”。

　　2004年7月，唐骏在出席中国卡通产业论坛时，其公布的简历更摇身一变为“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这是本刊记者查到的最早关于其“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记录。

　　“盛大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陈天桥虽然长于对政府层面的公关，却并没有信心亲自到国外去做上市路演，所以他在上市前一个月请来了唐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盛大离任高管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年陈天桥邀请唐骏加盟盛大的待遇很优厚，除了职位还包括不菲的期权。正在微软内部权争中痛苦挣扎的唐骏如沐甘霖。

　　双方一拍即合，唐骏初到盛大的第一年还算忙碌，他的确为推动盛大在美国纳斯达克的成功上市尽力。但随后的三年中，唐骏又被闲置了。

　　在众多盛大普通员工的眼中，这位总裁在进入公司的四年中，除了负责“融资、路演和处理与风投的关系”以外，并没有负责更多公司具体的管理事务。“也曾有几个项目是向他汇报，但最后不了了之。”有盛大集团中层员工这样向本刊记者描述。

　　前述盛大离任高管告诉本刊记者，最初唐骏也曾很有热情地想办法做一些管理工作，诸如梳理会议流程、决策流程之类，但很快意识到，在盛大这样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中，“他的这些努力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随后唐骏便很识趣地选择了“靠边站”。而陈天桥也不只一次对高层私下表示，唐骏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高级公关经理”。

　　总结在盛大的就职经历，唐骏曾表示，“最自豪的一点是找到了职业经理人在民企的生存法则”。

　　这段在外人看来光鲜的经历对于唐骏其实并不愉快。2008年6月4日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唐骏曾在介绍自己的唐氏减压法时，坦陈在盛大时压力很大，“于是我问自己，如果我不当盛大的总裁了会怎么样，不会怎样。两个星期后，我会去做另外一个公司的总裁。”

　　不过，由于陈天桥请其出山时曾许下260多万股股票期权，在解禁期结束前，唐骏暂时还不能离开，他也在等待另一个总裁的机会。

　　2008年5月，46岁的唐骏，以中国IT行业著名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辞别盛大，转投于传统领域一家并不算“明星企业”的企业——福建新华都集团，出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入新华都，也将刷新唐骏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高薪纪录，据唐骏自己透露，包括现金加股权，他在新华都的薪酬总计10亿元。

　　两度跳槽使唐骏更醉心于增加知名度。唐骏本人曾在《跟唐骏学管理》一书中对外传授经验称：“我深知在中国，‘知名度就是生产力’”。

　　从忙着出席各种论坛发表演讲到忙着写自传、写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心得，再到写电影剧本。近年来，因为爱讲能讲，唐骏是国内各种峰会论坛活动热衷邀请的企业家之一。“中国打工皇帝”的形象及成功经历时时见诸报端，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与之相伴的，则是“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头衔。即使这并非唐骏本人发明，但在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唐骏显然对此受之泰然。

　　就在接受“鲁豫有约”采访的第二天，唐骏出席了北京邮电大学“唐骏孙春兰奖学励学基金”的启幕仪式，北京邮电大学校长面对台下学子介绍唐骏时，即称他“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唐骏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是目前公众用以了解他的主要渠道。在第一版的叙述中，亦明确载有同样的话。而从第二版中，人们获知唐骏的经历为：“唐骏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四年后获得应用物理专业的学士学位；1985年申请公派到日本名古屋大学，在电气电子专业攻读语音识别领域的研究生课程。1990年，当进入到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在一次确定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的讨论中，唐骏与导师发生争执，最终他并没有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而是终止了学业转去美国发展。”

　　在豆瓣网中针对唐骏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下称自传）五星评级中，32.4%的网友给了最高的“五星”，有43.7%的网友给了四星。在评论栏，很多人留言表示“受益匪浅”，更有人留言说：“在目前我所处的阶段读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种幸运。”

　　一位IT业内资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唐骏已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现在有人说英雄不论出身，诚信无所谓。我想观察一下真的如此，如果真这样，社会令人担忧。”在他看来，唐骏只有在微软的前半段经历堪称真正的成功，而后期则夸饰过去，掠取浮名。

　　“成功必须基于诚信。”他表示，“他（唐骏）应该道歉。”
　
    【为方便大家，特附上上文中提及的《唐骏“母校”在华淘金记》。www.xyzlove.com】

唐骏“母校”在华淘金记

       曹海丽 王和岩 张艳玲

　　一个美国“文凭作坊”，校友精英云集，在中国开枝散叶
　　如果不是愈演愈烈的唐骏学历事件，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恐怕永远也想不到自己在中国会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

　　美国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是一家未经任何机构认证的学校。因买卖文凭谋利，曾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并被冠以 “文凭作坊”之名。其夏威夷分校还被夏威夷州政府以涉嫌欺诈提起公诉。

　　有意思的是，这家官司缠身的学校，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摇身变作“国际知名学府”来到中国，陆续与数所中国大学建立了合作办学项目，一批批西太平洋大学的中国“校友”通过这种方式应运而生，唐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文凭作坊”前世

　　西太平洋大学成立于1976年11月，正式运行则从次年开始。西太平洋大学注册时利用了加州的一个宽松政策，即只需要得到授权即可以发放学位证明，无需政府对其进行监管。

　　2004年5月11日，美国审计总署（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特殊调查办公室执行主任罗伯特·克莱莫（Robert J. Cramer），在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发布调查：“文凭作坊——联邦政府雇员有从文凭作坊和其他未认证院校获取学位，有一些动用了政府资金。”

　　美国审计总署发起的这次调查，是应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要求。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02年通过的相关法规，只允许联邦政府向经过全国性认证机构认证过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支付雇员的学术学位培训费用。另外，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也有明确要求，即从文凭作坊获得的“学历”不能被用来谋求联邦政府职位。

　　所谓“文凭作坊”（Diploma mills），是指假扮成合法高校谋取利益的一种生意。其本质是通过卖文凭来获利，给学生提供的学术辅导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目前公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西太平洋大学未经认证这一事实上。不过，和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尽相同，在美国，学校发放学历（文凭）认证是一个自愿过程，一个学校是否经过认证并不完全代表教学质量的高低。但如果一家院校想要参与联邦政府一些项目，如学生奖学金项目，则必须获得教育部认可。

　　至于未经任何认证机构认证过的院校，美国教育部称，它们的教学质量并不一定很差，但从这样一所学校获得学位，有可能无法获得用人单位的承认，或是无法转学分。

　　如果西太平洋大学仅仅是一所未经任何机构认证过的学校，并非大恶，也不一定代表它的教学质量很差。但从美国政府调查报告来看，它的问题已经超越认证本身，而涉嫌欺诈行为。

　　在美国审计总署的调查人员匿名向西太平洋大学办公人员的电话询问中，后者自称，他们既不提供、也不允许学生报名个人课程或培训。他们只要求支付购买学位的一笔费用，比如针对美国国内学生的收费标准为：学士2295美元；工商管理硕士2395美元；博士2595美元。报告并没有提及国际学生的收费标准。


　　丑闻频出

　　其实早在1988年，加州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就对西太平洋大学推出的一个收费仅1675美元的“9个月获博士学位”项目发起调查。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学位证明的发放完全基于学生以前的教育、生活经验和出版过的作品，没有给予足够的、甚至完全没有学术辅导。”1989年，西太平洋大学同意不再申请博士学位文凭发放的许可。一年后，西太平洋大学转道路易斯安那州和夏威夷州分别设立了分支机构，提供博士学位。

　　1994年8月，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评议会（Board of Regents）关闭了西太平洋大学在该州租赁的办公室，理由是后者“给一篇论文提供太多的学分，教师太少，课程不够”等。而这四年正是唐骏声称自己在西太平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

　　路易斯安那州的分校早早的关门大吉，夏威夷分校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去。1997年11月，夏威夷州立消费者保护办公室（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向西太平洋大学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提起一项诉讼，要求后者提供满足该州法律的信息披露，不要误导消费者。1999年，西太平洋大学夏威夷分校同意向夏威夷州立消费者保护办公室支付3万美元。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2005年8月，夏威夷州立消费者保护办公室再次向西太平洋大学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该校进行“不公平或有欺骗性的行为或操作”，并要求法院裁定所有西太平洋大学和其学生之间的合约为无效，并要求该校支付罚金。

　　2006年5月，夏威夷州立法院对西太平洋大学进行了缺席判决。该校在夏威夷的分校机构亦随之终结。 而加州总部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出售易主，2007年更名为加州美丽华大学（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

　　维基百科的信息显示，西太平洋大学不乏在各国位居高职和要职的“校友”。

　　2005年10月，《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爆料披露，爱尔兰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麦克斯威尼博士的生物科技和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乃是在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学习了12个月后获得的。文章称西太平洋大学“在学术世界里没有任何地位或成就”，而且在成立以来的28年时间里，是诸多官方调查和媒体揭露的对象。

　　这篇文章还提到，瑞典政府已把西太平洋大学列为发放虚假学位证明的假学校。

　　麦克斯威尼博士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被迫辞职。

　　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位南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的教授，被发现是从西太平洋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后来他被禁止使用“博士”的头衔。

　　2006年12月，美国《高校情报（Inside Higher Ed）》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援引韩国媒体的报道称，韩国立法议员和警方对150名从未获认证的外国学校获得学位的高级政府官员发起了一项调查，其中有34人的学位来自西太平洋大学。


　　越洋淘金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西太平洋大学开始将中国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目的地。

　　彼时的中国，文凭市场需求巨大，对洋文凭盲目崇拜，加之相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制松弛，让这个文凭作坊的运作者看到巨大的机会和利润。

　　本刊记者采访获知，从上世纪末至今，在中国大陆，西太平洋大学至少在北京、海南、江苏无锡三地以合作办学的名义，开展过工商管理博士（DBA）和硕士（MBA）等项目。

　　在美国，开设DBA通常是一些著名学府。在欧洲，英国已有多所大学开设了DBA的课程。DBA在欧洲的学制一般4至5年，但西太平洋大学与中国合作开办的DBA，学制却大幅缩短到两年或两年半，收费大约6万元至10万元。

　　不过，据多名当年参加过北京项目的学员对本刊记者介绍，虽然仅为周末授课，但授课者中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且常常利用北京大学有关学院的教室授课。他们也一度认为该项目是与北京大学合办。

　　就在美国政府对西太平洋大学作出“文凭作坊”结论的2004年，该校夏威夷分校和海南大学合作开办了“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博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一则来自海南大学研究生处的消息称，2004年3月4日，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校长菲利普·福特博士（Dr. Philip J. Forte）一行四人访问海南大学，参加了联合开办的“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博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开班仪式。

　　在江苏无锡，西太平洋大学还和江南大学商学院合作开办MBA项目。据该校一位老师透露，2001年左右，学院与美国金门大学、西太平洋大学等联合举办了MBA班，学制两年半。

　　西太平洋大学在上述三地开班办学，均由“颇具生意眼光”中介机构或中间人牵线搭桥。

　　在北京DBA班，当年的学员——北京招润投资公司总经理叶军对《北京晚报》记者称，操作这个项目的是国内的一家中介机构，后来大多数学员领取了“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

　　前述海南大学研究生处的消息显示，2004年3月10日西太平洋大学校长菲利普·福特一行来华在海南参加该班开学仪式，即由澳门中美高等教育顾问公司王润华女士陪同。据了解，王润华正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跟海南大学合作办学操刀人。

　　除了澳门中美高等教育顾问公司，王润华还有一个身份，即海南华晔项目策划（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华晔公司）总经理。

　　7月8日，本刊记者致电海南华晔公司，一位姓林的女工作人员称，该公司和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合作的这个项目在2005年就结束了。对于当初跟西太平洋大学合作办学之事，她表示不知情。


　　突破监管门槛

　　西太平洋大学在中国落地的主要方式就是合作办学。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划分为本科及本科以上、专科及非学历两个部分。对这两种合作办学，监管者其实设有一系列准入门槛，相应地，合作办学需要履行一系列的审批和备案等手续。

　　其中，前者办学项目及机构设立均由教育部审批；后者项目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机构设立由同级政府审批。

　　有关法规对于国外合作者的层次并未作具体规定。合作办学的“洋教育”中，国外三四流大学，甚至没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也纷纷涌入。

　　层层审批、备案的监管办法不可谓无效，但仍有“文凭作坊”以各种变通的方式落地。相对于真正的出国留学而言，其门槛和价格偏低，可轻松获得文凭，受到不少求学者青睐。甚至，由于其亦能提供一些教学服务，不少求学者并不认为是上当受骗。

　　例如，正规的国外学历教育进入中国要经过教育部审批。为了规避这一门槛，西太平洋大学选择以与海南大学举办博士学位“进修班”的方式合作。进修班属于非学历教育，只需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即可。

　　但取得开办资格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所发放的洋文凭获得教育部的认可。因为只有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中心（下称教育部认证中心）认证，才是被广泛承认的文凭。

　　按照上述两个文件规定，合作办学中方主办方须按要求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备案后，教育部认证中心方可受理该项目毕业生的认证申请。这意味着要让西太平洋大学文凭获得教育部认证资格，需要通过备案进入其数据库。

　　目前，本刊记者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有关网站上未能查询到西太平洋大学的名称。但至少，本刊记者从无锡江南大学获知，当时西太平洋大学与江南大学合作的MBA学员拿到的国外学位证都通过了认证。而前述北京DBA项目的一名学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班里大部分人博士学位获得了认证。至于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是如何通过教育部认证的，目前尚无从知晓。

　　在中国，遍地开花的中外合作项目充当了“文凭作坊”的载体。针对国内混乱的办学状况，教育部门从2006年起几乎中断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直到2009年12月底，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教育部外事工作会议决定，继续鼓励国内院校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并恢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

　　针对中外合作办学市场的强大需求，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指出，要根治乱象，只能严格执法，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切切实实负起监管的责任。

　　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加拿大留学首席顾问马建明则认为，未来仅靠教育部门的监管，仍恐百密一疏。尤其是自2010年起，教育部规定在部分省份试点自费留学机构审批权下放，国内留学中介机构的数量将大幅增加。

　　他指出，由于教育部执法资源极其有限，从事留学服务的机构数量早已远远不止现有教育部认可的401家。例如，约千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很多大中院校开设的国际班、预科班等，大多为学生提供这样那样的入学申请或签证准备的留学服务。资质审批形式的约束力已大不如前。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他在调研时发现，在一幢提供留学服务的大楼内，经过教育部审批的中介机构有7家，没有审批的则多达20多家。

　　“现在正是暑期的留学季，人还没到楼下，已经被各种中介团团包围了。”他提醒广大留学人士一定要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