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谁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201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纪念。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及对个人崇拜的打破，中共党史上存在的一些历史疑点，迷雾渐散，真相日益明晰。长期以来，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曾被忽视。

    张闻天,遵义会议任中共总书记，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张闻天正式将总书记移交给毛泽东。
   中共党史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近来,史学界研究成果却表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他与王稼祥等人力荐毛泽东指挥军队。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遵义会议开始，无论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释放刘志丹还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张闻天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各种原因，掌权后的毛泽东对张闻天日渐疏远。从庐山会议到“文革”期间，张闻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69年10月26日，被关押了523天的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及养女开始了监督改造的流放生活。从此，张闻天这个名字消失了，因为不准使用真名，只能用化名“张普”。林彪叛逃后，多次要求回京或到故乡上海、苏州不准，只能到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无锡心脏病猝发，一倒下就再没有醒来。正视历史，还原真相，超越政治成败的评价体系，客观看待历史中的人与事，只会有助于来者更好地把握未来，这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民主风气的应有之义。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的职务和所起的作用遭到埋没。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编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           
    1934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毛泽东提出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但周恩来依然是“新三人团”的组长，毛泽东在我党军事上依然协助周恩来的从属地位。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毛泽东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1938年以前，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泽东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西安事变：毛泽东要“除蒋”，张闻天主张和平解决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张闻天写信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惹得毛大怒，当场撕信。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泽东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的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可能又是一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决策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做的。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
    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董必武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何方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何方当时深感张闻天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也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张闻天讲民主讲原则，不居功不争权。毛泽东誉他“开明君主”。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和及其之后，张闻天曾经在会议上三次提议让位总书记，由于毛泽东当时没有接受。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张闻天负总责以后，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要不然，遵义会议已经否决和撤销了“三人团”，还能批准成立一个把总书记、和红军总司令排斥在外的“新三人团”，指挥军队。据查，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毛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于是“明君”、“娘娘”，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闻天正式离开总书记和书记处，也就是说这是张闻天从组织程序上正式移权总书记给毛泽东。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据《红墙内外》《中共党史研究》《张闻天传》、《文史参考》2011年第一期何方《遵义会议后谁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等编辑)
    注： 何方    陕西临潼人，1922年生；我国著名外交、党史与国际问题学者；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后随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历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1980年筹办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并出任所长八年；后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七年；离休后研究重点转入中共党史，代表作品有《何方谈史忆人》等。

胡耀邦为张闻天平反始末

   
    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直到1943年3月16日至20日，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张闻天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作风民主，谦虚谨慎，曾在六届六中全会前三次向毛泽东让贤总书记，他和毛泽东配合默契，高度一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然而，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被逐出北京，开始来了流放生活，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含冤病逝。然而，胡耀邦为张闻天的艰辛平反之路，却鲜为人知

               
    1969年10月26日，被关押了523天的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带着养女，离开北京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开始了流放生活。在那里，张闻天化名“张普”，生活了6年。用刘英的话来说：“肇庆6年，闻天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段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在肇庆，张闻天以仅有0.2的视力，艰辛写作，总共写下10多万字的文章和笔记。
    写作时,张闻天保持着警惕,桌上总是放几本“毛选”,他也确实经常对照“毛选”中的文章,沉思不已。他写稿时,字迹非常潦草,不易辨认。当时张闻天身边新调来的警卫员和其他监护人员每天都要向自己的负责人汇报,可是他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对张闻天写作的具体内容是不清楚的，所以通常都汇报说，张闻天在认真地学习“毛选”。
    张闻天在写什么，刘英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看到张闻天在手稿中指出历史上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针对性地提出党内生活也要民主，刘英就感到很担心，怕再出问题，因为这时张闻天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经不起折腾了。然而张闻天说，不写不行呀，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不写出来是不行的。“写出来发表看来不行，那就藏之深山。如果有机会让我讲讲更好，看来是不可能了。”张闻天从来不怀疑在逆境中的自己掌握着真理，认为他在这种困难境遇中写下的文稿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闻天的境遇有所改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积极。对张闻天的观点，刘英完全同意。她意识到张闻天的肇庆文稿是宝贵的，不能散失。为此，她招来了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由他抄录了张闻天的两篇重要文稿，压在荔枝下悄悄地带回了上海。
                  
                          张闻天和刘英夫妇
    而张闻天的大量文稿，是他和刘英一起保存的。张闻天始终在写作，并对以前的手稿不时加以修改。
    1974年,是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大刀阔斧扭转局面的一年。这年夏天,刘英的弟弟、原冶金部副部长刘彬的冤案平反。7月,为参加弟弟的追悼会,刘英从肇庆来到了北京,入住冶金部招待所。事后,她还想在北京多住些时候。这时，刘英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就住在老战友、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家里。
    有一天，王震前来看望老战友之妻陈琮英，意外地看到了老熟人刘英。20世纪20年代，刘英在湖南总工会工作时就认识了王震，后来，张闻天也和王震熟悉了起来。王震很自然地向刘英打听张闻天的情况。
    刘英向王震介绍了张闻天的近况，王震对刘英多有鼓励，并请刘英转告张闻天，可以给毛泽东主席写封信，由他来转交。刘英回到肇庆，转述了王震的意见。张闻天于1974年10月18日致信毛泽东，请王震转交。
    张闻天在信中要求迁回北京居住
    这时毛泽东正居住在长沙，眼疾甚剧，已经不能视物，信是由秘书读给他听的。毛泽东不愿意让张闻天回到北京，授意张玉凤签批了意见：“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想回故乡上海，又不获准。最后他决定到临近上海的无锡。这已经是1975年8月的事了。
   张闻天一生的最后一年在无锡度过，他于1976年7月1日晚病逝。
    将张闻天的手稿交给王震
    张闻天辞世的时候，刘英也已经71岁了。悲哀和愤懑充塞胸膛，刘英不禁痛哭失声，一时昏厥过去。从痛苦中醒来，刘英对未来的希望从未这样的坚定不移：要为张闻天最后的平反而努力。为了这一天，她充满信心地生活。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了，当时住在无锡的刘英立即提出要到北京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没有等什么人批准，刘英就自己回到北京，又到陈琮英家里住下来。这次到北京，刘英把张闻天的全部手稿都带在身边，惟恐有什么闪失。到北京以后，刘英找到中组部，要求瞻仰遗容，却没有得到批准。她要见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郭推辞不见。刘英立即致信叶剑英元帅，提出要求。叶剑英马上同意了刘英的请求。
    在陈琮英家里，刘英又一次见到了王震，向他讲述了张闻天最后的日子。最后刘英向王震表示，张闻天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不少文稿，她认为是有价值的，但又是有风险的，现在怎么办？
            
                  毛泽东（中）和张闻天（左）在延安
    王震听了，马上表示，闻天同志写的东西是宝贵的，可不能烧掉。你要是觉得危险，就拿来交给我吧。刘英说，那会不会牵累你啊？王震说，不要紧，现在我当副总理了，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听王震这么一说,出于对老战友的信任,刘英将自己从无锡带出来的张闻天文稿,全部交给了王震。就这样,王震成了张闻天文稿的主要保存者。很快,“四人帮”垮台了,无锡方面的“看护”马上松弛了,刘英干脆就在北京住了下来。
    新任组织部长的关心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刘英闻讯十分高兴。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她和胡耀邦就在一起工作，当时刘英是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胡耀邦比她小10岁，担任少年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1934年春，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和刘英一起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耀邦
    长征结束后，胡耀邦的职务提升了，刘英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担任宣传部长。这时刘英刚刚和张闻天结婚，过着战时的“星期六夫妻”生活，即只有星期六晚间她才到张闻天的住处和他团聚。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驻团中央的党代表，有时要听取团中央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有时是参加团中央常委会议，有时是他自己到团中央的驻地来，也利用这个机会看看新婚的妻子刘英。由于这层关系，张闻天很快熟悉了刘英的战友，其中就包括年轻的胡耀邦。
    1936年1月，胡耀邦进入抗大学习，后来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到了华北战场。胡耀邦进抗大以后，和张闻天、刘英很少见面了，但是彼此的友谊始终保持着。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长的任命还没有宣布，刘英就听说了这个消息。12月9日,刘英给胡耀邦写信,向胡耀邦表示祝贺说,我们这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家了,现在你当了组织部长,我们又有家了，我很高兴，祝贺你！你要注意任用好干部。
    刘英在信中提到了张闻天的问题说:张闻天生前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组织上给他作出政治结论，这是他多次提到和死不瞑目的。希望你能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
    胡耀邦是12月15日到中组部上任的。他很快就看到了刘英的信。1978年1月，他就拜见了刘英，刘英表示，张闻天在肇庆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应该出版，这一要求得到了耀邦同志的肯定答复。
    胡耀邦来后的第二天，刘英就向中组部写了专门的报告。胡耀邦接信后立即派老干部局副局长专程到无锡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胡耀邦在刘英的报告上批复，同意刘英的要求，并将这个意见报送汪东兴。
    汪东兴卡住胡耀邦为张闻天平反之路
    胡耀邦对决定给张闻天平反昭雪的批示，送给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他没有批准胡耀邦的意见，而是在报告上批复：“不必迁动了。”
    张闻天问题平反的步骤在这里卡住了。胡耀邦派人请来了刘英，请她看了汪东兴的批示。胡耀邦说，你看，他已经这样批了，那就暂时不动，以后再办吧。但是，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而且不会等得很长了。
    就在这一年，胡耀邦组织专人，对“文革”中的大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11月3日，中组部完成了调查报告，指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是一桩牵涉极广的冤案。张闻天正是这一冤案的一大受害者。
    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张闻天的问题
    还不到一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要解决6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六十一人案”。陈云说：“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陈云的第四条意见是关于彭德怀冤案平反的。他说：“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闻天冤案与“六十一人叛徒案”和彭德怀冤案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冤案如果昭雪，张闻天的冤案也可大白于天下了。
    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上将，在东北组发言，明确地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应该把叛徒的结论改过来。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是北方局经中央批准要他们出来的。”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
    与会者的强烈要求推动了事态的发展。11月25日，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宣布：确认“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彭德怀的问题，他“曾经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做过重大贡献。”“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这两个冤案的初步平反，就为张闻天冤案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张闻天追悼会的举行。刘英很快得知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六十一人案”和“彭德怀案”翻案的消息。她于12月9日再次致信胡耀邦，请他将刘英要求为张闻天作出“结论”的报告呈递中央各位主席。
    胡耀邦马上这样做了。陈云批示：“我认为完全应该。”并批转其他四位主席和副主席。随后，胡耀邦组织起草了为张闻天平反昭雪的报告，并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当年12月底，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胡耀邦派人通知刘英，将为张闻天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79年5月23日，张闻天的骨灰由无锡迁回北京。
    胡耀邦主持举行追悼会的事情，并委托胡乔木、邓力群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胡乔木对悼词作了修改，增写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后“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
                  
    中共中央举行的张闻天追悼会，于1979年8月25日召开，安排张闻天的亲属到京参加。陈云提前来到会场察看，会见刘英，并告之将由他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追悼会上，站在张闻天的遗像一侧，刘英听着邓小平所致悼词，一时思绪翻腾。她想到：张闻天投身革命近60年，蒙冤受屈整整20年，今日终于昭雪了。想到这里，刘英心中不由得转悲为喜。
    张闻天著作的出版
    2000年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包含张闻天研究最新成果的《张闻天年谱》出版了。这部年谱截止于张闻天的逝世，对张闻天冤案的平反过程没有详细述及。从保存张闻天手稿做起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夫人刘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见证人。作为张闻天的伴侣，即使在张闻天蒙冤的日子里，她就坚信张闻天晚年的遭遇是一个冤案，是早晚要平反的。如今，中央已经为张闻天平反昭雪，隆重召开追悼会。张闻天追悼会后，刘英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张闻天遗稿的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闻天的老部下们就着手收集张闻天的文稿，由王震保存的张闻天肇庆手稿也重见天日。1979年10月27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出报告：“同意人民出版社关于编辑出版《张闻天文集》的意见。”11月7日，负责出版事务的朱穆之在这个报告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请邓力群转报胡耀邦、胡乔木。
    胡耀邦雷厉风行，次日即批复：“可先行编辑，完成后发排时再找些同志看看，最后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时代浪潮推动下，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和传记组,使张闻天研究逐步地开展起来。而刘英,始终是张闻天研究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她将张闻天研究作为自己晚年不倦的追求。
    到2000年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已经在祖国大陆出版的张闻天各种文集、年谱、传记等有关著作已有51本。而刘英本人，以95岁高龄，精神矍铄地参加了张闻天诞辰百年纪念的多项活动。她感到宽慰：“作为闻天的同代伴侣，我能以这样的年龄参加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是非常难得的。相信到下一个百年，人们回溯历史，还会提到张闻天的名字。那将是新一代人的使命了。”（源于《纵横》钱江的文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