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政策不当不是贫富分化主要原因

茅于轼

解决分配不公，要有足够耐心

作者：茅于轼

编者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关键词。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再次以决议的形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铺陈蓝图。“和谐社会”作为有待“构建”的目标，也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不够和谐之处。近来不断强调和谐社会，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的表现。在这当中，如何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自然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指出，造成分配不公的因素是复杂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抱有足够的耐心，“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本报与今日出版的《南都周刊·生活》同发此文。

正文：

我不是专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不过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关心的事，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更会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也成为政府政策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究竟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处于什么阶段？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什么？对策何在？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把原因分析错了，对策也跟着错，这就很危险了。

收入差距扩大 并非因为流动性不足

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分配不公是流动性不够造成的，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起点不公平造成的。

流动性不足包括垄断造成的流动障碍、地区保护形成的障碍、身份限制的障碍等。在我看来，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有根本性的缺陷。我们这个社会是流动性不足还是流动性足够，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足或者已经足够是相对于什么标准而言的？参加讨论的人多半是用自己头脑里的一个标准做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测量。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流动性不足的例子，但是我们又忽略了流动性不断改进的事实。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经济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只看到了存在障碍的一面，而忽略了已经改进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28年是我国经济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阶段。老实说，今天全国已有的几千万富人，28年前全都是穷人。因为“文革”的时候，全国的富人统统都被消灭了，财产都充公了，连家都抄过了。没有任何人有私人小汽车，没有私人住宅，全国的银行储蓄存款总共只有210亿元，人均不到25元钱。那时候的中国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穷人国。可是今天出现了身家几千万(或许上亿)的富人，人均储蓄存款也已经上了万，这不是流动性足够的证明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产生出这么大的贫富差距，难道不是流动性造成的吗？

客观地看，改革20多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所改善的。原来不许农民进城，现在有将近三亿农民进城打工；原来只有高官才能出国，现在农民也能出国；原来外贸是国家垄断，现在民营的外贸公司如雨后春笋；原来干部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现在找工作是双方挑选；过去黄金和外汇不能自由买卖，现在限制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流动性是在不断增加的，可是贫富差距却不断在扩大。可见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根本性的缺陷。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城乡差别是 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文革”时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在全世界恐怕都算是最小的一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富人，大家都一样穷。教育方面先是把大部分大学都关了门，只留极少数理工科大学，入学的机会尽量照顾了弱势群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大学。社会晋升的机会大部分也留给了三代贫农出身的人。“文革”的发动者不但消灭了富人，而且打倒了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又剥夺了有行政能力和领导才能的人，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又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领袖抓起来。总之，“文革”把一切社会精英统统都打倒了。虽然那时候还是有许多的不平等，但是跟别的社会作比较，应该算是相当平等的一个社会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很小的。

现在来看看城乡差别。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这个差别从建国开始就有了，后来越来越强化，到“文革”后期城乡差别发展成典型的二元结构。乡下人是不允许进城的，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有一个城市户口。学生们下放农村，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回城指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能反而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建设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像北京、上海等地简直是换了人间。但是农村的面貌改变有限，除了有些新房点缀其间，总体上还是老样子。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比例从80%以上降低到60%。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总是比城市的低，差距在扩大。这是我国基尼系数高的基本原因。

工业化过程 必然带来贫富分化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

从全球的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就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这样的收入很难上得去。这可能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近200百年来的世界史，也很清楚。世界的工业化是18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此以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进步非常慢。人口没有多少增加，寿命也没有多少延长。是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人口迅速增加，寿命大大延长，财富迅速积累(请参考《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走上工业化的国家都慢慢变富了，等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很大。而更多的国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内部的收入分配就会出现扩大的趋势。这也是库兹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点，先恶化，后改善。他的原话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恐怕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总结发展过程时发现，人均收入为3000-5000美元时，是最容易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工业化起步之后人均收入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当然，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拿工业化过程来解释难免过于简单化，例外是有的，比如拿印度来说，他们也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但是他们的收入差距比我们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开放的速度没有我们快，变化不像我们那样剧烈，社会分割源远流长，流动性比我们差。印度吸引的外资只有我们的1/10，储蓄在GDP中的比例只有我们的一半。这两个活跃经济的重要因素都远比我们弱，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也远比我们慢。

加速实现工业化 才是缓解问题的方案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按照这样的看法，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我估计如果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城市的话，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扩大，基尼系数还会上升。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当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时，农民的收入就能逐渐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慢慢减少。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让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不被侵犯，并且有平等的机会就业或自谋职业。应该有政府的再分配政策，通过税收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人群，以缓解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动荡。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有大动作，首先解决贫困人口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燃眉之急。否则，社会动荡的危险很难避免，尤其是在低收入人群中阶级斗争的学说远没有肃清的背景下，这种危险更为迫切。要让大家明白，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

作者简介

茅于轼，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以自由》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荣获美国安东尼·费雪(AnthonyFisher)国际纪念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