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92年下海创业 像小孩一样的幸福感

万通控股董事长 冯仑

凤凰财经讯 近日，凤凰财经《总裁在线》独家对话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他表示，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下海在海南创业的时间。
“你看人呢，儿童都很快乐，儿童的笑点特别低，幸福感特别容易满足，我在生意上，在那个时间，就相当于一个儿童。”
冯仑认为，92、93年从机关出来的这批人，在梦想的同时，还有理性因素在里面，所以到现在仍然能较理性的处理商业上的事务。
以下为文字实录：
凤凰财经： 91年和92年，你从海南体改委出来，创立“万通”的前身“农高投”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梦想，激发你从体制内走出来，当时你们都是体制内的有为青年好干部。
冯仑：这个人生境遇，理想你可以坚守，人生不能规划，人生是很难能规划的，就是大体上的方向你是知道的，但是每个细节，完全不能规划，不像编个剧本，你都能编清楚了。
我是因为89年国内有一些实践，我就离开了体制，我91年创办那间公司，到92年突然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在，因为我们刚办公司第一个项目很困难，去融资，借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到92、93年的时候，一下空间巨大，人都兴奋得不得了，特别在海南，兴奋到大家眼睛全都放光，每一个人都是梦想，后来梦想实现了叫传奇，没实现叫诈骗，有很多哥们，最后梦想没有实现，最后被别人说是诈骗。
我就讲一个故事，海南当年最有意思一个故事，这个小哥们呢，当时说要在经贸局建一片房子，世贸中心，当时所有的人，都弄不懂他要干什么，他到处去借钱，借钱钱也花完了，什么也没有建起来，人家都说把他当骗子要打他，抓他，这个时候突然呢，92年，93年了，海南开始热起来了，他居然把这个项目，拆开了给卖出去了，卖出去挣了很多钱，天天找大家，他所有它的债权人，也就是他欠钱的这些人走招呼来，给大家道歉，然后加倍给人还钱，于是他就成了那个时候在海南的一个财富传奇故事，所以我说就差了命悬一线，也就是说在92、93年，特别是南巡之后，掀起了整个的一个热潮，就是全民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投身市场经济，当然包括体制内机关的下海，所以我是感觉那段时间，最兴奋。
你要说我现在活了一半，这人生啊，最快乐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那段时间，第一无知，确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你看人呢，儿童都很快乐，儿童的笑点特别低，幸福感特别容易满足，我在生意上，在那个时间，就相当于一个儿童，很开心，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些后面的风险了，当时也没有显露出来，反正每天都是充满了梦想、激情在那里去跑，炒房，做地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确实，眼看着一个个梦想能落地，又不断的给自己正面的鼓励，给自己正面的信心，总是很兴奋，很有梦想，最后每一个梦想都不落地，最后你就会有一个负面的心理，越来越消极。
所以我们呢，一方面有梦想，还总得实现几个梦想，这样才能够形成社会创业的高潮，这样的话，即使有破灭，破灭了泡沫以后，还有活下来的，也让大家知道了，人是怎么样活下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在，92、93年对我们从机关出来的这批人，最主要的是，确实是在梦想的同时，里面还有理想的理性因素在里面，这也完全跟一些可能单纯的年轻人创业略有不同，这些理性因素，可能曾经在体制内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成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有梦想的时候，你会在梦想的实现过程中，不断的用这个理想来矫正你的事业的脚步，就是你来矫正它，当你突然有一个梦想，也许偏离你起初的理想，你再把它矫正过来。
所以这样的一种，导致了后来这样一些人发展到今天呢，仍然能够比较理性从容的来处理商业上的事务，我觉得这个呢，是那个时代特别大的一个烙印。

冯仑：从中国百年看制度绞杀民企的四种死法

万通控股董事长 冯仑

凤凰财经讯 近日，凤凰财经《总裁在线》独家对话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他认为民营企业的处境很像《金陵十三钗》里面的玉墨，不断在道德上被人批评，在社会过程中扮演很负面的角色，虽然也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满足、快乐，但永远得不到正面的评价。
以下为文字实录：
凤凰财经：我们知道《野蛮生长》的时候，在里面有比较重的篇幅，讲正常的关系，五年过后，您对这个正常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思考？
冯仑：我们原来在《野蛮生长》，正常关系无非三个方面，企业和政策、法制规范的关系和外部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这个道理上没有什么补充。
但是我每年元月份，1号都会写一篇文章，来作为我一年的思考，今年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玉墨的光辉”，因为《金陵十三钗》的主角叫玉墨，为什么叫玉墨的光辉呢？她特别像民营企业的处境，不断在道德上被人批评，在社会过程中扮演很负面的角色，虽然也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满足、快乐，但永远得不到正面的评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关键的时候，他还可以用生命保护最纯洁的希望，就是说贡献了70%的就业，60%的GDP，50%多的税收，但是占用了公共资源，就是它这个角色和主流价值观的评价，民营企业还是保护改革的希望。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逻辑，就是在过去一百年里，民营企业怎样穿越死亡的逻辑，就是民营企业都是怎么死的？那么当然市场竞争会让它死，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民营企业里，令人扼腕，捶胸顿足的是什么？是制度给绞杀死的。
中国过去一百年，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社会制度变了至少四次，每一次制度转型，都对私人经济，民营企业重新定位，甚至完全剥夺，这样就绞杀了。所以民营企业都活不过二十年，不到二十年社会制度要变一次，变一次就要折腾一次，中间还有战乱，加起来，所以民营企业更多是被制度的摩擦和转型，以及战乱绞死的。
凤凰财经：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有几种关系？
冯仑：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所谓穿越死亡的逻辑，就是要穿越制度摩擦，穿越社会变革，穿越战乱然后能活下来。你要有这本事，那这民营企业就牛了。所以我现在观察，我看到了民营企业所能采取的，你的定位和角色无非就是四个定位，四种角色和四种结局。
凤凰财经：哪四种？
冯仑：第一种就是张謇式的，类似于今天讲的92派，他体制内下海，是怀揣理想，那是典型的家国情怀。他明显不是想个人发财，股份非常少，自己家里也很节减。然后做大量的公益，办教育，当时新式的一种公司，发展的很好。
但是呢，他又有这种家国情怀，驱使他不断的参与社会变革。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变革是立宪运动最后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做了孙中山的实业部长，又做了袁世凯的实业部长。这种就是所谓经典的士大夫经商，可以跟今天92派来类比，就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二种荣毅仁的故事，荣毅仁是富二代，49年的时候，大陆政权由共产党革命成功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点名，说要公私合营，他自己说我的血液要跟共产党血脉相通，然后他在很多场合高调表态，就是我失去的只是剥削所得，得到的是劳动人民的身份，最后要买爱国公债，积极的和政权、政府、政党高度的融合，这是一种。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他又秘密参加共产党，我也弄不清，执政党这么强大了，秘密参加共产党。然后到去世的时候，覆盖党旗，同一天他儿子荣智健在香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当年的首富，这是一种民营企业的选择。
第三种就是大多数的民营企业，49年以后，没穿越过来，到56年穿越不动，因为什么呢？52年无法从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三反是反政府里面的，五反是反资本家，反民营经济，反民族资本，所以五反等于从主流的意识形态上，已经给打入到另外的一层，变成了坏人。
然后统购包销，把你经营的原料采购和商品销售的两个渠道管死，最后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实际上是在政治的压力下搞公私合营。这个时候又实行赎买，赎买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很少的钱， 7亿搞定了23亿，所以陈云当时就说，这是最划算的一个事情。
而毛泽东当时说，对待民营资本，毛泽东原来有15到20年的计划，来慢慢的改造，到后来说要加快，说我们的良心从来是不能说，就是我们的良心就是不好的，就是要搞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当时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一些资本家，他们每一天都还保存仅有的一点幻想，自己前面积累了的家业和财产，总还能留一点。当比如说公私合营的时候，他还是股东，公司没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私人家里钱拿来维持企业，所以当要说给定期的时候，好歹还能有点也就答应了。但是你不答应，前面说的已经统购包销了，政治上已经被定成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种情况下，像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一步步到那个时候，彻底就消失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可怕的是这种，因为大部分民营企业，民族资本都很软弱，都很脆弱都很小，这样的一点点把空气抽走了以后，最后表面上是给钱的，实际上也是剥夺的。
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就是相当于意识形态批判，经济上卡死，政治上压力，简单的以小钱来赎买，这是最可怕，我现在就说最担心的，下一步，如果经济发展的改革不加快，最后形成重复这段历史。
第四种，就是抗战以后，很多民族资本，跑到，因为要躲避内战，当时国共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跑到香港，也有少数跑到台湾、美国的，最多是跑到香港，而这批人后来活下来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回来，穿越了制度变革和政治斗争。
我讲的这四个故事，这四种，这就是玉墨的光辉，你这个民营企业，你最后怎么样迸发出你的光辉，在这个时代的可能给你的选择的机会下，也就这四种选择了，你找一种学就行了，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