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真正改变中国的是南巡

核心提示：真正改变中国的就是南巡讲话。这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就找到突破口。邓小平判断是正确的，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就是因为经济不发达，老百姓不是因为政治改革的原因，是经济不发展的原因。亚洲四小龙，也是先经济后政治，先发展经济后搭建民主。

本文摘自《 广州日报》2012年2月4日B10版 作者：柳建云  原题为：对话郑永年
人物纪实：成长于农村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东宁绍平原的余姚农村。据余姚县志记载，“这里襟海带江，山钟奇秀；山川佳美，人杰地灵……”
地处丰饶物产的江南美地，余姚一带能人辈出，却也战事不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汉元帝期间的高风亮节之士严光，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余秋雨皆出于此。另一方面，按照历史记载，余姚自五帝以来，随着朝代更迭也是战事不断。
在农村的“文革”岁月
“文革”的时候，郑永年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回忆，“尽管‘文革’对城市的影响更大，但在农村，人为的阶级斗争、相互的打杀也很多，很多道德水平也是不高的，需要强制性控制。”
因此，郑永年在考上北大之前，去过的地方很少，“你不能走一步的，我们周边三五公里最多了，不可以出去的，出去大队书记要证明的，要到外面去开。”郑永年说。
留洋一去数十载
1977年高中毕业后，郑永年又务农了四年。1981年，郑永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这个重要的经历让一个农村孩子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成为可能。
1985年郑永年获得北大国政系的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和讲师。之后留学美国。
1990年郑永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郑永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今。
作为典型的中国60后，他有着同时代人的各种经历，所不同的是，作为一直跻身中国乃至海外最高学府研究政治的才子学者，郑永年对世界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政治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识和独辟幽径的思考。
“今年1月18日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日。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南巡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一个就是改革的路线确定，第二个就是改革路线的执行。”说这段话的人是国际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作为一名长期身在海外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资深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国际上对他的了解，更多是他常见诸于报刊等媒体的评论。他在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对于广东，郑永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品被汪洋书记定为党政干部研究学习改革的蓝本。他提出社会改革优先的思路颇受汪洋赞赏。
今后5到10年世界经济不会太好
记者：您的新书《中国改革分三步走》谈到西方热议的“中国模式”，你自己又是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


郑永年：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既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那么快，总有它的长处，当然问题也很多，如果一个模式没有问题就不叫模式了，但需要我们以平常心去看待。中国是历史几千年的文明国家，怎么变也不会变成西方国家。自唐朝以来，到如今改革开放，中国文明是非常开放的，吸收各个国家好的东西，现在很多人谈中国模式都是谈一时的微观政策层面，看不到中国模式背后文明的因素，如果不是一个比较长的跨度，是看不清楚中国问题的。
记者：近年来，西方社会爆发的危机此起彼伏，欧债问题也正愈演愈烈，中国在借鉴西方的时候，又该如何反思和认识西方模式的弱点？
郑永年：任何一个模式都一定要转型，包括西方模式。资本主义早期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跟民主结合得非常好。到后来是社会保障多了，成了福利的资本主义。民主也就从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大众民主。欧洲福利体系难以支撑，于是矛盾发生。实际上西方也处于转型时期，而且需要相当长时间。我是觉得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不会太好，因为是结构性的调整，现在所做的国家联合对付一些问题都只是救火的一些方式。
真正改变中国的是南巡
记者：今年正好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你如何看待1992年南巡的意义？
郑永年：真正改变中国的就是南巡讲话。这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就找到突破口。邓小平判断是正确的，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就是因为经济不发达，老百姓不是因为政治改革的原因，是经济不发展的原因。亚洲四小龙，也是先经济后政治，先发展经济后搭建民主。
今天看，经济领域要多搞点市场经济，不要吃大锅饭。社会领域要多搞点社会制度，如果哪一个搞过头了，肯定马上出问题。美国房地产为什么在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想用适当的方式搞社会主义，让每个穷人的家庭都能住得起房子，福利过度养了一大帮人，除了北欧比较封闭的社会还不错外，其他的都有问题。
中国当前社会改革最为迫切重要
记者：您说到社会改革需要一个机遇，像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如何找到好的机遇，可以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
郑永年：道德问题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道德不是抽象的，如果社会没有保护好，道德就会落后下去，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是如此。西方是资本主义政权，很长时间光为资本说话，后来工人阶级起来了，就慢慢地施加压力，逐渐达到平衡。亚洲则不一样，亚洲政府主动来培养中产阶级，主动进行社会改革，所以亚洲社会比起西方社会平稳多了，缩短了发展周期。中国如果要这样的话，要学亚洲四小龙。
记者：在你看来，社会管理改革更为迫切？
郑永年：经济改革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基本制度是有的，我们的税收、财政这些制度，加入WTO后基本大的制度都有了。从国家制度建设角度来说，社会改革尤其是社会管理改革最重要。但即使社会管理也不可能全面突破，你真正把房地产这块解决了，或者社会保障解决两三块就了不得了，不能抱很大希望，如果全面出击的话，社会改革一起来也是不行的，没有那么大能量，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记者：您似乎在各种场面比较赞赏广东现在做的一些事。
郑永年：因为中国改革，广东先走一步，这表示它在很多方面是先走一步，问题方面也是先行出现一步。这个东西具有指标性意义，所以我比较关注。
今天的地方改革蛮强，但地方政府做一些好事需要支持。最近广东提出，向社会分权，我蛮赞成。政府什么东西都集中在自己手里面，什么都管不好，你是一个弱政府，社会没有权力也是一个弱社会，这是不好的。中国要向社会分权，社会就会成长起来，社会就有自治能力，这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