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官场化

近日，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纪显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这就是‘官本位’思想，说到底就是高校‘衙门化’”。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举例说明，“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
　　大学本来应该是淡泊名利的教书育人之所，不过在“做官为大”的本位思想在国内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即便我们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官本位”向象牙塔的侵蚀却依然难以避免。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曾痛斥说“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
　　“官本位”就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为本，公共行为的实施以“官”的利益需要为取向，公共资源的配给以“官”的价值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对大学的行政管理依然沿袭着上个世纪计划体制下的层级管理制度，再加上国家目前还对不同的高校划定了不同的行政级别，使得大学这个最应远离官场气息的地方反而带上了浓郁“官本位”色彩，“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而成为了活生生的高校现实。去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参加某高校论坛的时候，痛批某些大学的“官本位”现象有抬头之势，某些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着学术的发展，使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失去色彩。从教育部领导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听出他对大学“官本位”现象死灰复燃、日益盛行的担忧。
　　“官本位”是对教育的巨大伤害，对为官者而言，现如今各公办大学的主要领导皆由上级机关行政任命，因而这些领导们在上任前后，都是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他们没必要把自己当作为学校为教师服务的公仆，为官一任中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去造福一“校”，而是把学校的这个职位当成一块职务升迁的跳板，大学“官本位”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这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目标相去甚远，一些急功近利、劳命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学校里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官本位”盛行的校园中，即便花巨资盖了“大楼”，也难以蓄养或引进“大师”，更谈不上营造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大气”氛围。
　　大学“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偏离了“惟才是举”的轨道，知识型人才在官僚型人才面前处于被矮化、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老师们的师道之尊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某些大学的学术组织也以官职大小来排序和进行资源分割，真正有知识有能力的老师们的学术权力得不到主张，处于失语半失语状态。迫使很多优秀的高校教师为成就一番事业只能往狭窄的“官道”里挤，有了一官半职之后方能为自己的教育和研究争得一席之地，功夫用在做官上以后，学术腐败、学术浮夸与浮躁之风就骤然吹起。至于“官本位”思想对学生们的影响就更加的恶劣，有的学生也懂得“学而优则仕”，某高校学生会下面一个小小的部门竟然设有部长、常务副部长、执行副部长、副部长多人，比部门成员还多，为当上学生干部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当上学生干部的也不是为学生服务，而是摆架子讲排头，粘惹很多不良的官场风气。
　　“官道”与“师道”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都讲贡献，可是善于为官者未必是一个好老师，反之亦然。我们不缺会做官的大学领导，但是缺乏会真正爱师、爱校和爱学生的领导，当然这倒并不是说，大学不需要好的领导，恰恰相反，一个称职的大学管理者，正是一个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肩负教育使命、具备教育精神、甘愿为老师和学生服务的好“公仆”，只是这样的教育人才实属难得。
　　教育是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业，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对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先有重教，才有爱教，在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的期望中，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高校中重塑师道之尊，把最高的荣誉和待遇留给最好的老师，把学术的资源配置的权力最大程度上地还给最优秀的老师，使教师能够安心乐教，广种桃李。
　　又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除了希望每一位教师都能身体健康、节日快乐，我们更希望，中国的高校早日脱离“官场”的巢臼，不再“衙门化”，大学由“官本位”向“师本位”回归，这不仅是大学理性与价值的重返，是社会人本精神的进步，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就千秋伟业的必然路径。


原作者：徐浩然
来 源：转自2009年第1期《教师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