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军事思想

姜国柱

《管子》一书，论兵甚多，其中《七法》、《版法》、《幼官》、《法法》、《兵法》、《五辅》、《八观》、《法禁》、《重令》、《大匡》、《小匡》、《地图》、《参患》、《制分》、《势》、《九变》、《霸言》、《小问》、《禁藏》、《轻重甲》等篇章，都是讲富国强兵、治世安民、用兵禁乱之道的，可以说是论兵之作。归结起来，《管子》的军事思想主要有：

一、兵为凶器，兵不可废

《管子》作者认为，战争是一种凶险不祥之器，进行战争，就会耗财、杀人。虽然如此，但是兵不可废。管仲生当春秋之世，诸侯争战，四夷交侵，在这个“无义”的乱世，要想尊王攘夷，安内攘外，不仅不能废兵，而且必须深通用兵之道、作战之术，故《管子》书中，对此多有论证。如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1]兵为凶器，战争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常发动战争，必使国家危亡。然而为了伸张天下的正理、匡正天下的根本、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的正道，在诸侯争雄称霸之世，要想称雄天下、成就霸业，就必须以军事手段辅王称霸，故兵不可废。

《管子》书中，对此多有论及。如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谓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2]战争劳民伤财，故不可穷兵黩武；而兵是扶危定倾、成就霸业的工具，故不可废兵。古往今来都不能废兵。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古代黄帝、唐尧、虞舜等圣君、盛世，都没有废兵。当今君主的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要废兵，不是太难了吗？所以贤明的君主，应当认识自己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应当专务治国积蓄，应当防患动静失宜。不能听信废止军备的言论，听信了就会使国家无险可守。所以说：“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治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廓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雕，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境之士修[偷]，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3]这是说，国君不要听信废止军备的言论，如果听信了这种言论，则群臣宾客便不敢讲求军事。这样便会内不知国家的太平和混乱，外不知诸侯的强大和虚弱。由此便造成城廓毁坏了，也无人修补；兵器破坏了，也无人修缮。这就使国防的设备都归于毁灭了。远方的国土失落，边境的将士偷懒，百姓丧失了御敌的斗志。所以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这就告诉人们，不仅不能寝兵、废兵，而且要备兵、固城。只有有备，常备不懈，才能御敌、无患。

二、兵为要事，用兵禁暴

《管子》的作者，肯定兵为国之要事，强调兵的重要性和用兵的正义性。明确指出，养兵、用兵旨在诛暴禁乱，守国安民，不是侵略别国，掠夺财物，打杀百姓。所以说：“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4]军队建设关系到君主的尊卑和国家的安危。用兵作战的目的是为了除暴禁乱，治世安民，不是为了侵略、掠物。这样的正义战争是必要的、必需的。相反，不义之战，是必须反对的。

《管子》的作者指出，好战无义之国，即使暂时胜利了，也是危险的，最终是要失败而危亡的。这就是：“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来远者，兵不信；略近臣合于其远者，则事立而坏，亡国之纪，毁国之族，则兵远而不畏。”[5]管仲极为重视战争的正义性和治国的道义性等问题。

因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以竞于诸侯以德而非以兵。有道德，合理义，则可以使天下人心悦服；恃甲兵，尚武力，而不能征服诸侯，更不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而归顺。只有治其民、强其兵、合于理、顺于义者，才能胜人，匡正天下。所以说：“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6]又说：“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7]所谓“理”，就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道理、根据，即规律性；所谓“义”，就是指战争的道义、正义性，即顺民心、合民意。进行战争要懂得战争的发展规律，掌握兵胜之数，用兵之道，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如此方可取得胜利。

《管子》的作者，强调战争要合乎“天道”的“义胜”，反对侵掠的“不义”之胜。所以说：“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8]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这七个方面，能终身运用这七个致胜的条件，就具备了诸多胜利的条件，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而“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是指正义战争必然胜利。相反，不义之战必败，“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正伤法。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9]基于这种认识，《管子》的作者，主张举义兵以取胜。所以说：“兵之出，
出于人；其人入，入于身。兵之胜，从于适；德之来，从于身。故曰：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10]用兵作战，旨在除暴禁乱，吊民伐罪，讨逆诛贼，为民除害，这种义战，是为民造福，受到人民拥护，故必然胜利。

三、天时地利，人和者胜

正义战争之所以必然胜利，就在于它合天时，得地利，顺民心，得民力。所以说：“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11]与敌人交战，要想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要得天时、地利，尤贵人和。人和关系到国之安危、兵之强弱。“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富贵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畔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12]明君贤主的要务是以德泽加于天下，为万民“致利除害”，使天下万民亲睦、和谐。

为了使人和，就要以道德教化人民，团结民心，上下一心。所以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能伤也。”[13]“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政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外内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14]以道待民，以政教民，以德化民，以仁亲民，以利召民，如此和民，则兵可胜而国可保。否则，以暴政虐民，以苛政侵民，便失去民心，离散万民，则会“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
对此，为政者“不可不慎也”
。[15]这就是得民心者而得胜利、得天下的道理。

《管子》的作者，在论证用兵取胜之道时，强调天、地、人的条件，把此三者称之为“三度”，即全面考察、综合计度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审时度势，适时出去，则战可胜。所以说：“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然后考三度以动之。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也，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16]上考度天时，下考度地利，中考度人和，得天时、地利、人和，就举国上下齐动，同心协力对敌，如此而战，便可获“全胜大胜”。

四、谋兵保国，计必先定

兵为凶器、危事，战争耗财、伤命，故用兵征战，不可不谋、不慎、不计，只有慎虑、审谋、缜计，方可取胜。因此，《管子》的作者，极为重视谋略、计策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谋略，以谋取胜，谋定后动。“谋得兵胜者霸。”“计数得，则有明也。”[17]因为“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故必须以“智谋胜之”[18]只有“慎谋乃保国”
。否则，“失谋而败，国之危也。”[19]以谋略战胜敌人是用智慧胜敌保国的上策和先决条件。所以“争强之国，必先争谋。”[20]“谋”为计谋、智谋、韬略，以“谋”胜敌，是为善用兵者，即使动用军事手段与敌人较量，也要先定计谋，而后出兵作战，方可取胜；如果计谋未定而出兵作战，则战之自败，败之自毁。《管子》说：“凡用兵之计，……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21]又说：“凡败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败之自毁也。”[22]“计”为计谋、计划、计策，作战方案，制定完备而周密的作战计谋、方案，方可出兵作战。否则，不可出境作战。计未定而出境作战，则战之必败，故要计定而后战。

《管子》所讲的“计”，既包括计谋、谋略、计策，又包括计数、计量、算计。用兵作战，不定计谋不成，不明计数也不成。所以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23]谋划战争，制定计策，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计”为主观意识、谋略；“数”为客观情况、条件；“计数”为主观谋算与客观情况的统一、符合。“计数”就是计量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等条件。在军事活动中，必须从这些方面来计算、度量、权衡敌我力量和取胜条件，计数者胜，不计数者险，故云“不知计数不可”。就是说，用兵作战，举事伐敌，必须明于计数。只有明于计数者，才是战而胜之者。所以说：“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24]要想举兵而胜，就要计数得，法度审，教器备利，因民有制。这些都要在出兵之前，作出全面而周密的计算，计先定而后战，战之则胜。

五、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与计定而后战，谋定而必胜思想密切相联的是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管子》明确指出，明于计数者胜。而明于计数实为一个“知”字。“知”为知彼、知己，只有知战，战才能胜。

因为兵为诡道、诈事，交事的敌我双方都采取各种诡诈手段欺骗、引诱、迷惑对方，这便给认识战争带来了复杂性、困难性。战争中，知己难，知敌更难。所以《管子》十分重视，强调“知敌”的问题，这就是：“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25]知道敌人的政、情、将、兵等各种具体情况，再与敌人交战，就可以百战百胜。

战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事物，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认识和察知。不仅要审知敌国的各种情况，而且要审知其盟国的各种情况。《管子》提出“八观”，即从八个方面来观察、求知敌国的情况，以求战而胜之。所以说：“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强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敌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不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不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囤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囤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无所匿其情矣。”[26]“观”为观察、调查、侦知，对于敌国及其盟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观察、了解。“八观”即从八个方面作系统观察：一观知饥饱，调查粮食的余缺；二观知贫富，调查贫富的状况；三观知侈俭，调查消费和风气；四观知虚实，调查经济的实力；五观知治乱，调查社会的安定程度；六观知强弱，调查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七观知兴灭，调查预知兴灭的情况；八观知存亡，调查估量存亡的命运。如此观察、调查敌国及其盟国的情况，使其无法隐蔽、掩盖，再制定制胜之策，方可胜之。

治军保国，用兵作战，既要知敌，又要知己。将帅要知兵，士卒要相识，这样才能“战则胜”、“守则固”。所以说：“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27]实行卒伍之法，使官知兵、兵相知，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以此守则固，战则胜。

“知”包括知敌、知己、知天、知地、知将、知兵等，只有一切遍知之、尽知之，方能全胜之、尽胜之。

六、教民习武，赏罚分明

《管子》的作者认为，国家的存在重于父母，城邑是国家的象征。如果有城无人，就等于空守平墟，有人而没有战技、武器、积蓄，亦是与祸同居。因此，要教民备战习武，练习阵法，掌握战技，能战能守。所以说：“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28]守战是人民的一个重要职责，不守战则不能治养民众，解其惰情，所以要训练民众，使之能守战。

教民习守战，是为国治政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要把治国与强兵结合起来。这就是：“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29]教民习武，是治民之政，为兵之术。不教民习武，而令民作战，等于令民送死；教民习武，掌握战技，令其作战，战则必胜。

为了有效地训练民众，就必须把民众组织起来。当我组织、训练民众时，敌人知道之后，亦加紧备战、练兵，这样战胜敌人就困难了。要想做到教民习武、练兵而敌不知，就要“作内政而寓军令”，即隐蔽自己，迷惑敌人。在《管子·小匡》篇中，通过齐恒公与管仲的问对，将“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措施，即组织民众，进行军事训练，而不使敌国察觉的具体方法，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而使民众习战，上下一致，万众齐心，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有此教士三万，便可以横行天下，讨伐无道，无往不胜。

为了有效地组织民众，教民习武，严明纪律，就必须以法治军，赏罚分明。明法审令，使民不得迁徙，以免混乱编组，而使其共生共死，相互协助，彼此救援，共同对敌。

法令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赏功罚罪，治国用兵。《管子·权修》篇说道：“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就是说，赏功罚罪，要明法审令，是非分明，赏罚严明，取信于民，有利于战。否则，民不畏法，兵不守令，则国不得治，兵不能战。所以说：“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30]治民必当用赏罚，治军更当如此。有功必赏，有罚必诛，天下必从之，用兵必胜之。赏罚分明、公平、合理、合法，就能做到令行禁止，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战之则必胜。

七、国富兵强，战胜守固

《管子》的作者认为，战争的根源是为了争夺物质利益而引起的，而经济实力则是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此，要想攻则取，守则固，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就是说，只有国富才能兵强，只有国富兵强，才可以战则胜，守则固，国安全，民乐业。

据此，《管子》的作者，在重赏罚、明法令的同时，又提出重聚民，安百姓，以农富国强兵而安天下的思想。这就是：“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徒毁，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31]这是说，权威被伤害，君权就会下移；法制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往上流；教化被伤害，民众就不会和睦；民众被伤害，百姓就不得安居。君权下移，政令便无法推行；财货上流，官德就必然败坏；臣民不和，百事都无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会使盗贼留而务农者散，这样就会使土地不得开辟，六畜不能繁育，国家贫困而财用不足，兵力衰弱而士气不振。如此，则战不能胜，守不能固，国家当然就不会安定了。《管子》的作者认识到军事、战争对经济、政治的依赖关系，这无疑有其合理之处。

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所讲的经济，主要是指农业生产而言。《管子》的作者，亦同样如此。他们认为，农业生产是国富兵强的物质基础，只要农业丰收了，粮食充足了，国家就富足了，军队就强大了。所以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32]农业是富国强兵的本业，一个国家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禁止奇技淫巧的末业发展，使民众专心致力于种田务农，多打粮食，不游手好闲，懒惰游食。粮食多了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兵力强，兵力强则战必胜。因此必须固本禁末。

据此，《管子》的作者提出了寓兵于农的措施，提倡劳武结合，兵农合一，这样可以使粮食充足，战而不匮。这就是：“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襦，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33]农即兵，兵即农，农业生产工具亦是军队作战的武器，平时务农、习武，战时出征作战，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如此顺天时，约地利，忠人和，不误农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富兵强，就会既无内忧，又无外患了。

八、以奇用兵，以实击虚

《管子》既重战略、策略的谋略、计谋，又重战法、战术的以奇用兵，以实击虚，出奇制胜。

因为战争形势，敌我态势是变化多端，神妙莫测的。为了应付这种瞬间万变，变化无穷的形势，就必须以变应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无法应付我之无常变化。只有这样方能动之有功，战之则胜。所以说：“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响。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动。”[34]这是说，用兵之法，如同道不可度量，德不可测算一样，变化多端，没有穷尽。所以敌人再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敌人再诡诈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施，不论动兵和静守，都能够取得成功。过境而敌不知，发兵出敌不意。如此，则敌人无法防御，也无法应付。我能获得全胜而无伤害。要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进行教练，因利而动。所以教练、行动，都要打破常规。两者兼施，一动兵就会取得成功。

《管子》的作者，在用兵作战上，提倡以奇用兵，以实击虚，出奇制胜。

据《管子·小问》篇载：齐恒公问管仲：“野战必胜若何？”管仲回答道：“以奇。”就是说，要使野战必胜，就要用奇兵，以奇取胜。所谓“奇”，即为“奇举发不意，则士欢用。”[35]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欲东而西，变化无常，令敌不知所措，无法应付。我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场上的指挥权，做到全胜而无害，这才是善用兵者。所以说：“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36]善于指挥用兵作战的人，要使敌人处在空虚的地方，如同与影子搏斗。保持无方位、无形体的状态，这样就没有不胜利、不成功的。这种无形无为、变化无穷的状态，便是“道”的境界。它好像无有却真实存在，好像在后却真实在前，其威力是无穷的。

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还在于出奇兵以攻敌之虚，不与敌人死打硬拼，要在全面掌握敌情的基础上，以我之有备而攻敌之无备。所以说：“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
，释难而攻易。”[37]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就是在审知敌我兵卒之数，计算敌我粮食之量，计量敌我装之备的基础上，采取避实就虚，释坚攻脆，释难攻易，以实击虚，打击敌人，夺取胜利。

九、君明将贤，效实用人

治理军队与治理国家一样，要选择有才能的人，使之建设军队，团结士卒，上下同心，齐心协力，共同对敌，方能胜敌。因此，《管子》的作者提出明君贤将、效实用人的治军原则。

《管子》的作者认为，明君的用人之道是“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如此“选贤论材”，“举而得其人”，便是“主得道，贤材遂，百姓治。”[38]明君之职在于知人善任，选贤任能，使人尽其材，官胜其任，将胜其职。尤其是治理军队，更要举贤任能，没有贤能之人治军用兵，便不可能征服有罪之国。所以说：“选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邪？百夫无长，不可临也；千乘有道，不可侵也。”[39]君主有道，将帅有能，则国可理，兵能战，故明君要选贤任能，择贤任将。

一个人贤与不贤，能与不能，智与愚，勇与怯，不在于其玄虚高妙之论，而遍视其实际功绩和能力，故要效实用人，以实事试之。所以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智愚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40]君明将贤，国家安定，民众得治，攻则取，战则胜，国无忧，民无患。因此，《管子》把主明、相智、将能，视为军队建设的三个重要条件，“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41]三者具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举兵必胜。

《管子》的军事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有价值的，有许多内容在当今仍然为人们提供宝贵的思想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