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官场化之忧

　　北大2009年扩大自主招生，新增推荐学生“十六字方针”，其招办主任向外界宣称，这“十六字方针”原有“孝敬父母”一条，后因专家组认为，孝敬父母本来就不应该特别强调，因为人人都应该做到，于是才改为“心系天下”。但该招办主任仍强调说，北大将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进行监督举证，如果发现日常生活中有不孝敬父母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北大自主招生是不会录取的”。如此荒唐的提法，与某些政府部门出台的“官员不得庇护走私”、“严禁用公款打麻将”之类规定何其相似，都是“政治正确”、“道德正确”而又起不了半点作用的官样文章。
　　一、中国高校官场化
　　大学的基本功能．在于教授专业知识，造就合格的公民，尤其是要让学生能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有理性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惟此方是大学教育的方向和境界。然而，许多大学已经背离这一方向，在国人传统官本位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现行行政体系和制度的渗透，高校的“官位情结”越来越重，大学“官场化”，教授变“教官”，学者变“官员”，且等级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待遇也随之三六九等，“官味”日趋浓厚。
　　在北大的2009年自主招生政策中关于“孝道”的提法，就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官场化气息。北大作为国内一流的大学，却将这样的伦理条款纳入招生简章，看似道德关怀，实则是难以操作。究竟怎么个做法算孝，怎么个做法算敬?评价高中生是否孝敬不仅是个伪命题也极其荒唐，因为招生者没有可资验证考生是否孝敬父母的信息管道，每个家长和老师都不可能说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不孝顺。招生部门也很难就是否孝顺的命题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即使做了，也是浪费时间成本。况且高中生经济都未独立，能有什么不孝敬之举?
　　北大历来以现代办学理念高而自我标榜，现在却也未能免俗，如此应景而全无操作可能的东西能够堂而皇之地提出，背后正是大学的日益官场化。国内近年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书中专门谈了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一个校长、五六个副校长、一个党委书记、两三个党委副书记、二十几个机关部处、三五百个机关干部，这是我国某些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官多了，事也就来了，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此等等，整个成了一个“官场秀”，可以想见，放在教书育人上的精力，放在科研攻关上的精力还能有多少?
　　官场化侵入，结果必然是导致大学的速朽。说“速朽”，是办学体制之速朽、培养人才之速朽、研究成果之速朽。而在官场化环境里浸淫久了之后，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大学当政者当然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
　　二、大学官场化的恶果
　　大学官场化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在大学里面当官可以带来学术以外的荣誉和方便。一旦有了一顶官帽，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给自己的学术科研捞取更多的资金，可以有更高的待遇，可以大大方方的被选为什么理事会长。仅仅单纯埋头做学问的老师是不会享有这些“学术方便”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官可以带来物质利益，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这正是腐败产生的温床。
　　而为什么本应同官场保持距离的大学如今官场化趋势会愈演愈烈呢?首先，从历史传统看，中国漫长的历史里只实行一种激励制度，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因此官衔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惟一尺度。现实当中，学校里的各项待遇也基本是按行政级别或套用行政级别区分的。其次，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的大学不妨说是政府的附庸，地位靠政府认定，资金靠政府划拨，项目从政府争取，建设靠政府支持，离开政府就玩不转了。不仅如此，就连学术研究的主体和评价方式也开始行政化了；致使许多教师往往不是根据学术规律和自身特长从事研究，而是揣摩政府部门的意志，以争取立项和获奖。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取决于行政部门制定的“游戏规则”，教师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最后要忐忑不安地等待行政部门的裁判。而在西方，则是由学者们自定规则自我评价，主要通过加大学术透明度减少学术领域的不良现象。此外，从学校内部看．有的教师本身也对行政权力趋之若骛，乐此不疲。一小部分人甚至需要借助行政官衔闯荡江湖，以此抢夺话语权，占用学术资源和压制同行，尤其压制比自己优秀的同行。
　　大学官场化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不但影响到一些有学术天赋的教师的学术产出，还会在大学里面形成唯官是尊的不良氛围，发生在官场的一幕幕道德冲突也正在大学校园重演。此外，大学的官场化也影响到了学生的人格。现在大学里面的学生，想尽办法，费尽千辛万苦，仅仅是为了当上学生干部，学会给领导、班主任送礼不说，还学会了溜须拍马。大学里面的学生会组织越来越远离为学生服务的宗旨，而成为了为领导服务的“亚官僚”。与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那些越来越少的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大学里面走出来的小官僚准官僚却越来越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高校的官场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事实也证明，一切有良知的批评都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网络调查就表明，著名学者丘成桐对北大的批评，得到了超过90％的正面支持。而史学大师雷海宗更是不客气地讽刺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官场化对大学的侵害由此可见。
　　从本质上看，中国大学的弊端和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官本位、官场化。长此以往，建设一流大学无疑是一句空话。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指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仍旧缓慢，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仍在下降之中，还处于问题发酵和暴露的时期”……可真正认识到这一严峻现实的高校负责人又有几何?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此起彼伏，难道就靠官僚化的学者群体，靠官场化的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吗?
　　深究大学官场病的本质，就是体制的问题。体制不改，官场弊病就很难改掉。借鉴老一辈教育家的经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授治校”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式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这样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我去做”是担责；“你们去做”是放权。而现在的中国高校却是“长官治校”，真可谓高校官场化的罪魁祸首。改革科层管理体制，改革“长官治校”，成为目前中国高校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
　　在高校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加强大学的自治。大学自治、自主是西方大学的根本制度和成熟经验，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作为大学教师也应加强自律意识，提高自我净化能力，以免自治过程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时，应加强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真正落实“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教育部长周济语)的办学体制。或许有人说，院长、系主任自不用说，行政系统的处长副处长们也都有教授或研究员等高级职称，这不就是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吗?可问题是，如今稍有办法的膳食科长都能弄个副教授职称或博士帽。如果这就是所谓教授治校，那么就需要质疑是什么教授在治校了。即使真正教授出身的院长主任们也还有个异化问题——关键是要有学术组织、有相应的制度做保障。否则，大学官场化现象只会愈演愈烈。然而，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并非易事。对此，有学者建议，如果我们无法进行彻底直接的改革，那么不如走一条渐进的道路，完善监督体制。俗语说，人无完人。目前中国高校官场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学官”权力太大，无人能够制约。政治学基本理论认为，为避免错误，所有的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因此建立健全高校内部行政事务的监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人大的张呜教授却因为充当了这个监督者的角色而被最终解职。这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缺乏对监督予以保障的规章，导致监督成了对已有秩序的“诋毁”，受到体制的惩罚。假若高校内能够建立健全一个监督制约的体制，让教师、学生在学术评审、职称评审等方面有更多的参与权，将高校行政透明化，从而使监督能够有效地实施，并使监督者能够更安全地发言，那么高校行政民主化、学术自由化便不难实现。如此行事，高校领导才能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做出正确的决策，唯有如此，才能消灭高校官僚作风，中国的学术才有可能走向更为光明的坦途。今天大学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作者：杨速炎
来 源：转自2009年第2期《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