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系列短文十篇

人口二千万的上海，下星期有五天不堵车。事缘六月十五日（下星期四）上海将举行「六国峰会」，搞什么我不清楚，市政府唯恐交通阻塞，通告本周末不放假，大人要上班，小子要上课。换来的是下星期三、四、五是假日，取二送三，与下个周末加起来是一连五天大假。算我孤陋寡闻，这样别开生面的处理在其它地方没有听到过。
当然由某委会决定，因为没有谁愿意独自「孭飞」。没有征求民意，也没有吵吵闹闹的公开辩论，委会决定了，于是通告。你可以骂他们不够民主，或社会成本高于社会利益。我个人觉得有趣、过瘾，有点发神经。这是今天的中国。
三年多前上海要建东海大桥，跨海三十二点五公里，是世界最长的。当两年多前我读到一份外国报道，说该桥有点难以置信，好奇地查询，已建了三分之一。去年十一月该桥落成，长度既然破了世界纪录，理应大事庆祝才对。没有。简单仪式，市长没有出席，只派一个副市长，剪彩，几分钟了事。这是今天的中国。
不久前举世知名的长江三峡工程竣工，北京说不举行任何庆祝，后来还是派出个水利部长，说话三分钟，了事。这是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上海音乐厅，是七十六年前建成的南京大剧院，座位一千三百个，加上消闲地方，是巨型建筑物，非常讲究，内里的大理石及细工雕刻，使之成为国家的历史文物，要保护。四年前要建公路，该建筑是障碍，二话不说，他们把那庞大建筑移动二百多呎，升高十呎多。这也是中国。
提到上述看来没有关连的例子，要示范三个观察。其一是国内决策快，牵涉到工程的动工也快，峻工一般早于预定的日期。可能是我多次提及的地区激烈竞争促成的现象。不一定是好事。一些到国内投资的朋友应付不了那里的节奏，而北京当局正在推出的压制楼市的措施，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
其二，外人看来是不「民主」的、没有通过司法程序的决策与执行，其实是用上另一套管治制度，不知就里容易妄下批评。历来避谈政治，但这些日子为了研究那重要的地区竞争，我不能不理解一下他们作决策的程序，以及他们坚持是民主的政制。没有秘密，相当公开，只是外人不习惯，学者漠视，于是高深起来了。我还在查询，要在《南窗集》正在发表的系列加进一篇关于国内地区的管治制度。这里只能说，要明白中国的地区政制，我们要从一家公司或一间机构的角度入手。北京上头的运作我一无所知，但地区的政制，是公司制。相比之下，美国的城市，法律上不少注册是公司的，但运作程序是另一回事。二者的比较是极端重要的学术研究，自己老了，再没有魄力去处理那么庞大的题材。
其三是这些日子，除了「神舟」上太空，国内喜欢低调处理成果。不容易明白为什么重要如三峡工程与东海大桥的峻工，他们视若等闲呢？好几个可能，是无聊的猜测，不说算了。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二：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
很抱歉，问题重要，要再打断「中国未来系列」的话题，在这里来一个长注脚。
去年十一月底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上，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其中提到，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经济制度中最好的。听者哗然。是衷心话：我这个人从来不卖帐，学术研究以详尽客观为座右铭，灵魂之价没有谁出得起，而对经济制度的理解，打遍天下数十年矣。
三年前我指出，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奇迹，要解释很不容易。苦思良久，一年前找到答案，但迟迟不动笔。不久前听到北京有改革地区之说，不知要改什么，恐怕他们不知道执到宝，改坏了，于是趁这「未来系列」写了出来。第一篇是系列之六──《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好评如潮，有震撼性，但分析不浅，好些读者看不明白，其中高斯读译文后，认为「极端有趣味」，要求再澄清。我于是在系列之九写《让我先覆高斯》，再作解释，明白的读者多了，频呼精彩。《覆高斯》一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我跟着指出，中国的税率是佃农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分成率不变（地区之间不同很麻烦），价值够高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至负值。于是说：「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一位同学读后，问我马歇尔那个注脚究竟说什么。我翻阅自己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农理论》一书（花千树二○○○年再版），见到第四十五页讨论该马氏注脚，指给她看。她读后说天下间不容易有那样神奇的巧遇，上苍有意让中国发展起来，要求我为马氏的注脚写这篇文章。
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那立竿见影的《经济原理》（一八九○）的第八版（一九二○）的五百三十六页的第二个注脚，是大师手笔，可惜只对一半。他立下了心肠，不让分成率浮动，认为佃农分成无效率，不可取。该注脚分两段，首段说：
「如果一个地主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调控资本的投入，而又能与农户协商劳力投入的多少，几何可以证明，资本投入的调整可以强迫农户（分成）耕耘的密度，与英国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样，而地主的分成租金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等。」
分成率固定不变，马氏的说法可能对，但要一般地对上述的地主资本投入要有很大的变幅，甚至可能要下抵粮褐怠８�着的第二段马氏写道�?font color=E6E6DD>
「如果地主不能调整资本的多少，但还能控制劳力的投入，那么在某些形状的产出曲线下，耕耘的密度会高于英国的制度，但地主的分成收入会较英国的（固定租金）为少。这个怪效果有点科学趣味，但实际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马歇尔这两段注脚，我在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写好之后，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才看到。早一年多，我在论文写道：「不管是地主规定佃农多点投资于土地而减低自己的分成率，还是地主本身增加土地投资而增加自己的分成率，如果会增加土地的净租值，这投资会发生。」（见《佃农理论》三十一页。）这是马氏注脚加上分成率可以变动的一般化，虽然读到该注脚之前就写了下来，但地主可以投资他比我早说，学术上我不能不把那从来没有人注意的注脚公诸于世，不敢独自领功也。
回头说促成中国地区激烈竞争的佃农合约的整国组合，税率是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分成。这些分成率要划一，不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如果地区的分成率不同，吵闹在所难免！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些吵闹出现过。其二是分成率不同，投资者不仅吵闹，频频搬动会出现。分成率划一会减少这些吵闹，但我的佃农理论说，这划一会导致无效率，除非有一个重要的其它变量可以调整。这变量是地价，也即是马歇尔注脚所说的地主资本的投入了。
我为中国的激烈地区竞争找寻解释一年多，得不到答案，但知道北京把权力大幅下放后，主要的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一年前找到一个县长朋友问端详。其实是闲谈式，因为自己不知道要问什么。在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大弹性调整，可以是负值，而如果把土地基建投资的成本从地价减除，这负值往往相当大。一时间我想到马歇尔那个注脚，如中电击，答案跑了出来，在几分钟内推到整个国家的合约组合。催促我写这篇文章的同学说，可能因为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痛下心机，这样破案是条件反射。
答案其实是浅的。所有深问题的可取答案都浅。好答案必定有明显地对的一面。困难是浅答案不容易找。很多时，在经济难题上认为找到了答案，深的，要浅化，不成，于是对答案有怀疑。经验说，不能浅化的深答案，假以时日再想，一定错。所以一年前当我在中国地区竞争这个深问题上找到了浅答案，知道对，但认为如果自己没有作过佃农理论与公司合约本质的研究，可以想出来的机会近于零。
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英国的大师认为他们的长期固定租金制度的经济效率无敌天下。今天中国的地区分成合约期长五十年，不仅有固定租金的边际使用效率，加上弹性高，分成是有收入大家分，增值税是佃农分成，产值愈高地区分得愈多。这样看，土地使用的租金收入基本上天天不同，再加上地区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整个国家由合约组合，地区之间左右不连，竞争就激烈起来了。论生产活力，这样的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两年多前，在《信报》发表长文《还不是修宪的时候》，建议北京延迟修宪，要先理解那极端重要的地区竞争，有了答案，权衡轻重，把要点写进宪法。今天我把国家合约组合的要点写了出来，连本文前后三篇，应该够清楚了。可以抽出重点写进宪法，但也可以不写进去。只要北京明白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过了，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迫出来的。如果不理解为什么地区之间会有那样的激烈竞争，北京可能胡里胡涂地把一个绝佳的制度改坏了。从来没有意图改变世界，但有了答案，解释得清楚，自己心安理得，北京要怎样处理是他们的事。
天下没有那样伟大的天才，可以发明或设计得出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制度。是中国的运情吧。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的发现，只是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佃农理论可以推得那么远。宝刀未老，不禁仰天大笑。
上述的神奇制度是在朱镕基执掌经济时期形成的。说过了，将来的经济历史不会漠视这个人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三：文章与读者
昔日伯牙为子期奏高山流水，子期死后，伯牙碎琴，不复奏矣。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感人故事。
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今天爬格子，写专栏，给人骂的多，赞的少，子期已矣！然而，写文章，我们还是希望能有较多读者。是很不容易的工程。哗众取宠可求短暂之趣，长线弄巧反拙。言不由衷容易看得出来，没有内容砌出来的也有同样效果。文字好，有趣味，基本上足够，这是今天在香港足以生存的专栏写手的一般条件。骂归骂，但一般读者认为，中、港、台三地，专栏文章香港的最可读。
我的困难是写分析性专栏，顾得内容，顾得逻辑，顾得理论，不容易顾及读者。有时自觉有深度，称意，但读者反应平平，使我有曲高和寡之感。不打紧，但今天的网页提供「点击率」这项新玩意，我不用计算机，但同学们频频报告，使我不能漠视自己的不同文章的读者数量变化。
永远不试图增加点击率，但这篇高，那篇低，我自然地考虑是哪些因素促成读者的增减。曾经有一篇骂人的文章，在国内一个大网站上点击率高达三十万。这不算，之后不再写这类文章。《悼小凯》一文，据说转载的网页一万四千处，但我喜欢小凯，有感而发，不是分析性文章。
最近发表《假货需要禁止吗？》，在一个大网站上，只两天点击率达五万五千。这是难得一遇的分析性文字的高点击。我于是回顾此前获高点击的，比较一下，发觉有雷同之处，也知道读者多的分析文字可遇不可求。
有两篇可与《假货》相提并论，是好些日子之前发表的了。一篇题为《讯息费用与类聚定律》，写欢场女子，说在同一五星场地，卖笑佳人的姿色一律不俗，而且奇怪地平均。我的解释，是顾客只知市价的大概，小姐没有把价格挂在胸前，这样，如果姿色不类聚，不堪入目的卖不出去，美若天仙的价太低，要亏蚀。类聚同价有减低讯息费用之效。第二篇写《香口胶的故事》，指出香港、新加坡与日本的处理方法不同。香港花巨资清理街上的香口胶印；新加坡禁吃香口胶；日本人的习惯，是不把吃完的香口胶吐在地上。该文指出清洁可以是简单的事，但要靠不简单的文化培养。
连《假货》在内，上述三篇文章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浅白，二是有新意，三是明显地对。每一点都不容易，三点俱备难于登天！
说文字要浅白老生常谈，但要写得出谈何容易？我自己可说千锤百炼，老是记着昔日老师的教诲：要写得清楚自己先要想得清楚。困难是自己认为清楚，读者不一定那样看。写专栏，比较深入的探讨，无论自己怎样翻来覆去地解释，总有读者不明白，有时解释得愈多愈容易引起混淆。
新意要讲际遇，不可强求。坐下来，刻意地要写一篇有新意的文章，肯定写不出来。自己的经验，新意一般是无意的发现。好比《假货》一文，一位同学要求我写中国复制法拉利，他传来资料，动笔了，该同学来电话说不对不对，因为有两部复制的。但文章开了头，怎么办？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我想到劳力士名表那边去，文章于是一气呵成。
明显地对更困难。摆明是对，总有人不同意。有网上客不同意《假货》的论点，问卖假药又怎样了？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不能一般化吗？也有人提出什么仁义道德，但我分析的是金钱的赚蚀，怎可以扯到孔夫子那里去？
记得一九六三年开始旁听老师艾智仁的课，他得到一个明显是对的结论，一位同学说：I can find you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you on this。艾师立刻回应：I can find you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everything！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四：与美国新交一席谈
奉佛利民思想为至上的几位新朋友访神州，要制作介绍中国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发展的广播片集。几天前请他们吃晚饭，大家都是米尔顿的深交，一见如故，相得甚欢。他们说米尔顿这近来身体不适，我担心起来。还有一个月九十四岁，身体不适非等闲。他曾经动过两次心脏搭桥大手术，第二次大约二十年前，吉人天相；六年前一次病危，再吉人天相。
去年高斯对我说，自己九十四岁了，很累，睡很多，奇怪是米尔顿，彷佛长生不老。是的，佛老无恙就到处跑，龙精虎猛，五年前见他时还是思想敏捷。这次朋友带来的信息，是米尔顿与太太萝丝终于老了，行动有点不便。是那样伟大的一对夫妇，多年来视我如弟弟，爱护有嘉，有时无微不至。
谈起米尔顿，大家无限敬仰。我对他们说，米尔顿对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他那排山倒海而来的思想感染力，而是那种不畏权势，永远不说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数十年如一日操守。当我发觉自己近于违反这套黄金定律，必定想到米尔顿，对自己说：士可杀，不可辱，佛老做得到的，我也可以做到。
朋友提及，几年前与格林斯潘谈到米尔顿，格老说天下不知道有哪几个人可以影响世界文明的动向，但米尔顿肯定是一个。我感到与有荣焉：佛老对中国的影响，多多少少通过我的介绍文章。我对新朋友指出一个奇怪现象：米尔顿在美国推行学券制，不遗余力五十年，被接受的例子不多；中国却相反，学券制不仅容许，而且受到政府鼓励，可惜地区政府不够钱，不能大搞起来。我跟着指出目前的中国，还不大明显的趋势，是私营办学。佛老听到应该更高兴了。
有朋自远方来，要为神州拍摄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故事，我当然高兴。他们游外滩，说浦东，访新天地，都对。晚宴之后的早上，他们要访苏州，拍摄那里的工业园与访问一个普通人家，也对。除了这些，我建议他们访杭州，会见那里的工商业才俊，也不可忽略义乌、温州等现象。我说今天中国值得报道的可观发展，不再限于沿海一带：长沙，重庆、成都等地方，都有看头。当然，拿不出来的贫困之区还多的是。我见他们对中国那样热情，不便早拨冷水。报道中国，不细说一下某些地区的苦况，有所不达。下次见到这些朋友，会作此建议。
是米尔顿的朋友，当然崇尚市场。我对他们说，国际贸易不论，中国本土的市场自由得离奇，如果米尔顿知道，可能叫出声来。上海的出租车驾驶员每星期只工作三天，工作天操作十七个小时。在美国，这样的「自由」不可能想象。我又指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产品皆可以订造，顾客要怎样就怎样。在美国，这不可能：不少产品要通过「安全」审查，顾客要这样那样，产出者乐意，但往往要通过安全验证，手续麻烦。
很遗憾，一席之谈，朋友多，大家说说笑笑，没有机会让我细心向新交解释中国的独有制度，以及多方面还需要改革的地方。是那么有趣、那么精彩的故事，米尔顿应该很想知道。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五：工业第三阶段：月是故乡明
传统的经济历史分析工业发展，是从科技与生产力的角度入手。中国的情况很特别，又或者是我个人喜欢特别地看。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要以地区划分，明确的。第一阶段是珠江三角洲，时间大约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阶段是长江三角洲，时间大约一九九三到今天。当然，珠三角及长三角还会继续他们的工业励进，我只是从不同阶段的地区重点看。
从地区看，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在哪里呢？我的推断，是会回到乡镇那里去，因为月是故乡明。二十年前，中国要搞什么乡镇工业，说什么离土不离乡，认真地看，搞不起来。当时的乡镇企业要不是国营，就是乡营或镇营，非私营或民营也。当时举国没有几条好公路，物流有困难，不宜乡镇工业发展。也是在当时，外资对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乡镇造的多是手工艺品，没有国际大看头。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集中于沿海一带非善策，但起笔需要，因为经济发展要有个火头。十年来这火头明显地烧到内陆去：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皆可见大火燎原。这样看，中国的可观工业发展早就不限于珠三角及长三角了。然而，有势头的工业发展，我们还不容易在乡镇见到。
会见到的，大约从我下笔的今天开始吧。相当肯定，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内的公路建造得非常快，对物流有大助早就见于农产品。周其仁认为，城市的农产品物价上升得慢，主要是交通有大改进的结果。应该对：经济急升，农作人口急速下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理应上升得明显，但没有。其仁老弟对经济的掌握渐入佳境：这种简单观察功力不凡。浅吗？当然，但名校博士一般看不出来。这里要指出，运输的改进对工业比农业更重要。
其二，扶助农民是今天国务院的首要项目。有意思，问题是怎样扶助才对。据说北京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在《扶贫何价？》一文中，我指出扶贫有负性与正性之别。前者是政府花一元扶贫，社会得到的利益不到一元；后者是扶贫一元，社会可获超过一元的利益。
原则上，正性扶贫的项目多得很，问题是回报有高低之别，明智的选择不容易。我们还要指出政府投资容易引起贪污问题。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投资，通常连带着界外效应，这就是高斯分析的「社会成本问题」了。很复杂，不容易算得准。这方面，中国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国家高明：他们差不多凡事收费——无论公路，桥梁、水乡、公园，有时甚至厕所，都收费。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大部分解决，因为公共设施的投资回报有直接收入作依凭。
上面提到的公路投资，当然协助「月是故乡明」的工业发展。前几年听到，收费公路可以回本或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但经济发展得快，要亏蚀的过三几年一般大有起色。人口多，发展快，就有这样的方便：只要能继续目前的增长率，公共设施的投资乱来一下也容易买中马。
只要能约束贪污与控制成本，扶助农民大可考虑乡镇的基建、教育、医疗、康乐、文化等。原则上，这些都可以是正性扶贫。不直接收费，有些项目，例如基建，可以从卖地及税收赚回来，但不收费或收费甚微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的回报就不容易衡量。有回报，应该考虑下注，只是社会利益难以衡量。这方面我有两个建议。一、政府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私人投资于这些项目，让他们自由收费。不是说政府自己不要做，而是公立有私立的在旁协助，政府的负担会减少，而有私立的参与竞争，公立的会办得好一点。二、政府要鼓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筹办这些事项，只要不牟利，要免税，再不够就补贴慈善，例如私人捐一元，政府补一元。有政府补贴，私人慈善会风起水涌。意图做善事的人会比较细心处理，会比较小心花钱。当然，假冒为善的人多得很，但有严谨法律约束的慈善机构，例如香港的，不容易出术。
第三个工业将会转向乡镇发展的原因，可能最重要。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尤其是南中国），一则起于其它廉价劳力国家的竞争，接单工业不能大幅加薪，二则因为月是故乡明，愿意离乡别井的人愈来愈少了。农民愿意转往工业，或愿意半农半工，但不愿意离乡别井，会帮政府一个忙。工业集中于沿海一带，或近于闹市，如果继续下去，边际产出定律说对国家整体的发展不利。政府要推广乡镇的工业发展，是正着，而月是故乡明有助焉。二十年前不成，今天可以——我认为是今后十年的大势所趋。
在广东设厂的朋友说，从北方南下的工人每年只回家探亲一两次。如果工厂设于离工人老家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工人可以每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享天伦之乐。有天时（发展得快），地利（交通发达），人和（天伦之乐）这三者的合并，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会在乡镇出现是不难推断的。
产品的质量、生产力与科技的改进，是地区之外不可忽略的工业发展问题。产品质量的急升出现于第二阶段，尤其是一九九七至二○○三那段时期。生产力的急升最近几年开始明显：工业总人口下降了不少（大约从三年前的九千八百万下降至今天的八千三百万），农民人口继续下降，但工业的总产值继续大幅上升。这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愈来愈多的人转到商业及服务业去。都是好现象。
至于科技的改进，二十多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我认为科技的急升会发生于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那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有了势头，后浪推前浪，科技的需求压力大幅增加，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都市。如果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持续，中国的科技跃升不出十年。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六：汇管有无与脉搏倒跳
中国今天还有外汇管制吗？很难说。写这个问题，因为不久前发表《从曾荫权到刘诗昆》，提到港元转钩人民币不需要等到中国完全解除汇管，跟着说：「这方面，蒙代尔的看法与我不同。我知道他在哪里有误解，会向他澄清。」
几位同学要求我向读者澄清。有两点。其一是中国货币制度的经验与西方货币政策的困难，解释过多次，这里不再说。其二是外汇管制。很多时，希望北京清除所有汇管，我会强调汇管还存在。其实，如果我说中国今天没有真的汇管，打起官司，会赢。在中国做生意，暗渡陈仓地避开汇管，不需要很「暗」有好些日子了。
翻阅自己的英语旧文，有两处提到汇管若有若无。其一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写的：「很难说在哪个意义上，目前的中国还有汇管存在。」（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六九七页。）其二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写的：「外汇管制仍然官式地存在，但随时可以绕道而行，花一点额外费用——我的估计是汇款的百分之零点二与百分之一之间——通过漏洞。」（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九十二页。）
可不是吗？香港人熟知的地上钱庄或银号，顾客要买或要卖多少人民币皆可成交，而汇钱到中国去，通过钱庄比通过正规银行简便——这些方便有十多年的日子了。巨额款项的出出入入，有灰市可走。北京当局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活动，只是见到效果可以接受，忙顾左右而已。如果大事压制，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今天。
外资大量涌进中国起码十年了。有汇管？难道他们发神经？我在《南窗集》数次提及的中外合资合约，清楚写明，发明专利与商标的使用费，一律可以汇到外地去，没有汇管。
上述可见，这些年中国有汇管之说不绝于耳，其实政府没有说要管的，可以做。这样，灰色地带多得很。所谓灰色地带，是政府可管也可以不管。北京不傻，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但见不到不良效果，反对压力不大，不管。老外机构一般不敢或不懂得走灰色地带，出现了我见到的中外合资合约。今天的情况当然比九七年还要宽，只是官式汇管还存在，国内银行的正规操作出现了千奇百怪的「准」与「不准」，高深莫测，反映着交易费用略高。这是说，官式汇管存在，多了一点麻烦。这样，说因为有效应所以有汇管，也是对的。
说过了，跟踪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懂得掌握那里的脉搏跳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旁观者在岸上大声疾呼，听到，于是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奇怪是这样过河可以过得那么快。熟能生巧吧。
要掌握中国的脉搏跳动，任何法例你要读到字里行间。在中国，法例说可以做，一定可以；说不可以做你要细想有哪个弯可以转，或哪个洞可以穿。政府不堵塞漏洞，多半是默许，不妨调查一下有多少人尝试过，你多半会发觉自己是最蠢的。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在美国，法例说不可以做，一定不可以，试走弯路会焦头烂额；但法例说可以做，往往不可以。后者可见于土地的发展及使用。法例说得清楚可以这样那样，但到申请依法使用时，要通过多个部门审核，其中环保最麻烦；更头痛是要通过聆讯会议，市民联手反对，你的投资会血本无归。
朋友，你选哪一种？中西双方的脉搏倒跳，是奇怪的世界。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七：个人荣辱何足道哉？
最近我再受非议，是大新闻，报道手法与去年《东周刊》的封面故事如出一辙，有策划的：先到美国取旧料，然后派狗仔队到深圳拍几张照片，借口大爆旧闻。有官司正在美国进行，哑子吃黄连，不应开口，但很多同学们要求我说几句，律师认为如下可以说：
三年多前美国起诉说我欠税，从我太太与子女拥有的公司拿走大约一百四十万美元。一位加州的资深税务律师跟进该案，说我没有欠税，于是提出法理及证据，要求对方解释。等了一年得不到解释，该公司起诉美国政府，理由是：（一）张五常没有欠税；（二）对方不应该从我太太及子女的公司拿钱。有公开文件，所以可以说。
几个月前弗里德曼给我电邮，说知道对方要与我协商和解，希望我尽早解决这不愉快事件。我回邮说律师不让我自己谈，要由代表我的律师谈，奇怪对方没有接洽我的律师。弗老是我最敬重的人，有什么要求我会依他老人家。我给他的回邮只略为解释我知得不多的情况，主要跟他谈中国与人民币。等了许久再通电邮，弗老没有提税事，只恭贺我被选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者。
没有跟进多少正在进行的官司，也听不懂。律师只要求我解释一些旧文件，不让我左右诉讼。这些日子我的思维集中于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中国终于走出了一个漫长的黑洞，见到光，但困难仍多，是关键时刻。七十岁了，上苍保佑，智力不减当年，经验远为老到，专业所在，认为自己还可以作出一点贡献。我想：关乎炎黄子孙的生计与知识，不要管任何干扰，做得多少做多少，多想一天算一天，个人荣辱微不足道！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八：从曾荫权到刘诗昆
五月十六日在这里发表《是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时候了》，引起争议，热闹的。三天后《明报》说曾荫权坚持，人民币不解除外汇管制，港元不转钩。再过两天某刊物引用《香港经济日报》，指特首说中国取消汇管后会考虑转钩人民币。我的分析如下。
（一）中国的外汇管制九十年代初期大幅放宽后，灰色市场有弹性，要不然，中国不会有我们见到的可观发展。只要汇管某程度存在，香港转用人民币有沙石，而北京很可能不同意。另一方面，特首说得对，依照基本法，港元要保留到二○四七年。
（二）曾荫权说只要人民币有汇管，港元不能转钩人民币。这不对。如果香港保存钞票局，转钩所需的人民币储备甚少，或者向北京打个招呼就成。我看不到北京有反对港元转钩人民币的理由。如果香港不保存钞票局，只要不试图以币量调控经济（钞票局也不能玩这一套），只为守锚而调控货币量，港元随时可以转钩人民币，可以稳守。换言之，转钩人民币不需要有钞票局制度。（这方面，蒙代尔的看法与我不同。我知道他在哪里有误解，会向他澄清。）
（三）目前人民币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美元兑人民币的浮动幅度要看美元在该篮子内的比重，以及这比重会不会有所更改。
（四）今天人民币兑港元大约是一点零二兑一，港元微胜。钩着美元，这「微胜」可以随时消失。不出一年，人民币值高于港元的机会存在。如果人民币值高于港元，而美元不回升的话，那么港元要与人民币打个平手，没有简便的方法。
（五）如果美元较为大幅地下跌，港元跟着跌下去，香港会有通胀。主要靠国内供应的物品，例如蔬菜等，物价上升会立竿见影，而港人到国内旅游也不利。美元下跌对整个地球都不利，但中东形势不妙，而美国的货币制度不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
（六）这就带来一个经济学无从分析的问题。美元下跌，港元币值低于人民币，意识上对香港是负面的。我不这样看，但街上的人会这样看。以币值高下排列经济优劣可以很无聊，但历史满是这样的看法。
结论是明显的。港元应否转钩人民币不论，如果曾荫权认为港元早晚要转钩，他要尽早作决定。转钩，现在做可以保持港元继续略强的意识，也可以等到与人民币一兑一时才做，打个平手容易计算，但要事前决定。等到港元低于人民币才转钩，蠢也，愚不可及也！
让我再说一次。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美元稳定重要。如果人民币继续钩着美元，互相稳定对方，曾荫权用不着考虑港元转钩，因为钩着美元与钩着人民币都是一样。但情况改变了，不管美元是强是弱，人民币兑港元的波动愈小双方愈有利。
转谈刘诗昆。几天前与他畅谈中国经济。这个人聪明，观察力了不起。有些人完全不需要读过经济就比一般经济学者高明。佛利民屡次强调天下有这种人，看来刘诗昆是一个。大家一起大骂国内的种种不是，不止半个小时，跟着大家突然转向，大赞国内的种种超凡，也不止半个小时。这是今天的中国，有识之士可以无端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去。
大骂的话题，见到诗昆之前我就决定以《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为题动笔（将见于《南窗集》）；大赞的当然是行雷闪电的经济发展。你猜得出是哪个话题触发我们从一端转到另一端吗？假货的神乎其技！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九：让我先覆高斯
「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


张五常的系列作品之十：外资的中国观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我以同一题目发表文章，是早一天在中国经贸部于广州举办的会议作出的讲话。有外宾，主事人要求我用英文讲，有同步翻译。我从头到尾破口大骂（见《再论中国》一八三至一九一页），翻译被中断了。预料可能闯祸，安排了汽车在门口等候，讲完立刻离开。《南华早报》刊登英语原文，把题目改为《中国的十个污点》，老编评论大赞，称我为the good professor。
我以为与北京的关系完蛋了。殊不知过了两天，经贸部传来一个口信，说万分感谢我的批评。因此我觉得，只要自己说的是衷心话，不磨斧，不鄙视，大可百无禁忌，有话直说。
骂声未了二十年！今天晚上无意间读到《商业周刊》的一篇专栏，作者是曾经被誉为美国最了不起的经理总裁Jack Welch，与他的太太Suzy。该文起笔引用一间公司主事人说的话：「我们是一家成功的加拿大公司，有两个主要竞争者不久前搬到中国去。我知道他们正在那里亏蚀，但我还是担心留在本地是错误的。」作者回应：「不仅要担心，要惧怕，非常惧怕。」
该专栏的要点是：「不妨过于敏感吧：要假设你的竞争仇家知道中国有某方面可取的，而你不知道。」相当夸张：作者认为，只要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跑到中国去，应该去。
是简单的选择。在经济急升下，十三多亿人口是史无前例的大市场，就算某些产品的需求今天还不冠于地球，给人的印象是不久的将来一定是。愈来愈多外资可在中国内销了，赚到的钱愈来愈容易汇出去；工资低廉，工人吃得苦，技术与产品质量与日俱增，在中国产出的可以运回老家销售；地区的竞争者频频招手，外资有什么要求都有商量。没有投资者会反对我花了长时日才理解的中国地区制度（见《南窗集》最近发表的）：地区政府的立场是只要有钱可赚，大家一起赚。
上述是今天「外资的中国观」的正面观。负面的沙石还多的是。可以说，今天投资中国要上怎样避开沙石的课。各行各业的沙石不同，投资者如果不是下了注，亲历其境，不可能懂得怎样处理。两年前读到一项报道，依稀记得，外资到上海下注，首两年亏的多，赚的少，但五年后赚钱的近百分之九十。
大市场就有这样的奇异功能。如果你有一种证实有市场的特别产品，或一套证实有市场的特别服务，跑到中国去下注，控制质量，控制成本，然后守，死守，几年后你会赚钱。市场那么大，你开始赚钱之际跑到市场看，不容易见到自己的产品。
但要注意——万分注意——你的产品要有点特别。如果你没有发明专利，没有商业秘密，没有设计天赋，商标不值钱——换言之，你提供的很多外人可以依样提供，那么找我替你算命，我的水晶球说在中国你没有前途。这是因为猛虎不及地头虫。地头虫生长于沙石，门路多多，成本比你低，你斗他们不过。
到中国投资，希望赚钱，要有自知之明。好比印刷行业，日本曾经雄视天下，跑到中国下注，被地头虫杀得叫救命。好比什么刀刀叉叉，或塑料产品，外资到中国尝试，成功机会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