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 苏辙+苏轼

六国论
苏辙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
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
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
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
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
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
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
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折而入
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
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安于其间
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
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
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
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苏辙的《六国论》译文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故事，内心感到奇怪：全天下

的诸侯，凭着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肴山西边面积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为这件事作深远的思考，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自求安定的计策；因此我总是怪罪那时候的一些谋臣，在考虑忧患时是这般的粗略，图谋利益时又是那么的肤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肴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六国论》   苏轼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六国论》   苏轼
译文

[译文]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先生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牠们饿着渴着，不知道牠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或者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

《六国论》赏析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