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德国进发

黄怒波似乎永远是笑嘻嘻的表情。在4月底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黑狗》，讲的是他在登山时与一只黑狗邂逅的奇妙经历。台下的德国人能听懂中文的估计不多，于是他忘情朗诵的同时，身后的投影仪放了这首诗的德语翻译。
在主办方看来，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或许是中国文化和企业家群体的完美结合。现场有人问他：是不是白天是企业家，晚上是诗人？他纠正说，自己是白天赚钱，晚上睡不着就写诗。德国人笑声一片。
在今年的汉诺威工业展上，像黄怒波这样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不少。时隔25年，中国再次成为工博会的合作伙伴国。25年前，参展的中国企业有20多家，这一数字在今年变成了500多家。
在展会之外，中国元素正以更多的方式，呈现在这个以机械制造闻名的工业强国面前。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从2006年开始举办China Time庆典活动，两年一届，意在为两国文化、艺术、贸易等领域构建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中国传统的中医思想也在成为德国医学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汉堡大学正准备设立一个跟中医相关的专业。
当然，这些温情脉脉的文化活动并不足以成为中国在德国备受关注的全部理由。
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表现。有一组来自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的数字能直观体现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活跃。2011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项目数量达到158个，超过美国，成为在德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德国成熟的技术工人、机械制造业的领先技术、欧债危机中独善其身的经济环境及有竞争力的投资政策等。
不过，德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德国投资的累计金额并不领先。到2009年，中国在德国的累计投资额仅为6.29亿欧元，排名第28位。到2010年这一数字也仅为7.75亿欧元。
尽管如此，在中国企业增加当地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也开始警觉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在2002年至2008年，德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2008年之后，这一位置被中国取代。“德国开始紧张，对中国到德国的投资也很紧张。”GTAI公关部高级经理曹奕说。
不管怎样，一个被视为最有竞争力的发达国家，一个被称为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一种谨慎而又互相吸引、好奇而又夹杂不满的姿态越走越近。结果将会如何，仍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企业升级乃至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德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资源最丰富的投资地之一。”三一重工副总裁贺东东说。
德国机会
何伟在《寻路中国》一书中写道：“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院和教堂。”在汉堡的港口新城则不同。这里先建的是大型商场。
这是基于规划者的一种判断，即市中心的生活氛围仍旧对人们有吸引力—从港口新城步行到汉堡市中心的市政厅只需要10分钟。该新城区从2001年开始建设，预计2025年建成。
在欧洲其他国家，城市正随着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而出现萎缩，但汉堡的城市版图仍在扩大。在欧债危机弥漫的欧洲，这成为德国经济富有竞争力和活力的一个缩影。
“作为港口城市，汉堡很Open。”汉堡市营销局媒体关系主管Guido Neumann说。目前，这座德国北部城市已是欧洲拥有中国公司和接触中国贸易最多的城市，共入驻440家中国公司。
对关注德国的中国公司而言，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恐怕是德国在机械制造行业的领军地位。德国堪称全球机械制造业的明珠—在全球，德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机械产品和汽车零部件。“在德国，机械制造专业经历了重视到不重视再到重视的过程。”Neumann说，根据GTAI的数据，2011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项目中，所占百分比最大的正是机械制造与汽车，为25%。
不过，跟早期国外企业到中国的投资不同，中国在德国很难享受到所谓的“超国民待遇”，比如税收优惠减免等，但有不同的激励机制进行投资返还。返还的标准因投资规模、行业、雇佣人数等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劳工局的数据，2010年，德国的劳动力中熟练的技师技工占55%，跟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极具竞争力。
相反，对于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力成本问题，似乎并不是企业最敏感的。“如果在一个地中海国家，可能劳动力成本（比德国）稍微低点。其实也不低，因为物流成本高。那边的社会又很不稳定，从投资来讲是最怕的。”纷美包装有限公司（简称纷美包装，00468.HK）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洪钢说。纷美包装是一家从事无菌包装及服务的供应商，2011年在德国东部的哈雷投资5000万欧元，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工厂。
“（在别的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了10%，但一两个百分点的废品率一下就把这些磨灭掉了。我认为，德国会给我们带来更长远的发展。”他说。
在洪钢看来，中国企业比较容易忽视所投资社区的政治环境。从这个角度考量，恐怕不得不提到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洪钢的创业伙伴、纷美包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毕桦毫不掩饰自己对施罗德的崇拜之情。“为什么我特别崇拜施罗德？德国之所以有今天，施罗德干了很多对的事儿，就是降低社会福利保障。尽管对他自己的连任不利，但对子孙后代好。”他说，“德国今天在欧洲有竞争力，应该是他打下的基础。”
更聪明的中国投资者
2011年，三一重工在德国科隆附近建造一家混凝土泵厂时，《金融时报》撰文称：“此举预示着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企业对欧洲工程市场发起了攻击。”
这也是中国在德国第一笔“绿地投资”（Green field Investment，又称新建投资或创建投资。与之相对应的是褐地投资，又称跨国并购）。为了表示欢迎，科隆市命名了一条名为“三一大街”的新街道。
这与10年前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形象已有天壤之别。
10年前，TCL全资收购有“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称的家电企业施耐德，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陷入窘境。“当时德国媒体对中国公司的报道是非常消极的。”曹奕回忆说。
一个让德国社会备感伤心的理由是：中国投资者不仅没有给当地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有可能令德国员工饭碗不保。在德国，政府对就业率的重视令人吃惊。比如在汉堡港口，为了提升管理水平，IT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但这一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行为却遭到了政府的反对。“政府担心先进技术的应用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一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在柏林，就连介绍电动车项目时，也会将其与就业联系起来。
这些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现在让德国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就是200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对科堡机床厂的并购。收购之初这家工厂只有400多名德国员工，收购后由于订单猛增，又扩招了300个。在工厂所在的小镇上，当地居民如果看到中国人会觉得很亲切，因为自己的邻居或亲戚肯定有一个人在中国人拥有的公司工作。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
几年前，GTAI曾经跟一家做生物制药的中国企业打过交道。让工作人员吃惊的是，这家在法兰克福投资的中国企业居然不知道德国有高科技战略补贴。在咨询了相关补贴政策后，这家公司的老板甚至懊恼地说：“我能不能把原来的公司注销了再投资一遍？”
实际上，三年前，在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没有一家拿到过德国政府的投资补贴。曹奕的分析是，在德国投资的第一波中国企业是以国企和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为主。这批企业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钱，不太在乎投资的成本。
但到了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中小企业的到来，针对投资所做的功课也越来越多。其中，有无投资补贴已经成为投资与否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GTAI驻华代表韩佩德并不愿意透露有多少家中国公司向他咨询过投资事宜，但他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数字—从2009年到2011年，他负责的中国项目已经增加了八倍。
不过，在对投资政策进行补课的同时，中国企业要想迎来海外经营上的转机，恐怕要经受更久的考验。2004年，沈阳机床厂收购了亏损中的德国Schiess公司，好消息是，这起收购为沈阳机床集团在20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床厂奠定了基础，而坏消息则是，Schiess目前仍在为扭亏而努力。2009年，Schiess新任德国总经理陶石上任，围绕缩短交货周期、提升产品质量等进行改革。2011年，还专门推出了新的ASCHERSLEBEN品牌抢占中国市场。
至于中国企业的投资会不会让当地同行感到紧张，答案是肯定的。但政府部门的人员不完全这么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也会提供税收和就业岗位。”汉堡经济促进局国际部主任Stefan Matz（他的名片上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马兴汉）的态度显得很开明，但他同时也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不愿付费来雇佣专业的团队做事。”
理想与现实
当远大空调雄心勃勃地把法国选址为欧洲总部时，一定没有想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会如此之大。最初，远大在法国当地的员工有十几个，如今压缩到五人，且全部是中国人。原因之一，是法国当地员工的管理难度超出了想象，不得不用中国人，但中国员工外派到法国又面临着签证难题。
对在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也存在类似遭遇，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贺东东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中国企业的理念很多停留在纸面上，具体经营中会与德国员工有很多碰撞，比如产品很隐性的质量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通过的话，你的口号就是假的，但不通过就要牺牲效率和利益，能不能做到只要不符合品质就推倒重来？”
在参加当地一些论坛或者专业机构信息发布时，贺东东不止一次听到德国人士对一些当地中国企业的批评。实际上，如果不能学习到德国制造的精髓，仅以获取技术为目标却留不住技术人才，是很难在德国成功的，“很多中国企业在收购当地制造企业后，发现拿来的技术其实并不先进，甚至已经过时了。”
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东西德的发展差距。由于东德发展相对落后，不少高级人才外流，这也使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招聘合格员工增加了难度。
而德国的整体社会氛围也在发生改变。“我父亲那一辈人的梦想是拥有一辆奔驰车，而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的梦想是拥有一辆自行车，一部iPhone手机。这对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位德国官员开玩笑说。在这句玩笑话的背后，凸显了德国的年轻人对机械制造业的热情开始下降，合格的技术工人储备在未来可能更为稀缺。
如果这是中国企业包括德国制造业的长期担忧的话，眼下困扰中国企业的现实问题，同样是德国签证问题。
德国商务签证的有效期是三个月。在办理签证时，申请者往往需要提供严格的行程安排，但是中国申请者的行程往往不是很好确定。
而签证问题也已超出了隶属于德国联邦经济部的GTAI的能力范畴，他们只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中国投资者的声音，如何解决还要由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来确定。
“我和毕总一碰到德国官员就反映这个问题。”洪钢说。为了省事，洪钢从2011年开始拿申根国家瑞士的签证，有效期一年。“但我还是不满意德国的这个做法。”
当然，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签证问题。德国经济财政政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如今，随着德国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那些将销售重点放在德国市场的中国公司，也面临着不小压力。
以光伏行业为例。作为国内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英利集团经历了德国太阳能产业的兴盛及逐渐降温的时期，以及德国削减太阳能补贴政策的时期。“光伏行业是拿德国政府的钱，间接让中国企业获得了发展，这在德国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英利集团副总经理、首席战略官王亦逾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他坦陈，受欧债危机等大环境影响，德国政府补贴下降的力度比企业预想的要大，这增加了德国市场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逐步脱离政府的补贴，是太阳能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个新的现象是，欧债危机也让中国企业有了些许底气。从某种程度上，作为新来者的中国企业正在试探德国对中国发展理念的接受程度。比如，必要时让德国员工周末加班，以及给过度以人为本的管理风格设置个底线。“谁说将来欧洲文化就一定是商业文化的主流呢？也不一定。他们现在不也闹经济危机吗？”毕桦说。
但中国的就一定是完美的吗？也未必。
纷美德国工厂的厂长是刘宝忠。纷美在国内两家工厂的筹备工作也是由他负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很多人的家庭生活为代价的。”他说。让他苦恼的是，对上有父母下有妻儿的他来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一直很难做出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
附文
纷美的德国练兵场
既有跨国公司的规范意识，又有创业公司的冲劲与野心；有时是利乐的竞争对手，有时又跟利乐是战友。这家性格鲜明的公司，吹响了德国市场的冲锋号。
毕桦喜欢打赌已是公开的秘密，且输少赢多。他对此颇为得意。他是纷美包装有限公司（简称纷美包装，00468.HK）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他曾跟创业伙伴、纷美包装董事长洪钢打赌，结果洪输了，去剃了光头。现在回忆起来，洪钢还记忆犹新。因为2月的上海天气很冷，“没了头发，冷飕飕的。”
他也跟纷美包装的投资者打赌。结果还是他赢。这次他赢的赌注是一辆保时捷卡宴。“还存在投资者那儿，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开了，随时来提。”他说。
在洪钢看来，毕桦是一个敢冒险、直觉很准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特质。
5月8日是纷美包装成立九周年的日子。九年前，在毕桦几度游说下，已从利乐辞职的洪钢放弃了开着吉普车周游全世界的想法，决定跟毕桦一起创业。在当时，这实在是个疯狂的决定，因为他们要做的生意，是想从两个人共同的前雇主、全球无菌包装行业独一无二的老大—利乐嘴里夺食。
随后，纷美就像一个楔子，硬是将利乐绝对垄断的无菌包装市场打开了一条缝隙，进而改变了行业格局。目前，纷美的全球市场份额从早期的零增长到2%（利乐仍为77%），成为全球第二大无菌包装卷材供应商。
不过在德国投资建厂这件事上，毕桦没跟任何人打赌。洪钢说，这次是一个“逻辑渐进”、过于冷静的过程。今年9月，纷美的第三家工厂也是第一家海外工厂将在德国投入生产，目前已进入机器调试阶段。
现在看来，一切还算顺利。不过，洪钢还是抓住机会调侃了一下毕桦，也算报了“光头之仇”。有一次接受采访，洪钢说：“我的合伙人毕总特伟大，天塌下来他先顶着。因为他1米86，我1米78，他比我高8公分，先砸他的头。哈哈。”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自从成立以来，纷美的审计团队一直是普华永道。但成立之初找到普华永道时，纷美却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你们都还没盈利呢，一审计不是亏更多？”毕桦得到了这样的答复。毕桦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从第一天开始，毕桦和洪钢给纷美的定位就是一家国际化公司，包括国际化的团队，国际一流的设备，以及国际化的市场。
但在当时，普华永道的疑问却再正常不过了。在成立头三年，纷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订单拿不到，机器停停开开，曾经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发不出工资。“我回家都不敢跟太太说。”毕桦笑着说。
等到欧洲的客户正儿八经找上门来，希望纷美到欧洲建厂的时候，纷美窘迫的日子刚刚过去，开始在国内市场打开局面，有了盈利。对于去欧洲冒险值不值得，毕桦心里其实也没底。
“你别忽悠我，建了厂以后你们要是不买，我找谁去啊？我厂子又搬不走。”毕桦说。
客户问他怎样才相信。毕桦想了个办法，就是先让纷美中国的工厂开始接单，最少10亿包。没想到，客户真答应了。这让毕桦有些意外，他又补上一句：“一升的。”这次客户仍旧说没问题，“磕巴儿都没打。”
从欧洲的市场容量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菌包装市场，2011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无菌包装市场大约为2300亿包，其中欧洲市场就占1000亿包，中国市场仅为欧洲的1/2。
经过九年发展，目前纷美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了立足之地，市场份额从零增长到14%。更让纷美自豪的是，在其竞争下，利乐在中国的价格已经降低了至少30%。与之对应，在全球，利乐的价格一直呈逐年上涨趋势。
“客户希望我们做大。”毕桦说。经过这几年跟客户打交道，他对于纷美在行业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看得相当透彻。一开始，客户并不信任纷美，“利乐这么大的公司，生产的包材质量这么好，你们行吗？”随着接触的深入，客户把“吗”字去掉，开始借助与纷美的合作，谋求得到利乐更好的条件。慢慢地，客户发现，纷美的质量跟利乐一样好，但价格会比利乐更优惠。无菌包材行业利乐一家独大的格局由此被改变。
中国客户是这种心理，欧洲客户也不例外。跟中国公司相比，欧洲公司对纷美的期待甚至更加殷切。“中国的乳品行业还是很赚钱的。”毕桦说，“但对欧洲的企业来说，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就是精耕细作、降低成本。”此时，利用纷美抗衡利乐的话语权，或者直接跟成本更低的纷美合作，是难得的机会。
而纷美也不愿拒绝这种“被利用”的机会，在毕桦看来，这意味着在这个行业里，纷美是一家有价值的公司。
况且，跟欧洲企业的合作还给纷美带来了不少“福利”。让洪钢印象深刻的是欧洲客户在合作之前对纷美的审计。“当时不是很舒服，”洪钢说，他曾在利乐工作十几年，在他看来，纷美已经是一家不错的公司，但看到审计的问题，他还是吃了一惊，光是社会责任就有600多个问题。其中，包括洗澡间有没有帘子来保护员工隐私，挨个看员工的身份证确认没有童工，消防栓的位置，男女工卫生间的比例等等。
不过起初的不满很快就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你看毕总这种生意人，”洪钢调侃说，“他说这是免费的啊，免费的为什么不做呢？不来白不来，多多益善。”毕桦称之为给企业“排雷”。
事后证明，跨国客户的审计在纷美起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2010年12月，纷美包装在香港上市。“整个投行都说，哇！你们公司这么干净啊！”洪钢回忆说。上市后纷美包装融资9亿港币，其中，20%的资金用途是在德国建设新厂。
2011年3月，纷美宣布在德国哈雷投资5000万欧元，建设一个全新的工厂，2012年的产能为20亿包。之前纷美的供货商不少是欧美的，德国工厂可以节省原材料的运费。更重要的是，对欧洲客户来说，之前纷美的交货期是按月，以后可以按周算。
“原来从中国进口都买我的，在自己家门口没有理由不买。”毕桦说。在此之前，纷美包装还拿下了让利乐都头大的一个德国客户，进一步巩固了在德国市场的信任度。
第三种文化
纷美在哈雷的工厂被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环绕。4月底，工厂已经开始试生产。这里不仅会有一条铁路经过，而且公交车站也会设在厂区里。这让洪钢感叹“得到了国企的待遇”。
在奠基仪式上，洪钢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德国成为欧洲最成功的国家，也有更多的原因让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里最成功的国家，现在，这两个最成功的国家走到一起了。我们双方一定都有一些值得对方尊敬的东西。”但是，第三种文化“既不应该完全由中国的企业文化做主导，也不应该由德国的企业文化做主导”。
跟洪钢的温和相比，毕桦的方式更直接。他是一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非黑即白”的人。“懒人我们是不要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有德国员工在周末不接电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合法”开除。到目前为止，纷美在德国的工厂开除过工人，也炒过高管。甚至为此被员工告上过法庭，最后被法院判了一两个月的补偿金给员工了事。
而对于被炒鱿鱼的那位高管，毕桦的理由是此人过于人性化。“人性化是有度的，多人性化都没关系，但是不能耽误事儿。耽误事儿同时人性化，那就要问责了。”
在德国员工眼里，毕桦已经树立了一个“讲原则”的形象。在毕桦看来，这种原则的树立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一开始没有打好基础，以后再改就难了。
洪钢说，毕桦是个good bastard（好混蛋）。对于这个称呼，毕桦自己作出了解释。
有一次，毕桦面试一个中国人。在听完要求后，此人感慨颇深。毕桦模仿了下对方的反应：“哥们儿，我听你说的这架式，你这是不给马吃草还让马儿跑啊！”毕桦说你说对了一半，不给马吃草这个对了，但我没让你跑，我让你飞，跑都太慢！
不过有时候，这个看起来严苛得不尽人情的老板也有柔软的一面。曾有员工说要买房，没首付，跟毕桦说能不能提前把几年的工资先支出来。毕桦的第一反应是这哪行？大家如果都支那还不麻烦了？但他马上会提供另一个解决办法，“我个人可以借你”。现在早借钱的已经开始还钱，他又借给新的。
但这种管理风格能否在德国行得通，洪钢表现得有点担心。“因为那个社会是个规矩的社会，德国有两个空间很神圣，一个是8、9月的年假，一个是下班后的私人空间。宏观上讲，这是他们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但微观上讲，你又不得不尊重这种文化传统。”
同为持股者和管理者，洪钢和毕桦很少在一个问题上看法相同，但最后总能达成某种一致。“作为同一个企业两个公平的合伙人，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非常正常，我们有处理分歧的机制和能力。如果你一天到晚把小的事变大了，那就是你自己没本事。我恰恰认为我们俩很互补，越做大，我的观点会越重要，越初期越草根时，他就更对一点儿。”洪钢说。
在对新招聘的德国员工进行培训时，洪钢发现，中国员工的工作习惯是按部就班，但德国员工点子多，更善于思考。用他的话说，就是“德国员工普遍都有知识分子倾向，喜欢思考问题，什么问题他都要讲出个所以然来。中国员工绝对不是这样”。在他看来，这很重要。“世界上任何行业都需要思考，因为创新就在里面。”
对于一个前有猛虎（利乐），后有追兵（模仿者）的行业来说，创新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比如，在产品创新方面，一旦被竞争对手领先，纷美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因为对方会很快用专利将成果保护起来。
让洪钢担心的是，“这是个长距离的游戏，如果利乐的创新速度在加快，而纷美的创新速度跟不上，就会掉队。”由于德国文化和员工素质的差异，洪钢对德国工厂寄予厚望。他认为很可能若干年以后，很多创新会来自于德国，反过来反哺中国。”
纷美在德国的登陆能撼动利乐全球的垄断地位吗？从现阶段情况看，毕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至少，没这么快。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已有三个工厂，但纷美在今年的总产能估计只能达到154亿包。即使利乐价格上涨，由于产能受限，纷美也满足不了更多客户的需求。
但起码，这是个不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