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

以高绩效为核心的竹笋文化
《华为基本法》中充斥着大量以“我们要”为开头的条款。华为后来在市场竞争中所创造的“100:1的人海战术”、“不计成本——不敢花钱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把客户震撼,把合同给我”、“价格进攻——击杀对手”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等市场策略,无不体现了《华为基本法》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假设观,强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我要怎样去求生存、我要怎样干掉竞争对手”。
“过去华为讲奉献,讲床垫文化,讲营销,讲狼文化,讲内部,讲服务文化,所有的这些表现,最后都会找到一个企业文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高绩效文化。”吴春波说。
从企业史上来说,高绩效文化来源于IBM。

1993年,这家超大型企业因为机构臃肿和孤立封闭的企业文化而变得步履蹒跚,亏损高达160亿美元,正面临着被拆分的危险,媒体将其描述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众多职业经理人们都不敢接手,没有人能够有自信教会这头大象跳舞。最终,不懂技术懂管理的郭士纳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
郭士纳后来回忆为什么有胆量接手IBM时说:“高科技企业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流程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郭士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造IBM的流程,着重强化IBM的管理,而不再把目光集中放在经营上。过去IBM的流程是封闭的,郭士纳大胆地将IBM的流程和组织结构以客户导向为原则进行再造。流程的管理带来了IBM文化的变化,郭士纳成功地将老沃森父子创造的IBM家庭文化改造成了高绩效文化。
实际上,不论是华为还是其他国内企业,其早期的成功都得益于这种蓝血绩效文化,即绩效是硬道理,为了绩效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当年的蓝血绩效文化让华为的业绩迅速提升,对当年身无分文的华为年轻创业者来说,也起到了强力的驱动作用。
在华为,文化口号非常多,如“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狭路相逢勇者胜”;“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吴春波说:“每一种文化就好比一个墙角,都有一个墙面,对着的都是高绩效,高绩效能够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给客户带来价值,给企业带来利润,给员工带来好处。”
对于华为研发流程体系的再造,《华为基本法》并没有涉及。但这并不影响华为后来学习IBM通过流程再造来对文化进行重塑——引进IBM的IPD研发模式。华为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建立起这套模型,将整个公司的成本几乎都折算到了各个产品线上,所有的工作都围绕一个核心——高绩效。在2004年华为干部大会上,任正非正式提出注重人均效率的概念。
文化洗脑的新挑战
在华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对员工进行文化洗脑。这也是把华为的理念贯穿到所有员工行为中的保障。尤其是现在,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80后”一代成为员工的主要群体。对于华为来说,如何教育“这帮没有受过严格的职业素养训练,职业化水平偏低,个人价值观非常强的独生子女”,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表示自己在海尔只干两件事情,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牧师。杰克·韦尔奇也表示,企业文化就是洗脑,就是让员工逐渐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企业来管理。《基业长青》里谈到企业文化时也写道:“企业文化是宗教般的虔诚文化。”
但作为一个生产型企业,海尔有流水线拉住人,员工的流动性再大都不至于造成太大问题,而这对于技术型企业的华为来说却很可能是致命的。
目前,华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人才培训体系。新员工入职后,首先要在华为大学进行一个星期的入职培训。为强化华为文化,新员工到华为6点半起来跑操,迟到要扣分,而且还要扣同宿舍员工的分。
“这不是不人道,是培养团队精神,不能让新员工像在大学一样各自为政。否则,华为一年进来1.5万毕业生,如果全是自由散漫的乌合之众,华为原有的文化就要被稀释掉。”吴春波解释说,“文化的作用既可以稀释,也可以强化。如果这个文化是很有强势的文化,谁进来后都这么做,你不这样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