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其人
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
王功权将自己的身份一分为二: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他习惯于多重角色切换,就像从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宴会厅进入一间田园风格的小客房,在一个圈子里,不谈另外一个圈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虚幻的成功涉及快乐和幸福吗?”他反问。当中国商界的成功人士纷纷关注慈善、公益、环保事业的时候,王功权将目光投向公民、公民社会。他逐步认识到:怎么参与公民社会,怎么进行公民教育、公民培训,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王功权绝少出现在香车宝马的名流宴会上,从一个会议地点赶往另一个会议地点的路途上,他选择看书、睡觉或者上微博。他在商务车上,最新阅读的书籍是《民主的细节》和《权力之道》。
这个和蔼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不善交际,言语亲切却不失犀利。他作息规律,近乎苦行僧,每日早晨7点半起床,晚上12点半睡觉,工作时间持续12个小时。他有高尔夫球杆,却几乎没怎么玩过,一个卤肉套餐就是简单的午餐。
有人评价,成功商人的身份,带来更多的资源,相比一般公民,王功权能完成更多的事情。尽管如此,当亲友要求其托关系、走后门时,却总是受到严正拒绝,“我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硬壳背后,他有自己不可战胜的柔软。
1月20日凌晨6时,他在微博写道,“夜起如厕,顺看微博,得知一被拐卖儿童之母,在厦门寻子。有人见其子已被人为致残,曾在厦门某处表演钻铁桶行乞。”他立刻从网上找到这位母亲的电话,“告诉她乞丐部落的黑社会运行管理方式,希望为这个心碎母亲能做点什么”。
王功权常常落泪。一次是在长途火车上,他看到一张照片,照片关于“扫黄打非”成果展示。照片里,十几名中年妇女衣衫不整,捂着脸、蹲在墙角。图释说明,这些妇女卖淫一次在5至15元不等。他哭了,是怎样的窘境让一些应该安享家庭生活的中年女人,从事这样不堪的生计?
他拒绝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无论是遇到端盘子的女服务生、穿制服的保安、戴安全帽的民工,还是地下通道里跪求的乞丐,王功权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寒暄几句。这个穿着高档大衣的中年男人,会不厌其烦地问:你家有几口人?收入怎么样?都种什么作物?家里有孩子上学吗?今年的税费要交多少?偶尔,他还会把露宿桥洞的访民,带到家里过夜。
当然,还有一些和其他商人一样的举动。王功权每年都会资助一些失学的学生,包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和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资金,他还会用在穷困的文化学者,潦倒的诗人、画家身上。
“普通公民只有获得平等的生存权,才能真正成为公民,拥有民主、自由,才能和有权有势的人平起平坐。”王功权说。
他呼吁民众珍惜手中“仅有”的民主权利。“如果我们的民众,非常认真对待,那个从来都没认真对待过的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投票权利,媒体认真监督选举过程中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结果会怎么样呢?”
2009年3月初的一天,王功权参加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备组的一次内部会议。长方形会议桌子的周围,有官员和一些著名股权基金的合伙人在座。一个负责人在向官员汇报协会筹备情况,谈到协会的职能时他说到,“说白了,我们协会就是政府的喉舌,就是政府在前台的……”
王功权“听不下去了”,起身退会。两个人追出来询问,他这样回答:“我认为成立协会应是为了维护成员权益,为会员服务,督导行业自律,推动政府有关这个行业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我接受不了协会做政府喉舌和替政府在前台做什么什么的观点。”
有人曾称王功权为老“愤青”,他微笑着拒绝这一称呼。在他看来,“愤青”是不够理性,情绪激动的。而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也许更适合“愤老”这一称呼,这一词语中包含的情绪是“理性、建设性”的。
北京的冬天依然未曾下雪,2011年初的寒风刮面。在王功权的小办公室里,他屡次提起“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此时,这个中年商人的眼中忽然泛起一丝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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